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谨以此文祭奠那场痛苦的战争
志愿军180师蒙难亲历记
——一个志愿军老兵尘封的故事
题 记
过去的岁月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逝去，而过去的痛苦却深深地埋在了人们的心底，作为180师的后代，我真的不忍心翻开那让父辈不堪回首的一页……
背景资料：
志愿军180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180师。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之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进军西南、西北的作战中，这支部队曾屡建奇功，但遗憾的是，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转移中严重受挫，全师万余官兵“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 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人，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摘自《远东.朝鲜的战争》王树曾），其中被俘五千余人。整个朝鲜战争，志愿军共被俘21400余人。朝鲜停战后，遣返归来的志愿军被俘官兵共6672人，大部分人员去了台湾，数百人去了中立国……
引言:
听我父亲讲，进军大西南时，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80师539团机枪连任职。1950年1月，成都刚解放，组织上抽调父亲等干部到成都东郊一个叫大面甫的地方去训练国民党的起义部队。1950年8月的一天，180师官兵在成都北较场集合，宣布全师成建制参加抗美援朝。父亲因训练起义部队未能赴朝鲜作战…。后来在志愿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结束时，180师因指挥不当，寡不敌众等等说不清楚的原因，被数倍美军包围而导致惨败。父亲的许多从山西省南下到四川的战友，或战死、或饿死、或病死、或失踪……更多的则因失去战斗力而被俘，其中包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曾任父亲所在团团政委）。据有关当事人回忆，180师战败后，吴成德同志带领数十名官兵拼死冲出包围，在朝鲜的山沟沟里打了一年多游击，最终弹尽粮绝，被敌人发现而被捕。……至于180师失败的细节，180师数千官兵到台湾的细节，以及180师部分官兵回大陆的细节，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沧桑岁月之后，则很少有人说得清了。前不久，偶然听一同事讲，他的一个亲戚是原志愿军战俘，刚从台湾归来探亲。这不由地激起了我“采访”这位台胞的兴趣。一打听，巧得很，同事的亲戚当年所在的部队正是我父亲服过兵役的180师539团。但这位台胞也许因为自己当了战俘，也许不愿触及那失败之师的伤痛，也许因为海峡两岸政治的敏感，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经过同事再三做工作后，这位志愿军老兵终于沉重地向我这个180师的后代谈起了尘封50年的“遗憾事”：
一、解 放
我叫陈家源，今年77岁了，身体还算健康，只有眼睛不太好使了。我的原籍在金堂县赵镇河坝街，据说我的祖籍在福建省麻城县或孝感县一带，我的前辈是张献忠剿四川后从福建移居过来的，我这一代已是到四川后的第十八代了。
大陆解放前，我家在距金堂县赵镇20多公里的广汉三水镇开了一家茶馆，生活水平在当时还算得上“小康”。因此，小时候，我在金堂县城厢镇读了10多年私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文化）。
参军前，我除了帮助父亲经营三水的茶馆外，还随着别人做“大烟”（鸦片烟）生意，当时做这个生意的人不少。我先后在绵竹、北川、平武、茂县、松潘、南坪等地做过大烟生意。40年代初，我在金堂县赵镇参加了当地的袍哥组织，袍哥祖师是当年洪秀全组织的，属于黑社会祖师，这个组织内部信关公（关羽），讲忠、孝、节、义。
那时，黑社会控制着赵镇的袍哥组织。袍哥组织分“清水”和“浑水”，“浑水”就是土匪，而“清水”呢则讲仁义、礼义。当时赵镇盛产水果，尤其橘子不少，老百姓大多以做水果生意为生。记得4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三水开茶馆，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三水镇便解放了。那几天，我听说解放军在金堂淮口三王庙一带打了一仗，消灭了土匪投资蒋炳南（间）、贺松（音）等带领的土匪，金堂县全部解放了。
金堂解放后，政府开始了“清匪反霸”工作。由于自己做过大烟生意，又参加过袍哥组织，心想，人民政府也许不会放过自己的。于是想到了“走”，出去避避风头再说。但是，当时好象川西坝子都解放了，到哪里去呢？左思右想，自己选择到松潘。因为过去我曾在松潘一带做过生意，还有几个朋友在那里，再说，那里比较偏僻，又是民族地区。于是，50年2月刚过完春节，我便悄悄离开了赵镇。
二、参 军
当我跑到崇庆县（现崇州市）安德，离灌县（现都江堰市）50里时，我碰到了一个叫陈忠连的老辈子，他是国民党95军（军长刘文辉）673团输送连的连长（记得673团的团长叫刘登造）。我的老辈子陈忠连告诉我，95军起义了，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共产党管。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基本上都解放了，你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往哪里跑呢？何不留下来参军，也算走一条正路。于是，我经老辈子陈忠连介绍，留在了他所在的输送连当勤杂兵，算是参加了解放军。大约50年6月份，95军在蒲江被整编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我被分配到60军180师539团二营机枪连一排当“八二炮”炮手。记得当时部队的干部大多是从山西“打太原”（参加过太原战役）过来的。我们的军长姓韦，师长姓郑（大家背后叫他郑爪手），年龄较大，个子不高。副师长姓段，参加过长征，戴着眼镜。政治部主任是吴承德，大家叫他吴扁嘴，是个山西人，团长叫王至成，二营长叫马兴旺，瘦瘦地，我们连长叫卢文奇（音），安徽人，没文化，是个大老粗。
三、入 朝
部队整编后，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6月25日）。国内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我所在的部队也抓紧了军事训练。大约在1950年12月初，部队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记得我们539团从成都出发，冒着严寒，千里行军，靠脚板走到了与陕西交界的广元，然后乘汽车翻山越秦岭，到陕西的宝鸡。这时的宝鸡已是大雪纷飞，部队在那里过了阳历年，并休整了一个多月。之后部队乘火车继续北走。我们539团来到了河北仓县一个叫泊头镇的地方，在这里过了春节。在泊头镇，部队大约呆了一个多月，便换上了苏式装备，并进行了“三视”教育，即仇视美帝国主义、藐视美帝国主义和蔑视美帝国主义教育。同时，还进行军事训练。3月初，我们部队乘火车来到了与朝鲜交界的辽东省安东市（即现吉林省丹东市）。部队在这里住了几天。这几天，我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听说这是美国飞机在轰炸鸭绿江大桥。我们还不断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消息，还不时看到从前线送回来的一个个伤员。当时，我和战友们都感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艰巨，心情既紧张又沉重。那几天，上级主要给我们讲入朝的注意事项，并作战前准备。3月17日这天，雾蒙蒙的，我们部队排成两路纵队从丹东市出发了。大约下午7时左右，部队跨上了鸭绿江大桥，这是一座中间过火车两边可走人的钢铁大桥，这桥大约与金堂赵镇平安桥一样长，有七、八十米。走在桥上我望着黑茫茫的江水，不禁打了个寒颤，心想这一下恐怕回不来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父母，眼泪不禁掉了下来。
四、行 军
