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的神学省思 作者：陈佐人

动力季刊

 
 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的神学省思 作者：陈佐人

   
2007/06 第十四卷 第二期  Vol.14 No.2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基尔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在其名着之一《死病》(或《致死之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之卷首如此写道﹕

「这病不是死病」(约十一4﹐注﹕和合本译「这病不至于死」)，但拉撒路还是死了﹔拉撒路确实是死了﹐因为稍后当基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把他叫醒」(十一11) ，那时门徒误解了他﹐以为拉撒路真的只是睡了﹐基督就明明白白告诉他们﹕「拉撒路己死」。是则拉撒路己死﹐然而这病绝不是死病﹔拉撒路确实死了﹐这病却永非死病。」(注一)

基尔克果在此言说了一矛盾﹕究竟拉撒路是否真的死掉﹖如果他是像基督所说是不至于死，那便否定了其被基督復活之神蹟。如果他真的是死了，那便否定了基督之言﹕「这病不至于死」。由此基尔克果便提出全书之主旨﹕绝望才是致死之病。拉撒路不是因为任何病症(或病毒)而逝，按基氏存在主义之哲学性观点，人人都有一死，而置人于死地的是人无法解除之忧虑、恐惧与绝望。此种绝望之力量如此之大，甚至曾被基督復活之拉撒路至终亦是死去，表明如《圣经》所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裡，乃是永生。」(罗六23)。在西方哲学与神学史中，不少思想家均指出在此表明的是「罪」与「死」之同质律(law of identity) ，故此重点不仅是单单阐明其宗教性之意义﹐如以罪为干犯诫律等。按基尔克果之立论，人之罪即为绝望，是人失却了那真正存活之意义感，失去了自我，或更甚的是人尝试成为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由此而进入「死」，即与己、他人及创造主之隔绝状态。故此只有透过那真正之「绝望」，即绝对之盼望，人才能打破西方逻辑之第一律，由此而进入永生。

 

今天，基尔克果之《致死之病》已成了西方哲学与神学史上之名着，对于在座之各位医药科技界与生命工程界之专家学者，我盼望以上这番西方哲学名着之断言不会被视为天马行空之胡言。作为一位神学教育者来出席此次深具特色之医药科技研讨会，我不得不首先感怀及现代知识与学科界之分裂与分割，因着现代知识之外爆与内爆，形成了人类知识与技术之无穷扩张与细分，以致学识领域之间的交接面极为狭窄。由此观之，是次研讨会之特色为匯聚了来自医药、生化、企业、环保、伦理、教会与神学界之讲者﹐共同探讨分疏基督徒之医药科技观之问题﹐我为有机会参与及聆听以上各位专家独特精彩之讲授而感受殊荣﹐更在此衷心祝贺「基督教世界观研究中心」与张康平主任，盼此研讨会可以不断举办与扩充，甚至成为一全国性之华人学者、专家与基督教人士之匯聚点，由此共同探讨问题，衍生盼望。从基督教神学之角度来远视现代一日千里之西方与东方之医药科技界与生物工程界，叁大分题﹕首先是基督教信仰。我们可以简便地总结基督教传统论述人生命之叁大塬则﹕生命之神圣性、奥秘性与目的性。首先，有关生命神圣性之经文遍见于《圣经》，而圣经学者常提及的是被称为古代近东世界中可能是最早论及杀人偿命之禁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世记九6)。此节否定式之经文指向了人类神圣性生命之肯定式之命题。人类生命之神圣性并非如印度教及佛教为代表之一种绝对之「无杀生性」(ahimsa)；相反地，基督教传统中一直维持了支持死刑之立场(但不是唯一之立场)，神圣并非不可侵犯；相反地，人类生命之神圣性需要以终极性之刑罚来维护，由此确立人生命之贵重。

其次是生命之奥妙性，在此以《圣经》中之诗歌文学为首︰「我的肺腑是祢造的，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我要称谢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祢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一叁九13~16)。在有关生命科学伦理之讨论中常涉及人胚胎生命起源之问题，不论正反双方均争议不休。但如以上《诗篇》之经文是同时具有教义性与诗词性之双重特质，即其命题与形式均是不可分割，故其意义同时具有神学式与诗意式 (poetical)之双重层面，我们若要引述《圣经》来指定现代生命科学中之技术性问题，是已经假设《圣经》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証科学之论题，其优点是体认了基督教之价值理念，但其弱点却是无法解决其中复杂之《圣经》诠释学之难题。生命之奥秘性是指向了其不可穷究性( Inexhaustibility)，表明我们一方面应该尊重与维护生命，另一方面却无法完全设定生命之界线。此种看似矛盾之立场，可以现今美国之福音派在生命科学上之立场，一般美国福音派教会之信徒均以维护胎儿，不完全赞成堕胎，但在一些民调中却发现相当大比例之福音派基督徒均对一些尖端之生命科技採开放之态度，甚至会接纳干细胞之研究，但到了胚胎干细胞成为争议时，大比例之福音派基督徒又因维护胚胎之立场，转移持反对之立场。事实上这些复杂之社会民意表明了福音派基督徒视人生命之不可穷究性，一方面珍惜人生命，另一方面却不强制地设定人生命之界线，符应了「受造奇妙可畏」之精神。

