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马步芳

有人说他是军阀加文盲，有人说他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教育家，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马步芳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个真正的马步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从叛逆到“忠臣”

　　要说清楚马步芳这个人，就要从他在祖上说起，要说清他的祖上就不能不说说清朝末年的陕甘回乱。
　　由于南方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清军的主要力量都调往南方镇压太平天国，此时北方空虚，于是在同治二年（1862年）西北发生了陕甘回乱，因此这事也叫同治回乱。
　　从1862年至1873年在陕西、甘肃一带爆发回族叛乱（更确切地说是回族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的屠杀），其初期的首要份子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在陕西回族叛乱时，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回族也予以响应，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叛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既所谓的东干族。
　　在战争中，回民对陕西、甘肃两省的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马占鳌(1830-1886),字魁峰,甘肃河州（今临夏市）莫尼沟何家庄人,本庄清真寺开学阿訇。1863年,“西北千群白帽来”的回民叛乱爆发后,马占鳌被各门宦公推为帅,自称“都招讨”,成为河州回民军的首领，后率马海晏等人攻破河州后,声望更高。后积极主动倡议起义军归顺朝廷。
　　左宗棠采取三路进兵的策略，先剿灭了陕西叛军，随后兵发宁夏、甘肃。到同治十年，除马占鳌外，西北回军大多被剿平。最后，左宗棠集中四十多个营的清军进逼河州，准备一举荡平马家军。马占鳌采用“掏心”战术，里应外合，于河州太子寺大败清军，河州总兵傅先宗和西宁总兵徐文秀阵亡。清军一退百余里，仍未稳住阵脚，左宗棠已做好指挥部队再退的准备。
　　这时，马占鳌乘胜乞降，投降后因累建“功勋”，马占鳌被任命为督带，马悟真、马永瑞、马海晏等重要将领被任命为管带官至提督衔总兵，赐号“勒尔津巴图鲁”。
　　马占鳌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2月21日，病逝于积石山大河家别墅，诰授“建威将军”。
　　马步芳的爷爷马海晏也就跟随着马占鳌等人一起走上了一条从叛逆到“忠臣”道路。
　　马海晏(1837-1900)，字清庵，甘肃河州人（今临夏市），马占鳌的学生，武艺精湛，尤以刀术、大枪、流星锤为长。被朝廷招安投靠清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海晏随董福祥部等甘军入京，抵抗八国联军，失败后护送慈禧出逃，途中马海晏于宣化病故。

　　二、主政青海

　　马麒(1869～1931)，字阁臣，马海晏长子。幼习武，稍长随父从军，初任哨官，1900年父死后接统其部，驻防巴燕戎格厅(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1912年拥护共和政体，受任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1913年受封为“锐扬将军”。1915年，马麒在青海组建宁海军，为其家族在青海地区的军阀统治奠定了基础。同年，北洋政府改镇守西宁等处总兵官为“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身兼镇守使和宣慰使二职，取得了统治青海的军政大权。1929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省主席孙连仲，马麒任建设厅厅长。由于孙忙于战事，马麒与其弟马麟，相继任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被马家军击败。1936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

　　三、阻止分裂，维护统一

　　1931年初，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之际，英帝国主义也开始了策动西藏地方亲英势力再次挑起分裂祖国的事端。
　　1931年8月，英帝国主义委派驻在哲孟雄的行政官噶乃木魏阿尔前来拉萨，策动藏军向青海玉树地区发动军事进攻，想把内战扩大到青海，以达到分裂中国的阴谋，葛乃木魏阿尔和藏方会谈以后，藏方宣布委派欧细娃?图丹贡丹前往玉树方面主持军政大计。
　　1932年3月24日，藏军突然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苏尔莽地区。当时青海在这里的军队只有400余人，初战失利，败退结古。藏军又向囊谦进攻，守军不支，也退守结古待援。4月30日，马麟派旅长马驯为玉树宣慰使，率骑兵第二团马忠义部从西宁出发前往增援。6月21日夜，双方第一次交战，互有伤亡。7月14日拂晓，青海军在马彪率领下与藏军激战于歇武与通天河一带，将藏军驱逐出境，西宁、玉树间交通恢复。8月2日夜，青海军援军与守军配合，一举击溃包围结古的藏军。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致信马驯谓：“青藏是一家，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平相处”。10月初，青海军攻入金沙江西岸今四川省属当头寺、青科寺。与此同时，西康方面刘文辉部也配合青海军的攻势，向藏军发动反攻，先后收复了甘孜、瞻化、德格等县。西藏地方政府见战事失利，遂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名义急忙请求蒋介石传令各方停战议和。青海和西藏经过近半年的反复磋商，于1933年4月10日方达成协议，签订了《青藏和约》。和约前言曰：“青藏本属一家，和好久矣……以尕丹寺问题，双方驻军误会，致引起纠纷，妄开战端。嗣后双方驻军首领鉴于国难方殷，何遑自讧，乃各派全权代表，休战议和，重修旧好，订立和议约文，青藏双方各执一纸，以资遵守，永昭来兹。从此青藏和睦如前，西陲国防巩固，国家辜甚、边民辜甚。”约内容共8务，要点是：尕旦寺堪布的权力照旧，以宗教为范围，丝毫不准干涉政治；青藏双方撤兵后，各守疆土，不得侵犯；双方均不得收留袒护对方变归潜逃者或罪犯；双方对商人贸易均极力保护；双方对宗教寺院一概极力保护；条约生效后，青方即完全归还所俘藏军官兵。
　　青藏玉树之争是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中国边疆省区之间的一次内战，战争历时年余，对青藏双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损失。战争的结束使英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西藏亲英势力得到应有的打击。青海军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边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贡献。

　　四、马步芳其人


马步芳(左)与马步青(右).

