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色彩观

(转载自《美术观察》杂志)

　　冬日闹市，不必看路人长相，只从衣饰颜色就能极易分辨出谁是国人，谁是“老外”。着装色彩的选择可以窥探出民族性格，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深入研究者能从中西比较领域找出种种答案，腼腆含蓄说、理学桎梏说、民间俗成说等等，都成了国人颜色态度暧昧而不明快的经典诠解。这些理论面对着千年华夏，共同的潜台词是人们仍在遭受粗鄙的封建色彩的戕害。

　　可即便古时，也绝非人人粗布黑衣。各个朝代的颜色好尚有变化，也大不相同。从《考工记》的“五色”到《红楼梦》的斑斓多姿，事实上中国旧日里颜色繁多且极尽精妙。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一定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各自完整的色彩演进规制：二元相对上能分出帝王、平民，礼教、俗世，汉族、外夷等色彩系统；文化协同角度又有儒家、道教、释门等多者共存、互渗的色彩思维。以至于有清一代，或皇室宗亲，或巷陌百姓，色彩运用之丰富均已达到空前的境界。

　　“五四”后，中国新的文化在否定中建立，一如历代的更迭。从史料看，“民国”尽管存在华夏一统的理想，但并没有明确的色彩态度。皇帝既被推翻了，传统“五色”系列也须藐视、摒弃，那时用色几乎到了毫无禁忌的地步。这或许是民主、自由的一种表现，然而遗留至今的所得便是人们对古代一片惨淡的理解“惯性”。除了零星文字、图片外，现在只有通过苍白的言语领略先祖彩色的烂漫了。

　　以“黄”为例。封建中国，明黄是“五色”体系里最常见彩料。与土地、中央等泛化了的社会含义密切关联，进而也成了封建王权的某种稳定象征。尽管每个朝代都会从宿命论角度推出各自的主体颜色，但“黄”的地位却从无动摇。即使帝后不好，也不致令其在色彩领域消失。黄在大千世界里也可谓无处不有，上层贵族指挥着工匠根据明暗、冷暖、纯度、面积等的变幻出多种效果，那么百姓自然也尽情附会。更进一步，似乎在文明史中，没有哪个时期明确地禁止过“黄”的普遍出现。尽管像黄帝那般的神人、贵人出场时得着黄衣、黄帽，但黎民百姓也可以，只是程度略有差异。也就是说，“五色”体系的出现尽管在礼法映射下备极森严，但平头布衣们那儿也有相对宽松的处理方法。如此想来，颜色运用算得上一个以二元对立为先在因素，多元共生的实在成长系统。

　　“多元”指彩料的获得及可能出现的情状，是物质层面。假若粗暴否定古代色彩，也就是武断否定古代物质文明的丰富与多样。而这恰恰与近现代以来各种出土文物和工艺研究成果相悖。那些器具造作、摹绘画品、刊刻印本都为今人开启了一扇扇多纬度的色彩使用门户。可以认为，我们古代也有比之印象派更绚烂的色彩运用实例。

　　印象派的敏感，是超越于技术的对多姿颜色的一种自觉而欣喜的再现，也是对事物、心灵多样可变的承认与颂扬。但现今多数国人却不愿表达如此的智慧，我们之中出现了一种偷懒、省事的“归纳”心态，往往乐于化繁为简。一部分人知道古有“五色”，于是搬将出来，高呼呐喊，急欲把所有的颜色再次收归门下，整编为“换汤不换药”的新色彩学。最显眼的例子是各大美术院校在设计，甚至绘画创作教学中仍过度强调“色彩归纳”一法，并无限地延伸向造型领域。我们过分地突出“求大同、存小异”的造物理念，而这般培养的结果，只能令一代代国人永远沉浸于各种束缚中，苦苦挣扎。“五四”的批判固然有需要重新审视之处，但短短不过几十年光景，中国又开始倒退为一付经学家，甚至是道学家的面孔。

