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身世之谜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时代的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无一不胆战心惊地揖首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内心却是异常脆弱，因为他对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史记》中记载秦国丞相吕不韦本为河南濮阳的巨富，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满足这种拥有万贯家私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对王权垂涎三尺。
于是，吕不韦打点行装，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精心策划一个大阴谋，将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王的孙子异人，想法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转瞬之间，异人被立为嫡嗣，更名为子楚。
不久，国事生变。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自己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生下嬴政，被封为皇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吕不韦认为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嬴政喊自己为“仲父”，自己则掌管全国政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吕不韦在邯郸的秘计实现了。
认定吕不韦和秦始皇有父子关系的说法，其原因是：
其一，这样可以说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反对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吕不韦采取的一种战胜长信侯的政治斗争的策略，企图以父子亲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
其三，解秦灭六国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运用计谋，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秦国的王位，夺其江山，因此，灭国之愤就可消除。
其四，汉代以后的资料多认为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王内宫如此污秽，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后世人也有认为上述传说并不能成立的。
其一，从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吕不韦的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二，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
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身世之谜也只有留于后人去推测了，而“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却由此流传于世。
帝王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提起秦始皇，人们就会想起“焚书坑儒”这一典故，但是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实施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肯定做过。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韩众、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扶苏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但有人研究诸史籍，认为“焚书”有之，“坑儒”则无，实是“坑方士”之讹。“坑方士”事见始皇三十五年，因为侯、卢二人求仙药不成，他们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总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尽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一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曹操为何要建72座陵寝
曹操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比帝王低，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
据说，曹操一生提倡节俭，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各种用过的布料，破了再补，补了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财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
又据传，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当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他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为了寻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仍然是个谜。据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
又据《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察，这也属假设。那它还有可能在哪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吧。
关于曹操的陵寝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是个谜，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晋武帝传位傻太子之谜
司马炎，字安世，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晋武帝司马炎，纵横沙场，果敢英武，为晋王朝耗尽了自己的半生心血。但是，他却将辛苦打下的江山交给一个傻儿子继承，致使宫廷内外血雨腥风，西晋王朝昏暗动荡，成了一个短命王朝。英明的晋武帝为何做出如此糊涂的事情呢?
从史料看，司马炎虽称得上英武果敢，但在感情上却柔若女子，有妇人之仁。他一生共有26个儿子。不幸的是，26个儿子当中虽不乏聪慧之辈，但长子司马轨却不幸夭折，因此次子司马衷成了事实上的长子，按中国的继承人法则，司马衷要被立为太子，而司马衷却是个白痴，不谙世事。司马衷的痴愚朝野皆知。
太子司马衷在吃饭时对粮食很不爱惜，师傅李看不过去，就婉转地对司马衷说：“殿下，碗中的米饭，一粒粒都是农民辛勤耕作得来的，殿下可知道稼穑艰难?如今旱荒严重，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都在忍饥挨饿。”司马衷听了这话，觉得十分奇怪，脱口说道：“没有饭吃，干嘛不吃肉粥?”师傅李哭笑不得。