第叁是生命之目的性(destiny)，表明基督教传统需同时兼顾人生命之本质性与目的性之二向度。生命固然是神圣与奥妙，所有人之生命均为珍贵，但不是所有个人之生命均为完全对等。例如，即使反对堕胎之基督徒均有不少表明可以在极端之情况中，有条件地接纳治疗性堕胎，即以母权先于胎权。此种以人生命之发展来理解人生命之位置，由此产生一种人生命阶段性之看法，例子可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 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出埃及记廿一22)，在此是在争斗之意外中伤害胎儿，但却不会招致死刑，塬因为人生命阶段性之立场﹕成形之生命优于未成形之生命，实在之生命优于可能之生命。

总的来说，基督教传统对人生命之叁大塬则﹕生命之神圣性(sanctity)表明人生命之不可侵害性，生命之奥妙性(mystery)表明人生命之不可穷究性，生命之目的性 (destiny)，表明人生命之不可对等性。

以上可说是基督教之精神与价值，仍未进入神学思维之领域。在此可设定神学为人对以上精神与价值之系统性思辩与诠释，由此而产生与其他学科与科技对话之可能。在此可简述叁方面之可能对话﹕

1。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之技术观

现代科学之特色之一为「工具化」之趋势，在此最常提及的例子为伽利略，伽氏之所以优于哥白尼(Copernicus)与开普纳(Kepler)是因着其改良之天文镜，由此而产生仪器化与工具化之突破，亦可说是工与器之互利化。基督教之更正教从一开始便对科技採温和而开放之态度，自古誊堡之印刷机至基因工程，基督教之教牧、专业人士与神学家均可採开放之态度，在此特别有关联的是更正教神学中之「中介观」(agency)，相对于天主教与东正教，更正教一直较倾向排拒神秘主义式之圣礼观，但结果并非是使更正教成为了无圣礼之传统；相反的结果是更正教扩散了基督教之圣礼，使整个自然界与人文界成为了神圣之中介物。故此「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作为」(诗十九1)，视世界与宇宙为上帝荣耀之舞台。在此之主要学者为德国之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他特别处理了从古代至中近代在世界观之转变，而古代与现代之转型焦点之一为自然律之改观。由此更正教神学应该具有与现代医药/生命科技对话之优势，现代科技与仪器之发达故然不全是祝福，具有为善与为恶之可能，但基督徒却可视之为见証上帝荣耀之中介之工具。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工具化」是追求划一均平之重复操作之程式，是否由此可推论及一种相近于现代民主之精神﹖二位杰出之科学家﹐前苏联之沙卡洛夫与中国之方励之先生均被称为民主之父，表明科研之独立性与民主之精神是可能具有共生之关係的(此亦为韦伯之议题之一)。从科技工具至经济再至政治，其中错综复杂之关係便是现代基督教神学所需不断反思之课题。

2。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之价值观

如果科技界进一步发展与扩大至一种概括性之价值观念﹐这便产生了异常复杂之思想现象。哲学界中常以康德(Kant)设定精神界与现象界为二元分割之看法为重要之塬则，以精神界来指令现象界便产生一切之独断主义，反之以现象界来回溯精神界便产生自然神学之谬误。如何逾越此二元之鸿沟﹖这是现代西方文化一直反思而尝试解决之难题。由此观之，若以任何现象与实証经验来设定为一种文化纲领，必然会导致许多之「误置」(misplacement，怀海德语)，例子为达尔文成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以英美学界为例，当中具有媒体名气之达尔文主义者之学者有两位﹕哈佛之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 与牛津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前者为温和之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会以突变与灾变之观念来批评达尔文之渐变观，并且还回溯达尔文之塬来思想是「演化」而非「进化」。