　　马步芳是马麒之子，马海晏的嫡系子孙，马步芳少时人寺学经，后随父到西宁国民学校读书，家中为他聘请了当时的名流为其教授儒家文化，使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且练就了一身武功，主政后制定“六大中心工作”（即编组保甲、训练壮丁、修筑公路、积极造林、厉行禁烟、推广识字），对促进青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说，马步芳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也很有政治才干。他们家族统治青海时，坚持一项原则，那就是在行政体系内不用河州老乡，当时青海省政府的主要官员多是士绅名流和来自内地的饱学之士。
　　孙殿英因盗掘慈禧墓而为大家所熟知，他是个流氓军阀，一贯反复无常，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队都其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为了求生存图发展，自请到西北屯垦，由于多种原因，国民政府于1933年任命他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为了阻止孙殿英入青，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青海马步芳于1934年与孙殿英在宁夏发生了一场激战，后在中央政府的空中支援下，一举打败了孙殿英部，这就是著名的“三马拒孙”战役，为今后马步芳执掌青海政权奠定了基础。
　　马步芳比较崇敬东汉名将马援，为儿子取名马继援，就是希望儿子能够追继马援。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说：“青海之两大巨头，一为省主席马麟，一为新编第二军军长见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马麟仅在社会与宗教上有相当地位，而马步芳则握军事政治实权，马麟为老派人物之代表，而马步芳则为汉回青年的领袖。”“马步芳给予记者之第一印象，为他的聪明外表与热烈情绪，并非如记者平日所想象的青面獠牙，如三国时许褚典韦式人物。他和记者寒暄之后，即以真挚的口吻，谈其事事落后之情形，并大谈其军事情况；记者一方面对马式之态度深感诧异... ...。第二个印象为马氏之头脑相当精密，其谈青海南边之军事布置，井井有条，了如指掌，俨如曾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第三，马氏生活趋向近代… …。”“马步芳的活动则比较趋向积极的，团体的，进取的，社会的，所以研究马步芳的政治作业，对于西北的将来，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马步芳在轻视私人财利这一点上，是超人一等的。他喜欢积极的扩张，一切都往大的地方干”。
　　马麟政治上保守、消极，马步芳为了夺取权力首先赶走了马麟所依靠的几个主要人物。冯国瑞是北大学生，任马麟的秘书，常代马麟参加省政府会议，马步芳为了逼迫叔父下台即以冯与其弟贪污公款一案进行调查，将冯吓跑。接着马步芳授意属下故意制造混乱，煽动对马麟的不满。1932年，马麟无法维持财政困难，印发五十万维持券，通行市面。马步芳为了制造经济混乱，暗中叫人在家中后花园仿印此券向市面偷发，一时新年物价猛涨，原一元票面只折二角使用，城中百姓为了抗议省府乱发纸票，欺哄人民，带着大捆维持券到城隍庙焚烧痛哭叫骂，大闹省官钱局，使马麟日益陷于困境。1933年12月，马步芳指使下属鼓动各中小学教职员工罢课索薪，与马麟为难。还甚至不顾叔侄之情，揭发马麟的隐私，败坏马麟的声誉。1934年春，马麟将多年搜刮的财物偷运回河州老家，将银圆装埋在盐袋内启运，马步芳探知后派部下在乐都拦路抢夺，并将此事公之于世。马麟从牧区贩运皮货，马步芳设卡阻拦，公开强迫马麟纳税。这场叔侄相斗，最终以马麟的失败而告终，自此马麟坚决不与马步芳来往，临终遗言，不准马步芳为其送终。
　　在政治观点上，马步芳的思想仍深深扎根于其父辈的地方主义和军阀思想的传统观念之中，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仍然是实行武力割据和封建世袭的“家天下”。因此，当时“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皆脱离了正轨，本来是公的活动，转为私的经营”（《中国的西北角》）。但是马步芳上台时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已经在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他既不敢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也不敢象马麒、马麟那样公开拥兵自重。所以他极力表白自己不再是为了一家一己之私利，而是处处为百姓着想，为社会服务。1936年5月，他当代主席时说：“各位要认识本主席，本主席自从服务社会以来，得了个伟大的启示。这个启示颇有意义，比如我们为官吏的不织不耕，穿的吃的… …及住的哪一件不是老百姓供给我们的？我们受了老百姓这样的供给，若不再努力公务，为人民尽责而向金钱上去计划，何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呢？”7月5日，在保安团军官训话中又说：“我认为我是一个苦力，答对自己的性命。看得非常轻，对青海的人民地方，却看得很重。”“不要苦害百姓，要痛爱百姓，就是痛爱自己的父老兄弟姊妹”，要做“亲民之官”。
　　马步芳是个富于实干精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一切事业非学不会，一切事业非干不成”。他说：“本人多年来对于治军治事抱定一个‘干’字。”他自己颇有一股苦干、硬干的劲头。“三马拒孙”后马步芳患有吐血病（胃溃疡？）但他仍然黎明即起赴乐家湾兵营主持操练，下午转回省政府处理公务。他事必躬亲，对下属监督极严各县县政都是自己拿电话来直接指挥。有的县长每天得接他二、三次电话。各机关学习他随时可能视察。
　　1936年在大通视察学校时有一段演讲，颇能反映他知了便行，行必有果的思想。他说：“教育是实践，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我们要求知，知道了，就要行。知而不行，等于不知，或较不知更害。”“建设新青海不二法门，必须要将不知而冲动，知之而不行，行而不果的三样毛病革除净尽。”白崇禧十分推崇他的果敢精神，称赞他说：“子香先生的知必行，行必果的精神，实在是常人所不及的。”

