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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半,看美国之音网上问卷:中国当局在微博微信领域重手关卡压,你想说:
◎为我党政权必须如此,要吸取苏联教训,顶住舆论压力,寸步不退 5.3%
◎没办法,中国之内,网上网下,莫非党土。在美国你总能找到party(聚会),在中国Party(党)总能找到 19.4%
◎当局要是能在治理环境、食品安全和社会治安上这么有效率就好了 24.8%
◎这是逼大家翻墙,把网民推向推特等境外网站 50.4%
投票总数: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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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群
香港政改——特首选举展开讨论是个好兆头
2017年香港政改——特首选举(是否包括立法会议员选举,尚不得而知)要改变自成立特区以来的呆板的选举办法,实行多党派、多候选人的竞争选举。
看来,香港是要真正实行国人翘首以待的民主政治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事关香港一把手的选举,引起香港各界人士关注,议论横生,岐见明显,不奇怪,是好事。
我认为,对竞争选举特首,有七嘴八舌的议论,说明香港人有公民的政治热情。这种议论那怕是意见相左的唇枪舌剑,也只会开发民智、引起思考,肯定会进一步完善特首的竞争选举事宜。因而,对这种政改咨询、讨论要正面鼓励,大胆支持。如果大家沉默寡言,不评头论足,对特首竞争选举这件大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不要怕议论,更不要怕反对声音!
议论是自由,也是民主权力,不是造反,香港的天下仍是香港人的天下。因而,我劝诸君的政治神经不应该太过敏。
既然是政改讨论、政治咨询,就不要设禁区。要让人讲话,甚至于不太好听的出格的也可以讲,直抒己见。让人讲话,天埸不下来。
对泛民主派在香港特首竞争选举的大讨论中的歧见和反对声音,千万不要神经紧张兮兮。总体上看,香港的泛民主派是自由民主要多一点的自由民主派,不是港独派。
我认为,大家的议论无非是自由民主多一点还是自由民主少一点,警惕幕后干扰。这种主张当然正确。既然是竞争选举特首,自由选举、尊重民意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自由选举、尊重民意,不能没有条条框框,不能没有程序、制度。自由选举,严格地说是程序性、制度性选举,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打出手的无序的强者为王的加冕礼。因而,在特首竞争选举开始之前,自由的民主的议论选举的条条框框,在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是必要的。磨刀不误砍柴功。
我赞成香港特首竞争选举要按香港基本法的大原则进行。至于特首的提名,公民是否有提名权,应该允许讨论。
爱国爱港也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原则。
当然,说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但我认为,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在香港第一次特首竞争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突出强调爱国爱港有特殊的重大意义。平心而论,英国文化浸染香港百年,那些说英语、喝牛奶长大的中国人对英国有思恋之情,也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有英国情结是个感情问题,不是政治反动问题,更不能动辄斥之为“英国佬”或卖国贼。
我反对台独,更反对藏独、疆独。现在,港独虽然没有明显主张,但要提高警惕。高扬爱国爱港旗帜是有识、明智之举。因此,将陈水扁式的肆无忌惮地鼓吹或追求香港独立的人拒之香港特首竞争选举的门外,是理所当然的。
看到香港的特首竞争选举之前的大讨论,我感慨系之的地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正式启动之前,何时也有一场朝野共举、上下联动的政改大讨论?我期盼着。
(3月16日)
张超群
泛民主派议员提出香港立法会议员到上海参观时要与中央官员面对面地讨论政改的要求合理合法,不是捣乱
看近段新闻报道,中央准备组织香港全体立法会议员到上海参观。在大家都说好的一片赞扬声中,有泛民主派议员则提出到上海参观时,要安排与中央官员面对面地讨论香港正在议论纷纷的政改即2017年特首竞争选举的问题。
对于这个突兀的问题,应该说不是泛民主派别出心裁,不是向中央提什么苛刻条件,更无捣乱之嫌。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的表态都积极、正面,同意向上反映这个要求。看昨天的新闻,中央已经决定将派出官员与香港立法会议员讨论政改问题。
借到上海参观一事,泛民主派议员提出要与中央官员讨论香港政改的问题,提出者心平气和,且理由充足;香港的主事者也是心平气和,没有评头论足,更没有压制;北京的官员更是心平气和,没有传出任何不好听的话,且在于无声中传来了中央将派主事的官员与香港立法会议员讨论香港政改问题的好消息。
可见,中央高层在对待香港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在对待立法会议员的自由民主权力的问题上,可谓高瞻远瞩,肚量如海,手段灵活机动,从而巧妙地避免了矛盾、对抗。顺其自然、顺势而为,中央显示出来的是大气魄、大手笔。