入朝后，正值初春，但仍是天寒地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到处是烧焦了的村庄；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被炸死、烧死的牲畜和老百姓；到处是逃难的朝鲜妇女、儿童……。我的心情愈来愈沉重。部队往汉江以北急行军。因为美军轰炸机轰炸得厉害，部队不准生火，怕烟火被美军发现。美军常常是先派一架侦察机来侦察，如发现目标，一会儿就会飞来十来架战斗机、轰炸机什么的，那就麻烦了。因此，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白天睡觉。我们每天吃的是干粮炒面，每人肩挎一个布袋子，袋子里装着10天的粮食。我穿着棉衣、棉裤和棉鞋（这些都是老百姓做的），顶着风雨，爬山涉水，在崎岖、泥泞的路上前进。我和战友们大多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新兵，都是第一次出国，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大家都默默地走着很少说话，偶尔听到天上的飞机如鬼般嚎叫。一路上，我们常看到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他们当中许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听说有的还不是枪炮打伤的，而是冻伤的。我们已闻到了战争的血腥味。当时我和战友们都背着五六十斤的武器和粮食，又累又烦。尤其是雨水把棉衣、棉裤、棉鞋打湿了，走起路来，十分笨重。宣传队的同志和连队干部则不断给大家作宣传，给大家鼓气。当时我的体力还算可以，心想既然大家能吃得下苦，我为什么又吃不下这苦呢？但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偶尔听到极个别战士开了小差的，听说有个战士竟然拉响手榴弹自杀了。据说这个战士是参军不久的富家子弟，但是，大多数官兵士气则非常高涨，部队仍然快速前进。一天,行军途中,我的肚子突然疼起来了,卫生员给了我一点鸦片烟吃(当时药品跟不上),这东西还真管用,疼痛消失了。
五、担架连
入朝后不久，我从539团二营机枪连抽到180师师部担架连。担架连有100多号人，主要任务是运送伤员。4月22日，第五战役开始，战斗非常激烈。我们担架连来到了离阵了二三十华里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冒着敌人的飞机轰炸和枪炮，拼命地接应团担架连送下来的伤员。开始，每当我看到那些受伤的官兵痛苦状，都止不住脚耙手软，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了。有的伤员告诉我，阵地上打得很凶，官兵们都很勇敢，有时一仗打下来，成营、成连的部队就只剩几个人了。我心想，凭着志愿军这股士气，一定会打败美国人。又听讲，不久前志愿军部队想吃掉美军第一军，好几万人三面将美军第一军围在一个孤岛上，美军后面是海，零下二十几度，连枪栓都拉不开，眼看志愿军就要一举歼灭敌人了，可是美军利用空中优势的掩护，在海上搭起了浮桥，多数美军搭乘飞机或军舰逃跑了。结果，志愿军只抓住很少的美军，其中还有一个少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方面增添了对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同时又对美军的先进装备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感、恐惧感。
七、被 俘
记得那天晚上八九点钟，有个团级干部把我们一邦人集合起来，他站在一个小坡上大声讲：“同志们，冲出前面这个口子就有粮食吃了，伤员先沿着小河往前走，我们大部队跟着冲出来！”大家一听冲出去就有吃的，都为之一振，这时大家对吃的欲望甚至超过求生的愿望。于是，我和担架队的几个战友护送着20多个伤病员先出发了。这时，黑沉沉的天下着小雨，路又烂又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沿着小河沟往前走。有的伤病员不小心掉在沟里再也没有爬起来，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大概走了四、五公里，我和几个伤病员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于是在一个毛草棚边把背包放下来当枕头休息，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突然，我听到吵闹声：“老乡、老乡不要打，我们缴枪。”开始，我还以为我们俘虏了美国人，可一注意听，才发现是我们中国人在喊，刚想站起来，可一下子围上来几个端着刺刀的美国人。当时我身上背了四个手榴弹（担架连的战士都没有枪），还未回转神来就被美国兵按倒收缴了。美国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坝子里，叫我们都蹲在地下。我发现和我一起被俘虏的有200多人。不一会，美国人的十轮卡车开来了，他们强迫我们上了车。美国人把我们运到大秋道（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家乡，相当于我国的县）。
八、大秋道
到大秋道后，我发现那里有被俘的志愿军上万人，还有不少的朝鲜人民军官兵。在被俘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许多我们师的人。我原来所在的二营机炮连也有好几个人被俘了，战友们用迷惑的眼睛望着我。这时，我猜想：莫非我们师全完了，我的心难受极了。
在大秋道这个地方，美国人给我们每个人每天配了一磅口粮（相当于9两）主要是粗糙的面粉和碎米。美国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另外，还有豆类，肉类主要是牛肉罐头、羊肉罐头，但数量很少。
九、济州岛
在大秋道住了两三天，美国人把我们带到仁川港乘船，每条船可载四、五百人。美国人又把我们运到了巨济岛战俘集中营。我们在巨济岛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运到了济州岛（现在韩国的观光区）。在这个地方我和上万中国官兵艰难度日，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交换战俘，才各奔东西。
济州岛是韩国最大的岛屿，在韩国最南端的太平洋上，隔着济州海峡，与韩国陆地相距一两百海里，面积约一两千平方公里，是一座孤岛。在我的印象里，济州岛人烟稀少，树木不多，石头却挺多，海风特别大。
在济州岛集中营，美国人学日本人把我们被俘人员编为联队。开始共编了三个联队，一个联队分三个大队，一个大队分三个中队，一个中队分三个小队，一个小队又分三个班。我被编在第二联队第三大队戏剧队。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的人，联队以下依次是大队、中队、小队、班。开始二联队的联队长叫邱祥云（后来跑到第三联队当队长去了），是个四川人。邱离开后，陕西籍的副联队长王真明（音名），大队长叫王进贤，四川剑阁人，是刘文辉95军起义来的。中队长叫马良，四川灌县人，原是胡宗南部队起义过来到解放军179师的。由于我有点文化，被推荐当了戏剧队的小队长。每个联队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一个戏剧队。戏剧队就是把那些爱说爱唱，有点艺术特长的集中在一块。一个小队住一个帐篷，大约50人。帐篷内正中控一条沟，两旁捕上草袋，即为土坑。开始，美国人每天都要提审被俘人员中的干部、共产党员，给他们洗脑精。
被俘后，常常听说，中美双方都不愿把战争继续打下去，都提出要“和平谈判”，但老“美”的条件是“停火谈判”，而中国的周恩来则要“边谈边打”。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一直等到艾森豪威欠当上总统后才谈成。
十、戏剧队
我所在的戏剧队以四川人居多，记得有几个老乡和我关系处得比较好。冯事处（音），广汉三水人（已去世），江甫成（已去世），金光富，彭县人，现还在台湾，张玉良，大邑人，还在台湾，得了“中风”。到台湾后，金光富和张玉良都在“台北三峡荣家院”（过去叫反共义士辅导中心）呆过，我在“高雄荣民服务处”（叫辅导委员会荣民服务处）。另外，我们戏剧队还兼管有木匠班、裁缝班、烧水班（也叫打饭班），还有一个老年班，一共二十来人。
记得我们戏剧队经常演戏，主要演川戏、话剧、歌剧。川戏一般都是古戏，话剧大多是自编的时代话剧，内容大多与“反共”有关。我们二联队有二三千人。我主要是演川戏。正式演戏的时候，全联队的人都去观看。当时不知谁编了个话剧叫《活捉毛泽东》。记得五大队的戏剧队以唱京戏为主，二大队的戏剧队（四川人居多），四大队四川人也很多。四大队的大队长叫高荣，是彭县人，现已回来定居了。
还有谭邦清、高荣贵、岳志忠（胡宗南部队过来的），他们都已回彭州定居，算是叶落归根了。
十一、拉 拢
在俘虏营，美国人很注重文化活动来拉拢和感化战俘。
在俘虏营里，美国人不时地放电影给大家看。这些电影大多是反映美国在“二战”打胜仗的纪录片或故事片。
美国还派传教士来传教。记得有一个老牧师来了，美国人都要去听课。牧师主要是宣传天主教、耶酥，还给战俘们发《圣经》等书。
美国人还在战俘中开展体育活动。记得联队专门成立有“文宣组”。“文宣组”是专门组织文体活动的机构。文宣组的组长叫陶建荣，是个四川人，现在台湾台中电力公司，已退休。各大队都成立有篮球队，经常大队与大队之间开展比赛。还开展有乒乓球、象棋等活动，有的还打麻将。
在战俘营里，虽然美国人采取各种硬的、软的方法来对付战俘，诱惑战俘，但是许多战俘仍然面服心不服。
台湾国民党也派人来对战俘进行软化。多数联队到小队都被倾向国民党的人控制，共产党的干部大多被排挤到第四联队去了。他们操纵一些人成立“同盟会”，说参加了同盟会才能去台湾，诱惑、拉拢人们参加同盟会。针对“同盟会”，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双方展开了斗争.