　　我们也有设计师或画家觉得中国的色彩实在太土气了，进而放弃对古代颜色的钻研，转向西方，造就了一种畸形的“中外对立”。人无法摆脱传统，这是普遍规律。但确能创造新的“传统”。我们不赞同为传统赋予新的语言，因为传统已然过去，赋予再多的词汇都已不是传统本身。但我们却认可从现在着眼，创造一种建立在传统之上又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色彩样式。

　　仍举“黄”为例。“黄”与“色”的结合本来是单纯的，指代一种波长为580至550毫微米的光。随着时间替换，从历史语言的角度，其由本身可能取像于自然转为一种人的因素的不断累加。在造字初字形“从田”的涵义里慢慢被赋予了枯萎、成熟，石材、金属，废弃物、避邪品等新外延。“五行”观念依自然规律而成，黄便因为人对土地的依赖而成了五行而五色系列内中正之所在。皇权加入后，稳定的土地意志又将其托生为最高级别的色彩之一。而一旦稳态结构瓦解，黄又开始下降。1922年的民国中期，黄与色之结合已经吸收了美国19世纪一份报纸所带来的影响(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ed.)而并列有“低级趣味”义项。可以说，从那时起，我们的确有了一种解放，极尊贵与极低贱共陈。这样的变化既不是词义的归位，也不是扩大，而是中国人认识的一次开放式成长。对立还在，但它们间的关系竟又是那般健旺。我们无心为低级趣味高歌，只想表达那时的人既然接受了如此一个新义，则的确又增添了言语新的表达疆土。

　　词语的灵动给我们启发。旧时的五色已经过去，那么新的“五色”呢？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色彩的又一次大规模检阅，可是颜色仍被以否定旧的名义淘汰不少。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白色成了那时的“五色”。红是太阳，绿是军队，黄是大地与光芒，蓝是工人的服装，白是少女的纯贞。与旧的五色相比，意义上有了新累加，但红卫兵小将们恐怕万万未曾料到，这一切却仍指向了旧的观念，封建的而非色彩的思维仍然在其中残留，人的自由再次被剥夺。回头想想，除了对帝权的轻蔑外，我们接受“黄”的低贱义项还与“色”有关。这里也有中国语汇由单词向复词过渡的痕迹，同时更不排除自宋玉以来的“登徒子”语义传统。“文革”令人摧毁过去，过去却岿然不动。它又让人建立新的，尽管新的不能迅速建成，但个中的某些色彩作为却值得现在玩味。

　　色彩理应与多变的时代并进，它映照着社会。“五色”只是古代的一个侧面。然而，纵观当前的美术、设计，创作者们却为一些早应被抛弃的色彩观所蒙蔽。看看漫天飞洒的房地产广告，举凡身价咋舌的楼盘便以皇家庭院自居，画面上一片金黄暗喻元宝、富贵。试想腊月里，瞥见街头破衣乞儿以此黄纸为坐垫，黄光掩映中真不知你我心绪如何。又一个新的时代来了，人们更多地学会用丰沛的色泽铺陈情愫，可“黄”还在。

　　皮肤是黄的，让我们无法摆脱“黄”的包裹。当然，也无须摆脱。正如敦煌色泽，初绘时必定鲜亮无比，我辈无缘相识，但岁月的侵蚀后，人们却以那去皮存心的灰蒙蒙为高级美。孰是孰非，恐怕无法评说，只是“敦煌色”绝对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国人着装素来讲究得体，色泽首当其冲。不过，国人的得体已近保守。我们无意与伊斯兰的白裤黑衣相比，可我们的生活却也“表里如一”般暗淡而谨慎。似乎这也有走了样的黄老道学及俗佛学的影响。道者尚黑白辩证，而黄老为了少出错、不出错却推崇玩世的滑头；佛者尚净洁自省，“黑”则不必费力清洗而“自净”。这一切固然实用，但却充斥着令人不悦的迂腐。

　　是的，我们强调彩色的实在，意味着不否定对立；我们同样强调齐整，意味着不嫌弃共同繁荣；我们更强调解放，意味着不让过去和西洋只停留在“活学活用”层面，意味着真正的属于新中国人的成长和进步的到来。我们要转化、要升华，立于传统之上，实用而有信念，面向更广大的人的自由，此种理想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色彩观。

　　连冕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