西风-多伦多

西 风: 多伦多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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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生活)我的老师

(2023-01-22 05:51:33) 下一个

 

我的老师刊于作家导刊。阅读以下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8lkZUExcPptndIDzsHi9Vw

 

我的老师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作者: 西风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有过许多的老师,他们或者在履行自己职责中,或者在不经意的言谈、举止上,都曾影响和普照过我的心灵,当我真正懂得感恩这个词的时候,我过电影一般,去回想和记忆我的老师。如果我是大自然中一颗小草的话,我不得不说,老师是我成长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春雨。

我走过许多的弯路,也曾叹息——生错了时代,其实这正是我还没有找到引进门的老师的悲哀。显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师道正是这个原理。给你鱼杆的人远比给你鱼的人要值得尊敬。花儿绽放出绚丽多姿的美丽,背后有着辛勤园丁的灌溉。蜂蜜甘甜而且养身,那是蜜蜂辛勤劳动的成果,更离不开养蜂人悉心的呵护。孔夫子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三人行必有我师。”他这种领悟和谦虚,奠定了他成为中国教育家的修养。韩愈在《师说》篇中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原来先贤早就告诉了我们从师的理由了。好了,别不多叙,还是让我开始关于我的老师的一些记忆吧。

1受教之初

我8岁以前,没进过学前班。学校生活于我来说,新鲜而有趣。我即将入读的校园,坐落在家属区外一片空旷的场地上。校园距离我家很近。这是个神秘而陌生的禁区。校园里时常欢歌笑语,惹得我总趴在学校大门上观望。学校被一圈红砖圈起来,大门由一根根钢管焊接而成。透过钢管缝隙,我可以窥视到那个陌生的领域。操场很大,上体育课的学生围着圈做游戏。门口坐着一位看门大爷,军大衣披在膀子上,手擎一把被炭火熏得黑黑的大茶缸,绷着脸,看我一眼,知道我不敢进去,没吱声,低头喝下一口浓浓的茶。我开始试探着在门缝之间穿梭,进进出出,双手不离开乌黑的钢管。我向往校园深处的教学楼——那里正传来阵阵的读书和唱歌声。这时一声断喝从 “门神”的喉中冲出——“离远点。”他一边嘿我,一边将茶缸重重的頓在桌子上,并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虽然知道他不会怎么样我,但还是无趣的离开了这个禁区。受教育,应该是享用一种特权。这个特权感不是我那个年龄所能领悟的,而是在成年后,我看电影《武训传》才有所体会。武训行乞一生,历尽耻辱,用行乞的钱办了一所义学。让村子里穷人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义举。如果今天一些人总捣鼓说红色革命倒退了历史,我很反感。因为新中国以前的历史,谁也没有做到全面义务教育。武训历尽人生所有的屈辱,开办了仅仅一所义学校。而1949年以后,我们的政府从根本上实现了全民义务教育,彻底完成了武训梦。我认为我们唱《东方红》乃是由衷之曲。

入学那天,走进学校的大门,我特意把户口本举得高高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嘿我”的 “门神”。这时他已经不坐在门口的椅子上,而是背着手,和蔼的观望着走进校园的学生。

登记报名的班主任,姓刘,戴个眼镜,文质彬彬。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语文和算术都是她教。我排队跟着其他孩子和家长见刘老师。她拉着新学生的手,亲切地问:“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这让我对老师的恐惧感顿消。轮到我时,她登记完,交代说:“明天8点背书包,带文具盒、铅笔、橡皮,记住了?”我点点头,“记住了。”我刚转身,就听见有个同学大哭起来。原来,那个学生还惧生。他的爸爸让他给老师鞠个躬,他不肯,他爸就踹了他一脚。这一幕落在我转身的时候。刘老师赶紧掏出手绢,一边擦那个学生的眼泪,一边对他爸数落道:“不要打孩子么。多乖的男子汉。不哭了。打孩子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件事让我觉得老师比那个学生家长还亲。

第二天,上课铃响了,所有学生赶紧跑向自己的教室。我们教室也蜂拥成一团。刘老师站在教室门口,嚷着:“松开手,不要摔倒。”第二遍铃响完,她开始上课。我说过我没有受过学前班的启蒙,我是自由惯了的,看着书包带子从课桌里耷拉下来,离我脚不远。我就拿脚踩着书包带,低头晃了起来。老师讲什么,我忘记去听。自个儿玩得很开心。忽然,刘老师叫我的名字。她问我:“这个拼音字母怎么念?”