十二、强 迫
由于美国人和国民党的长期宣传、恐吓，许多战俘对大陆的政策产生了疑虑，怕回国后被说成“叛徒”，怕遭到处理、怕家乡父老不理解……。这时，一部分铁了心去台湾的人，在台湾国民党的支持下，便对这些摇摆不定的人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们就范。不知哪个出了个馊主意；凡是到台湾的都要在都要在胸脯或胳膊上刻上“反共抗俄”的字样，或国民党的党徽等。开始，许多想到台湾的战俘都不愿意，认为是一种耻辱，毕竟大家对共产党，对大陆还是有感情的。但是，经过那些去台湾的强硬分子的强制手段（打骂），许多人包括部分誓死不去台湾而要回国的人也被迫刻了字，留下了终身也洗不掉的耻辱。刻字的方法是这样的，先用墨水写好字，然后用针尖在皮肤上扎上字，皮肤流血后，再涂一次墨水。这样就显现出黑“字”或图形了。
我在19小队任队长，也就是第二联队三大队。当时人们称“俘虏官”为“PW”。
被俘人员中原国民党95军、24军（均为川军）起义人员多，大多是解放前夕或初期才编入解放军的，受共产党的教育不多，因此，后来到台湾的也比较多。
十三、 内 讧
在战俘营中曾为去台湾还是回大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共产党的干部和原解放军老部队的兵大多数都坚决回大陆，而部分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起义人员则坚决要到台湾去。于是，战俘营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即回大陆的为一派，去台湾的为一派。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是随大流派，即像我这样的人，态度是：多数人往哪走我就往哪走。总之，战俘营里的暗中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http://www..com/thread/881823
记得有一天晚上，第二联队回大陆的一派与到台湾去的一派发生冲突，双方数百人打了起来，动用了棍棒。据说还把到台湾去的骨干分子打死了。但是，由于到台湾的势力大些（有美国人和国民党的暗中支持），最终回大陆的一派吃了亏。事件之后，美国人把要回大陆的骨干分子都送到了四联队。据说这次事件领头的是一个叫代玉书的人，他原是95军邓锡候的部队的一个班长，是起义过来的。由于各个联队都陆续将回大陆的骨干分子排挤到了四联队，因此一、二、三联队到台湾的势力明显占了上风。
十四、迷 惘
我们180师539团的被俘官兵大多被编在第二联队。539团的战士，不少是四川人，主要是从刘文辉的95军起义过来的。539团入川后（成都解放后），许多南下的干部和老战士都被派去征粮、训练起义部队或充实地方武装、地方政权去了，缺编很多，所以入朝作战时，539团（整个180师都是这样）60%以上的战士都是从95军整编过来的或是刚参军的新兵。
记得当时，集中营中的“联队”由美军一个上尉来管，大队则由美军一个排长或班长来过问，中队和小队一般美军都未派人来，靠自己管理。在这里，从表面上看，集中营的战俘都是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松散，但是集中营周围有两层铁丝网（带电的），铁丝网四周都是美国人或韩国人荷枪实弹的岗哨，晚上还有探照灯，要想跑出去是很难的。即使跑出去了，也难逃出这荒凉的孤岛。在俘虏营有了病，由美军医生来治，所有人不允许与外界接触，就连给家里人写信都不准。当时许多人都很悲观，一些十几岁的兵常常偷偷流泪，也有极个别的人忍受不了精神的折磨而自杀了。
实行编制管理初期，秩序比较混乱。人们的情绪也不稳定，每天都吃不饱饭，饭是由各小队打回后分给大家吃。常常为吃饭问题发生纠纷。同时，由于形势的变化，被俘人员中产生了思想分化，有誓死回国的，有想到台湾去的，有顺大流的，还有既不想回国又不想到台湾去的，战俘营中动荡不安。美国人发现这样不行，于是把全部被俘人员集中在广场上，翻译大声喊叫“愿到台湾的往右倒拐进屋，愿回国的直端走。”结果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员、老兵都直端走出了队伍。于是美国人将这些直端走出来的官兵组成了第四联队。当时还组建了一个第五联队，是管死亡战俘骨灰的，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个空架子。
由于美国人采取以战俘制战俘的方法，因此，战俘营里斗争很尖锐。美国人一般不公开对那些坚决回国的骨干分子进行迫害，而是利用一些想到台湾的人去整那些一心想回国和对美国不满的人。对此，我虽然看不惯，但又怕牵连自己。对那些被整的人，我是敬佩的，他们很坚强，但越是坚强，被整的越惨。我常常悄悄劝那些人，少说几句，何必自找麻烦呢？但是，他们的斗争一天也未停止过。http://www..com/thread/881823
战俘都住在帐篷里，这些帐篷都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帐篷为长形状，冬天有烧煤炭的火炉。美军给战俘发了旧毛毯、美国军服。冬天是卡克式尼子军服、黄尼子大衣（旧的），还发了少量的毛绒衣，鞋子是大头皮鞋，还发肥皂、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
美军在战俘营里安了高音喇叭，每天都在作反面宣传，台湾国民党还派人来上课。
当时，战俘营由五个中立国来共同管理，其中有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好象有印度、波兰、瑞士、捷克，还有一个国家记不起了。印度任主席，其他国家为成员，但实际上是被美国人操纵的。
十五、遣 返
1953年9月，开始遣返战俘前，大陆也派人来了。每天晚上，大陆代表反复广播讲：“中国官兵同志们，你们为北韩人民打仗，你们辛苦了，北韩人民感激你们，彭德怀将军要在鸭绿江边开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你们回来，带你们去北京见毛主席……”。广播里还放“东方红”歌曲。大陆代表（解放军军官）还到各小队的帐篷里去劝说，但由于战俘们长期接受美国人和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大多对大陆代表的话抱着一种不信任感。有的甚至骂代表“你们早点怎么不来呢？我们不听你这一套，滚蛋！”大陆代表来劝了几次，见效果不好，就没有再来了。当时，我劝那些骂代表的人，“有话好好说，不要骂人。”
大概1954年3月的一天，天气还有点冷了，是遣返志愿军战俘的日子。当时，我和战友们以为几年的血泪、辛酸、恐惧、迷惘都将在这天画上句号，因此都不免有点兴奋。战俘们被集中在广场上，首先是一个印度人向我们宣传国际日内瓦关于遣返战俘的有关事项。如给战俘一年的主副食（即生活津贴，折合几百美金），战俘愿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等等。还宣布：愿到台湾的出列往右拐，愿回大陆的出列往左拐，既不到台湾又不愿回大陆的则往中间那条路照直走，即到巴西等中立国去。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台湾，少部分（大约1000人，绝到多数是第四联队的人）选择了回大陆。还有极少数的人选择了去中立国（大约有几十个，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其中有个叫陈立仁（音）的贵州人，是个大学生，原在国民党当过专员，开始在二联队当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大家都叫他校长。后来成立五大队，他便当大队长去了。五大队是专管杂牌部队的，有警备队，还有少年队（十五六岁的兵）。陈立仁到巴西后发了大财，1988年他回台湾来时很风光，我还见过他。
到台湾和中立国的战俘的情况大致是：到台湾去的基本上又当了兵，编入了国民党军队，其中多数人就这样一直当了“老兵”，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像我一样后来退伍到地方做生意什么的，还有极个别的从政了。到中立国去的，大多经商发了财，当然这是后话了。
十六、赴 台
大约1954年3月，我们180师被俘的四、五千人，乘美国军舰来到了台湾。到台湾后，国民党为训练大陆被俘人员专门成立了“辅导总队”。辅导总队长叫高魁元，听说在黄埔军校时与林彪同班，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高魁元高高的个子，后来当了台湾的“国防部长”。
