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国家，刁民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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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的国家，刁民的江湖

刚刚过去的十一月份在美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非常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了当下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

（一）

      十一月四日的中期选举被不少媒体直截了当地称为“battle of billionaires”亿万富翁间的对决，大富豪们豪掷约40亿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造势拉选票。民主党的支持者Tom Steger 掏了7300万，前纽约市长Bloomberg 花了2000万为他们的党派摇旗呐喊。Koch 兄弟放言要筹集3亿美元帮助共和党掌控参议院。

      金钱在选举中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McConnell (5000万) vs Grimes (2500万)， Tillis （1370万）vs Hagen （260万), Gardner (1800万) vs Udall (400万), 比较比较各自的筹码，鹿死谁手，毫无悬念。

      既然金钱能换来政治地位，那些当选的政客自然会对金主们感激涕零，不顾廉耻地随着富人们的笛声翩翩起舞。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把美国的这种制度称为 plutocracy，他在选举结束后马上撰文说：这是一场来自两党的亿万富翁间的较量。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正在齐心协力非常有效地为富人中的富人群体服务。

      富人们为选举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真金白银，他们从这个制度中获得的回报更为可观。华尔街大鳄们的无耻贪婪造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当草根们勒紧裤带渡难关时，政府很快通过了救助华尔街的法案，把大把的钞票奉送给那些富得流油的肇事者。草根们还在危机中苦捱，富豪们早早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光：更低的税负，接近零的利率，利润丰厚的联邦合同，飙升的道琼斯。索罗斯巴菲特们看到自己的财富一个劲儿地飞涨，自己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埋怨政府过于照顾这些有钱人家了。草根们最关心的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都不是参选人感兴趣的主要话题。

      美国的有识之士一直都在努力阻止把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上的不平等，通过各种立法把富人和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强势的利益集团和他们的代言人则以捍卫“言论自由”为武器，千方百计地要冲破这些规则对他们的束缚。McConnel 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引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把公司宣传和个人言论自由搅合在一起，认定不能限制公司在选举中为宣传付出费用。经过多年的奋斗，经过多次挫折，他们在2010年终于有所斩获：最高法院通过一项裁决，几乎废除了过去大多数对巨额政治捐款的主要限制。

      金钱这个怪兽一旦脱离牢笼，就会到处兴风作浪。金钱的猖獗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已经出现端倪，如果不对此作深刻的检讨和改革，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将逐步走向劣质化，民主将越来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自由不过是富人的自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批判在美国可能会变为现实。

      在这个去宗教化的时代，人们的宗教情怀日趋淡薄，知足感恩谦卑节制不再是人们心中的美德。所以，对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美国民主制度的自我审视和自我修正能力，我感到越来越悲观。

（二）

      弗格森事件有两个阶段。8月份黑人青年Mike Brown被白人警官击毙，黑人民众就开始上街抗议。11月底大陪审团作出不起诉涉事的威尔逊警官的决定，马上引爆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激烈的暴力事件。

      近几十年来，美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都是黑人唱主角。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权运动以来，马丁.路德.金为黑人编织的梦逐渐变为现实，黑人也成为美国社会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他们用特殊的方式争取和维护族群利益，生长为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道奇异的景观。他们最贫穷，失业率最高，最具有暴力倾向，犯罪率最高，在草根的江湖中，他们是最不安分的族群；同时，他们已经成功地融入了所谓的主流社会，比其他少数族裔更深刻地领悟和更有效地践行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游戏规则，他们享受着最多的社会福利和政策优惠。

      有人在抗议集会时，打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其实，美国黑人的命不仅是命，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生命，已经贵为合众国的总统，贵为国务卿，贵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黑人在美国政坛上的晋升已经突破了各种天花板，他们的辉煌只逊于英裔白人这个族群，不仅令亚裔，斯拉夫裔，拉丁裔难于望其项背，也使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白人族群相形见拙。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解读：(1). 曾经的主流社会不仅在法律制度领域承认了黑人的主流身份，而且在文化心理这一更深刻的层面接受了黑皮肤的人担任国家元首。黑人已经不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是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语言，宗教，教育背景，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已经和主流社会融为一体。(2). 黑人在上流社会的成就和地位是和他们在草根江湖中敢于梦想，敢作敢为分不开的。他们在江湖游戏和街头抗争中独领风骚，这也是黑人权利和地位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弗格森暂时平静了，纽约的黑人又出事了，纽约的黑人民众又上街了。

      如何定性弗格森事件，是公民抗命？还是骚乱打砸抢？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的，政府不能装聋作哑。

      美国人对“政治正确”特别敏感。只要涉及黑人犹太人，政客们总是谨言慎行三缄其口。无论如何，政治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法治的公平正义。在现代社会，“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一旦有人拥有了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自由，就意味着其他人本应受法律保护的自由遭到了侵犯。对法制的公开蔑视和践踏可以不受惩罚，是对遵纪守法的良民的肆意羞辱，是在鼓励刁民们的胡作非为。

      弗格森事件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标签就能解释清楚的。警察滥用和过度使用暴力，是广受诟病的话题。引发最近的骚乱的大陪审团的决定，是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的。陪审团成员判断案件的依据只能是事实，尽量还原事实，而不是为了求得道德的平衡，不能屈服于权势和舆论，也不能屈从于对社会后果的预期，更不能屈从于江湖规则。对陪审团成员的种族比例的质疑，本来就是以“歧视”的眼光来寻找歧视的根据，难道陪审团成员是否公正，取决于他们的肤色？黑皮肤是公正的化身，白皮肤就注定不会主持公道？

（三）

      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人性恶这一推论上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以贯之的最明显的标志。霍布斯声称，初民的草莽时代，“人对人像狼一样”，社会生活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经过市场的整合，转化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不是来源于“温良恭俭让”，不追求个人的幸福不维护个人的权益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社会公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美国社会最活跃的两个团体，一是最顶层的富人集团，一个是下层屌丝中的刁民集团。他们凭借自己的特长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所以他们也最具有影响力，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相比较于他们的社会贡献，他们占有的份额最大。富人集团挥舞金元大棒，呼风唤雨；屌丝刁民靠着胳臂粗敢舍命，在江湖里兴风作浪。
    
       在社会资源和供给相当稳定的状态下，他人的多吃多占，就意味着有人得少吃少占。譬如加州的拉丁裔要在大学新生里占更大的比例，华人的子女在申请时就可能受到排挤。

      在弗格森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布朗父母对警方过度暴力的质疑，看到了黑人民众的愤怒，看到了流氓刁民在暴力抢劫和焚烧时的狂欢，听到了威尔逊警官的自我辩解，看到了奥巴马之流的无原则与和稀泥，但我最想听到的是那个被布朗像拎小鸡一样掐着脖子的店主的声音，还有那些房子被砸被抢被烧的业主的声音，独独这些被刁民们欺诈的人“被沉默”了，他们的声音缺位了。请问，这些人的权利，自由和正义在哪儿？

      其实，我们大多数华人的身份就是这位“店主”，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财产被无缘无故地盗窃，生命常常遭到刁民们的威胁。我们以为来到这片自由的乐土，就自然而然地享受着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等普世价值。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这些普世价值是诱人的灯塔，散发着绚丽的理想之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航线。但理想的实现并不是天上掉馅饼，而且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我们积极追求和悉心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