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来信－参军去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可我一直记得是25日解放的。原因是苏州河以北的国民党军晚了两天投降，我们24日中午得到通知：上海解放了，要我们晚上到各大学集中。我们是在交通大学，与大学生们一起写标语，学唱欢庆解放的歌曲等。忙了大半夜，只睡了一、两个小时，25日一早就上街贴标语、唱歌、扭秧歌舞等宣传党的政策，欢呼解放，安定人心等。

热热闹闹的过了几天，我们又回到学校，此时上海学联号召参军，上海解放日报登载了三野军大招生的消息，我们就去报名。报名时我改了名字，叫丁示，我原名丁发祥，改名原因主要是我们几个人，他们都是单名，我也觉得丁发祥不好听，改名叫丁示，是我自己查了字典后定的，示指示，告示，含义是告知大家，唤醒民众的意思。

报名后经过考试，体检。元月十五日左右，解放日报上公布了录取人员名单，并公布了报到地点和时间。我录取了。正当我要离家去报到时，因母亲特别喜欢我，又是独子，当时就又哭又闹，甚至说话语无伦次，好像精神都失常了。吓得我不敢走，失去了一次参加革命的机会。我们一起的几个人都走了，就我留在了上海，当时在学校工作的一个青年团工作人员，动员我留在学校，协助做团的的工作，而我那时的心不在上海，总想要参军。拖了两个多月，看到母亲精神恢复正常后，记得很清楚，是49年9月3日晚8点左右，在家里偷了一点路费，离家出走，当晚在一个同学家里，他们要我带一些衣服给他们在军大的女儿。第二天一早，在苏州河乘小船到常熟，军大驻地。然而经苏州到苏北滁县找兰天（解放前即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帮助参军。但没有想到在苏州火车站，见到了我的父亲，原来我离家后，父母四处找我，最后在我一个同学处知道我要经过苏州，父亲就拿了我的一些衣服追到苏州，但这次父亲没有要我回上海，把衣服给我后，叮咛了几句，送我上火车（更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

在滁县兰天处住了几天，开了介绍信，我又到南京准备找三野军大，但又不知到在哪里，正无处走时，碰到了同在上海地下活动时，认识的一个同志（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他说西南服务团也要人，快行军了，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只要参加革命，哪里都一样，这样他就领我到西南服务团驻地（南京原国民党财政局）。当时团的领导看了我的介绍信，问了几句话，看我态度很坚决，就把我留下了。时间是49年9月11日，这又没有想到：这次我偷偷离家参军，赶上了晚年享受离休待遇，如果晚20天，晚年的生活就要困难一些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是在49年6月份，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由老区干部和沪、浙、苏、皖等地区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成，共计一万七千人，任务是为解放大西南而准备的一支干部队伍，做到野战部队打到哪里，就接管到哪里，野战部队解放一座县城，就接管一座县城，并进行建政，征粮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

由于我参加时间较晚，政治学习基本结束，转入了学习接管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以及学习打背包、捆绑腿等行军的准备工作。20天后在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鞭炮声中，我们开始向西南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