作为一国两制之地的香港,是个有别于新疆、西藏等自治区的高度自治地方;它的立法会议员是香港人选举的,议员的言行对香港人负责,受基本法制约。因此,作为高度自治地方的议员,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可以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反映自己的诉求,这是尊重中央,不是与中央唱对台戏,更不是对抗。
对中央提出的意见或政策,在力求贯彻的同时,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或看法,这体现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将这种发表个人不同意见的行为,视为不服从甚至是对抗中央,这是由来已久的一种颠倒是非、扼杀言论自由的误判。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民族、国家、党、政府、领袖的问题上,往往没有正确区别对待,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是揉在一起,统一多于区别。实际上,有民族认同,不一定有国家认同。比如说,大陆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多些,而台湾人则拥护中华民国的人要多一些。又比如,爱这个党,不一定爱这个党组成的政府,爱这个政府不一定爱政府里的某个领袖。可见,党、政府、领袖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也不一定完全一致。比如,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与台湾现在的国民党的份量或蒋介石与蒋经国、马英九等领导人的份量,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大有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清楚或精彩表述,是曾经作为囚徒的陈独秀在国民党审判时即席发表的自我辩护词。伟哉——陈独秀!
总之,谢谢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敢于大胆地提出在上海参观时要与中央官员面对面地讨论香港政改的意见,为正确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开了一个好头。
(3月18日)
张超群
台湾的民主反对怎么成了造反?
在3月13日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赞赏台湾的民主是民主转型国家或地方的样板。话音刚落,就传来了台北大学生强行冲进台湾立法会的会场,至今天22日已经占领第5天。
占据立法会会场的学生扬言我们是议员,让我们来审查服贸协定,并发出最后通牒要马英九总统亲自到场向学生认错并收回服贸协定;马当然不会到场去接受围攻,马召见副总统、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商量解套之道,王金平以不合法律程序而拒绝参加;民进党一边倒支持,并声称要发动全台湾学生和民众封堵全台湾各县市国民党党部和台北的有关政府部门。
台湾立法会僵局起因是讨论通过台湾与大陆签订的服贸协定。这个协定,因民进党持不同见解,已在立法会躺了大半年了,大陆着急,马英九恼火。马英九以党主席的身份发出指令,要求立法会务必在春天这个会期通过。且不说服贸协定正式批准生效后对台湾的服务贸易业会带来多少冲击,作为民主政治生态的台湾,在野党有反对的权利,立法会和院长王金平有独立自主审议的权力。开会之前,与院长、在野党缺乏沟通的马英九放出狠话,当然惹火了反对派,也弄得本党的院长左右为难。
总体上看,服贸协定在台湾立法院闯关的尴尬,似乎马英九是导火线。
严格地说对服贸协定的来龙去脉,我的确说不太清楚,因而谁是谁非,我也不能做准确判断。我相信台湾的政治家们有智慧化解僵局,寻找多赢的途径。
但是,对学生强行闯关占据立法会会场,民进党不劝解并怂恿这种不法行为,甚至发出围堵全台湾国民党党部,这是民主吗?这种让政府机关开不成会、办不成公,让自己不赞成的党派开不了门,也是民主反对吗?宪法给了这个权力没有?法律给了这个权力没有?宪法给了公民反对的自由,给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没有给公民占据政府机关、封堵其他党派的自由。
我主张在两派紧张对立状态,要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劝说学生撤出立法会,但事后一定要批评这种不法行为,对策划或主持者要适当地进行法律惩处,防止类似问题重犯。
开会就一窝蜂地喊口号、举标语横幅、占领主席台,甚至打成一团,让会议流产,这简直是议会民主的践踏。台湾立法会上演这样的民主闹剧,不止一次,令人惊讶、耻笑。这次讨论服贸协议又更上一层楼,发动学生强行占领议会会场,且有漫延之势。看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使我的脑海里又浮现文化大革命造反的一幕,很可怕。
自由民主反对,不是造反!自由民主反对,要合理也要合法,要有程序。平心而论,民进党执政,也不喜欢国民党这样闹。说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2007年施明德先生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规矩有序的干净利索的百万人倒扁运动。那次倒扁运动,堪称自由民主反对运动史上一篇不朽之作。名垂青史的施明德,圣人啊!