太子司马衷的低能，武帝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这个儿子难以担负国家重任。但是杨皇后反对更易太子。杨皇后名艳，字琼芝，是陕西华阳人，父亲杨文宗是魏国贵族，以功封蓣亭侯。杨皇后十分美丽，出自豪门大族，替武帝生下了三男三女，长子早逝，次子便是这司马衷。武帝数次担心地说太子不长进，天性愚钝，难以胜任大事。杨皇后每次都和颜反驳，儿子虽不聪明，但却忠厚纯良，好生教导，会有长进的。武帝试探说，现在更易太子，还来得及。杨皇后摇头，说太子的名分已定了，决不能轻易改动，无论立嫡立长，都应是太子，破坏了这项法制，日后岂不乱了套?我坚决反对。
优柔寡断的武帝就将希望寄托在两个派去考察太子的大臣和峤和荀勖的身上。
果敢刚毅的武帝司马炎在美人面前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武帝信任荀勖，尤其佩服荀勖的高深学问和不世之才。后来荀勖进奏，说太子有了进步，于是武帝相信了荀勖，放下心来，不再考虑更易太子。
天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病死，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杀死总揽朝政的大臣杨骏；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25年。
“和尚皇帝”梁武帝为何饿死于僧寺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北朝时，佛教大盛，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位吃斋信佛、极力倡导发展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于公元527年、529年、547年三次舍身。舍身第一次是4天，最后一次长达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重金将其赎回。寺庙因他又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在位时，佛教在梁朝盛极一时，光当时的建康城内外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公元504年，他亲自率领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事佛文》。
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废了朝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梁武帝早年无子，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子做太子，后来梁武帝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随即被立为太子，而侄子萧正德被改封为西丰侯。这让萧正德心里愤愤不满。正在此时，东魏大将侯景因与政敌高欢不合，转投了梁朝，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侯景为人阴险奸诈，他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勾结萧正德起兵发动政变，答应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做皇帝。最后叛军攻进了建康城，困住了宫城，后又引武湖水去漫宫城。梁武帝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宫里。一筹莫展，也没有人去过问他，这位皇帝最后竟被活活饿死在宫里，无独有偶，《中华野史镜鉴》上也曾记载：“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侯景攻下宫城。萧衍饮食断绝，口中苦涩，连呼：“蜜!蜜!”最后饿死于净居殿，时年86岁，萧正德最终也没做成皇帝，事成后就被侯景杀死了。
唐太宗篡改过国史吗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开国君主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是唐代难得的治国之君。在其统治期间，唐太宗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执法慎刑，重农恤民，使国家形成了历史上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局面。他的雄才伟略、勤于政事甚为后人称道。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旷世圣人，他的一生仍是有很多瑕疵的，“玄武门兵变”内情历来让人生疑，而他后来的修改国史也为后人议论不休。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修改国史呢?对此，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隋唐卷》是这么写官修正史的————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由合法继承得到的，而是其杀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夺得皇位之后，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认为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时录》时，大肆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煞太子建成在唐朝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并极力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杜撰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获得近似于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修改国史?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
千古功过任人评——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她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宝座，直到最后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后，武皇一方面消灭异己，一方面却也励精图治。在她统治时期，整个社会倒也安定，而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民间有很多。武则天本人也从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块无字碑，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顷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的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座则用骏马饮水、雄狮、云纹等线刻画而成。如此精细的雕刻，在历代墓碑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大政绩。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武皇是抢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贼，对于她的功劳视而不见。因而，武则天要把自己的功劳让后人去评述、去记载，于是就有了无字碑。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有的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唐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武则天对自己一生还是颇感自豪的。