我瞪大眼睛看了一眼四周。低下了头。她说,请你把书包带子放回课桌抽屉,到前边来。我磨蹭着做了。当我走到讲台上,头低得更深了。刘老师让我转身,抬头,我这才体验到,站在高处的讲桌上,竟然能看清下边每一个学生的一举一动。刘老师接着让我跟她读了三遍这个字母 。问我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她就让我回座位。我从此才知道,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能看清楚坐在下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只有站得高,才能洞察秋毫。老师就是那站得比我们高的人。

2寓教于乐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经升入五年级。生活的体验从省城转入县城。我随父母工作变迁,转入礼泉的一所学校。这里不同于都市时间表。早晨6半点到9点半是第一次就读,然后放学吃饭;中午11点到2点又是一段;2点以后的时间全部属于课外。我有大把的时间流浪。这就是我不觉得县城小的原因。因为即使身居省城,我活动的范围也还是八里村一带的家属区。反倒是县城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上县城看电影、遛马路极方便。校园布局也比较松散,校舍是一排排平房,墙用土坯和着麦秆的黄泥垒起来。坐在墙边,尚能感觉到从泥土的墙中透出些许寒潮。我那时的班主任姓段,中等身材,满脸严肃。我记忆中她总坐在教室,而且我们教室里有个土炉子。这是段老师自己花钱请泥工砌的。冬天,她买一些焦碳堆在教室角落的筐子里。上课前,她把炉子生好。炉火把教室烘得暖洋洋。下课了,我们围到炉子旁烤火。一早来的时候,有的学生带来红薯拷在炉子周围。下课后,满教室飘荡着烤红薯的香味,主人把红薯掰开,大家一起尝一点。热热闹闹,平平静静地跨过了最淘气的年龄。这样的受教时代,是一个独特的生活体验,亦成为我成长记忆的一部分。那时的功课也不重,可不像现时代——成年人恨不能把全宇宙的知识都灌输给12岁的儿童。我以为“拔苗助长”的结果必定早夭。

段老师教语文,她课堂上教过我们什么,我大都忘记了,但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她在课外跟我聊电影和小说。她知道我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她问:“渡江侦察记好看吧?”

“好啊。打仗的,解放南京,横渡长江的故事。”

“电影里有一段倒叙的手法运用,你看出来了么?”

“没有啊。一直是顺叙来的。哪里有倒叙?”

“功课白学了不是?倒叙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而是除了把某个部分提前外,其余仍是顺序的方法。想想侦查排长是不是用回忆的方式去反映情报的。这里就用了倒叙的手法。”

“明白了。”我应答着,心里真切的记住了段老师所教给我的。

这个学期快过去了,文革式教育一直浸袭着学校。有一天,段老师课堂上忽然问我们《水浒》是本好书还是坏书?我心想:“谁知道呢?连读都没读过,怎么问起这个来了?”我相信其他同学都和我一样,如果不是老师写在黑板上,并把它读水浒的话,我们一定念成水许的。浒这个字还没有学过。看来段老师没有接着问为什么的意思,我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回答——好书还是坏书就可以了。情况正是这样,好书和坏书的对抗式回答,在课堂上很热闹。吵吵了一阵,我们等待段老师给个答案,段老师看着我们问:“看过这本书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段老师说:“等你们看完这本书再回答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随便回答属于无脑。”这件没有正确答案的课堂片段,教会了我探索和不盲从的心里素质。这得感谢段老师这位出色的老师。她还经常课后告诫我去背诵成语词典。我真就这么做了,这让我日后在作文上受益良多。

