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的善举

“四大恶人”，本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塑造的艺术形象，江湖人物而已。近闻中国科技会堂有《四大恶人丛书》出版座谈会举行，笔者觉得蹊跷而有趣，欣然前往。原来“四大恶人”者，乃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四人。《四大恶人丛书》共四本：《我是于光远》、《我是何祚庥》、《我是郭正谊》和《我是司马南》。丛书封底标有四行字：“恶贯满盈”于光远，“穷凶极恶”何祚庥，“凶神恶煞”郭正谊，“无恶不作”司马南。
　　手捧丛书，心中很不是滋味。四位先生或理论家、或科学家、或科普作家，德高望重，何“恶”之有？又何以取这样一个有自我作践之嫌的书名？
　　龚育之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道出原委：他们是因为战斗在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最前线，才被那些搞邪教、搞迷信、搞伪科学的人在匿名恐吓信中送上这个封号的。被邪恶视为“恶”，从保卫科学、保卫人权、保卫社会看来就是“善”。他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为“四大恶人”出版这套丛书，是一项善举，他乐意为这套丛书作序，算是共襄善举。
　　对“四大恶人”有这样一段文字做注脚，让人释然于心。笔者这才悟出，丛书以“四大恶人”命名，别有一番深意，那就是“追求真理舍我其谁”的勇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当然也有一点“我是恶人我怕谁”的诙谐。回望科学史，许多大科学家都曾被当时的邪恶势力当作十恶不赦的人：为了捍卫从比萨斜塔上落下的真理，伽利略被教会法庭判刑300年；继承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火刑。科学进步的历程留下过殷红的鲜血，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道路当然也不会平坦。众所周知，因为揭露伪科学的真面目，何祚庥曾受威胁恐吓，司马南曾遭漫骂毒打，还有人要给郭正谊颁“螳臂挡车奖，”至于“恶贯满盈”、“穷凶极恶”之类的恶语中伤，则是那些搞伪科学的人在恐吓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成语。
　　攀登科学高峰需要勇气，反对伪科学同样需要勇气。听“四大恶人”聚首论道，更觉得这“恶人”不当是不行的。虽然今天反伪科学、反邪教已由少数先觉者的行动变成社会主流意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愚昧迷信仍然无孔不入。一些台历、挂历上印有哪日适合安葬嫁娶，哪日诸事不宜，潜移默化地传播迷信，就连北京长安街上一家颇有名气的书店，也还在贴着“神秘现象”的标签，出售有关星座与人生、血型与命运之类的书籍。何祚庥说，反伪科学仍然任重道远。郭正谊说得好：自己既然是专业搞科普，就得求真反伪，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四大恶人”称，只要愚昧、迷信、邪教仍有市场，这“恶人”他们就要当仁不让地做下去，继续“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得其乐。”
　　“四大恶人”中三位已年逾古稀，仍战斗在反伪科学的前线，令人感佩，同时也启示我们，像这样勇气有加的“恶人”还嫌太少，应该多多益善，应该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