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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就有好心情
正文
中美家庭争夺幼女抚养权凸现中西文化冲突
原载（2004年08月05日17:41 《环球》杂志）
作者：刘劼
人的命运常常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发生变化。1998年9月11日，对留美学生贺绍强来说，是一个忘不了的日子，一场“性骚扰案”，将他全家卷入官司生活落入低谷，并引发轰动全美的争夺女儿贺梅的监护权大战。历时4年多的法庭争斗，凸现了中西方深层的文化冲突。
卷入“性骚扰”
那天早晨，空气清新。在美国南部孟菲斯大学就读博士学位的贺绍强像往常一样，用课余时间在本校图书馆电脑室打工。时年33岁的他出生在湖南邵阳，14岁考上大学，后又考入湖南大学攻读英语硕士学位。到美国后，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而后又获得孟菲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金，学业一帆风顺。更让他宽慰的是，太太罗秦已怀了孩子，并以陪读身份来美国与他团聚，使他少了一份海外游子的寂寞。电脑是贺绍强的选修课，学以致用，他学得更扎实，何况在这里打工，每月有收入，算得上是留学生中的经济宽裕者。
约9点多钟，一位身材高挑，梳着短发的女生走到他面前，自报姓名“齐晓军”，就读广告市场学本科。她向贺绍强询问有关电脑方面的问题。
齐晓军悦耳的普通话让贺绍强颇有好感。在海外留学生中，同族裔的并不多，加上异性主动找上门，性格外向的贺绍强更显得热情。齐晓军告诉贺绍强，她来自北京，20世纪70年代末高中毕业，在某剧团工作两年，之后做了十几年的护士。当她知道贺绍强是学英语教学专业的，就要求他帮助补习英文，贺绍强立刻答应了。
贺绍强下班后，齐晓军已经在图书馆等候多时，他们一同去了英语系教学楼。进大楼时，他们碰到了英语系终生教授查尔斯。来到3楼教室，两片落地窗使室内更加通明透亮，平时齐晓军就在这儿上生理课。他俩在教室里呆了40分钟，之后，一同走出了教学楼。然而，这短短的40分钟，引发了以后长达4年零5个月的性侵犯官司。
贺绍强后来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在教室里，齐晓军拿出生理学课本，问了一些人体隐秘部位的英语单词发音，之后，他们聊天，齐晓军向他借500美元，他以没有带钱为由拒绝了，两人交换了联络电话就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齐晓军打电话给贺绍强，他的室友接听了电话。齐晓军称贺绍强向她借了500元钱，她来向他要钱。室友将此事转告贺绍强时，他颇为不解。一次与牧师交谈，贺绍强提到齐晓军向他借钱的事，牧师说齐晓军也曾向其他人借钱，贺绍强请牧师转告齐晓军，以后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
然而，齐晓军的电话还是来了，她怒斥贺绍强在华人社区诽谤她，她要求贺绍强道歉，否则他将没好日子过。
一天早上，贺绍强突然被孟菲斯大学纪律处处长斯托里及妇女保卫处处长找去谈话，斯托里说：“有人投诉说你用500美元勾引一名妇女上床，她不同意你还动手动脚……”
“简直是无稽之谈！”贺绍强立即争辩说，“投诉有没有书面材料？”
斯托里：“没有，但你可以写一份情况说明。另外要通知你，你在学校的工作和奖学金已经被取消。”
贺绍强感到惊诧，他意识到这是齐晓军因没有借到钱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没有作出特别反应，只把那天的情况写了一下，他相信事实终将会证明一切。 当天晚上，贺绍强接到主管的电话：“你惹了一些麻烦，暂时不要来上班了。”贺绍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上班，意味着每月1100美元的收入没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将要断绝。
不久，当地警察局找贺绍强进行性骚扰方面的调查。10天后，贺绍强收到警察局的回信，信中表明不能受理齐晓军的指控，理由是：投诉者在事发之后很长时间才向警方报案，报案说法不一，开始指控“性骚扰”，后来指控“性侵犯”；事件发生在白天，地点是教学楼，难以置信；报案者缺乏相关的证人和医疗报告。
贺绍强看了信非常兴奋，他拿着这份“性骚扰”案不成立的证据去找学校，要求校方让他继续到图书馆工作，免交学费，恢复奖学金，并公开向他道歉。
贺绍强夫妇理直气壮地找到校长办公室，秘书说没有预约不能见校长。经约定时间再找校长时，校长不愿见面。那天，贺绍强有课，就赶着上课去了。妻子罗秦回家后，左右想不通，气急之下，她干脆直接闯进学校纪律处处长斯托里的办公室。
斯托里不愿与她谈话，让秘书把她带出去，站在走廊里，罗秦委屈地哭了，她顾不得围观的学生，大声质问斯托里凭什么无故惩处贺绍强？学校警卫强行将罗秦赶到门外，这更激起了这位川妹子的泼辣劲儿，她反抗着，用英语冲着斯托里骂“坏女人”、“魔鬼”。
斯托里当众被骂，自尊大受伤害，致使她后来成了齐晓军的积极支持者。
事后，校方没有恢复贺绍强的奖学金和工作，像大多数学生一样，贺绍强必须每个学期交纳4000多美元的学费才能在孟菲斯大学就读。
贺家咽不下这口气，他们首先在校报上公开了被冤枉的实情。接着，向孟菲斯法院、检察院及媒体发出了100多封信，披露被诬告“性骚扰”的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曝光激怒了校方。因此，校方站到了贺家的对立面。
女儿乱世降生
1998年11月27日，正值美国盛大的感恩节，贺绍强夫妇一起到超市购物，在店里与齐晓军夫妇不期而遇。齐晓军的丈夫王玉鹏冷不防窜到贺绍强面前，冲着他劈脸就问：
“你就是贺绍强？”王玉鹏怒目圆睁，朝贺绍强挥出一拳。站在一旁的罗秦赶忙过来劝架，人未靠近，肚子先被踢了一脚，一时站立不稳，撞到购物车上。贺绍强一时慌了手脚，即刻打电话报警。
警察5分钟后赶到现场，齐晓军哭了，她指着贺绍强对警察说：“他曾经想强奸我，现在又动手打人。”警察糊涂了，不明白谁打谁，他问明贺绍强是报警人后，告诉他过完节后，再到警察局报案。
当天晚上，已有7个月身孕的罗秦下体出血，被送入医院，注射保胎针，院方收取医疗费3000美元，她住了一天医院就赶忙离开了。
贺绍强依据医院的诊断证明，正式向警方报案。王玉鹏被逮捕，被控有“加重情节的攻击罪”，交由陪审团裁决。王玉鹏被捕后，齐晓军找贺家讲和，希望双方互不控告，私下了结。罗秦不同意。她认为两件事性质不同，她被打有凭有据，齐晓军“被强奸”是凭空捏造，她坚持要告，贺绍强沉默了片刻，最终依了妻子。
此后，齐晓军加紧了对贺绍强的“性骚扰”指控，孟菲斯大学有2名证人到警察局作证，其中一人正是纪律处长斯托里。她向警方表明看到过齐晓军被强奸的伤势。警方根据这个证词，重新受理了贺绍强“性骚扰”案。
罗秦被打后，又有3次大出血，为保护胎儿，医生曾劝她剖腹产，她拒绝了。她希望胎儿能在腹中孕育至足月。1月28日，罗秦再次出血，被紧急送进手术室，当时胎儿情况危急，不得再耽误，必须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
术后母子平安，罗秦为这个提前20天出世的女儿取名为贺梅。小贺梅成了日后监护权案的主角。
官司缠身不得不寄养女儿
贺梅出生后，贺家已经没有经济收入，罗秦住院又欠下了1.2万美元的医药费；贺梅医疗保险也一直没有申请到；为了维持身份，贺绍强必须交费上学。“强奸刑事案”悬而未决，贺绍强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贺家承受经济及精神的双重压力。
当时，一位教友好心带了一对白人夫妇来看罗秦母女，后者表示愿意领养贺梅，被罗秦断然回绝。然而，此事也引发了贺家想寻求帮助的愿望。他们想，体弱的贺梅如果能找到一个有医疗保险的寄养家庭，对孩子有好处，罗秦也可脱出身来打工。于是，贺绍强夫妇通过一个名叫“中南基督服务社”的宗教机构，联系到当地富有的贝克夫妇，他们愿意接受贺梅。
男主人贝克当时43岁，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经理，负责房屋买卖，夫人路易斯是家庭妇女。当时，夫妻俩已生下3个孩子，但由于经济宽裕，他们一直有意收养一个中国孩子，贺梅的出现当然使他们欣喜不已。
1999年2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临时监护权转让，期限为90天。签字时，有法庭工作人员及一名华人牧师在场。签字后，出生3周的贺梅被送到了贝克家里。
贝克家坐落在孟菲斯城东部的戴维斯种植园，是当地的富人区，占地4800平方英尺，价值41万美元。出来迎接的是贝克夫人路易斯及她的两个孩子。路易斯接过贺梅时，取出了华人惯用的布尿片，为贺梅换上一次性尿片。罗秦看到女主人穿得那么随便，却舍得为贺梅买雪白的尿片，她料定这家人会对女儿好。
贝克告诉贺氏夫妇：“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收养贺梅是主的旨意。”贺绍强也是基督徒，他想，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条件这么好的教会兄弟帮他代养女儿，无疑是一桩好事，他宽慰了许多。贺梅被收养后的头两个月，双方相处得很好，贺家每周都到贝克家探望女儿。罗秦挤出自己的奶水，做好鱼粥送到贝克家去。最初，贺家带着玩具及300美元支票送到贝克家，贝克留下了玩具，将支票退回，说：“我们不缺这钱，你们留着打官司用吧。”
失去学籍成为“黑人”
断了经济来源后，贺家节衣缩食，生活简朴。然而在美国，每天就是不出门也要花钱。窘况折磨着贺绍强，他常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为了生计，罗秦产后28天就到餐馆打工。最初由于找工作困难，每小时2美元的工她也做。她伤感地说：“在大陆，产妇都休105天产假，而我在美国却不能安心做月子，在餐馆扫地时，伤口痛得直不起腰，却不能讲出来，老板请你来就是干活的。”
为养家糊口，贺绍强找到了一份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深夜12点到凌晨4点，看守学校宿舍，每小时5美元。一天凌晨1点，正在值班的贺绍强被警方以“暴力强奸罪”逮捕，事发突然，让贺绍强始料不及。次日，交了500美元保释金后他被释放。当时，强奸案经过双方律师商议，达成“你不告我，我不告你”的协议。
这份和解协议被罗秦拒绝了，她表示：“要有一个说法，不能颠倒黑白。”
贺绍强也明白，先前的“性骚扰”案现已升级为“暴力强奸案”，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耻辱。按照这个指控，假如罪名成立，他不但会失去就学的可能，而且要面临被判20年监禁的惩罚，这项不实的指控岂能与王玉鹏明目张胆地打人划等号？出于人格尊严，也不能接受这种不对等的协议。为确立强奸案，孟菲斯大学举行了听证会。会上，有听证会主席、学校法律顾问及3名为齐晓军作证的人。贺绍强看到在场者都是女性，表示自己需要一个律师。而法律顾问却说：“你有罪为什么请律师？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主席叫当事人齐晓军进屋，她当众陈述贺绍强勾引她，从背后抱住她并企图强奸她，她不愿意，俩人就打起来，她被抓伤……
“根本没有的事！”贺绍强大声争辩，“既然这样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因为怕羞没敢报。”校方也强调，女孩子受辱后通常不好意思讲出来。
贺绍强：“为什么没有医生证明？”
齐晓军：“看医生太贵，所以没去检查。”
纪律处处长斯托里表示，她看到了齐晓军身上的伤。