五、马步芳流亡国外的日子

1950年初，马步芳率其家小及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龙、马步鳌、马继融、马步瀛及其家属等分乘欧亚公司四架包机飞抵世界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向世界穆斯林的圣地作了伊斯兰教最隆重最庄严的祈祷，履行穆斯林教徒们终生向往和渴求的宗教仪式。朝觐活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他们除了做各种“功课”外，还游览了麦加圣地的风光。马步芳以国民党政权官员的身份晋见了沙特国王。国王对这位流亡将军表示了他们政府的关怀，并派了几部汽车供马氏等备用，可是马步芳拒绝了这一安排，他自己买了两部车子，并在麦加城一家旅馆住宿。
    马步芳一行自幼生活在中国西北，突然来到这炎热的亚洲大地，生活上、气候上均很不习惯。朝觐毕便去沙特的塔乙夫避暑。在此马步芳又一次遇到新的打击；其三弟马步瀛因中暑死亡。马步瀛的小妻（藏族）也与之办理了离婚手续，改嫁给一个当时也在麦加朝觐的中国宁夏阿訇。
    料理完其弟的丧事，马步芳一行抵达阿拉伯著名海港准德城。这里国民党领事馆还保留着合法地位，当时的临时代办是王嘉祥。在王嘉祥和其侄马跃武的安排下，马步芳决定到埃及的开罗定居，并通过此二人在开罗买了房子，办理了入境手续。

    1950年5月，马氏一行乘轮船过红海至开罗，由王嘉祥陪同晋见了埃及国王，获得在埃及侨居的许诺。此后他们便搬至开罗郊外的马尔地住宅区，住马尔地33号。马步芳在这里共买下二幢楼屋，一座大楼共九层，为随行人员及家属亲眷占用；一座二层小楼为马步芳及其妻子所居。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他们买了三部汽车，雇用了一个会做中国菜的埃及厨师，马步芳还请来二名阿拉伯阿訇，帮助他们补习阿文、讲经和读报，后来又为各家亲属子女办起了一个私人学校，请人帮助他们学习英文。
    马到开罗不久，佯称其妻病重，去电要马继援离台速去埃及看望母亲。他不愿自己和儿子再留在蒋氏身边。马继援素以孝子自居，接电即飞开罗，及至，马步芳便再不放行，并从经济上控制他。不久，马呈祥由新疆转道印度赶到开罗，马步芳当时对马振武通电起义一事尚恨声不绝，责其败坏门庭声誉，马步芳向其子侄弟们宣布，他此生再不做事，再不做官，将来死后，也就在此埋掉。
    马步芳在开罗定居不久，蒋介石从台湾给他汇来了一万元美金，作为生活津贴，同时多次来函来电或派人去开罗看望，希望马氏及他身边师以上军政人员尽早返台，马步芳均未置可否。后台湾方面又提出在阿拉伯或埃及大使一职中供其挑选，马步芳亦表示拒绝。
    马氏集团流亡国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一切完全是异国风情，精神上十分苦闷。
    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并让马步康、马步銮、马骥等每日陪他念经。上午一般在自己楼内做祈祷和功课，下午多去他没有公开的秘密妻子法图麦处（经名法图麦，临夏人，与马步芳在西宁时生有一子，四九年外逃时已八岁，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校参谋马发元负责将其母女连同各家眷属一起携往）。在国外，马步芳尽管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但在整个集团和家庭中仍保持着独有的威严。在马尔地他深居简出，很少进开罗市区，偶而也陪同家人外出暂短旅行，但生活范围十分狭小，仅限于二座楼内。对属员和家人管理也十分严格，不许轻易远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共救国”、“光复大陆”一切都已成为泡影。马步芳自知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后来终于出任阿拉伯大使，并于1975年死于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