民主的乱象,不仅台湾存在,而且在香港有议员发言没完没了,进行所谓“拉布”;在泰国除了冗长的集会游行,还有占据投票站,让选民无法投票;乌克兰的马拉松式的游行集会,更是闹出了大乱子,最后逼迫总统逃之夭夭,使风景如画的克里米亚半岛迅速脱乌入俄,让俄国与欧盟、美国的对立由幕后走到了前台。
民主转型是艰难的。制定明确严格的自由民主游戏规则,实行有序的自由和有序的民主,严惩破坏法律规定的自由民主游戏,是民主转型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环节。
(3月22日)入
张超群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彻底地反为腐败,是政改的大目标
习近平上台不久,在表达改革和反腐败的决心时,曾高瞻远瞩、言简意赅地说,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习李新政以来,中华大地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如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时有传闻,薄熙来公开受审,高档烟酒降价滞销,宾馆宴请偃旗息鼓,公车私用现象有所收敛,特别是今年有权力的官员们可以说过了一个请客送礼少之又少的清洁平安年。
总而言之,习李上台时间不长,新政频传,举措不断,老百姓一片叫好声。
应该说,习李是有新思维、新打算的领导人,有敢抓、敢管的气魄,有干实事、见实效的作风。老百姓遇到这样的人领路,是一种福气。
我完全拥护习李新政,对他们的先从小处着手、扫清外围开始的工作策略,也深表赞成。但我担心的是习李新政如果长此以往,会造成世人关注的政改仍然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蹈前任旧辙。
我说这种话是有根据的。中国的政改,曾几何时,邓小平信誓旦旦、放出狠话、组织机构,结果虎头蛇尾,他老人家将中国改革定格在只有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的局面而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我们的党。中国的政改,我曾经寄希望于江朱,结果又是竹篮打水;又寄希望于胡温,结果还是水中捞月。因为有这些教训,所以,我对习李新政最后会不会走向前面几届领导人大胆说不敢碰政治体制改革的老路,仍然抱观望态度。
总之,中国的改革,不仅要有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有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更要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简而言之,就是有一套不因领导人的变动、好恶而改变的公民自由民主权利、官员竞争选举、公民投票授权、国家权力机关分权限权监权等等的政治安排和法律性制度。这样,就将桀骜不驯的权力真正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比如,官员财产公布,由人大制定制度,由上而下,先从中央主要官员开始。如此一来,谁敢不动?如果官员由上级任命制改为竞争选举制,长久以来的世人痛恶的买官卖官现象就会大幅度地减少。
中国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其他三项改革,一是改不好,二是改了也难以落实,三是改革新政有可能又被传统的僵化的变了味的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
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四项改革,政治为重。
但愿我对习李新政的担心是杞人忧天。 (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