齐晓军还出示了一张电话单，证明11日下午3点她与丈夫打过电话，告诉他自己被强奸了。贺绍强发现电话单上只有1分钟的通话时间，质疑她说谎。
齐晓军则表示，丈夫不在家，她只是留言，所以通话时间短。齐晓军的室友也证明，事发当天看到齐晓军在家哭。强暴女性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重罪，听证会最后一致认定贺绍强有罪，学校正式取消了贺绍强的学籍。
学生身份被取消，贺绍强居留美国的条件也丧失了，从此，他成为没有身份的“黑人”。
含泪延长“临时看管协议”
贺绍强被捕时，贝克夫妇临时看管贺梅的期限也到了。贺家为女儿办好中国护照，准备从贝克家把贺梅接回来，送到重庆的外婆家。贝克不同意，他说：“小孩送回中国，你们想她了怎么办？不如放在这里放心一些，还随时可以看。”
贺家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贝克夫妇还提议，把贺梅的名字加入到他们的家庭医疗卡内，可以保证贺梅有足够的医疗保险。
鉴于当时贺家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并有强奸案官司缠身，贺氏夫妇决定与贝克夫妇签署了一份延长看护贺梅的协议。这份协议由贝克律师起草，于1999年6月4日，在孟菲斯少儿法庭签字。
签字前，罗秦泪流满面，再三犹豫。翻译告诉她：这份临时看管协议没有规定具体领养时间，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归还孩子，但你们有权利随时要回女儿。于是，贺氏夫妇就在协议上签了字。
延长领养协议签署后，贺家探访女儿时，贝克家人态度发生了变化。贝克家要么没人，要么称有事要外出，种种情形让贺家感到不安。11月，贺绍强首次向贝克夫妇提出要接回贺梅。贝克说：“路易斯怀孕了，她曾经有流产史，现在不能打扰她。如果她有三长两短，你们会有大麻烦，最好不要提孩子的事。”
贺绍强没敢再提。直到路易斯生了女儿，贺绍强夫妇又提出接回孩子。贝克不同意，说：“你们夫妻现在是非法移民，一旦报警，会被驱逐出境，你们会永远见不到孩子。”
在无望的情况下，贺绍强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他先回到原来就读的亚特兰大做毕业论文答辩，计划取得文凭后就回国。丈夫不在期间，罗秦想女儿心切，独自驾车到贝克家看女儿。从未上过高速公路的她，被快速的车流吓出一身冷汗。好不容易到了贝克家，却被告知，只能呆一会儿，她们马上要出门。
罗秦指责贝克家人撒谎，她将女儿贺梅搂在怀里，没有走的意思。贝克打通了亚特兰大的电话，让贺绍强劝罗秦走，不管谁劝，罗秦仍稳坐不动。贝克命令道：“叫拖车的来把她的车拖走。”
罗秦怒斥道：“拖车我也不怕！我已经3个星期没见孩子了，你们懂不懂一个母亲的心？”最后，警察强行把罗秦赶出门。探视贺梅的冲突公开化后，两家的关系开始紧张。
2001年1月28日，是贺梅两岁的生日，贺家的儿子也满3个月，贺家希望给两个孩子合在一起庆祝生日。于是，提前10天打电话给贝克家预约。临近生日时，贝克打电话说有事，希望贺绍强夫妇不要来。经贺家请求，贝克允许他们见贺梅。
那天，贺氏夫妇见到女儿后，准备带她到附近相馆拍一张“全家福”。贝克担心贺梅被带走后不再回来，就出来阻止：“她病了，不能带出去。”
贺绍强说：“如果不能照相我们今天就不离开。”
贝克拔电话通知警察。警察来时，见贺绍强夫妇站在车道上与贝克家人大声争吵，于是，上前干涉：“你们赶快离开，不许再来这里。”
顾虑到没有身份，贺氏夫妇只好离开了。回家后，他们多次往贝克家打电话，却没人接听。于是，贺绍强给少年法庭发出传真，求助法庭帮他们要回女儿。同年4月9日，贺绍强正式向法院起诉，要求将贺梅要回来。
从那以后，贺氏夫妇没再去贝克家，一是担心吓着孩子，二是怕被警察逮捕。
原告反成被告
6月22日，贺梅监护权案听证会举行。开庭时，罗秦要陈述事件经过，被法官阻止了。法官问贺绍强：“你的刑事案解决没有？”“没有。”“那么你怎么养小孩？”“我们准备把她送回中国。”法官不再问什么，当场宣布：贺绍强有刑事案件在身，又没有工作，不具备抚养能力，不宜将贺梅交还贺家。
贺家以败诉告终。法庭“不具备抚养能力”的判决促使贺氏夫妻拼命打工，希望积蓄一些钱，证明自己有抚养小孩的能力。由于没有身份，找工作不容易，他们只能到华人餐馆打工。贺绍强多年读书，并不善于做厨房活儿，动作太慢，远不如偷渡来的新移民。最初，他只能在厨房做清洁、搬东西之类的杂活。后来，他开始送外卖、做餐馆招待。
2001年3月1日，贺绍强再次向法庭提出要回贺梅的请求。他以原法官不公正，偏袒贝克家为由，要求撤换法官。新换的法官叫霍恩，曾到过中国，会说几句中文。他为罗秦聘请了翻译，以示公正。
在新一轮听证会上，霍恩说：“这个案子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当事人双方回答两个问题就可解决。”他问贺绍强：“你有没有故意抛弃孩子或不去看小孩？”
贺绍强：“没有！” 霍恩问贝克：“他说的是事实吗？”
贝克：“是。”
霍恩：“你们是否签署了正式收养文件？”
贺绍强：“没有，双方只是签了临时抚养文件，当时说好小孩可以要回来。”
霍恩：“问题已经很清楚，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会让贝克去收养这个小孩。”
贝克听完法官的结论，以其律师不在场为由，要求法庭把案件审理推迟到6月22日。再次开庭时，贝克没有出庭，他的律师告诉法官，贝克家已经将案子转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案件绕开地区法庭后，霍恩法官的管辖权也自动消失了……
这犹如晴天霹雳，贺氏夫妇顿时懵了。转眼之间，他们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贝克在诉状上指控贺绍强夫妇抛弃孩子，诉状陈述了两点：贝克家的大门永远向贺绍强夫妇敞开，但贺绍强夫妇已有5个月拒绝探望贺梅。根据田纳西州法律，亲生父母如果有4个月不探望孩子就算抛弃孩子；第二，由于贺绍强有非法移民案件及刑事案件在身，要求法庭判决贺绍强没有抚养能力，将贺梅判归贝克家收养。
案件升至高院后，贝克家开始主动出击，一副自信、有备而战的架式，心安理得地为贺梅起了英文名字，叫安娜·梅·贝克，并请了资深律师帕里希作自己的辩护律师。
帕里希是民事法专家。他接案后，频频要求法官发出传票，传唤当地中餐馆不得雇用无身份的打工者。12月28日这一天，法院就发出了7张传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切断贺家经济来源。
2002年2月7日，孟菲斯市法院首次开庭。原告贝克指控罗秦1998年7月到美，次年1月就生贺梅，怀疑贺梅不是贺绍强的女儿。因此，法庭指令贺绍强夫妇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向法院交出俩人的结婚证、DNA检查报告，证实贺梅是罗秦与贺绍强所生。此外，贝克指控罗秦精神不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向法庭提供检测报告单；法官还下令贺家不得去看贺梅，须交出贺梅的美国护照；正式授予贝克夫妇拥有对贺梅的合法抚养权；并要求当事人不得向其他人，尤其是新闻媒体透露此案。
判决让贺氏夫妇深感人格受辱。但迫于法庭指令，他们不得不在美国重新登记结婚，证明是合法夫妻。
做DNA鉴定时，罗秦十分抵触：她认为，贺绍强1998年5月回国与她结婚，俩人同住了一个月，怀上孩子是非常正常的，岂能怀疑她生活作风有问题？她表示：“这是对母亲的污辱，我拒绝做测定。”
帕里希见罗秦态度强硬，对此更加怀疑，说：“你不是想见小孩吗，做了可以见小孩。”一年未见贺梅的罗秦听说能见女儿，便同意做了亲子鉴定。
之后，贺绍强夫妇又被迫做了心理检查，检验报告称：“尽管贺氏夫妇精神稳定，但他们对贺梅的任何探视都不利，因为贺梅已经不认识她的父母了。”
为支付上述检查及开庭费用，法院单方面要求贺家交出1.5万美元押金，这对经济困难的贺家实在不易，他们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筹足这笔保证金交到法庭。
贺梅监护权案经过《今日美国报》公开后，孟菲斯当地的律师戴维主动找到贺绍强，表示愿意免费为贺家打官司。43岁的戴维有十几年的律师经验，他曾在田纳西大学法学院接受过8年法学教育，他希望帮助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争取权益。
戴维出任贺家辩护律师后，向法官提出：不允许贺氏夫妇接触媒体是违反“言论自由”的；单方面要求贺家交纳1.5万美元，也是不公平的。
在第二次听证会上，法官取消了贺绍强夫妇不得接触媒体的禁令，并要求贝克夫妇也交纳1.5万美元的费用。贺家被昂贵的官司费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使出高招，控告贺绍强夫妇在美国非法居留，要求法院命令移民局驱逐他们。
4月10日，移民局逮捕了贺氏夫妇，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并留下了他们的指纹，让他们等待移民法庭的审判。贝克律师帕里希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对贺家来说是最有杀伤力的一招，他们一旦被驱逐出境，意味着贺梅将自然归属于贝克家。帕里希瞄准了监护权案不打而胜的捷径，在第一次庭审时，法官根据帕里希的提案，将案子无限期搁置起来。
6月26日，移民法庭首次开庭，法官作出判决，将非法居留的贺氏夫妇驱逐出境。后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干预，驱逐令得以暂缓执行。
为要女儿闯法庭锒铛入狱
2002年，罗秦又有身孕，但她仍希望尽快把大女儿要回来。由于法庭禁止探视贺梅，她已经有一年未见到女儿了。
一天，罗秦听朋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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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一家已经从原住地搬走，现正出卖房子，她顿感不安，连忙赶到贝克家原居地，但人去楼空。她一时慌了，预感到贝克搬家，是想让贺梅与他们彻底断绝往来。
气急之下，罗秦直闯法院去找法官。秘书小姐告诉她不得随便与法官谈话，让她离开法院。罗秦执意要问明白什么时候开庭。
法院以“私闯法院”为由，将她逮捕送往监狱。到监狱后，狱警脱掉罗秦衣服进行搜身，并换上监狱的蓝色裙装。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高温和沉闷的空气使她汗流不止，焦虑不安。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身上连打个电话的硬币都没有。
第二天，罗秦与另一个犯人被手铐扣在一起，被押上囚车到法庭受审。囚衣下，显出高高挺出的肚子，罗秦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深感无助的凄凉，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她只是为了见女儿就成了囚徒。
庭审后，法官判定罗秦无罪，本该当庭释放，却又被送回拘留所。
拘留所关了三四十人，拥挤的空间只允许人站着。犯人见罗秦怀有身孕，挪出个地方让她坐下。
屋里人多，且与卫生间连着，空气弥漫着臭气。几个黑人围成一团，又唱又跳……罗秦泪水不断，而又说不出话，她感到委屈：自己是个良民，没偷没抢，却被当作囚犯和这些人关在一起，越想越伤心，止不住将脸埋到臂弯里“呜呜”痛哭……
贺绍强外出打黑工，直到晚上10点多才知道妻子被捕，但不知道她在哪个监狱。苦苦寻找，才来到拘留所，夫妻见面，悲喜交加，罗秦扑到他怀里，满腔委屈，却哭不出来。
