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从阿罗本到郭实猎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主后431年，一个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击为散播异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一地愈来愈多人信仰他所传扬的教义，他的信众通称为涅斯多留派, 而且逐渐向东扩展。到了主后635年，属于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大阿罗本（A-lo-pen）抵达中国，来到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学习基督教义，容许甚至下令让它在国内传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在华流传超过二百年。景教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国人称之为寺庙，传教士的影响多在教堂之内，并不深入民间。
主后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对寺庙和庄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影响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牵连。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信徒大大减少。到了987年，一位从中国返抵欧洲的传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帝国之中，再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
十三世纪时，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后，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于北京设立了大主教。
与此同时，马可勃罗（Marco Polo）也数访中国。首先是马可勃罗的叔叔从忽必烈处带回一度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派遣博学之传教士赴华，「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们真实得多。」
二十年来，这要求仍未受重视，其后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华之举。大约翰约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继承人帕木儿（Timur）热情款待。皇帝自己并未归入基督教，据说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约翰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过六千名信徒受洗。为此教皇卡里门五世（Clement V）封他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长达两个世纪的低沉时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许多传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传教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1600年，利玛窦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称赞。利玛窦在北京十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二千人的教会，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守则及其它的基督教书籍。
利玛窦跟后来许多的传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面对着一些难题：如何用中文辞汇解释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减少它的异域特性——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经过许多学习和思考，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有关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可继续遵行。他相信中国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废弃的指标。
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Bell），他在1622年抵达北京。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嫔和她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绩。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及哪些中国礼俗可被教会接纳等争论性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后来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恶化，产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毁坏。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只有少数勇敢的传教士仍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
戴德生的父亲应该常常提到第一位到华传教的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他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他成为一位中国语文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中一件最大的礼物」。
马礼逊在广州工作二十五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国土地。马礼逊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福音。1814年，他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愈来愈多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其中一位后来更受按为牧师，在华人当中传教。
然而，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戴德生当时只有两岁），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负责印刷的麦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装束在内地旅行，并分发福音小册；卫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著述《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的历史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使一般中国人稍减对传教土的歧视。
在戴德生的青年时期，已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道会差派到中国传教的郭实猎（Gutzlaff），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郭实猎的书籍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他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对于商人、海员及政客皆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郭实措有一个想法，就是训练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十八个省份传教。 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
可惜郭实猎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的人几乎全是骗子及吸食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报的，所呈递的受洗信徒名单也多是捏造的。当郭实措获悉这一切，他极之灰心失望；他虽然竭力重组一切，但新工作还未开始，他就郁郁而终了。
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广州外，外国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祈祷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的大门打开的，却是西方列强加予中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而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敌视。
1842年，鸦片战争终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当然和商人一样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传教土都讨厌战争，但他们相信神借此打开了中国的福音大门。然而后来基督教常为人诟病者，亦是由于它随着坚船利炮而进入中国。
南京条约使英国的基督徒察觉到一个新时机已然来临，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去，在条约口岸和租界里学习中文，甚至兴建房子、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和建立教堂。由于郭实猎的事迹和异象，以及涌现各种新机会，英国的商人筹办了一份鼓励海外传教的刊物，称为《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从其于1850年3月创刊开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订阅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发现在伦敦有一个由不同宗派人士组成，名叫中国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 ）的组织，也在计划征召到中国去的传道人，和现存的差会加强合作，要把救恩传到未闻福音的中国内陆各个省份。
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George Pearse）,要求协会提供资料，使他可以把协会及它向中国传道的工作介绍开去。
他又听闻班土尼镇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本麦都思著的《中国的现在与将来》（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决定尝试借来阅读。
「你要借这本书，当然不成问题，」牧师说：「但请问所为何由？」
戴德生回答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了到中国传道」