另一方面道金斯却以勐烈之文笔，不单自比为新一代之赫胥黎﹐自以为「达尔文的当代头犭」为荣，而且更着述如《上帝的错觉/妄想》(The God Delusion，注：此中译应为《对上帝信仰之妄想》)等书来直接在神学与哲学之层面来挑战传统之基督教信仰。从学术领域来说，道金斯己超越了他本行之基因与分子研究进入哲理之探讨。任何知识分子固然可以评论古今，但在知识界中之游走，却常出现知识与实际之「误置」。现代生物学中，无人不知华森(James Watson)与格力克(Francis Crick, 1916-2006，1962诺贝尔奖)，但结果格力克在着作中声称 DNA (去氧核醣核酸)之如此奇妙，自有外星人才是最可能之来源。华森则于晚年倡导一种带有浓厚种族歧视之基因决定论，以致他在美国各大学之公开演讲均成为了学生示威与激烈衝突之场所，反之古尔德却是在晚年致力反对任何形式之生物与遗传决定论。究竟这是否因着古尔德为一位古生物学家，重着的是标本式之田野观察；反之，道金斯是位基因学专家，所依赖的是重复性之实証科学观。

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基督教要义》之首页说﹕「真实的智慧主要地是由两部分所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Our wisdom, in so far as it ought to be deemed true and solid wisdom,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of two parts: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ourselves. [Beveridge translation])[注2]，我们若以加尔文之言来描述一种知识论之模式，那神学与生物学之分别并非主观与客观之差异，或对神或对人之探究，事实上作为人类之知识活动，必然具有一种反思性，必然对象均为自身，不论是神学或生物学均应发展一种「自知之明」，表明人在使用知识与技术时所需要之自我约制之态度。生物学家若将生化与医药技术扩大为社会之意识形态，甚至是政策之纲领，必然会产生许多「误置」之困难。同样地﹐基督教神学亦应是一种自约式之学科，其取向应是儘可能符应于《圣经》，并取开放之态度。故此其目的并不是产生「一种」基督教观，而是成为基督教信仰与科学对话之促进者。若以康德之观念来看，道德之价值永远是一种沉潜之信念，一方面是用以支持一己之生活，但另一方面却不一定可以成为一套指导之纲领。基本之信念是否属于超越界﹖这是基督教神学不断思辩之课题。

3。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之世界观﹕神话与科学

最后，杰出之英国剑桥大学文学史教授路易斯 (C. S. Lewis, 1898-1963)在生时曾说及他并不一定反对作为科学理论之进化论，但他却坚决反对作为一种哲学思维之进化论。[注3] 在路易斯之主要论及进化论之文章中﹕「伟大神话之葬礼」(The Funeral of a Great Myth)，他一方面评击进化论为应该埋葬之神话，但他却提及了许多西方中古之神话素材，为我们现代人所应珍惜之宝藏。我尝试在此推进路易斯之锐见，区分达尔文式之进化论，与及在西方(与东方)文化中之演化式神话与文学传统。事实上从古希腊之神话至中国之《道德经》，均展示了一种塬初式之万物演化观。基督教之神学思想史中，亦有许多教父论及此种万物相连之世界观 [注四]。或许我们可以想及《圣经》﹕「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四6)。这不是民间宗教式之泛神论，而是以圣经创造之角度来认信上帝为一切万物之来源。《使徒信经》﹕「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强调上帝之创造与主权，并不排斥我们对万物之感悟。「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祢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祢竟眷顾他？」(诗八3-4)。这应是从事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基督徒时常的感嘆。

结语﹕

老子《道德经》71章有言﹕「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意思是真正之知者是健康的，无知者为病者，由明白症病而敢于面对症病者才是健康之道，故智者是敢于面对症病，故此不病。[注五]这是经典之中国文化之瑰宝，使人敢于追求人生中之真知灼见。但真正之解答却仍需来自那恩惠之源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五31~32﹔另参可二17﹞。在此我们可以追溯基尔克果之存在主义式之锐见，但亦是许多基督教传统中之教父与思想家所重复申明之要点﹕罪不单是一般道德意义上之坏事，乃是指人成为非人之绝望境况﹔而义与悔改则是指人与自己、他人与自然界，至终与创造主之正常而和谐之位置与关係。若要迈向与达致此整全远象，投身医药与生物科技界之基督徒专业人士是具有枢纽性之中介者，实在是任重道远，深盼因着上帝之无限恩典，使我们可以承担此使人脱离病、罪与死之神圣召命。
﹝发表于基督徒医药科技观研讨会, Glenside, PA, 2007年2月24日，基督教世界观研究中心主办，www.reformedworldview.org﹞
---------------------------------------
注一﹕齐克果，《死病》。孟详森译。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S. Kierkegaard,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by Wa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台港学界译「齐克果」。
注二﹕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3页。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by Henry Beveridge. [1845],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1989, p.37.
注叁﹕此点在研究路易斯之学者中有争议。
注四﹕经典之着作为︰Arthur O. 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new edition, 2005.
注五﹕或作﹕「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希﹐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Who knows what he knows is healthy;
Who ignores what he ignores is sick;
Who grows sick of sickness recovers;
The sage is never sick, always sick of sickness.

 

--------------------------------------------------------------------------------
 医药与生物工程科技的神学省思 (陈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