尽管美国法律规定拘押不得超过24小时，但罗秦这次被关了33小时。
“性侵犯”案4年无结果
2000年12月20日，齐晓军控告贺绍强性侵犯案首次举行庭审。检方提出一项和解协议：即对贺绍强施行一年缓行、外加义务劳动的解决方案，立即遭到贺绍强拒绝。审判因此被推迟。在此之后的两年里，性侵犯案又5次开庭，因贺绍强一再拒绝庭外和解，审判一次次被推迟。这期间，法官更换了两次，检察官也更换了3个，就连他的律师也告退，唯一不变的是，贺绍强坚持要陪审团审理此案。
贺绍强表示：“我需要的不是官司的结束，而是开庭。我要的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无罪宣判，这是我唯一的底线。”
贺绍强不希望审判再延后，他表示，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愿自己为自己辩护。于是，本案决定最后的审判推迟到2003年2月18日。
在性侵犯案一次次延期的漫长等待中，原告一方始终拒绝媒体采访，在后期，齐晓军向一家网络媒体表示，为了公正和名誉，她决不同贺绍强庭外和解，并坚信“美国有青天”。
贺绍强的官司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有意作了跟踪报道。但是，到孟菲斯大学采访往往无法深入，跟踪报道也因此停止。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注意到了这个案子，派出一个新闻节目组，专门对贺绍强“性侵犯”案作调查。采访组将贺绍强的授权书及采访要求送交孟菲斯大学法制主任和律师后，两人都以“请假一星期”作回避。该校权威人士也不愿面对ABC的采访。ABC最后只收集到齐晓军在学校向多人借款的收据。采访组调查后得出结论：孟菲斯大学在贺绍强“性侵犯”案中充当了幕后“看不见的手”。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涉足贺绍强案后不久，田纳西州教育局管理部门就公开表态支持孟菲斯大学。这一表态无疑为“性侵犯案”再次蒙上阴影。
“性侵犯”案宣判前夕，法庭再次提出庭外和解，贺绍强再次拒绝，他的固执已让法官不满。他本人及律师都明白，种种迹象表明，最后判决不容乐观。
贺绍强夫妇在律师的建议下，在审判前一周，到法院提出动议，以性侵犯案已经拖延4年，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为由，要求法庭取消本案。
那天，贺绍强和罗秦带着孩子一早就离开了家，到法庭呈交他的两项动议，结果遭到拒绝。由于小孩的哭闹，加上贺绍强的老板打电话让他一定要赶回餐馆，贺氏夫妇于4点休息时间带孩子离开了法庭。然而5点10分，律师打电话让贺绍强5点30分赶回法院。当时正是下班交通高峰，根本不可能按时赶到，于是他让律师帮他代理。谁知法庭次日以“无视法庭”罪下令逮捕贺绍强。
事态的变化贺绍强并不知晓，他原以为这次出庭只是听证会，由双方律师在法院协议调停，他本人可以不去。晚上，他们回到家，发现门被踢破，但电脑等贵重物品并没被窃走，才知警察来过。贺绍强想，眼下正是性侵犯案开庭审判的关键时候，若被关起来对审判结果一定不利。于是，他决定到外面躲一躲。
深夜2点，警察再次找上门，没有抓到贺绍强，准备继续搜捕。罗秦见势不妙，立即打手机给贺绍强。13日一早，贺绍强主动到法庭投案自首，当时就被送进监狱。经律师周旋，才得以释放。
2月18日，是田纳西州刑事法庭第7次开庭审判贺绍强“性侵犯”案。上午10点，贺绍强第43次走进这间刑事法庭。这一天让他期盼，也让他焦虑，因为，这桩案子的输赢，直接影响到贺梅监护权案的审判。
开庭后，法官让原告提供暴力强奸的证据。齐晓军表示，由于检查费用昂贵，当时没有去医院检查。她出示的是一条蓝色的外裤。陈述事发当天，她穿着这条裤子，贺绍强强奸她时，因为没有找到拉链，把精液射到了裤子上。陪审团查验后，并没有发现精液痕迹。
孟菲斯大学纪律处长即刻发言：“好像不是这条裤子，你给我看的是另一条裤子！”陪审团的人都笑了起来。
贺绍强的律师传唤了被告方证人。出场的是当时他们进教学楼碰到的那位英语终身教授查理斯。这是一个长相敦厚的中年男人。前几次庭审，适逢他去了中国，这是他首次出庭为贺绍强作证。
站到台前他表示：“当时我在楼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因为地板没有铺地毯，如果有搏斗的声响，我一定能听得到，听到了也一定会上去看。”他的言语铿锵有力，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2月21日晚，田纳西州第五刑事法庭的陪审团经过8个多小时的闭门审议，13位陪审团成员在当晚达成一致意见，裁决贺绍强无罪。贺绍强终于在数年屡败的官司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亲子鉴定血浓于水
不久，孟菲斯法庭对贺梅监护权案举行第三次听证会。在被告贺绍强夫妇一边，只有一名做义工的律师戴维。旁听席上有包括中国大使馆两名官员在内的几张华人面孔。而贝克一方，则坐满了一大堆亲戚朋友。
法庭上，当事人没机会说话，由双方律师唇枪舌剑进行交战。贝克的律师团不断地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助手们不时往前排传递字条和资料……
经过4个多小时的辩论，法官驳回了贺家要求将案件交陪审团审理的要求，否决了贺氏夫妇提出的两项动议，可是对贺梅养父母贝克夫妇提出的两项动议却不置可否，所以宣布2003年9月29日再对案件作出最后宣判。
开庭前，贝克请的精神科医生需要补充证据，向法庭要求让贺绍强及罗秦与贺梅见面，验证女儿贺梅是否还认识她的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已经有两年多没见过女儿，非常想见到贺梅，同时也担心，如果贺梅真的认不出他们，法官将按“有利小孩成长”的原则将贺梅判给贝克家抚养，要回贺梅的可能性就小了。
迫于情况紧急，贺绍强的律师认为，贺家必须聘请一名心理学权威，以便推翻去年由法官指定的一名心理医生对贺绍强夫妇精神状况有问题的鉴定。贺家同权威心理学专家西卡博士取得联系，西卡博士愿意出具足以推翻前述报告结论的新报告。但是，心理医生的收费极其昂贵，每小时高达450美元。尽管庭审需要大量费用，贺家还不知钱从哪里来，他们仍然决定聘请心理学专家出庭作证，发誓将尽最大努力，夺回贺梅!
亲子见面在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里进行。贺氏夫妇及其律师在屋子的一边，贝克夫妇则被安排在同一间房子的另一边。4岁半的贺梅坐在他们的中间。
罗秦见女儿的头发被染成黄色，两个耳垂被穿了孔，早已心痛难忍。但医生事先交待不准哭，她也怕吓着女儿，就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开始，贺梅跑到了贝克家一边，害羞地躲在贝克太太身后。约40分钟后，走过来与贺氏夫妇玩。医生让贝克夫妇出去后，贺氏夫妇拿出了贺梅从前的照片，贺梅认出了照片上的妈妈和爸爸，她亲切地叫贺绍强和罗秦“爸爸”、“妈妈”。罗秦听到这一声“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紧地搂着自己的亲生骨肉，泣不成声。
贺梅也哭了，她问：“你们不要我了，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俩告诉女儿，很快就会把她接回家。
亲子鉴定终因血浓于水的亲情，否定了“小孩不认识亲生父母”的证据。认亲试验后，贝克要求不得在法庭上播放亲子见面的录像带。
华人社团支持贺家
由于媒体的传播，“贺梅抚养权案”引起了越来越多华人的关心。加拿大的湖南同乡会把声援贺家打官司当成该会的重要工作。家住菲蒙的电脑博士岳东晓则在网上写了大量支持贺家的文章。美国最著名的华人社团之一——“百人会”派出了华裔心理学专家，专程从加州来与贺家及其专家商量在法庭上的对策。一些华人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加州等地打来电话，对贺家表示声援。世界各地的华人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还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要求使馆干预此案。
孟菲斯市华人更是史无前例地总动员。7名华人发起成立了“援助基金会”，在精神和经济方面给贺家以支持，华人团体还发出了《救救贺梅》的呼吁书，联合成立了“关注贺梅案临时小组”，组织了100多人的行动队伍，计划统一服装、统一安排、统一行动，保证每次有30多人在法庭旁听。后勤补给队也作好了充分的送水、送饭等工作，准备打一场史无前例的声援战。
开庭前两天，贺绍强的律师接到移民法院来函，信中明确表示，无论贺梅案有无最终结果，他们都将于12月17日就贺绍强夫妇的移民身份作出判决。
信中没有指出将作何种判决，但贺绍强夫妇被驱逐的可能性极大。这意味着监护权案一旦败诉，贺家将永远失去在美国上诉的机会。
开庭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双方都使足了劲，表示要打赢这场官司。贝克家准备召集17个证人，发誓要决一死战。贝克特别向最高法院和移民法院提出尽快驱逐贺家出境的要求。
贺家准备召集9个证人，两位律师和专家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憋足了劲儿准备打一场法庭大战。这桩官司成了田纳西州史无前例的法庭大决斗。谁胜谁负，引人关注。
9月29日，是贺梅监护权案的最后审判日。这日子对贺家来说是何等重要。贺绍强明白，贝克手上的牌已经出完了，他自己停留美国的时间也不多了，尽快使本案得到公正判决，是他们长久的期待。
坐上被告席，贺绍强有些兴奋，兴奋的是，终于等到最后的宣判；同时，他也深感不安，他拿不准法官会如何判案。他焦虑地一直盯着法官，他没有忘记律师对他说过的话：“就算你面对着巨人，也不要怕，用你的眼睛盯着他，巨人一定会后退。”
在历次力量悬殊的法庭较量中，这个只有1.65米高，没有合法身份的餐馆打工“博士”，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这双眼睛瞪着法官，他期待着法官能主持公道，把朝思暮想的女儿归还给他。
然而，开庭不久，法官却宣布：无限期推迟审判，理由是贺梅的律师琳达的丈夫被确诊患有癌症，要动手术，她需要照顾丈夫而不能出庭。
贺绍强律师希格立即反驳，他提交了5项反对推迟审判的动议。
而法官说：“我还没收到要求延期的请求呢。你的动议太早了。”之后，琳达出来说明情况，她表示，因为照顾病人，她本人没有做好出庭的准备，并且说明她在9月26日下午已经向法官在电话里提出了延期的请求。琳达的表白让法官极为难堪，显然他刚才是当庭撒谎，从中也暴露了另一个违法的事实——法官与原告律师单独商量延迟开庭。
审判无限期推迟，打乱了贺家的步骤：从外地赶来的一些重要证人因各自有工作，无法等待，审判重开之后，他们能否再来是个疑问。更为急迫的是，移民局允许贺家居留美国的时间一天天缩短，一旦被强行驱逐，贺家的官司将不战而败。
法庭无限期推迟开庭，引起社会舆论哗然，许多人质疑法官判案的公正性。
于是，一项投诉法官的想法“应运而生”，这个决定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因为在联邦司法中，初审法官对庭审程序安排有很大的决定权。而且，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当事人将主审法官赶下台的情况，也只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过一次，更何况是少数族裔弹劾法官。