「那么你计划怎样到中国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象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供应的主 。」
牧师把手轻轻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说：「啊，孩子，当你稍为长大一点，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这种想法在基督还在地上时是很好的，但现在可不同了。」
许多年之后，戴德生回忆当年旧事，说道：「我现在已经长大多了，但并没有变得聪明一点。我只是愈来愈相信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对初期使传所作的保证，那么这些指示和保证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
麦都恩的书着重医疗传道的价值，所以戴德生决定集中于医学研究，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他也开始多作户外运动，又舍弃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训练自己，准备迎接前面艰难的日子。
他开始用心地学习中文。这当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传教士曾经说过，这需要「铁打的身体、铜造的肺、橡木的头、钢的双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玛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头没有中文的文法书和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话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约翰一起学习。他们首先在英文本里找到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来处不同的经文，若内中有一个词语是与第一节里的相同，他们便翻开中文圣经找寻第一节经文的所在，又找另一节有词语的经文；换句话说，他们是从英文词汇着手，学习中文词汇。他们把这些字汇及其意义写在纸条上，又从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词语，以作参考。并且把这些中文字汇用笔写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铅笔记下，直至肯定后，才用钢笔写下来。
这样，他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时起床用功。他写信给戴贺美说：「如果我真要到中国去，我必须学习。我既然决定要去，现在只有努力作好准备。我打算温习拉丁文，学习希腊文和基本的希伯来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识，请多为我祷告。」
1849年圣诞，戴贺美返家度假，但她并非独自一人，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少女，名字叫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办学校中的一位教师。韦玛莉的出现使戴德生很高兴。虽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乐和弹琴。但听韦玛莉的弹奏和独唱，真有如沐春风、如在天国之感！她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对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韦玛莉时常到山顶骑马。在假期还未结束之前，戴德生感觉自己已沐浴在爱河中。就目前来看，戴德生并未有顾虑到韦玛莉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浓厚。
对于戴德生来说，1850年是困扰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但怎样才可知道韦玛莉是否应该同行呢？与她分离却又是何等痛苦难受！戴贺美的建议是，如果他要带韦玛莉同往，最好是由一个庞大的差会差派出去。
「对是对的」，戴德生说「但哪一个差会适合呢？」
卫斯理会在中国没有宣教站。英国圣公会有一两个分会，但他又不属于圣公会的；浸信会及其他一些独立教会也有差派传教士到中国去，但他的观点和他们并不一样。至于中国协会，则经济拮据。
「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爱她吗？」戴德生写信问戴贺美。「或者，你认为她关心我吗？请坦白告诉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不知道读过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后一次读时，心中更夹杂了希望和恐惧，但我决定交托给主！」
在父亲的药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药方面的专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觉得要成为医生的助手，他更要在医学知识上求进步。
他继续和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通信，协会也慎重考虑派遣戴德生到中国的可行性。皮尔士认为协会可以先送戴德生到伦敦医院接受医学训练，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
戴德生不能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他没有能力负担在伦敦的生活费。就在这时，荷尔（Hull）一位忙碌的医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个助手，戴德生就这样到了荷尔。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主后431年，一个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击为散播异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一地愈来愈多人信仰他所传扬的教义，他的信众通称为涅斯多留派, 而且逐渐向东扩展。到了主后635年，属于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大阿罗本（A-lo-pen）抵达中国，来到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学习基督教义，容许甚至下令让它在国内传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在华流传超过二百年。景教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国人称之为寺庙，传教士的影响多在教堂之内，并不深入民间。
主后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对寺庙和庄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影响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牵连。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信徒大大减少。到了987年，一位从中国返抵欧洲的传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帝国之中，再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
十三世纪时，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后，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于北京设立了大主教。
与此同时，马可勃罗（Marco Polo）也数访中国。首先是马可勃罗的叔叔从忽必烈处带回一度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派遣博学之传教士赴华，「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们真实得多。」
二十年来，这要求仍未受重视，其后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华之举。大约翰约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继承人帕木儿（Timur）热情款待。皇帝自己并未归入基督教，据说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约翰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过六千名信徒受洗。为此教皇卡里门五世（Clement V）封他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长达两个世纪的低沉时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许多传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传教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1600年，利玛窦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称赞。利玛窦在北京十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二千人的教会，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守则及其它的基督教书籍。
利玛窦跟后来许多的传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面对着一些难题：如何用中文辞汇解释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减少它的异域特性——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经过许多学习和思考，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有关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可继续遵行。他相信中国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废弃的指标。
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Bell），他在1622年抵达北京。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嫔和她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绩。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及哪些中国礼俗可被教会接纳等争论性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后来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恶化，产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毁坏。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只有少数勇敢的传教士仍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