战俘们分别聚集在桃源县扬媒镇(音)，台北的胡口、还有宁口分成三个战斗团（也叫支队）。扬媒镇这里住着二联队四个大队，大约有二三千人。扬媒战斗团的团长叫王光志，四川人，矮个。听说是蒋经国派来的。记得54年4月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蒋经国到扬媒来点名。在一个广场上，总队长高魁元等站在一个红砖砌成的台子上，大声讲：欢迎蒋经国给大家讲话。蒋经国当时40来岁，矮胖子，穿着军服，肩扛中将军衔。他首先自我介绍“我是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席，欢迎你们到台湾来，你们到这里来，开始生活可能不太习惯，但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有人说他原来还当过共产党。之后，我又好几次见到他。蒋经国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与大家打成一片，吃饭在一起，没有官架子，无论他走到哪个营房，只要当兵的给他行个礼，他就会与你握手，问这问那。
十七、训 练
我们战斗团在扬媒准备训练3个月。但不到3个月，内部就出了问题。内部明争暗斗，互不卖帐。许多矛头指向那些在韩国俘虏营时作威作福的俘虏官。因为在韩国时，这些俘虏官有点狗仗人势，为了讨好美国人和国民党，对当初的战友采取了许多卑鄙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而到台湾后，这些俘虏官大多未被重用，失去了过去的威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当初受打击迫害的人便乘机“报仇”。
一次住在扬媒的官兵（主要是四川人）跑到胡口去打俘虏官比较集中的战斗团。胡口战斗团的人员主要是由原共产党的军官、国民党的起义军官、PW（俘虏官）等组成。国民党把这些人编在一起，进行“劳动改造”，磨练思想。当时带队去打架的叫杨大炮，四川人，原二联队一大队的大队长，后来还被授予少校军衔。国民党对部队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一般处理得还是比较宽容。由于部队混乱不堪，蒋经国就把整个俘虏人员编成8个营。分别划到8个军去，其中大部分人分到了工兵营。当时台湾名义上有10个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8个军，另两个军的编制是空的。我被分到嘉义县第七军教导营一连，军长姓邓，湖南人，营长叫陈伯勋。训练开始后，一连指导员（四川人）看我身体不好，叫我到了收容队。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后悔不该到台湾来。心想，自己已经三十出头还未成家，再戴上这个兵帽子不就完了吗？
十八、退 伍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当了几年兵。1959年5月1日，我实在不想当兵了，就以眼睛不好为由提出了退伍。开始叫我到环卫所去工作，我没有去。当时对退伍老兵有个规定就是不准自谋生活。1959年底又让我到辅导总队队部去卖香烟，并接受辅导，叫辅导就业。在总队队部卖了一段时间香烟，我到一家餐厅（川菜馆）去打工（洗碗）。洗了一段时间的碗，我觉得洗碗又辛苦又没出息，于是用退伍费租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面馆。开了一段时间面馆，赚了一些钱，我感觉钱还比较好赚，于是我又开了家川菜馆。由于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因此，我的川菜馆生意还不错。
到台湾的退伍老兵大多生活一般，很少发大财的。因为台湾实行的是“穷兵富将”政策。刚到台湾时，当二等兵每月15元，中士每月30元。上士每月40元。到台湾的老兵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特长，因此，大多数退伍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蒋介石统治时期，退伍老兵每人每月900台币（折合人民币200多元），生活比较艰苦。
十九、婚 姻
我们这些到台湾的老兵，大多未婚。因为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有数十万部队，而当时台湾只有六七百个万人，这一下就造成了台湾的男女比例失调。军官找对象都困难，士兵找对象就更成了问题。于是国民党军队就在军队中办起了“军中乐园”。当时，几乎有驻军的地方就有军中乐园，军中乐园主要招募的是当地的山地姑娘。每个乐园有二三十个姑娘，都编了号。这些妓女多为穷人，后来蒋经国上台就逐步取消了军中乐园。到台湾的老兵即使成家，大都是凑合婚姻，无感情可言。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花二三万元买一个山地姑娘（高山族）或者妓女凑合了事，还有一半多像我这样的老兵因为生活艰苦，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年轻时无法成家，待后来慢慢年龄大了，也就放弃了成家的念头。退伍时我已三十好几了，也想成个家，可高不成低不就，慢慢地也就灰心了。许多老兵都和我一样孤苦伶仃地度过残生。
二十、生 意
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因此，我做餐饮也比较好做。1990年，我回大陆了一趟，返回台湾后休息了两年。1992年又与人合伙在高雄开了一家叫“蓉城川菜餐厅”的餐馆，餐馆三层楼，有四五百个平方，请有10多个服务小姐。共投资70万台币，加上装修共花了100多万台币（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这家餐馆在高雄是最大的川菜馆。当时经济不景气。物价较低。后来，生意不好，加之年龄大了，我便将餐馆租给别人做，每年收租金8万台币。1996年我将这个餐馆卖给了别人，之后我就没有再做生意了。
回想起从1959年退伍开始，四十年来，我做生意也赚了好几百万元，但是精神没有寄托，看不到希望，加之年龄也一天天大了，思乡之情愈发强烈，可是却有家不能归，于是，我逐渐开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以打发难熬的日子。
在台湾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钱，没有钱谁也瞧不起你，因为这是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在台湾我做了几十年的生意，我深深感到台湾是个金钱社会。有钱人地位高，无钱当不了官，选个立法委员（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要花上亿台币（一届四年）。
二十一、尾 声
台湾人叫大陆人为外省人，排外思想比较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老兵已逐渐溶入了台湾社会。台湾老兵的家属大都住在军人眷属区。记得50年代末，有的老兵退伍后，很快花掉了一次性给的退伍费，于是这些满肚子牢骚的“反共义士”便三五成群到车站、机场、码头把刻有“反共抗俄”字样膀子亮开，让人们看，以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来，记者通过新闻媒介报道了“到台湾的俘虏兵要饭”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于是，国民党建立了“荣军院”，并规定，所有从朝鲜过来的退伍兵管你在外有无收入来源，都可以去管住、管吃，还照月领钱。当时军队中许多老兵因不满而发牢骚或闹事。于是，国民党又在军队成立了“感训队”。感训队即感化训练队，就是把那些爱闹事的官兵集中起来，进行强制性教育，当时在一个叫绿岛（也叫火烧岛）的地方就有个感训队。但据我所知，那里实际上是关军队政治犯的。到台湾的官兵，包括我们这些从朝鲜俘虏过来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训化和宣传，多数人对共产党的看法都产生了偏见，对共产党表示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摇摆不定，慢慢地许多人对回大陆也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心里却始终割不断对大陆的亲人和大陆的山山水水的思念之情。
朝鲜战争到现在已快50年了，当年我们180师到台湾的老兵大多已长眠于台湾岛，留下的已不足千人了。我有时在想：假如当年不发生朝鲜战争，假如我们这些“俘虏”未到台湾而被被遣返回国……谁知道我们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
（补记：据悉，陈家源老先生仍健在，现居台湾高雄市）
二000年九月二日初稿于金堂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改
志愿军180师蒙难亲历记
——一个志愿军老兵尘封的故事
题 记
过去的岁月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逝去，而过去的痛苦却深深地埋在了人们的心底，作为180师的后代，我真的不忍心翻开那让父辈不堪回首的一页……
背景资料：