来自湖南的律师李兆阳强调，贺家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保护自己。在他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给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的投诉信，信中依理依法列举了阿里斯得拉托斯法官违法的事实。
之后，法官阿里斯得拉托斯试图通过对贺家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迫使贺家撤销投诉信，遭到贺绍强的谴责，贺绍强表示，用这种威吓的方式来妨碍司法是违法的。在11月14日贺梅监护案的听证会上，阿里斯得拉托斯法官宣布退出审理工作。他的退出，被认为是贺梅案的一个转机。田纳西州上诉法院法官钱德斯随后接手本案。中国驻美使馆要求公正审理此案
2004年2月23日，新任法官钱德斯首次主审贺梅监护权案。中国驻美大使馆派代表旁听此案的审理。此前，使馆还致信田纳西州法院，要求公平审理此案。
开庭后，贝克夫妇说：当初签署的抚养文件确实是临时的，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他们永久抚养贺梅。
贺绍强夫妇断然否认这一新的证词。罗秦指出：“贝克夫人的记事本详细记载了我们每次探视贺梅的情况，贝克夫妇一开始就阴谋收养我的孩子，他们偷了我的女儿。”
贝克夫人说：“我清楚罗秦不打算让女儿被人领养，但从2001年初起，贺绍强夫妇连续半年没有探视贺梅，按照田纳西州法律，4个月不去探访小孩，就构成父母抛弃小孩的行为。”
贺绍强反驳说：“如果我们要抛弃小孩，为何每个星期还要探视呢？在寄养后的两年内，我们探视贺梅80多次。2001年1月28日，我们去探视贺梅时，被贝克家叫来的警察驱赶，后来不去探视贺梅，是担心被警察逮捕；而且在那年的4月9日，我们就向法庭要求要回贺梅。”
贺绍强两眼噙泪：“这几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噩梦中。家庭团圆非常重要，我们担心贺梅会错误地以为我们抛弃了她，那对她是极大的伤害。”
贝克夫妇反驳：“贺绍强在上诉书中并没有提到要看小孩，我们家的门是敞开的，你们不看小孩就是故意抛弃她，而且在半年中没有向小孩提供资助。”
贺绍强回答：“我们并不知道应向贝克夫妇支付抚养费。在最初的90天免费抚养期，贝克夫妇收下了我们送给贺梅的玩具等礼物，但退回了300美元支票。”
贝克的律师帕里希认为：“贺绍强夫妇曾给贺梅一些便宜的礼物，但那不算资助。”他拿着一条项链说：“你说这值多少钱，会超过1.5美元吗？”
贺绍强的律师立刻表示反对。
帕里希接着说：“象征性礼物什么都不值。要证明资助抚养了某人，礼物不能仅仅是象征性的。”他同时强调，在过去3年，贺绍强夫妇在获得法院批准后，仅同女儿见过短暂一面。
贺绍强谴责帕里希是夺走贺梅的阴谋策划者，他说：“你给我设了陷阱，你想看到我被遣返，你已经说了我很多坏话。”
贝克说：“我们从贺梅3个星期大就开始抚养她，现在我们仍然不想放弃她，这个孩子是我们生命中的欢乐。她同我的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差别。”
贺绍强拿出了他们珍藏的数百张照片来证实他们夫妇同女儿的亲情。贺绍强说女儿重于自己的生命。他动情地回忆了当初陷入绝望时，将贺梅托付给贝克夫妇临时看管的经过，并揭露贝克一家阻止他们要回女儿的做法。
贺绍强说：“一想起被贝克夫妇欺骗的事就生气。我希望能带贺梅回中国，让她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在亲戚朋友的照料下成长，并拥有双语优势。回国后，我将到一所大学当教授，中国需要大量英语老师，我们一家会住很好的公寓，而不是像现在一家4口挤在简陋的一居室里。”
帕里希说：“谁抚养贺梅，关系到她未来的幸福，这个孩子在中国的生活质量会怎样？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孩子从她已稳固生根的地方带走，将毁了她。”
贝克夫人说：“我们希望看到对贺梅最好的情况，那就是我们继续抚养她。家里所有人都喜欢贺梅，关心她的未来。我清楚让贺梅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我会让她和其他中国小孩儿一起活动。”
贝克说：“为了打这场官司，我们已花费30万美元，一度申请破产，如今情况有所好转。”他说，为了支付官司费用，他卖掉了住宅、劳力士手表和珠宝。“尽管如此，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经济上，我们都更适合抚养贺梅。”
贝克的律师一直指控贺绍强夫妇说谎，精神不稳定。
罗秦流着泪表示：“我不疯，我只是爱我的女儿。”她陈述了原告说她精神不正常的原委：“那是2003年年底的一天，我在商场意外见到贺梅与贝克的女儿，我激动地想去抱贺梅，贝克的女儿突然大叫救命，警察赶来阻止，贺梅被贝克家人牵走时，还转身久久地望着我，我被警察围住，只能大声地一遍遍呼唤贺梅的名字。正是这件事，我被指责为‘攻击贝克女儿’及‘精神不正常’。”罗秦的叙述引得旁听者频频拭泪。
历时9天的贺梅案听证会终于结束，主审法官钱德斯宣布，3月22日进行最后陈述。但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提出将最后陈述推迟。
贺家的律师希格尔得知贝克家的动议后，连忙赶到法院，坚决反对最后陈述推迟。希格尔指出，贺梅目前仍在贝克夫妇手中，最后陈述推迟，将对贺绍强夫妇更加不利。再者，本案听证会已被多次推迟，早已超过了法定的两年终审期。
但是，钱德斯法官批准了贝克家要求延期的请求，驳回了贺家律师反对延期的请求，并将最后陈述时间定在4月12日。当天。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对峙了整整一天。原告律师帕里希将贺绍强夫妇描述为一对骗子，在贺梅出生不久，就把她交给别人抚养，现在贺梅大了，却要把她领走。帕里希要求法官以抛弃女儿为由，终止贺氏夫妇对女儿的父母权。原告还向法官出示了有关中国甘肃、四川等省女婴遭遗弃、虐待的报告，证明让身为美国公民的贺梅返回中国不符合她的最大利益。贺家的律师希格尔则指出，贝克夫妇答应临时看管贺梅时，就有永久领养贺梅的打算，这正是他们阻扰贺绍强夫妇探望女儿的原因。
美国主流媒体在关注
旷日持久的贺梅监护权案终于成为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的话题。美国广播公司（ABC）在《早安美国》栏目中报道了此案。之后，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也报道了贺梅案，使该案升级为全球知晓的事件。《今日美国报》和美联社在案件开审之初，也做了报道。
孟菲斯当地电视台“WREG-TV”每天以现场直播方式报道贺梅案庭审过程。当地最大报纸《商业诉求报》每天都对案件做简短的跟踪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贺梅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的同情和支持。美国一些华文媒体对此案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主流媒体中最早披露贺梅案、并对贺绍强夫妇的遭遇颇为同情的《今日美国报》，在宣判的头一天，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披露了贺梅在贝克家的生活情形——
贺梅同贝克夫妇最小的亲生女亲密无间。贺梅比她大1岁，两人被当作孪生姐妹抚养，穿一样的鞋子上幼儿园，睡在同一张大床上……贺梅睁大眼睛，注视着妹妹的一举一动。妹妹后来进厨房，想吃点东西，贺梅就轻轻对养母贝克夫人说：妹妹手中切苹果的小刀太锋利了……
贝克一家先前一直回避媒体，庭审结束后，他们才开始与媒体接触，部分原因是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
按法律规定，最后陈述完成后，主审法官必须在30天内对案件做出宣判。5月12日，是贺梅案宣判的最后期限。这天，贺氏夫妇带着幼小的儿女离开公寓到某饭店，计划待判决公布后，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庆祝胜利。这是他们期待了5年多的日子，贺绍强对身边的儿子说：“我们就要看到姐姐贺梅了，这个家分散了这么多年，现在将要团聚了。”
天降下瓢泼大雨。贺绍强对《商业诉求报》记者说：“这是个好兆头，汉语称之为‘相思雨’，意味着你思念亲人了，亲人很快就会回到身边。”
当天下午，判决结果通过电视传出：法官钱德斯以保护贺梅的最大利益为由，剥夺了贺绍强夫妇的父母权，把贺梅判给贝克夫妇抚养。
这份长达73页的判决书写道——法庭判定：
（1）贺氏夫妇自愿抛弃贺梅超过4个月之久；
（2）贺氏夫妇有超过4个月没有提供抚养费；
（3）贺氏夫妇只是为了不被递解出境才提出对贺梅的监护权；
（4）结束贺氏夫妇的父母权并将贺梅留在贝克家符合贺梅的最佳利益。
听到这消息，贺绍强说不出话，罗秦放声大哭，失去骨肉的悲伤几乎让她昏厥过去。在她怀中的女儿和身边的儿子也跟着哭。
贺绍强说：“这是典型的滑稽审判，这个案子清楚地显示出美国南方仍存在种族歧视。”他说：“我总以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法制国家，5年来，我们一直要把孩子要回来，没想到法官竟将贺梅判给贝克家。我对美国很失望。”
一旁的两位律师低声安慰贺氏夫妇，表示这只是此案迈出的第一步，往后路还很长，他们有信心要回贺梅，只要贺氏夫妇不放弃，他们就会挺到底。罗秦说：“我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把孩子夺回来。”
同一个时刻，贝克说：“我高兴死了。”而贝克夫人感到“激动、高兴，无话可说”。在判决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贝克夫妇表示他们很快会正式收养贺梅。贝克说：“作为父亲，我要亲自送贺梅出嫁。”
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不无自豪地表示：他35年的律师生涯战无不胜，这是公众应该清楚了解的一个信息。而监护权案宣判两天后，贺绍强夫妇及其律师分别接到美国移民局的电话、留言，敦促贺绍强夫妇离开美国。
贺绍强夫妇的父母权被剥夺使许多人震惊：美国强调人权，而父母权正是最基本的人权，难道贫穷、条件不好就没有资格做父母？海外华人纷纷表示支持贺氏夫妇上诉。
中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李瑞佑发表谈话，对贺梅案的判决表示“非常关注”，并强调指出，贺梅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由亲生父母抚养才最符合她的利益。判决后一周，贺绍强夫妇律师正式向田纳西州法院提起上诉。之后，贺绍强夫妇及其支持者正式向媒体发布声明，对法官无视事实、断章取证、不公正判案的事实给予公开曝光。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对此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商业诉求报》指出：钱德斯法官在判决书中几乎全部否决了贺绍强一方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而接受了贝克一方有关贺绍强夫妇曾经怎么说、怎么做的证词。
大陆媒体、特别是贺氏夫妇的家乡湖南和四川的媒体也对此案非常关注。贺绍强家人谴责法官的判决，表示将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如果贺氏夫妇未被美国移民局强行驱逐，监护权大战还将会如火如荼地继续进行下去。
已过5岁的贺梅全然不知身边发生的一切。等她长大获知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为她所做的一切后，是悲，还是喜？（全文完）
