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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早上醒来被告知,明天下午才有到匹兹堡的飞机。这天无事,就在纽约市区闲逛。现在想想那时一定很好笑,领事馆在四十二街,不是什么好地方,而我穿着教育部帮着做的西服,好象还是尼子面料,也不买东西。经过一家咖啡馆时,几个可能是墨西哥人的青年男女,不知说什么,其中一男的又比又划地对我喊到:你能不能给这位小姐买杯咖啡(Can you buy a coffee for this lady)?我基本听懂了,但不知怎么办,想想后没理他,有点尴尬地走了。
那时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干什么事都听使馆的。第二天,上车去飞机场前,我见负责的人不跟我们一起走,就问他:司机知道去Us Air怎么走吗?他用训斥的口气说道,你以为司机是吃干饭的吗?!一下子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了,一直我都对这事耿耿于怀。后来司机还真忘记停车了,把我停在另一航空公司门口,他告诉我怎么走后,连着说了几个对不起,接着送其它人。我拉着行李,一边小跑一边问,勉强跑到,差点就误了飞机。
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最先遇上的男生有梁和白两位,是他们帮我找的房。条件自然是很差的,还记得梁对我说,他刚到时,一进门就想哭。这世界有时很小,最先遇上的女生原来是在广洲外语学院和我一起培训过的。不仅如此,因为她个子小,在"广外"我还帮她拎过热水。有了这样三位朋友,心里踏实了一点。
数学和统计系有几位访问学者,都很热心。星期五,也是十月一日,去系里见了我的导师P.R. Krishnaia教授,也是印度人,算是报道了。虽然我九月一天都没上班,十月底,系里给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拿到了一千多美元。记得第一次收到家里的信,他们就说那么多钱,怎么用得完?换成人民币,差不多能有他们那时一生的工资加起来那么多!
后来应外国学生办事处的邀请,我也去了不少当地的中学给他们讲中国,我告诉他们,我在中国当工人时,开始的工资是每月二十人民币,半年后从熟练工转成技术工,工资四十。他们也很惊奇:觉得这么点钱怎么活?我那时在武汉军区后勤部物资供应站工作,一听就是好单位。住站里的单身宿舍,穿发的工作服,看病不要钱。工资除了买点肥皂,牙膏外,基本都买了饭票。但吃菜约四分钱,豆腐八分钱,肉可能要两角多是不能常吃的奢侈品。第一次工资的四分之一买了一个盾牌的乒乓球拍,年底凭票六十元买了一块钻石牌上海手表。玩的就更好了,下班后有乒乓球,篮球,也可打牌下棋,站里还常有电影,当然放什么你看什么。每周末有班车送回家,过年站里还分鱼分水果加餐等,是不是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