志愿军180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180师。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之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进军西南、西北的作战中，这支部队曾屡建奇功，但遗憾的是，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转移中严重受挫，全师万余官兵“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 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人，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摘自《远东.朝鲜的战争》王树曾），其中被俘五千余人。整个朝鲜战争，志愿军共被俘21400余人。朝鲜停战后，遣返归来的志愿军被俘官兵共6672人，大部分人员去了台湾，数百人去了中立国……
引言:
听我父亲讲，进军大西南时，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80师539团机枪连任职。1950年1月，成都刚解放，组织上抽调父亲等干部到成都东郊一个叫大面甫的地方去训练国民党的起义部队。1950年8月的一天，180师官兵在成都北较场集合，宣布全师成建制参加抗美援朝。父亲因训练起义部队未能赴朝鲜作战…。后来在志愿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结束时，180师因指挥不当，寡不敌众等等说不清楚的原因，被数倍美军包围而导致惨败。父亲的许多从山西省南下到四川的战友，或战死、或饿死、或病死、或失踪……更多的则因失去战斗力而被俘，其中包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曾任父亲所在团团政委）。据有关当事人回忆，180师战败后，吴成德同志带领数十名官兵拼死冲出包围，在朝鲜的山沟沟里打了一年多游击，最终弹尽粮绝，被敌人发现而被捕。……至于180师失败的细节，180师数千官兵到台湾的细节，以及180师部分官兵回大陆的细节，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沧桑岁月之后，则很少有人说得清了。前不久，偶然听一同事讲，他的一个亲戚是原志愿军战俘，刚从台湾归来探亲。这不由地激起了我“采访”这位台胞的兴趣。一打听，巧得很，同事的亲戚当年所在的部队正是我父亲服过兵役的180师539团。但这位台胞也许因为自己当了战俘，也许不愿触及那失败之师的伤痛，也许因为海峡两岸政治的敏感，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经过同事再三做工作后，这位志愿军老兵终于沉重地向我这个180师的后代谈起了尘封50年的“遗憾事”：
一、解 放
我叫陈家源，今年77岁了，身体还算健康，只有眼睛不太好使了。我的原籍在金堂县赵镇河坝街，据说我的祖籍在福建省麻城县或孝感县一带，我的前辈是张献忠剿四川后从福建移居过来的，我这一代已是到四川后的第十八代了。
大陆解放前，我家在距金堂县赵镇20多公里的广汉三水镇开了一家茶馆，生活水平在当时还算得上“小康”。因此，小时候，我在金堂县城厢镇读了10多年私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文化）。
参军前，我除了帮助父亲经营三水的茶馆外，还随着别人做“大烟”（鸦片烟）生意，当时做这个生意的人不少。我先后在绵竹、北川、平武、茂县、松潘、南坪等地做过大烟生意。40年代初，我在金堂县赵镇参加了当地的袍哥组织，袍哥祖师是当年洪秀全组织的，属于黑社会祖师，这个组织内部信关公（关羽），讲忠、孝、节、义。
那时，黑社会控制着赵镇的袍哥组织。袍哥组织分“清水”和“浑水”，“浑水”就是土匪，而“清水”呢则讲仁义、礼义。当时赵镇盛产水果，尤其橘子不少，老百姓大多以做水果生意为生。记得4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三水开茶馆，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三水镇便解放了。那几天，我听说解放军在金堂淮口三王庙一带打了一仗，消灭了土匪投资蒋炳南（间）、贺松（音）等带领的土匪，金堂县全部解放了。
金堂解放后，政府开始了“清匪反霸”工作。由于自己做过大烟生意，又参加过袍哥组织，心想，人民政府也许不会放过自己的。于是想到了“走”，出去避避风头再说。但是，当时好象川西坝子都解放了，到哪里去呢？左思右想，自己选择到松潘。因为过去我曾在松潘一带做过生意，还有几个朋友在那里，再说，那里比较偏僻，又是民族地区。于是，50年2月刚过完春节，我便悄悄离开了赵镇。
二、参 军
当我跑到崇庆县（现崇州市）安德，离灌县（现都江堰市）50里时，我碰到了一个叫陈忠连的老辈子，他是国民党95军（军长刘文辉）673团输送连的连长（记得673团的团长叫刘登造）。我的老辈子陈忠连告诉我，95军起义了，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共产党管。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基本上都解放了，你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往哪里跑呢？何不留下来参军，也算走一条正路。于是，我经老辈子陈忠连介绍，留在了他所在的输送连当勤杂兵，算是参加了解放军。大约50年6月份，95军在蒲江被整编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我被分配到60军180师539团二营机枪连一排当“八二炮”炮手。记得当时部队的干部大多是从山西“打太原”（参加过太原战役）过来的。我们的军长姓韦，师长姓郑（大家背后叫他郑爪手），年龄较大，个子不高。副师长姓段，参加过长征，戴着眼镜。政治部主任是吴承德，大家叫他吴扁嘴，是个山西人，团长叫王至成，二营长叫马兴旺，瘦瘦地，我们连长叫卢文奇（音），安徽人，没文化，是个大老粗。
三、入 朝
部队整编后，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6月25日）。国内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我所在的部队也抓紧了军事训练。大约在1950年12月初，部队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记得我们539团从成都出发，冒着严寒，千里行军，靠脚板走到了与陕西交界的广元，然后乘汽车翻山越秦岭，到陕西的宝鸡。这时的宝鸡已是大雪纷飞，部队在那里过了阳历年，并休整了一个多月。之后部队乘火车继续北走。我们539团来到了河北仓县一个叫泊头镇的地方，在这里过了春节。在泊头镇，部队大约呆了一个多月，便换上了苏式装备，并进行了“三视”教育，即仇视美帝国主义、藐视美帝国主义和蔑视美帝国主义教育。同时，还进行军事训练。3月初，我们部队乘火车来到了与朝鲜交界的辽东省安东市（即现吉林省丹东市）。部队在这里住了几天。这几天，我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听说这是美国飞机在轰炸鸭绿江大桥。我们还不断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消息，还不时看到从前线送回来的一个个伤员。当时，我和战友们都感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艰巨，心情既紧张又沉重。那几天，上级主要给我们讲入朝的注意事项，并作战前准备。3月17日这天，雾蒙蒙的，我们部队排成两路纵队从丹东市出发了。大约下午7时左右，部队跨上了鸭绿江大桥，这是一座中间过火车两边可走人的钢铁大桥，这桥大约与金堂赵镇平安桥一样长，有七、八十米。走在桥上我望着黑茫茫的江水，不禁打了个寒颤，心想这一下恐怕回不来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父母，眼泪不禁掉了下来。
四、行 军