原载（2004年08月05日17:41 《环球》杂志）
作者：刘劼
人的命运常常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发生变化。1998年9月11日，对留美学生贺绍强来说，是一个忘不了的日子，一场“性骚扰案”，将他全家卷入官司生活落入低谷，并引发轰动全美的争夺女儿贺梅的监护权大战。历时4年多的法庭争斗，凸现了中西方深层的文化冲突。
卷入“性骚扰”
那天早晨，空气清新。在美国南部孟菲斯大学就读博士学位的贺绍强像往常一样，用课余时间在本校图书馆电脑室打工。时年33岁的他出生在湖南邵阳，14岁考上大学，后又考入湖南大学攻读英语硕士学位。到美国后，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而后又获得孟菲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金，学业一帆风顺。更让他宽慰的是，太太罗秦已怀了孩子，并以陪读身份来美国与他团聚，使他少了一份海外游子的寂寞。电脑是贺绍强的选修课，学以致用，他学得更扎实，何况在这里打工，每月有收入，算得上是留学生中的经济宽裕者。
约9点多钟，一位身材高挑，梳着短发的女生走到他面前，自报姓名“齐晓军”，就读广告市场学本科。她向贺绍强询问有关电脑方面的问题。
齐晓军悦耳的普通话让贺绍强颇有好感。在海外留学生中，同族裔的并不多，加上异性主动找上门，性格外向的贺绍强更显得热情。齐晓军告诉贺绍强，她来自北京，20世纪70年代末高中毕业，在某剧团工作两年，之后做了十几年的护士。当她知道贺绍强是学英语教学专业的，就要求他帮助补习英文，贺绍强立刻答应了。
贺绍强下班后，齐晓军已经在图书馆等候多时，他们一同去了英语系教学楼。进大楼时，他们碰到了英语系终生教授查尔斯。来到3楼教室，两片落地窗使室内更加通明透亮，平时齐晓军就在这儿上生理课。他俩在教室里呆了40分钟，之后，一同走出了教学楼。然而，这短短的40分钟，引发了以后长达4年零5个月的性侵犯官司。
贺绍强后来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在教室里，齐晓军拿出生理学课本，问了一些人体隐秘部位的英语单词发音，之后，他们聊天，齐晓军向他借500美元，他以没有带钱为由拒绝了，两人交换了联络电话就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齐晓军打电话给贺绍强，他的室友接听了电话。齐晓军称贺绍强向她借了500元钱，她来向他要钱。室友将此事转告贺绍强时，他颇为不解。一次与牧师交谈，贺绍强提到齐晓军向他借钱的事，牧师说齐晓军也曾向其他人借钱，贺绍强请牧师转告齐晓军，以后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
然而，齐晓军的电话还是来了，她怒斥贺绍强在华人社区诽谤她，她要求贺绍强道歉，否则他将没好日子过。
一天早上，贺绍强突然被孟菲斯大学纪律处处长斯托里及妇女保卫处处长找去谈话，斯托里说：“有人投诉说你用500美元勾引一名妇女上床，她不同意你还动手动脚……”
“简直是无稽之谈！”贺绍强立即争辩说，“投诉有没有书面材料？”
斯托里：“没有，但你可以写一份情况说明。另外要通知你，你在学校的工作和奖学金已经被取消。”
贺绍强感到惊诧，他意识到这是齐晓军因没有借到钱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没有作出特别反应，只把那天的情况写了一下，他相信事实终将会证明一切。 当天晚上，贺绍强接到主管的电话：“你惹了一些麻烦，暂时不要来上班了。”贺绍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上班，意味着每月1100美元的收入没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将要断绝。
不久，当地警察局找贺绍强进行性骚扰方面的调查。10天后，贺绍强收到警察局的回信，信中表明不能受理齐晓军的指控，理由是：投诉者在事发之后很长时间才向警方报案，报案说法不一，开始指控“性骚扰”，后来指控“性侵犯”；事件发生在白天，地点是教学楼，难以置信；报案者缺乏相关的证人和医疗报告。
贺绍强看了信非常兴奋，他拿着这份“性骚扰”案不成立的证据去找学校，要求校方让他继续到图书馆工作，免交学费，恢复奖学金，并公开向他道歉。
贺绍强夫妇理直气壮地找到校长办公室，秘书说没有预约不能见校长。经约定时间再找校长时，校长不愿见面。那天，贺绍强有课，就赶着上课去了。妻子罗秦回家后，左右想不通，气急之下，她干脆直接闯进学校纪律处处长斯托里的办公室。
斯托里不愿与她谈话，让秘书把她带出去，站在走廊里，罗秦委屈地哭了，她顾不得围观的学生，大声质问斯托里凭什么无故惩处贺绍强？学校警卫强行将罗秦赶到门外，这更激起了这位川妹子的泼辣劲儿，她反抗着，用英语冲着斯托里骂“坏女人”、“魔鬼”。
斯托里当众被骂，自尊大受伤害，致使她后来成了齐晓军的积极支持者。
事后，校方没有恢复贺绍强的奖学金和工作，像大多数学生一样，贺绍强必须每个学期交纳4000多美元的学费才能在孟菲斯大学就读。
贺家咽不下这口气，他们首先在校报上公开了被冤枉的实情。接着，向孟菲斯法院、检察院及媒体发出了100多封信，披露被诬告“性骚扰”的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曝光激怒了校方。因此，校方站到了贺家的对立面。
女儿乱世降生
1998年11月27日，正值美国盛大的感恩节，贺绍强夫妇一起到超市购物，在店里与齐晓军夫妇不期而遇。齐晓军的丈夫王玉鹏冷不防窜到贺绍强面前，冲着他劈脸就问：
“你就是贺绍强？”王玉鹏怒目圆睁，朝贺绍强挥出一拳。站在一旁的罗秦赶忙过来劝架，人未靠近，肚子先被踢了一脚，一时站立不稳，撞到购物车上。贺绍强一时慌了手脚，即刻打电话报警。
警察5分钟后赶到现场，齐晓军哭了，她指着贺绍强对警察说：“他曾经想强奸我，现在又动手打人。”警察糊涂了，不明白谁打谁，他问明贺绍强是报警人后，告诉他过完节后，再到警察局报案。
当天晚上，已有7个月身孕的罗秦下体出血，被送入医院，注射保胎针，院方收取医疗费3000美元，她住了一天医院就赶忙离开了。
贺绍强依据医院的诊断证明，正式向警方报案。王玉鹏被逮捕，被控有“加重情节的攻击罪”，交由陪审团裁决。王玉鹏被捕后，齐晓军找贺家讲和，希望双方互不控告，私下了结。罗秦不同意。她认为两件事性质不同，她被打有凭有据，齐晓军“被强奸”是凭空捏造，她坚持要告，贺绍强沉默了片刻，最终依了妻子。
此后，齐晓军加紧了对贺绍强的“性骚扰”指控，孟菲斯大学有2名证人到警察局作证，其中一人正是纪律处长斯托里。她向警方表明看到过齐晓军被强奸的伤势。警方根据这个证词，重新受理了贺绍强“性骚扰”案。
罗秦被打后，又有3次大出血，为保护胎儿，医生曾劝她剖腹产，她拒绝了。她希望胎儿能在腹中孕育至足月。1月28日，罗秦再次出血，被紧急送进手术室，当时胎儿情况危急，不得再耽误，必须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
术后母子平安，罗秦为这个提前20天出世的女儿取名为贺梅。小贺梅成了日后监护权案的主角。
官司缠身不得不寄养女儿
贺梅出生后，贺家已经没有经济收入，罗秦住院又欠下了1.2万美元的医药费；贺梅医疗保险也一直没有申请到；为了维持身份，贺绍强必须交费上学。“强奸刑事案”悬而未决，贺绍强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贺家承受经济及精神的双重压力。
当时，一位教友好心带了一对白人夫妇来看罗秦母女，后者表示愿意领养贺梅，被罗秦断然回绝。然而，此事也引发了贺家想寻求帮助的愿望。他们想，体弱的贺梅如果能找到一个有医疗保险的寄养家庭，对孩子有好处，罗秦也可脱出身来打工。于是，贺绍强夫妇通过一个名叫“中南基督服务社”的宗教机构，联系到当地富有的贝克夫妇，他们愿意接受贺梅。
男主人贝克当时43岁，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经理，负责房屋买卖，夫人路易斯是家庭妇女。当时，夫妻俩已生下3个孩子，但由于经济宽裕，他们一直有意收养一个中国孩子，贺梅的出现当然使他们欣喜不已。
1999年2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临时监护权转让，期限为90天。签字时，有法庭工作人员及一名华人牧师在场。签字后，出生3周的贺梅被送到了贝克家里。
贝克家坐落在孟菲斯城东部的戴维斯种植园，是当地的富人区，占地4800平方英尺，价值41万美元。出来迎接的是贝克夫人路易斯及她的两个孩子。路易斯接过贺梅时，取出了华人惯用的布尿片，为贺梅换上一次性尿片。罗秦看到女主人穿得那么随便，却舍得为贺梅买雪白的尿片，她料定这家人会对女儿好。
贝克告诉贺氏夫妇：“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收养贺梅是主的旨意。”贺绍强也是基督徒，他想，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条件这么好的教会兄弟帮他代养女儿，无疑是一桩好事，他宽慰了许多。贺梅被收养后的头两个月，双方相处得很好，贺家每周都到贝克家探望女儿。罗秦挤出自己的奶水，做好鱼粥送到贝克家去。最初，贺家带着玩具及300美元支票送到贝克家，贝克留下了玩具，将支票退回，说：“我们不缺这钱，你们留着打官司用吧。”
失去学籍成为“黑人”
断了经济来源后，贺家节衣缩食，生活简朴。然而在美国，每天就是不出门也要花钱。窘况折磨着贺绍强，他常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为了生计，罗秦产后28天就到餐馆打工。最初由于找工作困难，每小时2美元的工她也做。她伤感地说：“在大陆，产妇都休105天产假，而我在美国却不能安心做月子，在餐馆扫地时，伤口痛得直不起腰，却不能讲出来，老板请你来就是干活的。”
为养家糊口，贺绍强找到了一份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深夜12点到凌晨4点，看守学校宿舍，每小时5美元。一天凌晨1点，正在值班的贺绍强被警方以“暴力强奸罪”逮捕，事发突然，让贺绍强始料不及。次日，交了500美元保释金后他被释放。当时，强奸案经过双方律师商议，达成“你不告我，我不告你”的协议。
这份和解协议被罗秦拒绝了，她表示：“要有一个说法，不能颠倒黑白。”
贺绍强也明白，先前的“性骚扰”案现已升级为“暴力强奸案”，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耻辱。按照这个指控，假如罪名成立，他不但会失去就学的可能，而且要面临被判20年监禁的惩罚，这项不实的指控岂能与王玉鹏明目张胆地打人划等号？出于人格尊严，也不能接受这种不对等的协议。为确立强奸案，孟菲斯大学举行了听证会。会上，有听证会主席、学校法律顾问及3名为齐晓军作证的人。贺绍强看到在场者都是女性，表示自己需要一个律师。而法律顾问却说：“你有罪为什么请律师？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主席叫当事人齐晓军进屋，她当众陈述贺绍强勾引她，从背后抱住她并企图强奸她，她不愿意，俩人就打起来，她被抓伤……
“根本没有的事！”贺绍强大声争辩，“既然这样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因为怕羞没敢报。”校方也强调，女孩子受辱后通常不好意思讲出来。
贺绍强：“为什么没有医生证明？”
齐晓军：“看医生太贵，所以没去检查。”
纪律处处长斯托里表示，她看到了齐晓军身上的伤。
齐晓军还出示了一张电话单，证明11日下午3点她与丈夫打过电话，告诉他自己被强奸了。贺绍强发现电话单上只有1分钟的通话时间，质疑她说谎。