3 民办老师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不知不觉告别了段老师的炉火和温馨。我升入初中,带班的班主任也姓段,他是中年男性民办教师,教了多年的初中,却一直没有弄着个公家身份。毕竟大半个身家在乡下,他平日生活节俭。一件自家缝制的黑罩棉袄穿了多年,领子上也似乎有一圈发硬的油垢。扣子不是洋纽扣。黑布做成圆球型,扣起来很费工夫。也许是不太讲究,他时常不扣棉袄的扣子。他的身体颇为健壮,古铜色脸颊透着一圈苹果红。这天,他检查作业,每个学生把作业本翻开。他从第一排看过来,当走到李建柱的旁边,他停下来,问道:“你的呢?”李建柱低头在桌洞里翻了半天,拿出一个没有封皮的作业本。段老师看了几页,呵斥道:“这是哪年的作业?真有脸?”说着,拿本子照着李建柱的脸上扔过去。段老师转过身,不再检查作业。走到讲台,看着我们说:“没有做作业的请自己走到前台。”教室里静悄悄,没有人走出去,“我再说一遍,请自觉站出来。”这时,有两个小个子走出去了。 “还有没有?给你们一分钟.”角落里又添了了几个学生。

“我不相信这就是全部。非要我亲自查出来么?”段老师说完,转身出了教室。没有人知道他干什么去了。说不定叫校长开除呢?同学们真害怕了,没有做作业的趁机全部走到前边,拥挤着站成一堆,大约十几个吧。这时,段老师回来了,那件黑绸缎面的棉袄脱掉了,只剩一件衬衫向外透着热气,段老师杀气腾腾地走进教室。看来这是准备动粗的了。也许应了那句话——“法不责众”。段老师看见前面平添了十几个好面子的学生——男男女女的耸拉着脑袋,他吃了一惊,转了转眼珠,随即“噗”地一声笑了起来,“非要吃苦头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么?” 停顿了片刻,他接着面对着他们说:“我今天不抽你们了。但我要讲几句话。做作业是为了巩固所学的内容,不做也没有十分要紧,如果你确知自己完全用不着做作业,也考不倒。这是好样的天才,我不责罚。可是你们谁轮到了拼平天才的份呢?哼!我要求严格不是我要争先进给校长看。我当了十几年的民办教师,始终没有机会转正,我知道吃亏在考师范的年头——没有学得融会贯通,一步之差,一辈子的遗憾。我想你们学好功课,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自己的前程负责。你们看看李建柱,他还是我的亲戚,我抽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不说这个你们还觉得我对李建柱有成见。好了,题外话说多了。不说了。全部回自己座位去。我要开始今天的课程了。没有做作业的请课后把作业补齐交给我。”

这堂课结束后,我总也忘不掉这些别人不曾经历过的细节。因为它是我上得最生动的一堂课,竟然是个民办老师的课。有一天周末,我逛县城的时候,走过沿街马路的一群摊贩旁边,我看见段老师正卖自家的鸡蛋。好几个知青为了便宜几毛钱,把他袋子里的鸡蛋拿来拿去。我为了段老师面子好看,赶紧绕道走开了。段老师自己生活的境遇实在不堪。我曾听李建柱说过,段老师父母没有劳力了,妻子也常年生病。一大家子全靠他当民办教师的工资。有几年,民办教师的工资打白条。他也骂过几次娘,可吃苦惯了,也就这么扛过去了。

这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从段老师办公室取回学生的作业,准备发给大家。段老师也打点自己的行李,明天就返回几十里外的段家村。看我进来抱作业本。他笑着问道:“你家有捆行李的长绳没有?我的那根草绳断了。”

“我这就回去找找。”

“不急,我明天才离校。有的话,晚上拿来。没有就不用过来了。”

“有的,一定有的。我爸给过我一条军用背带,有三米多长,行么?”