入朝后，正值初春，但仍是天寒地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到处是烧焦了的村庄；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被炸死、烧死的牲畜和老百姓；到处是逃难的朝鲜妇女、儿童……。我的心情愈来愈沉重。部队往汉江以北急行军。因为美军轰炸机轰炸得厉害，部队不准生火，怕烟火被美军发现。美军常常是先派一架侦察机来侦察，如发现目标，一会儿就会飞来十来架战斗机、轰炸机什么的，那就麻烦了。因此，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白天睡觉。我们每天吃的是干粮炒面，每人肩挎一个布袋子，袋子里装着10天的粮食。我穿着棉衣、棉裤和棉鞋（这些都是老百姓做的），顶着风雨，爬山涉水，在崎岖、泥泞的路上前进。我和战友们大多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新兵，都是第一次出国，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大家都默默地走着很少说话，偶尔听到天上的飞机如鬼般嚎叫。一路上，我们常看到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他们当中许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听说有的还不是枪炮打伤的，而是冻伤的。我们已闻到了战争的血腥味。当时我和战友们都背着五六十斤的武器和粮食，又累又烦。尤其是雨水把棉衣、棉裤、棉鞋打湿了，走起路来，十分笨重。宣传队的同志和连队干部则不断给大家作宣传，给大家鼓气。当时我的体力还算可以，心想既然大家能吃得下苦，我为什么又吃不下这苦呢？但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偶尔听到极个别战士开了小差的，听说有个战士竟然拉响手榴弹自杀了。据说这个战士是参军不久的富家子弟，但是，大多数官兵士气则非常高涨，部队仍然快速前进。一天,行军途中,我的肚子突然疼起来了,卫生员给了我一点鸦片烟吃(当时药品跟不上),这东西还真管用,疼痛消失了。
五、担架连
入朝后不久，我从539团二营机枪连抽到180师师部担架连。担架连有100多号人，主要任务是运送伤员。4月22日，第五战役开始，战斗非常激烈。我们担架连来到了离阵了二三十华里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冒着敌人的飞机轰炸和枪炮，拼命地接应团担架连送下来的伤员。开始，每当我看到那些受伤的官兵痛苦状，都止不住脚耙手软，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了。有的伤员告诉我，阵地上打得很凶，官兵们都很勇敢，有时一仗打下来，成营、成连的部队就只剩几个人了。我心想，凭着志愿军这股士气，一定会打败美国人。又听讲，不久前志愿军部队想吃掉美军第一军，好几万人三面将美军第一军围在一个孤岛上，美军后面是海，零下二十几度，连枪栓都拉不开，眼看志愿军就要一举歼灭敌人了，可是美军利用空中优势的掩护，在海上搭起了浮桥，多数美军搭乘飞机或军舰逃跑了。结果，志愿军只抓住很少的美军，其中还有一个少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方面增添了对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同时又对美军的先进装备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感、恐惧感。
七、被 俘
记得那天晚上八九点钟，有个团级干部把我们一邦人集合起来，他站在一个小坡上大声讲：“同志们，冲出前面这个口子就有粮食吃了，伤员先沿着小河往前走，我们大部队跟着冲出来！”大家一听冲出去就有吃的，都为之一振，这时大家对吃的欲望甚至超过求生的愿望。于是，我和担架队的几个战友护送着20多个伤病员先出发了。这时，黑沉沉的天下着小雨，路又烂又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沿着小河沟往前走。有的伤病员不小心掉在沟里再也没有爬起来，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大概走了四、五公里，我和几个伤病员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于是在一个毛草棚边把背包放下来当枕头休息，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突然，我听到吵闹声：“老乡、老乡不要打，我们缴枪。”开始，我还以为我们俘虏了美国人，可一注意听，才发现是我们中国人在喊，刚想站起来，可一下子围上来几个端着刺刀的美国人。当时我身上背了四个手榴弹（担架连的战士都没有枪），还未回转神来就被美国兵按倒收缴了。美国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坝子里，叫我们都蹲在地下。我发现和我一起被俘虏的有200多人。不一会，美国人的十轮卡车开来了，他们强迫我们上了车。美国人把我们运到大秋道（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家乡，相当于我国的县）。
八、大秋道
到大秋道后，我发现那里有被俘的志愿军上万人，还有不少的朝鲜人民军官兵。在被俘的人群中，我看到了许多我们师的人。我原来所在的二营机炮连也有好几个人被俘了，战友们用迷惑的眼睛望着我。这时，我猜想：莫非我们师全完了，我的心难受极了。
在大秋道这个地方，美国人给我们每个人每天配了一磅口粮（相当于9两）主要是粗糙的面粉和碎米。美国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另外，还有豆类，肉类主要是牛肉罐头、羊肉罐头，但数量很少。
九、济州岛
在大秋道住了两三天，美国人把我们带到仁川港乘船，每条船可载四、五百人。美国人又把我们运到了巨济岛战俘集中营。我们在巨济岛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运到了济州岛（现在韩国的观光区）。在这个地方我和上万中国官兵艰难度日，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交换战俘，才各奔东西。
济州岛是韩国最大的岛屿，在韩国最南端的太平洋上，隔着济州海峡，与韩国陆地相距一两百海里，面积约一两千平方公里，是一座孤岛。在我的印象里，济州岛人烟稀少，树木不多，石头却挺多，海风特别大。
在济州岛集中营，美国人学日本人把我们被俘人员编为联队。开始共编了三个联队，一个联队分三个大队，一个大队分三个中队，一个中队分三个小队，一个小队又分三个班。我被编在第二联队第三大队戏剧队。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的人，联队以下依次是大队、中队、小队、班。开始二联队的联队长叫邱祥云（后来跑到第三联队当队长去了），是个四川人。邱离开后，陕西籍的副联队长王真明（音名），大队长叫王进贤，四川剑阁人，是刘文辉95军起义来的。中队长叫马良，四川灌县人，原是胡宗南部队起义过来到解放军179师的。由于我有点文化，被推荐当了戏剧队的小队长。每个联队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一个戏剧队。戏剧队就是把那些爱说爱唱，有点艺术特长的集中在一块。一个小队住一个帐篷，大约50人。帐篷内正中控一条沟，两旁捕上草袋，即为土坑。开始，美国人每天都要提审被俘人员中的干部、共产党员，给他们洗脑精。
被俘后，常常听说，中美双方都不愿把战争继续打下去，都提出要“和平谈判”，但老“美”的条件是“停火谈判”，而中国的周恩来则要“边谈边打”。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一直等到艾森豪威欠当上总统后才谈成。
十、戏剧队
我所在的戏剧队以四川人居多，记得有几个老乡和我关系处得比较好。冯事处（音），广汉三水人（已去世），江甫成（已去世），金光富，彭县人，现还在台湾，张玉良，大邑人，还在台湾，得了“中风”。到台湾后，金光富和张玉良都在“台北三峡荣家院”（过去叫反共义士辅导中心）呆过，我在“高雄荣民服务处”（叫辅导委员会荣民服务处）。另外，我们戏剧队还兼管有木匠班、裁缝班、烧水班（也叫打饭班），还有一个老年班，一共二十来人。
记得我们戏剧队经常演戏，主要演川戏、话剧、歌剧。川戏一般都是古戏，话剧大多是自编的时代话剧，内容大多与“反共”有关。我们二联队有二三千人。我主要是演川戏。正式演戏的时候，全联队的人都去观看。当时不知谁编了个话剧叫《活捉毛泽东》。记得五大队的戏剧队以唱京戏为主，二大队的戏剧队（四川人居多），四大队四川人也很多。四大队的大队长叫高荣，是彭县人，现已回来定居了。
还有谭邦清、高荣贵、岳志忠（胡宗南部队过来的），他们都已回彭州定居，算是叶落归根了。
十一、拉 拢
在俘虏营，美国人很注重文化活动来拉拢和感化战俘。
在俘虏营里，美国人不时地放电影给大家看。这些电影大多是反映美国在“二战”打胜仗的纪录片或故事片。
美国还派传教士来传教。记得有一个老牧师来了，美国人都要去听课。牧师主要是宣传天主教、耶酥，还给战俘们发《圣经》等书。
美国人还在战俘中开展体育活动。记得联队专门成立有“文宣组”。“文宣组”是专门组织文体活动的机构。文宣组的组长叫陶建荣，是个四川人，现在台湾台中电力公司，已退休。各大队都成立有篮球队，经常大队与大队之间开展比赛。还开展有乒乓球、象棋等活动，有的还打麻将。
在战俘营里，虽然美国人采取各种硬的、软的方法来对付战俘，诱惑战俘，但是许多战俘仍然面服心不服。
台湾国民党也派人来对战俘进行软化。多数联队到小队都被倾向国民党的人控制，共产党的干部大多被排挤到第四联队去了。他们操纵一些人成立“同盟会”，说参加了同盟会才能去台湾，诱惑、拉拢人们参加同盟会。针对“同盟会”，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双方展开了斗争.