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武则天要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就是要让后人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评价。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很有道理，至于哪一种说法是她的本意，现已无从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后，人们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现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字中还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早已废绝的少数民族文字，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视为“20世纪之谜”。经考证，金太宗的弟弟于1134年在无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且在旁边配有汉字译文。这种失传了的文字并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么文字呢?明代金石学家赵山函在《石墨镌华》中说：“（《郎君行记》）碑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字刻乾陵无字碑上。”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发现辽代帝后的墓志，才将这一谜团解开。原来这些文字和墓志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创于公元920年，但随着国家的灭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了明代则彻底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了。这一失传的文字作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来，却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的一大贡献。
唐玄宗为何被奉为“梨园领袖”
人们习惯上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梨园”是怎么和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呢?“梨园”在什么地方?其性质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唐玄宗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许多亚非国家的使臣、学者、商人纷纷齐集长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唐朝的音乐得到空前发展。唐玄宗本人素喜音乐，在公元741年原来隶属太平寺的倡优杂技人才划出来，设立左右教坊；又挑选好乐工数百人，在蔡苑的梨园进行专门训练。
有关这个艺术组织————“梨园”的建立，《旧唐书·玄宗本纪》载道：“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新唐书·礼乐志》则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也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从此，“梨园”成了唐代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清人汪汲《事物原会》卷三十七“教坊梨园”条说：“今西安府临潼县骊山绣岭下，即梨园地也。”关于梨园的出处，一般都认为它原是唐代长安的一个地名，但在具体地点上发生了分歧。有人指出在长安县西南香积寺附近今黄良乡立园村，此村最早叫梨园村或栗园村。还有人认为是在今西安城东南隅曲江池附近汉武帝所造宜苑旧址旁的春临村一带。第三种说法认为梨园在今西安城东北唐大明宫东侧附近三华里的午门村。第四种说法指出它在今西安临潼县骊山绣岭下。
另外还有人认为唐代长安有两个“梨园”。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一个在光华门北面，一个在蓬莱宫的旁边。《辞海》也持有“梨园”说，指出唐代长安“梨园”有“禁苑梨园”，在长安城北芳林门外东北的禁园中；“乃唐代真正梨园所在”。“宫内梨园”，分男女二部，皆称“皇帝梨园弟子”。
对于梨园的性质的研究，《辞海》曰：“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谓为“唐玄宗时，宫廷内专门训练乐工的机构”，“主要职责是训练器乐演奏人员”。李尤白提出：“梨园”是既训练演员，又肩负演出的“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院”，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李隆基则是其院长（崔公），在他之下有编辑和乐营将两套人马。前者的职责，类似现在的创作人员，后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和教师。
在“梨园”研究方面，算得上权威的是李尤白写的《梨园考论》，此书全面考证了与“梨园”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在西安建立“中国唐代梨园纪念馆”的建议。
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谜
李煜是南唐的末代国主。他即位时，南唐国力已呈衰颓之势，这位性格懦弱的国主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国破家亡的威胁。他仇恨宋朝的压迫，但又没有能力用武力与宋朝相抗衡，只要能以小邦苟且偏安，他甘愿贡物称臣最后沦为阶下囚。
李煜的父亲李是词坛高手，李煜从小便生活在这么一个浓厚的文化环境中，对词也极为喜爱。即位时，南唐国力日益衰落，他所面临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因此使他这时期的词一部分表现为对宫廷奢华生活的迷恋，一部分则饱含着沉重的哀愁。被俘以后，身为阶下囚的李煜，天天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面对春花秋月、良辰美景，缅怀故国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创作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想到这首诗竟成了他获罪的证据，不久便被宋太宗赵光义派人毒死在狱中。
李煜不仅善填词，而且善音律，并因此荒废政事。皇后周娥皇是司徒周宗的女儿，通书史，且能歌善舞，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当时早在盛唐时曾广为流传的《霓裳羽衣曲》早已被人淡忘，周娥皇找到了一份残谱。她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创作，通过努力，最终恢复了《霓裳羽衣曲》的原貌，开元、天宝之音得以重回人间。周娥皇自己另外还创作了两支曲子，一为《邀醉舞破》，一为《恨来迟破》。李煜和她二人常常会随歌而舞。周娥皇不但擅长音律，于采戏、弈棋也无所不精。对于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知己，李煜是宠爱不已，朝朝暮暮与她一起，整日沉浸在轻歌曼舞中。周娥皇死后，李煜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思念她。
周娥皇有个妹妹，史称小周后，长得风姿绰约，风情万种。