齐晓军则表示，丈夫不在家，她只是留言，所以通话时间短。齐晓军的室友也证明，事发当天看到齐晓军在家哭。强暴女性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重罪，听证会最后一致认定贺绍强有罪，学校正式取消了贺绍强的学籍。
学生身份被取消，贺绍强居留美国的条件也丧失了，从此，他成为没有身份的“黑人”。
含泪延长“临时看管协议”
贺绍强被捕时，贝克夫妇临时看管贺梅的期限也到了。贺家为女儿办好中国护照，准备从贝克家把贺梅接回来，送到重庆的外婆家。贝克不同意，他说：“小孩送回中国，你们想她了怎么办？不如放在这里放心一些，还随时可以看。”
贺家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贝克夫妇还提议，把贺梅的名字加入到他们的家庭医疗卡内，可以保证贺梅有足够的医疗保险。
鉴于当时贺家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并有强奸案官司缠身，贺氏夫妇决定与贝克夫妇签署了一份延长看护贺梅的协议。这份协议由贝克律师起草，于1999年6月4日，在孟菲斯少儿法庭签字。
签字前，罗秦泪流满面，再三犹豫。翻译告诉她：这份临时看管协议没有规定具体领养时间，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归还孩子，但你们有权利随时要回女儿。于是，贺氏夫妇就在协议上签了字。
延长领养协议签署后，贺家探访女儿时，贝克家人态度发生了变化。贝克家要么没人，要么称有事要外出，种种情形让贺家感到不安。11月，贺绍强首次向贝克夫妇提出要接回贺梅。贝克说：“路易斯怀孕了，她曾经有流产史，现在不能打扰她。如果她有三长两短，你们会有大麻烦，最好不要提孩子的事。”
贺绍强没敢再提。直到路易斯生了女儿，贺绍强夫妇又提出接回孩子。贝克不同意，说：“你们夫妻现在是非法移民，一旦报警，会被驱逐出境，你们会永远见不到孩子。”
在无望的情况下，贺绍强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他先回到原来就读的亚特兰大做毕业论文答辩，计划取得文凭后就回国。丈夫不在期间，罗秦想女儿心切，独自驾车到贝克家看女儿。从未上过高速公路的她，被快速的车流吓出一身冷汗。好不容易到了贝克家，却被告知，只能呆一会儿，她们马上要出门。
罗秦指责贝克家人撒谎，她将女儿贺梅搂在怀里，没有走的意思。贝克打通了亚特兰大的电话，让贺绍强劝罗秦走，不管谁劝，罗秦仍稳坐不动。贝克命令道：“叫拖车的来把她的车拖走。”
罗秦怒斥道：“拖车我也不怕！我已经3个星期没见孩子了，你们懂不懂一个母亲的心？”最后，警察强行把罗秦赶出门。探视贺梅的冲突公开化后，两家的关系开始紧张。
2001年1月28日，是贺梅两岁的生日，贺家的儿子也满3个月，贺家希望给两个孩子合在一起庆祝生日。于是，提前10天打电话给贝克家预约。临近生日时，贝克打电话说有事，希望贺绍强夫妇不要来。经贺家请求，贝克允许他们见贺梅。
那天，贺氏夫妇见到女儿后，准备带她到附近相馆拍一张“全家福”。贝克担心贺梅被带走后不再回来，就出来阻止：“她病了，不能带出去。”
贺绍强说：“如果不能照相我们今天就不离开。”
贝克拔电话通知警察。警察来时，见贺绍强夫妇站在车道上与贝克家人大声争吵，于是，上前干涉：“你们赶快离开，不许再来这里。”
顾虑到没有身份，贺氏夫妇只好离开了。回家后，他们多次往贝克家打电话，却没人接听。于是，贺绍强给少年法庭发出传真，求助法庭帮他们要回女儿。同年4月9日，贺绍强正式向法院起诉，要求将贺梅要回来。
从那以后，贺氏夫妇没再去贝克家，一是担心吓着孩子，二是怕被警察逮捕。
原告反成被告
6月22日，贺梅监护权案听证会举行。开庭时，罗秦要陈述事件经过，被法官阻止了。法官问贺绍强：“你的刑事案解决没有？”“没有。”“那么你怎么养小孩？”“我们准备把她送回中国。”法官不再问什么，当场宣布：贺绍强有刑事案件在身，又没有工作，不具备抚养能力，不宜将贺梅交还贺家。
贺家以败诉告终。法庭“不具备抚养能力”的判决促使贺氏夫妻拼命打工，希望积蓄一些钱，证明自己有抚养小孩的能力。由于没有身份，找工作不容易，他们只能到华人餐馆打工。贺绍强多年读书，并不善于做厨房活儿，动作太慢，远不如偷渡来的新移民。最初，他只能在厨房做清洁、搬东西之类的杂活。后来，他开始送外卖、做餐馆招待。
2001年3月1日，贺绍强再次向法庭提出要回贺梅的请求。他以原法官不公正，偏袒贝克家为由，要求撤换法官。新换的法官叫霍恩，曾到过中国，会说几句中文。他为罗秦聘请了翻译，以示公正。
在新一轮听证会上，霍恩说：“这个案子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当事人双方回答两个问题就可解决。”他问贺绍强：“你有没有故意抛弃孩子或不去看小孩？”
贺绍强：“没有！” 霍恩问贝克：“他说的是事实吗？”
贝克：“是。”
霍恩：“你们是否签署了正式收养文件？”
贺绍强：“没有，双方只是签了临时抚养文件，当时说好小孩可以要回来。”
霍恩：“问题已经很清楚，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会让贝克去收养这个小孩。”
贝克听完法官的结论，以其律师不在场为由，要求法庭把案件审理推迟到6月22日。再次开庭时，贝克没有出庭，他的律师告诉法官，贝克家已经将案子转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案件绕开地区法庭后，霍恩法官的管辖权也自动消失了……
这犹如晴天霹雳，贺氏夫妇顿时懵了。转眼之间，他们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贝克在诉状上指控贺绍强夫妇抛弃孩子，诉状陈述了两点：贝克家的大门永远向贺绍强夫妇敞开，但贺绍强夫妇已有5个月拒绝探望贺梅。根据田纳西州法律，亲生父母如果有4个月不探望孩子就算抛弃孩子；第二，由于贺绍强有非法移民案件及刑事案件在身，要求法庭判决贺绍强没有抚养能力，将贺梅判归贝克家收养。
案件升至高院后，贝克家开始主动出击，一副自信、有备而战的架式，心安理得地为贺梅起了英文名字，叫安娜·梅·贝克，并请了资深律师帕里希作自己的辩护律师。
帕里希是民事法专家。他接案后，频频要求法官发出传票，传唤当地中餐馆不得雇用无身份的打工者。12月28日这一天，法院就发出了7张传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切断贺家经济来源。
2002年2月7日，孟菲斯市法院首次开庭。原告贝克指控罗秦1998年7月到美，次年1月就生贺梅，怀疑贺梅不是贺绍强的女儿。因此，法庭指令贺绍强夫妇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向法院交出俩人的结婚证、DNA检查报告，证实贺梅是罗秦与贺绍强所生。此外，贝克指控罗秦精神不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向法庭提供检测报告单；法官还下令贺家不得去看贺梅，须交出贺梅的美国护照；正式授予贝克夫妇拥有对贺梅的合法抚养权；并要求当事人不得向其他人，尤其是新闻媒体透露此案。
判决让贺氏夫妇深感人格受辱。但迫于法庭指令，他们不得不在美国重新登记结婚，证明是合法夫妻。
做DNA鉴定时，罗秦十分抵触：她认为，贺绍强1998年5月回国与她结婚，俩人同住了一个月，怀上孩子是非常正常的，岂能怀疑她生活作风有问题？她表示：“这是对母亲的污辱，我拒绝做测定。”
帕里希见罗秦态度强硬，对此更加怀疑，说：“你不是想见小孩吗，做了可以见小孩。”一年未见贺梅的罗秦听说能见女儿，便同意做了亲子鉴定。
之后，贺绍强夫妇又被迫做了心理检查，检验报告称：“尽管贺氏夫妇精神稳定，但他们对贺梅的任何探视都不利，因为贺梅已经不认识她的父母了。”
为支付上述检查及开庭费用，法院单方面要求贺家交出1.5万美元押金，这对经济困难的贺家实在不易，他们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筹足这笔保证金交到法庭。
贺梅监护权案经过《今日美国报》公开后，孟菲斯当地的律师戴维主动找到贺绍强，表示愿意免费为贺家打官司。43岁的戴维有十几年的律师经验，他曾在田纳西大学法学院接受过8年法学教育，他希望帮助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争取权益。
戴维出任贺家辩护律师后，向法官提出：不允许贺氏夫妇接触媒体是违反“言论自由”的；单方面要求贺家交纳1.5万美元，也是不公平的。
在第二次听证会上，法官取消了贺绍强夫妇不得接触媒体的禁令，并要求贝克夫妇也交纳1.5万美元的费用。贺家被昂贵的官司费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使出高招，控告贺绍强夫妇在美国非法居留，要求法院命令移民局驱逐他们。
4月10日，移民局逮捕了贺氏夫妇，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并留下了他们的指纹，让他们等待移民法庭的审判。贝克律师帕里希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对贺家来说是最有杀伤力的一招，他们一旦被驱逐出境，意味着贺梅将自然归属于贝克家。帕里希瞄准了监护权案不打而胜的捷径，在第一次庭审时，法官根据帕里希的提案，将案子无限期搁置起来。
6月26日，移民法庭首次开庭，法官作出判决，将非法居留的贺氏夫妇驱逐出境。后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干预，驱逐令得以暂缓执行。
为要女儿闯法庭锒铛入狱
2002年，罗秦又有身孕，但她仍希望尽快把大女儿要回来。由于法庭禁止探视贺梅，她已经有一年未见到女儿了。
一天，罗秦听朋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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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一家已经从原住地搬走，现正出卖房子，她顿感不安，连忙赶到贝克家原居地，但人去楼空。她一时慌了，预感到贝克搬家，是想让贺梅与他们彻底断绝往来。
气急之下，罗秦直闯法院去找法官。秘书小姐告诉她不得随便与法官谈话，让她离开法院。罗秦执意要问明白什么时候开庭。
法院以“私闯法院”为由，将她逮捕送往监狱。到监狱后，狱警脱掉罗秦衣服进行搜身，并换上监狱的蓝色裙装。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高温和沉闷的空气使她汗流不止，焦虑不安。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身上连打个电话的硬币都没有。
第二天，罗秦与另一个犯人被手铐扣在一起，被押上囚车到法庭受审。囚衣下，显出高高挺出的肚子，罗秦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深感无助的凄凉，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她只是为了见女儿就成了囚徒。
庭审后，法官判定罗秦无罪，本该当庭释放，却又被送回拘留所。
拘留所关了三四十人，拥挤的空间只允许人站着。犯人见罗秦怀有身孕，挪出个地方让她坐下。
屋里人多，且与卫生间连着，空气弥漫着臭气。几个黑人围成一团，又唱又跳……罗秦泪水不断，而又说不出话，她感到委屈：自己是个良民，没偷没抢，却被当作囚犯和这些人关在一起，越想越伤心，止不住将脸埋到臂弯里“呜呜”痛哭……
贺绍强外出打黑工，直到晚上10点多才知道妻子被捕，但不知道她在哪个监狱。苦苦寻找，才来到拘留所，夫妻见面，悲喜交加，罗秦扑到他怀里，满腔委屈，却哭不出来。
尽管美国法律规定拘押不得超过24小时，但罗秦这次被关了33小时。
“性侵犯”案4年无结果