十二、强 迫
由于美国人和国民党的长期宣传、恐吓，许多战俘对大陆的政策产生了疑虑，怕回国后被说成“叛徒”，怕遭到处理、怕家乡父老不理解……。这时，一部分铁了心去台湾的人，在台湾国民党的支持下，便对这些摇摆不定的人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们就范。不知哪个出了个馊主意；凡是到台湾的都要在都要在胸脯或胳膊上刻上“反共抗俄”的字样，或国民党的党徽等。开始，许多想到台湾的战俘都不愿意，认为是一种耻辱，毕竟大家对共产党，对大陆还是有感情的。但是，经过那些去台湾的强硬分子的强制手段（打骂），许多人包括部分誓死不去台湾而要回国的人也被迫刻了字，留下了终身也洗不掉的耻辱。刻字的方法是这样的，先用墨水写好字，然后用针尖在皮肤上扎上字，皮肤流血后，再涂一次墨水。这样就显现出黑“字”或图形了。
我在19小队任队长，也就是第二联队三大队。当时人们称“俘虏官”为“PW”。
被俘人员中原国民党95军、24军（均为川军）起义人员多，大多是解放前夕或初期才编入解放军的，受共产党的教育不多，因此，后来到台湾的也比较多。
十三、 内 讧
在战俘营中曾为去台湾还是回大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共产党的干部和原解放军老部队的兵大多数都坚决回大陆，而部分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起义人员则坚决要到台湾去。于是，战俘营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即回大陆的为一派，去台湾的为一派。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是随大流派，即像我这样的人，态度是：多数人往哪走我就往哪走。总之，战俘营里的暗中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http://www..com/thread/881823
记得有一天晚上，第二联队回大陆的一派与到台湾去的一派发生冲突，双方数百人打了起来，动用了棍棒。据说还把到台湾去的骨干分子打死了。但是，由于到台湾的势力大些（有美国人和国民党的暗中支持），最终回大陆的一派吃了亏。事件之后，美国人把要回大陆的骨干分子都送到了四联队。据说这次事件领头的是一个叫代玉书的人，他原是95军邓锡候的部队的一个班长，是起义过来的。由于各个联队都陆续将回大陆的骨干分子排挤到了四联队，因此一、二、三联队到台湾的势力明显占了上风。
十四、迷 惘
我们180师539团的被俘官兵大多被编在第二联队。539团的战士，不少是四川人，主要是从刘文辉的95军起义过来的。539团入川后（成都解放后），许多南下的干部和老战士都被派去征粮、训练起义部队或充实地方武装、地方政权去了，缺编很多，所以入朝作战时，539团（整个180师都是这样）60%以上的战士都是从95军整编过来的或是刚参军的新兵。
记得当时，集中营中的“联队”由美军一个上尉来管，大队则由美军一个排长或班长来过问，中队和小队一般美军都未派人来，靠自己管理。在这里，从表面上看，集中营的战俘都是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松散，但是集中营周围有两层铁丝网（带电的），铁丝网四周都是美国人或韩国人荷枪实弹的岗哨，晚上还有探照灯，要想跑出去是很难的。即使跑出去了，也难逃出这荒凉的孤岛。在俘虏营有了病，由美军医生来治，所有人不允许与外界接触，就连给家里人写信都不准。当时许多人都很悲观，一些十几岁的兵常常偷偷流泪，也有极个别的人忍受不了精神的折磨而自杀了。
实行编制管理初期，秩序比较混乱。人们的情绪也不稳定，每天都吃不饱饭，饭是由各小队打回后分给大家吃。常常为吃饭问题发生纠纷。同时，由于形势的变化，被俘人员中产生了思想分化，有誓死回国的，有想到台湾去的，有顺大流的，还有既不想回国又不想到台湾去的，战俘营中动荡不安。美国人发现这样不行，于是把全部被俘人员集中在广场上，翻译大声喊叫“愿到台湾的往右倒拐进屋，愿回国的直端走。”结果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员、老兵都直端走出了队伍。于是美国人将这些直端走出来的官兵组成了第四联队。当时还组建了一个第五联队，是管死亡战俘骨灰的，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个空架子。
由于美国人采取以战俘制战俘的方法，因此，战俘营里斗争很尖锐。美国人一般不公开对那些坚决回国的骨干分子进行迫害，而是利用一些想到台湾的人去整那些一心想回国和对美国不满的人。对此，我虽然看不惯，但又怕牵连自己。对那些被整的人，我是敬佩的，他们很坚强，但越是坚强，被整的越惨。我常常悄悄劝那些人，少说几句，何必自找麻烦呢？但是，他们的斗争一天也未停止过。http://www..com/thread/881823
战俘都住在帐篷里，这些帐篷都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帐篷为长形状，冬天有烧煤炭的火炉。美军给战俘发了旧毛毯、美国军服。冬天是卡克式尼子军服、黄尼子大衣（旧的），还发了少量的毛绒衣，鞋子是大头皮鞋，还发肥皂、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
美军在战俘营里安了高音喇叭，每天都在作反面宣传，台湾国民党还派人来上课。
当时，战俘营由五个中立国来共同管理，其中有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好象有印度、波兰、瑞士、捷克，还有一个国家记不起了。印度任主席，其他国家为成员，但实际上是被美国人操纵的。
十五、遣 返
1953年9月，开始遣返战俘前，大陆也派人来了。每天晚上，大陆代表反复广播讲：“中国官兵同志们，你们为北韩人民打仗，你们辛苦了，北韩人民感激你们，彭德怀将军要在鸭绿江边开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你们回来，带你们去北京见毛主席……”。广播里还放“东方红”歌曲。大陆代表（解放军军官）还到各小队的帐篷里去劝说，但由于战俘们长期接受美国人和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大多对大陆代表的话抱着一种不信任感。有的甚至骂代表“你们早点怎么不来呢？我们不听你这一套，滚蛋！”大陆代表来劝了几次，见效果不好，就没有再来了。当时，我劝那些骂代表的人，“有话好好说，不要骂人。”
大概1954年3月的一天，天气还有点冷了，是遣返志愿军战俘的日子。当时，我和战友们以为几年的血泪、辛酸、恐惧、迷惘都将在这天画上句号，因此都不免有点兴奋。战俘们被集中在广场上，首先是一个印度人向我们宣传国际日内瓦关于遣返战俘的有关事项。如给战俘一年的主副食（即生活津贴，折合几百美金），战俘愿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等等。还宣布：愿到台湾的出列往右拐，愿回大陆的出列往左拐，既不到台湾又不愿回大陆的则往中间那条路照直走，即到巴西等中立国去。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台湾，少部分（大约1000人，绝到多数是第四联队的人）选择了回大陆。还有极少数的人选择了去中立国（大约有几十个，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其中有个叫陈立仁（音）的贵州人，是个大学生，原在国民党当过专员，开始在二联队当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大家都叫他校长。后来成立五大队，他便当大队长去了。五大队是专管杂牌部队的，有警备队，还有少年队（十五六岁的兵）。陈立仁到巴西后发了大财，1988年他回台湾来时很风光，我还见过他。
到台湾和中立国的战俘的情况大致是：到台湾去的基本上又当了兵，编入了国民党军队，其中多数人就这样一直当了“老兵”，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像我一样后来退伍到地方做生意什么的，还有极个别的从政了。到中立国去的，大多经商发了财，当然这是后话了。
十六、赴 台
大约1954年3月，我们180师被俘的四、五千人，乘美国军舰来到了台湾。到台湾后，国民党为训练大陆被俘人员专门成立了“辅导总队”。辅导总队长叫高魁元，听说在黄埔军校时与林彪同班，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高魁元高高的个子，后来当了台湾的“国防部长”。
