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自知之明

要有自知之明

 

 

        在大陆，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降世的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 各自都定会有一番甜酸苦辣咸。诉苦的文章自是比比皆是，谈损失的也见得不少，唯独写苦中得甜，讲失中有得的不多，也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吧！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在这几十年中也是走南闯北，下过乡，进过厂，上过学，做过小官，最后留了洋，正所谓土插队完了洋插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回首往事，自己能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无不与受益于一段文革的经历有关。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我从兵团转到我父母下放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时，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进工厂或是上中学。 因为文革停课，我表面上是初中毕业，可实际上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在兵团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和有了对大学生的崇拜，为了将来能上大学，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上中学。

    当时， 甘肃的学制是五二二，即七岁上学，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上到高二也才刚刚十六岁，可我那时已年过二十。 初中是无法收我， 只好上高中。

 

        二十岁的人了，身高（1.8米），体壮（在兵团练的）和十几岁的“娃娃们“坐在一起，真像是羊群里的骆驼。那年头，北京出来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自命不凡，我也一样。 看见外地人就来气，给他们起了很多外号儿，什麽“屯迷糊“，“老塌儿“。 有时候， 外地人问路，明明在西边，北京人就往东指； 公共汽车一见车站上外地人多，连停都不停。是啊！咱什麽没见过，咱什麽没吃过，咱什麽没干过（这点吹起来有点虚）。 你看咱穿的？国绿军装，兰咔叽裤，脚蹬一双大回力， 这都是当时的“时尚”。 你再看那些甘南土娃娃， 尤其是一个叫贾玉章的， 头戴一顶掉了色的破圆帽，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粗布旧褂子，一条蓝布裤子两腿不齐，还前后带补丁，脚上的鞋，那就更甭提了，家制百层底儿的圆口条绒鞋，上面满是泥， 和咱北京内连升的千层底那真是没比头！年岁不大，个头儿不高，还驼着个背， 听他说是自小帮他爸爸拉架子车拉土拉的。

 

        也就是这个贾玉章，竟能原地弹跳1.3米， 在蓝球场上能龙腾虎跃盖我个帽；下场来，写字画画那我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他的字体是独创，字字都是圆形的，镌秀漂亮，至今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写这种字。甘肃农村的文化风气盛，底蕴厚，而且人们崇尚文化。 家境不好，见识少（很少人家有收音机，更甭说电视了），但人聪明，走到哪都不乏会写会画之人，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在甘南，写的好，画得妙之人仍备受人们的尊重。 这种民风在甘南造就了许多，上学不多或根本没上过学的人，能写善画。生在大城市，长在北京城，确实是听得多，见的广，吃得饱，穿得暖， 但架不住脑子笨，慧根差，再不肯学，就是一年365天，天天有12 级的文化风吹着，也画不好个鸭蛋来！打那儿我知道了，咱干啥事儿要笨鸟先飞。（数年后，听说我这位同学已自学成才当了公社书记，不知现在在何处高就？）

 

         要说贾玉章着着实实给使我上了一课，那另一位我的工厂同事就更使我懂得了什麽是天外有天了。 七四年，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高中毕业进了州农机厂，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锻工学徒姓樊名维华，人称老樊。此人丈高九尺（1.9米）， 比我猛一头。 俗话说得好“身大力不亏”，他抡起二十磅的大锤，打它个四，五百下，那是小菜儿一碟。老樊是文革前老高一的，因为出身问题，从六九年开始到七四年， 一直在乡下当农民。 他到底是什麽出身，我一直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父亲那时是拉粪车的，我去过他家一次，是在城区的最边上。 所谓的城区，其实就是两条平行的马路，三排房， 上街兜一圈也不过二十分钟，像一般的小城一样，越往城边走，房子越差。到了他家门口，我也没看见个房子， 看见的是座在记录片中见过的非洲土人的窝棚。没门，只有片厚厚的门帘，黑乎乎的，不知是什麽材料？猫下腰，掀开门帘进去，大白天的里面竟是暗无天日， 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在发出微弱的亮光。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屋里的状况。 老樊家中是一贫如洗，他每天都回家吃饭，不知他吃得是啥？但有时他在宿舍吃，我看见他只吃烤得黑黑的青稞锅盔，连一口咸菜都没有。 别看老樊家中一无所有，但宿舍里他的书可是一大堆。从毛选， 马克思的资本论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还有康德的什麽著作，应有尽有，都是有关哲学方面的。在毛选里，我到没看到有什麽圈圈点点，但在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书中布满红红蓝蓝的批注。在那麽恶劣的生活，学习条件下，他是怎麽想的， 怎麽学的？我本来也想跟老樊学一学，试了试资本论还凑合着能看懂几句，但黑格尔的逻辑学确死活搞不明白，只好作罢。自惭形秽，我这北京人还有什麽可牛的，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 这回儿是彻底闹明白了。

 

        文革后，这位仁兄进了州立博物馆，专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还让我转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给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鼎先生。 

 

         我体会要使自己做到自知之明还比较容易，但对自己的孩子要有自知之明就有些难度了。这望子成龙之想总是不易摆脱，究竟它是来源于要“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期望呢？还是要“龙生龙，凤生凤“的想法呢？就拿我让女儿学弹钢琴这事儿来说吧。我从小就喜欢钢琴，但受条件所限，没能学上，所以特别希望我女儿能弹两下子。她从两岁开始学， 到十六岁，一直就表示不喜欢，我和太太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逼。 这期间，她的学习是停停起起，五起五落； 我女儿，我太太和我之间为此事也有过数不清的打骂哭闹，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三国演义，直到有一天我女儿哭着对我说“为什麽你没能做的事儿，都推到我头上呢？“。 问得我哑口无言，从此作罢！

    到现在为止，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学校教育家长们要明白“人的能力有大小，各人头上自有一片天“的道理。 仍然是把孩子们向吹拉弹 唱，琴棋书画，上北大清华的十项全能冠军的塔尖上推，全不顾那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的危险。都是在竞争社会，美国的学校就做这种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我女儿报考 大学前的一次家长会。学校的校长和报考资讯顾问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家长们强调，原话我记不清了，但大意是：你们的孩子已经学了这麽多年了，是骡子是马， 能有多少水儿，你们家长也应该心知肚明了，别死乞白列地都往哈佛，耶鲁那些名校报。那样既白浪费金钱，精力，也对孩子没好处， 在朗朗乾坤之下，各人头上都有一片天。 当时， 我 和太太如大梦初醒！ 

 

         现在看到那些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孩子们，觉得他们真可怜！期盼他们的父母能尽早变得清醒些！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己之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