小周后的音律才能虽比不上姐姐周娥皇，但却是弈棋的高手，酷爱围棋与象棋，因此而备受李煜的宠爱，二人常常布局厮杀，以此消遣时光。一天，李煜与小周后正在对弈，且杀得难解难分。为了不受任何干扰。李煜下令卫士守住宫门，对前来奏事的大臣一律不予接待。一位大臣向李煜奏报国家收支的状况已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一位大臣奏报宋朝正在调兵遣将，随时来犯，提醒李煜应早做准备，但是都被卫士挡在了宫外。
开宝八年，宋军攻破金陵，李煜率几位大臣肉袒出降。开宝九年正月，李煜到达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后宋太宗即位，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七月初七，李煜被宋太宗赐服牵机药而死，时年42岁，赠太师，封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史载，牵机药乃是一种慢性毒药，毒发，最后头足之相就如牵机之状，故名。
“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的《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照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
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有人认为“烛光斧影”也许不是疑案，只是晋王赵光义戕兄夺位的借口。宋太祖安排后事是宋朝的国家大事，不可能只召其弟单独入宫，并且赵光义又在喝酒时退避。用玉斧刺雪，这正是赵匡胤与赵光义进行过争斗的状态，晋王一狠心杀死宋太祖。要是不这样写，这段史料也许会被封杀。
不过，关于光义弑兄的原因，史书上另有一种说法。《烬余录》称，赵光义很喜爱已归降的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费氏。孟昶死后，花蕊夫人被宋太祖赵匡胤纳为自己的妃子，而且特别宠爱。赵匡胤因病卧床，深更半夜时赵光义胆大妄为，以为宋太祖已熟睡，便趁机调戏花蕊夫人，可没想到太祖惊醒，要用玉斧砍他，等到皇后、太子赶到之时，赵匡胤已经只剩一口气了。赵光义趁机逃回自己的王府，第二天太祖赵匡胤就升天了。由此可知，赵光义趁夜黑无人，赵匡胤昏睡不醒的时候调戏他觊觎已久的花蕊夫人，谁知赵匡胤突然醒来发觉了，也许是他盛怒之下欲砍赵光义，可是因为病体虚弱，体力不足，未砍中赵光义。赵光义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不管用何种方式都不能取得其兄的原谅与宽恕了，预料到自己将会死得很惨，于是一狠心便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然后慌忙逃回府中。宋太祖赵匡胤是病怒交加而死，还是他弟弟杀死的呢，谁也不知其详。不过十分清楚的是，赵匡胤之死与其弟赵光义当夜在皇宫内院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这个疑案，也有一些人为赵光义开脱罪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道：“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从这一记载来看，宋太祖赵匡胤过世时，他弟弟赵光义并不知晓，也没在宫中呆过，似乎可以洗去“烛影斧声”的嫌疑了。
但是，自从赵光义继帝位后，赵匡胤的长子德昭于公元979年被迫自杀，次子德芳又于公元981年无故而死来看，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摆脱不了“烛光斧影”、“戕兄夺位”的嫌疑。
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先他而死，乃由皇太孙朱允即位，这就是建文帝，后世也称为明惠帝。然而，在惠帝刚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夺取了帝位，以讨伐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北平（今北京），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了京师（今南京），燕王即位，是为成祖。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颇多，明成祖对此总是不放心，这件事也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是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焚死”说和“逃亡”说。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录，燕王朱棣发动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开进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亮而遽至此平!’……王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仁宗朱高织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为明成祖的朱棣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处于何处，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住进西内，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后，感到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二十余年。民间流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逃到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洋地区，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崇祯帝究竟如何死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宫受遗命。不久熹宗撒手归天，年仅17岁的信王朱由检即位，大赦天下，次年改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面临的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这位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很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挽狂潮，重建太平天下。他即位后铲除阉党魏忠贤、一心想要中兴，但是最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冲破了京城，明朝覆灭了，他自己也落了个自缢的下场。崇祯帝朱由检生性懦弱、无主见，而且他继位时的明朝已是政治腐败。崇祯皇帝也回天乏术，大臣们个个明哲保身，少有为社稷着想者。而且崇祯为人极易猜疑，大臣们更是小心翼翼、很少发言。就是到了起义军进逼京城的时候，也没有主动站出来为崇祯分忧的大臣。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猛烈进逼，崇祯帝惊慌得完全失了主见，处处寄希望于大臣们，希望他们能提供妙计良策，甚至替他决断，但是危急之中，大臣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每天崇祯帝都要召见大臣，有时候竟达到一日三次。起初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替崇祯帝谋划，提出“南迁”、“撤关”等，可崇祯帝总是拿不定主意，大臣们也渐渐没招了。召见中，大臣总是惶恐地说：“为臣有罪，为臣有罪!”然后就不再说话，实在被问急了，只是用些“练兵”、“加饷”等话来应付崇祯帝。每次召见，崇祯帝都非常不满，常常是中途拂袖离去，回宫后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朝中无人!”