战俘们分别聚集在桃源县扬媒镇(音)，台北的胡口、还有宁口分成三个战斗团（也叫支队）。扬媒镇这里住着二联队四个大队，大约有二三千人。扬媒战斗团的团长叫王光志，四川人，矮个。听说是蒋经国派来的。记得54年4月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蒋经国到扬媒来点名。在一个广场上，总队长高魁元等站在一个红砖砌成的台子上，大声讲：欢迎蒋经国给大家讲话。蒋经国当时40来岁，矮胖子，穿着军服，肩扛中将军衔。他首先自我介绍“我是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席，欢迎你们到台湾来，你们到这里来，开始生活可能不太习惯，但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有人说他原来还当过共产党。之后，我又好几次见到他。蒋经国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与大家打成一片，吃饭在一起，没有官架子，无论他走到哪个营房，只要当兵的给他行个礼，他就会与你握手，问这问那。
十七、训 练
我们战斗团在扬媒准备训练3个月。但不到3个月，内部就出了问题。内部明争暗斗，互不卖帐。许多矛头指向那些在韩国俘虏营时作威作福的俘虏官。因为在韩国时，这些俘虏官有点狗仗人势，为了讨好美国人和国民党，对当初的战友采取了许多卑鄙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而到台湾后，这些俘虏官大多未被重用，失去了过去的威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当初受打击迫害的人便乘机“报仇”。
一次住在扬媒的官兵（主要是四川人）跑到胡口去打俘虏官比较集中的战斗团。胡口战斗团的人员主要是由原共产党的军官、国民党的起义军官、PW（俘虏官）等组成。国民党把这些人编在一起，进行“劳动改造”，磨练思想。当时带队去打架的叫杨大炮，四川人，原二联队一大队的大队长，后来还被授予少校军衔。国民党对部队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一般处理得还是比较宽容。由于部队混乱不堪，蒋经国就把整个俘虏人员编成8个营。分别划到8个军去，其中大部分人分到了工兵营。当时台湾名义上有10个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8个军，另两个军的编制是空的。我被分到嘉义县第七军教导营一连，军长姓邓，湖南人，营长叫陈伯勋。训练开始后，一连指导员（四川人）看我身体不好，叫我到了收容队。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后悔不该到台湾来。心想，自己已经三十出头还未成家，再戴上这个兵帽子不就完了吗？
十八、退 伍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当了几年兵。1959年5月1日，我实在不想当兵了，就以眼睛不好为由提出了退伍。开始叫我到环卫所去工作，我没有去。当时对退伍老兵有个规定就是不准自谋生活。1959年底又让我到辅导总队队部去卖香烟，并接受辅导，叫辅导就业。在总队队部卖了一段时间香烟，我到一家餐厅（川菜馆）去打工（洗碗）。洗了一段时间的碗，我觉得洗碗又辛苦又没出息，于是用退伍费租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面馆。开了一段时间面馆，赚了一些钱，我感觉钱还比较好赚，于是我又开了家川菜馆。由于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因此，我的川菜馆生意还不错。
到台湾的退伍老兵大多生活一般，很少发大财的。因为台湾实行的是“穷兵富将”政策。刚到台湾时，当二等兵每月15元，中士每月30元。上士每月40元。到台湾的老兵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特长，因此，大多数退伍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蒋介石统治时期，退伍老兵每人每月900台币（折合人民币200多元），生活比较艰苦。
十九、婚 姻
我们这些到台湾的老兵，大多未婚。因为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有数十万部队，而当时台湾只有六七百个万人，这一下就造成了台湾的男女比例失调。军官找对象都困难，士兵找对象就更成了问题。于是国民党军队就在军队中办起了“军中乐园”。当时，几乎有驻军的地方就有军中乐园，军中乐园主要招募的是当地的山地姑娘。每个乐园有二三十个姑娘，都编了号。这些妓女多为穷人，后来蒋经国上台就逐步取消了军中乐园。到台湾的老兵即使成家，大都是凑合婚姻，无感情可言。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花二三万元买一个山地姑娘（高山族）或者妓女凑合了事，还有一半多像我这样的老兵因为生活艰苦，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年轻时无法成家，待后来慢慢年龄大了，也就放弃了成家的念头。退伍时我已三十好几了，也想成个家，可高不成低不就，慢慢地也就灰心了。许多老兵都和我一样孤苦伶仃地度过残生。
二十、生 意
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因此，我做餐饮也比较好做。1990年，我回大陆了一趟，返回台湾后休息了两年。1992年又与人合伙在高雄开了一家叫“蓉城川菜餐厅”的餐馆，餐馆三层楼，有四五百个平方，请有10多个服务小姐。共投资70万台币，加上装修共花了100多万台币（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这家餐馆在高雄是最大的川菜馆。当时经济不景气。物价较低。后来，生意不好，加之年龄大了，我便将餐馆租给别人做，每年收租金8万台币。1996年我将这个餐馆卖给了别人，之后我就没有再做生意了。
回想起从1959年退伍开始，四十年来，我做生意也赚了好几百万元，但是精神没有寄托，看不到希望，加之年龄也一天天大了，思乡之情愈发强烈，可是却有家不能归，于是，我逐渐开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以打发难熬的日子。
在台湾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钱，没有钱谁也瞧不起你，因为这是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在台湾我做了几十年的生意，我深深感到台湾是个金钱社会。有钱人地位高，无钱当不了官，选个立法委员（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要花上亿台币（一届四年）。
二十一、尾 声
台湾人叫大陆人为外省人，排外思想比较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老兵已逐渐溶入了台湾社会。台湾老兵的家属大都住在军人眷属区。记得50年代末，有的老兵退伍后，很快花掉了一次性给的退伍费，于是这些满肚子牢骚的“反共义士”便三五成群到车站、机场、码头把刻有“反共抗俄”字样膀子亮开，让人们看，以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来，记者通过新闻媒介报道了“到台湾的俘虏兵要饭”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于是，国民党建立了“荣军院”，并规定，所有从朝鲜过来的退伍兵管你在外有无收入来源，都可以去管住、管吃，还照月领钱。当时军队中许多老兵因不满而发牢骚或闹事。于是，国民党又在军队成立了“感训队”。感训队即感化训练队，就是把那些爱闹事的官兵集中起来，进行强制性教育，当时在一个叫绿岛（也叫火烧岛）的地方就有个感训队。但据我所知，那里实际上是关军队政治犯的。到台湾的官兵，包括我们这些从朝鲜俘虏过来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训化和宣传，多数人对共产党的看法都产生了偏见，对共产党表示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摇摆不定，慢慢地许多人对回大陆也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心里却始终割不断对大陆的亲人和大陆的山山水水的思念之情。
朝鲜战争到现在已快50年了，当年我们180师到台湾的老兵大多已长眠于台湾岛，留下的已不足千人了。我有时在想：假如当年不发生朝鲜战争，假如我们这些“俘虏”未到台湾而被被遣返回国……谁知道我们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
（补记：据悉，陈家源老先生仍健在，现居台湾高雄市）
二000年九月二日初稿于金堂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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