“太好了。就一条铺盖,绑在自行车后边,肯定行。”

晚上,我送过去背带,段老师在教务组开会,门锁着。我把背带缠在门把手上,走了。从此后,我上了高中,就再也没见过段老师。可我总记着这位民办老师与我们交集过的陈年往事。

4 大学老师

时间跨到9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上大学,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改善了。中午一份红烧排骨和猪肉大包吃起来很滋养。不过,下午线性代数课的课堂上,一个个东倒西歪,鼾声四起。刘老师身着西装,鼻梁上架着眼镜,太阳照射在黑板上,反射到眼镜片上,形成两条反射光,那光荡漾在教室四周的墙上。刘老师不像我以前所见识的其他老师那样威严,他不太理会师道尊严,非要学生挺起腰板以示对他课的认真。尽管趴在桌子上睡觉的不在少数,可他像陈景润一样只用心在公式的推算上。看得出来,他对数学的专注是忘我的。这时偏偏有人大大的鼾声竟然有了节奏“呼噜……呼噜——”。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刘老师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他不是撸起袖子去揪耳朵,而是让笑的同学安静,他说:“不要吵醒他,现在他正享受与周公见面的穿越……,说不定中国的弗洛伊德就从此产生了。我的课他有很多机会补回来。第一,课下可以看书自学;第二,每周五晚上的答疑时间,他还可以询问;第三,即使考试时证明他没有学明白,那也没有完全失掉机会。我考试过后,会再次单独讲给他听,一直到完全明白,把考题再做一遍,做正确了,好的。我让他通过。但会见周公,十分难得。不要吵醒他。”刘老师有教养还很幽默。我们忍不住又大笑起来,笑,不仅是刘老师刚才讲得那么幽默,有意思的是他百分之百的一脸严肃。梦游周公的同学伸展了一下胳膊,被周公打发回来了。长长的打了一个哈欠。他醒过来后,懒懒地抬头看一眼黑板,似乎从庄周化蝶的意境面对这个世界还不适应,摸了摸压出红印的脸颊,在一片哈哈大笑中,这个学生认识到他完成穿越,重新返航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刘老师再次制止我们挪揄的笑,走近这个学生,对他说:“我们打搅了你的穿越。现在安全的回来了就好。请用心听我讲课……。”

这是我所能记忆的一位奇异的老师,他因为不同寻常,我总能回想起来。有人说刘老师文革走白专道路被下放过,但他从不对此抱怨。他的学生辅导员告诉我,“这是一种为人师表的胸襟和修为——刘老师具备这样的品行。”

5 寻找老师

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没有任何体制再给我分配老师了,可我觉得还没有长大,我的知识我的学问似乎总觉得不够。社会这个大熔炉锻造和滋生着各种门类的精英。当我还在为要成为什么人摇摆的时候——这注定需要自己寻找答案。我以为寻找就是长翅膀的阶段,有了翅膀,老师会让你飞得更高。只有选择性的读书——读写得好的人的书,挑选让自己受益的书本,这些正能量的作者就是我的老师——无关乎性别和年龄。当找到这样的老师而从中受益的话,他们就是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老师。

我写作多年,写写停停,因为不愿意迎接困难和挑战。在生活的压力面前,在文学式微的现代生活中,我几度想逃离。但是我的老师李彦挽救了我的思想沉沦,她给我讲给了讲一段“鹦鹉救火”的故事鼓励我。她说凤凰山上居住着一只鹦鹉和其它各样的生物,大家欢乐地享受着山林里的阳光和绿叶,溪流和歌唱。有一天,山林里起火了,各种飞禽走兽都逃出凤凰山。只有这只鹦鹉不断地飞到湖泊里,溅湿自己的羽毛,然后又飞回山上,抖落掉羽毛上的水,进行救火努力。一些动物毫不客气的对鹦鹉说以你这微薄的力量,怎么救得了凤凰山上的火灾。鹦鹉告诉它们凤凰山是我赖以生存的居积地,今天不幸发生火灾,我不救火还指望谁救它?我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我为它尽力所能及的一份努力。只要我还能飞,我就不停止救火。其它动物被说的无言以对。天神也听见了鹦鹉的话,它被鹦鹉的执着感动,立即降下大雨,扑灭了凤凰山的大火。这时,所有的动物又都回到凤凰山生活了。李老师最后劝诫我说:文学事业需要‘鹦鹉救火’一般的责任和精神。”今天我仍坚持在写作道路上跋涉,也是因为李老师那根高悬头顶的教鞭在鞭策我,我必须不停地走下去。

 

写于2017年3月多伦多。

刊于《作家导刊》慢生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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