戴德生的父亲应该常常提到第一位到华传教的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他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他成为一位中国语文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中一件最大的礼物」。
马礼逊在广州工作二十五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国土地。马礼逊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福音。1814年，他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愈来愈多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其中一位后来更受按为牧师，在华人当中传教。
然而，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戴德生当时只有两岁），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负责印刷的麦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装束在内地旅行，并分发福音小册；卫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著述《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的历史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使一般中国人稍减对传教土的歧视。
在戴德生的青年时期，已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道会差派到中国传教的郭实猎（Gutzlaff），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郭实猎的书籍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他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对于商人、海员及政客皆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郭实措有一个想法，就是训练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十八个省份传教。 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
可惜郭实猎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的人几乎全是骗子及吸食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报的，所呈递的受洗信徒名单也多是捏造的。当郭实措获悉这一切，他极之灰心失望；他虽然竭力重组一切，但新工作还未开始，他就郁郁而终了。
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广州外，外国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祈祷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的大门打开的，却是西方列强加予中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而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敌视。
1842年，鸦片战争终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当然和商人一样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传教土都讨厌战争，但他们相信神借此打开了中国的福音大门。然而后来基督教常为人诟病者，亦是由于它随着坚船利炮而进入中国。
南京条约使英国的基督徒察觉到一个新时机已然来临，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去，在条约口岸和租界里学习中文，甚至兴建房子、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和建立教堂。由于郭实猎的事迹和异象，以及涌现各种新机会，英国的商人筹办了一份鼓励海外传教的刊物，称为《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从其于1850年3月创刊开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订阅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发现在伦敦有一个由不同宗派人士组成，名叫中国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 ）的组织，也在计划征召到中国去的传道人，和现存的差会加强合作，要把救恩传到未闻福音的中国内陆各个省份。
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George Pearse）,要求协会提供资料，使他可以把协会及它向中国传道的工作介绍开去。
他又听闻班土尼镇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本麦都思著的《中国的现在与将来》（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决定尝试借来阅读。
「你要借这本书，当然不成问题，」牧师说：「但请问所为何由？」
戴德生回答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了到中国传道」
「那么你计划怎样到中国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象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供应的主 。」
牧师把手轻轻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说：「啊，孩子，当你稍为长大一点，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这种想法在基督还在地上时是很好的，但现在可不同了。」
许多年之后，戴德生回忆当年旧事，说道：「我现在已经长大多了，但并没有变得聪明一点。我只是愈来愈相信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对初期使传所作的保证，那么这些指示和保证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
麦都恩的书着重医疗传道的价值，所以戴德生决定集中于医学研究，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他也开始多作户外运动，又舍弃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训练自己，准备迎接前面艰难的日子。
他开始用心地学习中文。这当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传教士曾经说过，这需要「铁打的身体、铜造的肺、橡木的头、钢的双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玛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头没有中文的文法书和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话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约翰一起学习。他们首先在英文本里找到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来处不同的经文，若内中有一个词语是与第一节里的相同，他们便翻开中文圣经找寻第一节经文的所在，又找另一节有词语的经文；换句话说，他们是从英文词汇着手，学习中文词汇。他们把这些字汇及其意义写在纸条上，又从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词语，以作参考。并且把这些中文字汇用笔写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铅笔记下，直至肯定后，才用钢笔写下来。
这样，他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时起床用功。他写信给戴贺美说：「如果我真要到中国去，我必须学习。我既然决定要去，现在只有努力作好准备。我打算温习拉丁文，学习希腊文和基本的希伯来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识，请多为我祷告。」
1849年圣诞，戴贺美返家度假，但她并非独自一人，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少女，名字叫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办学校中的一位教师。韦玛莉的出现使戴德生很高兴。虽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乐和弹琴。但听韦玛莉的弹奏和独唱，真有如沐春风、如在天国之感！她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对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韦玛莉时常到山顶骑马。在假期还未结束之前，戴德生感觉自己已沐浴在爱河中。就目前来看，戴德生并未有顾虑到韦玛莉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浓厚。
对于戴德生来说，1850年是困扰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但怎样才可知道韦玛莉是否应该同行呢？与她分离却又是何等痛苦难受！戴贺美的建议是，如果他要带韦玛莉同往，最好是由一个庞大的差会差派出去。
「对是对的」，戴德生说「但哪一个差会适合呢？」
卫斯理会在中国没有宣教站。英国圣公会有一两个分会，但他又不属于圣公会的；浸信会及其他一些独立教会也有差派传教士到中国去，但他的观点和他们并不一样。至于中国协会，则经济拮据。
「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爱她吗？」戴德生写信问戴贺美。「或者，你认为她关心我吗？请坦白告诉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不知道读过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后一次读时，心中更夹杂了希望和恐惧，但我决定交托给主！」
在父亲的药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药方面的专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觉得要成为医生的助手，他更要在医学知识上求进步。
他继续和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通信，协会也慎重考虑派遣戴德生到中国的可行性。皮尔士认为协会可以先送戴德生到伦敦医院接受医学训练，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
戴德生不能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他没有能力负担在伦敦的生活费。就在这时，荷尔（Hull）一位忙碌的医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个助手，戴德生就这样到了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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