2000年12月20日，齐晓军控告贺绍强性侵犯案首次举行庭审。检方提出一项和解协议：即对贺绍强施行一年缓行、外加义务劳动的解决方案，立即遭到贺绍强拒绝。审判因此被推迟。在此之后的两年里，性侵犯案又5次开庭，因贺绍强一再拒绝庭外和解，审判一次次被推迟。这期间，法官更换了两次，检察官也更换了3个，就连他的律师也告退，唯一不变的是，贺绍强坚持要陪审团审理此案。
贺绍强表示：“我需要的不是官司的结束，而是开庭。我要的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无罪宣判，这是我唯一的底线。”
贺绍强不希望审判再延后，他表示，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愿自己为自己辩护。于是，本案决定最后的审判推迟到2003年2月18日。
在性侵犯案一次次延期的漫长等待中，原告一方始终拒绝媒体采访，在后期，齐晓军向一家网络媒体表示，为了公正和名誉，她决不同贺绍强庭外和解，并坚信“美国有青天”。
贺绍强的官司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有意作了跟踪报道。但是，到孟菲斯大学采访往往无法深入，跟踪报道也因此停止。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注意到了这个案子，派出一个新闻节目组，专门对贺绍强“性侵犯”案作调查。采访组将贺绍强的授权书及采访要求送交孟菲斯大学法制主任和律师后，两人都以“请假一星期”作回避。该校权威人士也不愿面对ABC的采访。ABC最后只收集到齐晓军在学校向多人借款的收据。采访组调查后得出结论：孟菲斯大学在贺绍强“性侵犯”案中充当了幕后“看不见的手”。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涉足贺绍强案后不久，田纳西州教育局管理部门就公开表态支持孟菲斯大学。这一表态无疑为“性侵犯案”再次蒙上阴影。
“性侵犯”案宣判前夕，法庭再次提出庭外和解，贺绍强再次拒绝，他的固执已让法官不满。他本人及律师都明白，种种迹象表明，最后判决不容乐观。
贺绍强夫妇在律师的建议下，在审判前一周，到法院提出动议，以性侵犯案已经拖延4年，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为由，要求法庭取消本案。
那天，贺绍强和罗秦带着孩子一早就离开了家，到法庭呈交他的两项动议，结果遭到拒绝。由于小孩的哭闹，加上贺绍强的老板打电话让他一定要赶回餐馆，贺氏夫妇于4点休息时间带孩子离开了法庭。然而5点10分，律师打电话让贺绍强5点30分赶回法院。当时正是下班交通高峰，根本不可能按时赶到，于是他让律师帮他代理。谁知法庭次日以“无视法庭”罪下令逮捕贺绍强。
事态的变化贺绍强并不知晓，他原以为这次出庭只是听证会，由双方律师在法院协议调停，他本人可以不去。晚上，他们回到家，发现门被踢破，但电脑等贵重物品并没被窃走，才知警察来过。贺绍强想，眼下正是性侵犯案开庭审判的关键时候，若被关起来对审判结果一定不利。于是，他决定到外面躲一躲。
深夜2点，警察再次找上门，没有抓到贺绍强，准备继续搜捕。罗秦见势不妙，立即打手机给贺绍强。13日一早，贺绍强主动到法庭投案自首，当时就被送进监狱。经律师周旋，才得以释放。
2月18日，是田纳西州刑事法庭第7次开庭审判贺绍强“性侵犯”案。上午10点，贺绍强第43次走进这间刑事法庭。这一天让他期盼，也让他焦虑，因为，这桩案子的输赢，直接影响到贺梅监护权案的审判。
开庭后，法官让原告提供暴力强奸的证据。齐晓军表示，由于检查费用昂贵，当时没有去医院检查。她出示的是一条蓝色的外裤。陈述事发当天，她穿着这条裤子，贺绍强强奸她时，因为没有找到拉链，把精液射到了裤子上。陪审团查验后，并没有发现精液痕迹。
孟菲斯大学纪律处长即刻发言：“好像不是这条裤子，你给我看的是另一条裤子！”陪审团的人都笑了起来。
贺绍强的律师传唤了被告方证人。出场的是当时他们进教学楼碰到的那位英语终身教授查理斯。这是一个长相敦厚的中年男人。前几次庭审，适逢他去了中国，这是他首次出庭为贺绍强作证。
站到台前他表示：“当时我在楼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因为地板没有铺地毯，如果有搏斗的声响，我一定能听得到，听到了也一定会上去看。”他的言语铿锵有力，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2月21日晚，田纳西州第五刑事法庭的陪审团经过8个多小时的闭门审议，13位陪审团成员在当晚达成一致意见，裁决贺绍强无罪。贺绍强终于在数年屡败的官司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亲子鉴定血浓于水
不久，孟菲斯法庭对贺梅监护权案举行第三次听证会。在被告贺绍强夫妇一边，只有一名做义工的律师戴维。旁听席上有包括中国大使馆两名官员在内的几张华人面孔。而贝克一方，则坐满了一大堆亲戚朋友。
法庭上，当事人没机会说话，由双方律师唇枪舌剑进行交战。贝克的律师团不断地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助手们不时往前排传递字条和资料……
经过4个多小时的辩论，法官驳回了贺家要求将案件交陪审团审理的要求，否决了贺氏夫妇提出的两项动议，可是对贺梅养父母贝克夫妇提出的两项动议却不置可否，所以宣布2003年9月29日再对案件作出最后宣判。
开庭前，贝克请的精神科医生需要补充证据，向法庭要求让贺绍强及罗秦与贺梅见面，验证女儿贺梅是否还认识她的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已经有两年多没见过女儿，非常想见到贺梅，同时也担心，如果贺梅真的认不出他们，法官将按“有利小孩成长”的原则将贺梅判给贝克家抚养，要回贺梅的可能性就小了。
迫于情况紧急，贺绍强的律师认为，贺家必须聘请一名心理学权威，以便推翻去年由法官指定的一名心理医生对贺绍强夫妇精神状况有问题的鉴定。贺家同权威心理学专家西卡博士取得联系，西卡博士愿意出具足以推翻前述报告结论的新报告。但是，心理医生的收费极其昂贵，每小时高达450美元。尽管庭审需要大量费用，贺家还不知钱从哪里来，他们仍然决定聘请心理学专家出庭作证，发誓将尽最大努力，夺回贺梅!
亲子见面在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里进行。贺氏夫妇及其律师在屋子的一边，贝克夫妇则被安排在同一间房子的另一边。4岁半的贺梅坐在他们的中间。
罗秦见女儿的头发被染成黄色，两个耳垂被穿了孔，早已心痛难忍。但医生事先交待不准哭，她也怕吓着女儿，就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开始，贺梅跑到了贝克家一边，害羞地躲在贝克太太身后。约40分钟后，走过来与贺氏夫妇玩。医生让贝克夫妇出去后，贺氏夫妇拿出了贺梅从前的照片，贺梅认出了照片上的妈妈和爸爸，她亲切地叫贺绍强和罗秦“爸爸”、“妈妈”。罗秦听到这一声“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紧地搂着自己的亲生骨肉，泣不成声。
贺梅也哭了，她问：“你们不要我了，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俩告诉女儿，很快就会把她接回家。
亲子鉴定终因血浓于水的亲情，否定了“小孩不认识亲生父母”的证据。认亲试验后，贝克要求不得在法庭上播放亲子见面的录像带。
华人社团支持贺家
由于媒体的传播，“贺梅抚养权案”引起了越来越多华人的关心。加拿大的湖南同乡会把声援贺家打官司当成该会的重要工作。家住菲蒙的电脑博士岳东晓则在网上写了大量支持贺家的文章。美国最著名的华人社团之一——“百人会”派出了华裔心理学专家，专程从加州来与贺家及其专家商量在法庭上的对策。一些华人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加州等地打来电话，对贺家表示声援。世界各地的华人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还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要求使馆干预此案。
孟菲斯市华人更是史无前例地总动员。7名华人发起成立了“援助基金会”，在精神和经济方面给贺家以支持，华人团体还发出了《救救贺梅》的呼吁书，联合成立了“关注贺梅案临时小组”，组织了100多人的行动队伍，计划统一服装、统一安排、统一行动，保证每次有30多人在法庭旁听。后勤补给队也作好了充分的送水、送饭等工作，准备打一场史无前例的声援战。
开庭前两天，贺绍强的律师接到移民法院来函，信中明确表示，无论贺梅案有无最终结果，他们都将于12月17日就贺绍强夫妇的移民身份作出判决。
信中没有指出将作何种判决，但贺绍强夫妇被驱逐的可能性极大。这意味着监护权案一旦败诉，贺家将永远失去在美国上诉的机会。
开庭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双方都使足了劲，表示要打赢这场官司。贝克家准备召集17个证人，发誓要决一死战。贝克特别向最高法院和移民法院提出尽快驱逐贺家出境的要求。
贺家准备召集9个证人，两位律师和专家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憋足了劲儿准备打一场法庭大战。这桩官司成了田纳西州史无前例的法庭大决斗。谁胜谁负，引人关注。
9月29日，是贺梅监护权案的最后审判日。这日子对贺家来说是何等重要。贺绍强明白，贝克手上的牌已经出完了，他自己停留美国的时间也不多了，尽快使本案得到公正判决，是他们长久的期待。
坐上被告席，贺绍强有些兴奋，兴奋的是，终于等到最后的宣判；同时，他也深感不安，他拿不准法官会如何判案。他焦虑地一直盯着法官，他没有忘记律师对他说过的话：“就算你面对着巨人，也不要怕，用你的眼睛盯着他，巨人一定会后退。”
在历次力量悬殊的法庭较量中，这个只有1.65米高，没有合法身份的餐馆打工“博士”，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这双眼睛瞪着法官，他期待着法官能主持公道，把朝思暮想的女儿归还给他。
然而，开庭不久，法官却宣布：无限期推迟审判，理由是贺梅的律师琳达的丈夫被确诊患有癌症，要动手术，她需要照顾丈夫而不能出庭。
贺绍强律师希格立即反驳，他提交了5项反对推迟审判的动议。
而法官说：“我还没收到要求延期的请求呢。你的动议太早了。”之后，琳达出来说明情况，她表示，因为照顾病人，她本人没有做好出庭的准备，并且说明她在9月26日下午已经向法官在电话里提出了延期的请求。琳达的表白让法官极为难堪，显然他刚才是当庭撒谎，从中也暴露了另一个违法的事实——法官与原告律师单独商量延迟开庭。
审判无限期推迟，打乱了贺家的步骤：从外地赶来的一些重要证人因各自有工作，无法等待，审判重开之后，他们能否再来是个疑问。更为急迫的是，移民局允许贺家居留美国的时间一天天缩短，一旦被强行驱逐，贺家的官司将不战而败。
法庭无限期推迟开庭，引起社会舆论哗然，许多人质疑法官判案的公正性。
于是，一项投诉法官的想法“应运而生”，这个决定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因为在联邦司法中，初审法官对庭审程序安排有很大的决定权。而且，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当事人将主审法官赶下台的情况，也只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过一次，更何况是少数族裔弹劾法官。
来自湖南的律师李兆阳强调，贺家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保护自己。在他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给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的投诉信，信中依理依法列举了阿里斯得拉托斯法官违法的事实。
之后，法官阿里斯得拉托斯试图通过对贺家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迫使贺家撤销投诉信，遭到贺绍强的谴责，贺绍强表示，用这种威吓的方式来妨碍司法是违法的。在11月14日贺梅监护案的听证会上，阿里斯得拉托斯法官宣布退出审理工作。他的退出，被认为是贺梅案的一个转机。田纳西州上诉法院法官钱德斯随后接手本案。中国驻美使馆要求公正审理此案
2004年2月23日，新任法官钱德斯首次主审贺梅监护权案。中国驻美大使馆派代表旁听此案的审理。此前，使馆还致信田纳西州法院，要求公平审理此案。
开庭后，贝克夫妇说：当初签署的抚养文件确实是临时的，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他们永久抚养贺梅。
贺绍强夫妇断然否认这一新的证词。罗秦指出：“贝克夫人的记事本详细记载了我们每次探视贺梅的情况，贝克夫妇一开始就阴谋收养我的孩子，他们偷了我的女儿。”
贝克夫人说：“我清楚罗秦不打算让女儿被人领养，但从2001年初起，贺绍强夫妇连续半年没有探视贺梅，按照田纳西州法律，4个月不去探访小孩，就构成父母抛弃小孩的行为。”
贺绍强反驳说：“如果我们要抛弃小孩，为何每个星期还要探视呢？在寄养后的两年内，我们探视贺梅80多次。2001年1月28日，我们去探视贺梅时，被贝克家叫来的警察驱赶，后来不去探视贺梅，是担心被警察逮捕；而且在那年的4月9日，我们就向法庭要求要回贺梅。”
贺绍强两眼噙泪：“这几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噩梦中。家庭团圆非常重要，我们担心贺梅会错误地以为我们抛弃了她，那对她是极大的伤害。”
贝克夫妇反驳：“贺绍强在上诉书中并没有提到要看小孩，我们家的门是敞开的，你们不看小孩就是故意抛弃她，而且在半年中没有向小孩提供资助。”
贺绍强回答：“我们并不知道应向贝克夫妇支付抚养费。在最初的90天免费抚养期，贝克夫妇收下了我们送给贺梅的玩具等礼物，但退回了300美元支票。”
贝克的律师帕里希认为：“贺绍强夫妇曾给贺梅一些便宜的礼物，但那不算资助。”他拿着一条项链说：“你说这值多少钱，会超过1.5美元吗？”
贺绍强的律师立刻表示反对。
帕里希接着说：“象征性礼物什么都不值。要证明资助抚养了某人，礼物不能仅仅是象征性的。”他同时强调，在过去3年，贺绍强夫妇在获得法院批准后，仅同女儿见过短暂一面。
贺绍强谴责帕里希是夺走贺梅的阴谋策划者，他说：“你给我设了陷阱，你想看到我被遣返，你已经说了我很多坏话。”
贝克说：“我们从贺梅3个星期大就开始抚养她，现在我们仍然不想放弃她，这个孩子是我们生命中的欢乐。她同我的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差别。”
贺绍强拿出了他们珍藏的数百张照片来证实他们夫妇同女儿的亲情。贺绍强说女儿重于自己的生命。他动情地回忆了当初陷入绝望时，将贺梅托付给贝克夫妇临时看管的经过，并揭露贝克一家阻止他们要回女儿的做法。
贺绍强说：“一想起被贝克夫妇欺骗的事就生气。我希望能带贺梅回中国，让她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在亲戚朋友的照料下成长，并拥有双语优势。回国后，我将到一所大学当教授，中国需要大量英语老师，我们一家会住很好的公寓，而不是像现在一家4口挤在简陋的一居室里。”
帕里希说：“谁抚养贺梅，关系到她未来的幸福，这个孩子在中国的生活质量会怎样？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孩子从她已稳固生根的地方带走，将毁了她。”
贝克夫人说：“我们希望看到对贺梅最好的情况，那就是我们继续抚养她。家里所有人都喜欢贺梅，关心她的未来。我清楚让贺梅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我会让她和其他中国小孩儿一起活动。”
贝克说：“为了打这场官司，我们已花费30万美元，一度申请破产，如今情况有所好转。”他说，为了支付官司费用，他卖掉了住宅、劳力士手表和珠宝。“尽管如此，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经济上，我们都更适合抚养贺梅。”
贝克的律师一直指控贺绍强夫妇说谎，精神不稳定。
罗秦流着泪表示：“我不疯，我只是爱我的女儿。”她陈述了原告说她精神不正常的原委：“那是2003年年底的一天，我在商场意外见到贺梅与贝克的女儿，我激动地想去抱贺梅，贝克的女儿突然大叫救命，警察赶来阻止，贺梅被贝克家人牵走时，还转身久久地望着我，我被警察围住，只能大声地一遍遍呼唤贺梅的名字。正是这件事，我被指责为‘攻击贝克女儿’及‘精神不正常’。”罗秦的叙述引得旁听者频频拭泪。
历时9天的贺梅案听证会终于结束，主审法官钱德斯宣布，3月22日进行最后陈述。但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提出将最后陈述推迟。
贺家的律师希格尔得知贝克家的动议后，连忙赶到法院，坚决反对最后陈述推迟。希格尔指出，贺梅目前仍在贝克夫妇手中，最后陈述推迟，将对贺绍强夫妇更加不利。再者，本案听证会已被多次推迟，早已超过了法定的两年终审期。
但是，钱德斯法官批准了贝克家要求延期的请求，驳回了贺家律师反对延期的请求，并将最后陈述时间定在4月12日。当天。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对峙了整整一天。原告律师帕里希将贺绍强夫妇描述为一对骗子，在贺梅出生不久，就把她交给别人抚养，现在贺梅大了，却要把她领走。帕里希要求法官以抛弃女儿为由，终止贺氏夫妇对女儿的父母权。原告还向法官出示了有关中国甘肃、四川等省女婴遭遗弃、虐待的报告，证明让身为美国公民的贺梅返回中国不符合她的最大利益。贺家的律师希格尔则指出，贝克夫妇答应临时看管贺梅时，就有永久领养贺梅的打算，这正是他们阻扰贺绍强夫妇探望女儿的原因。
美国主流媒体在关注
旷日持久的贺梅监护权案终于成为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的话题。美国广播公司（ABC）在《早安美国》栏目中报道了此案。之后，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也报道了贺梅案，使该案升级为全球知晓的事件。《今日美国报》和美联社在案件开审之初，也做了报道。
孟菲斯当地电视台“WREG-TV”每天以现场直播方式报道贺梅案庭审过程。当地最大报纸《商业诉求报》每天都对案件做简短的跟踪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贺梅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的同情和支持。美国一些华文媒体对此案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主流媒体中最早披露贺梅案、并对贺绍强夫妇的遭遇颇为同情的《今日美国报》，在宣判的头一天，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披露了贺梅在贝克家的生活情形——
贺梅同贝克夫妇最小的亲生女亲密无间。贺梅比她大1岁，两人被当作孪生姐妹抚养，穿一样的鞋子上幼儿园，睡在同一张大床上……贺梅睁大眼睛，注视着妹妹的一举一动。妹妹后来进厨房，想吃点东西，贺梅就轻轻对养母贝克夫人说：妹妹手中切苹果的小刀太锋利了……
贝克一家先前一直回避媒体，庭审结束后，他们才开始与媒体接触，部分原因是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
按法律规定，最后陈述完成后，主审法官必须在30天内对案件做出宣判。5月12日，是贺梅案宣判的最后期限。这天，贺氏夫妇带着幼小的儿女离开公寓到某饭店，计划待判决公布后，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庆祝胜利。这是他们期待了5年多的日子，贺绍强对身边的儿子说：“我们就要看到姐姐贺梅了，这个家分散了这么多年，现在将要团聚了。”
天降下瓢泼大雨。贺绍强对《商业诉求报》记者说：“这是个好兆头，汉语称之为‘相思雨’，意味着你思念亲人了，亲人很快就会回到身边。”
当天下午，判决结果通过电视传出：法官钱德斯以保护贺梅的最大利益为由，剥夺了贺绍强夫妇的父母权，把贺梅判给贝克夫妇抚养。
这份长达73页的判决书写道——法庭判定：
（1）贺氏夫妇自愿抛弃贺梅超过4个月之久；
（2）贺氏夫妇有超过4个月没有提供抚养费；
（3）贺氏夫妇只是为了不被递解出境才提出对贺梅的监护权；
（4）结束贺氏夫妇的父母权并将贺梅留在贝克家符合贺梅的最佳利益。
听到这消息，贺绍强说不出话，罗秦放声大哭，失去骨肉的悲伤几乎让她昏厥过去。在她怀中的女儿和身边的儿子也跟着哭。
贺绍强说：“这是典型的滑稽审判，这个案子清楚地显示出美国南方仍存在种族歧视。”他说：“我总以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法制国家，5年来，我们一直要把孩子要回来，没想到法官竟将贺梅判给贝克家。我对美国很失望。”
一旁的两位律师低声安慰贺氏夫妇，表示这只是此案迈出的第一步，往后路还很长，他们有信心要回贺梅，只要贺氏夫妇不放弃，他们就会挺到底。罗秦说：“我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把孩子夺回来。”
同一个时刻，贝克说：“我高兴死了。”而贝克夫人感到“激动、高兴，无话可说”。在判决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贝克夫妇表示他们很快会正式收养贺梅。贝克说：“作为父亲，我要亲自送贺梅出嫁。”
贝克的律师帕里希不无自豪地表示：他35年的律师生涯战无不胜，这是公众应该清楚了解的一个信息。而监护权案宣判两天后，贺绍强夫妇及其律师分别接到美国移民局的电话、留言，敦促贺绍强夫妇离开美国。
贺绍强夫妇的父母权被剥夺使许多人震惊：美国强调人权，而父母权正是最基本的人权，难道贫穷、条件不好就没有资格做父母？海外华人纷纷表示支持贺氏夫妇上诉。
中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李瑞佑发表谈话，对贺梅案的判决表示“非常关注”，并强调指出，贺梅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由亲生父母抚养才最符合她的利益。判决后一周，贺绍强夫妇律师正式向田纳西州法院提起上诉。之后，贺绍强夫妇及其支持者正式向媒体发布声明，对法官无视事实、断章取证、不公正判案的事实给予公开曝光。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对此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商业诉求报》指出：钱德斯法官在判决书中几乎全部否决了贺绍强一方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而接受了贝克一方有关贺绍强夫妇曾经怎么说、怎么做的证词。
大陆媒体、特别是贺氏夫妇的家乡湖南和四川的媒体也对此案非常关注。贺绍强家人谴责法官的判决，表示将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如果贺氏夫妇未被美国移民局强行驱逐，监护权大战还将会如火如荼地继续进行下去。
已过5岁的贺梅全然不知身边发生的一切。等她长大获知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为她所做的一切后，是悲，还是喜？（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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