大明灭亡的前三天上午，崇祯帝来到东左掖门，召见了新考选官32人，问他们以急策。崇祯帝本想能从新臣中寻找到良策，可一见答卷，也全是些套话。召见未及一半，忽然有一太监送进一个密封，崇祯帝拆视后脸色突然大变，原来这是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失守的总报。李自成军已经攻到昌平。但是惊慌的崇祯帝仍无法从众大臣那里得到一计良策。
次日早晨，崇祯帝再次召见文武诸臣，半晌大家都沉默不语。崇祯帝流着泪恳请大臣们想办法，大臣们也是泪流满面地回应。忽然有位大臣大梦初醒一般，凑向前欲奏对，崇祯帝一见，马上将泪水收住，准备细听，只听这位大臣说：“当务之急为考选科道。”原以为是什么良策，不想又是老套话。可这位大臣一开头，许多大臣也跟着说这人当起，那人该用。崇祯帝早就不耐烦了，俯首在御案上写了七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起身示意退朝。
关于崇祯的死，历来众说纷纭，计六奇《明孝北略》卷二十记载道：“丁未五鼓，上御前殿，与二人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承恩，入内苑，人皆莫知，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遂自尽于亭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又有《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说：“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而《明之述略》中却说：“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西山。”可见，对崇祯究竟怎么死，死于何地至今还是个谜。一个力图中兴的君主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令人深思。大臣们还是一副唯唯诺诺、支支吾吾的样子，出的计策无非是什么巡街闭门、不许出入等。这时候守城者来报，守城军队不敌。见城陷就在眼前的崇祯帝，不禁大哭，边哭边道：“诸臣误朕至此!”自己拿不定主意，却要埋怨大臣。大臣们见形势“不可为”，便俯首同崇祯帝一起恸哭，哭声响彻大殿，甚为悲惨。到了中午，崇祯又召见大臣，此时大臣们已彻底看透了这位年轻且毫无主见的皇帝，干脆以沉默来回答崇祯帝，崇祯帝不禁大吼道：“既然这样!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统统自尽吧!”此话倒是说中了，19日晨，崇祯帝在走投无路中自尽身亡。
顺治帝出家之谜
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追加皇后应举行怎样的大礼，他命礼部要认真、详细、迅速商讨并递交他审议。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写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不仅辍朝5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
顺治帝的离家出走，令清宫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降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削发为僧，因此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之因是与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宠爱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为借口皈依了净土。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语气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一个顺治出家的证据。但民国时，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举出《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里竟未动”是指顺治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秘密立储始于康熙吗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圣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长者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为皇太子，后玄烨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废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请求再次册立皇太子，这是二废太子后，朝臣第一次为此事上奏请求。玄烨看罢奏疏后，特别召集群臣说明此事。他说：“立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谕旨表明，接受了两次废立太子的沉痛教训，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储位之争的局面，玄烨正在深入思考皇储关系、储君标准、建储方式等重大问题，力图寻找一个较好的办法，避免以往的失误；在没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决不草率册立。他向群臣公开陈述他的观点，表明他在晚年已开始拟订新的建储计划了。
玄烨在经过4年多的总结、思考以及对储君的精心选择后，开始实施他的建储计划了。
第一次建储之议出现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据《清世宗实录》载：“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朝鲜使臣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四月从中国返回朝鲜后，禀告朝鲜国王：“臣来时问太后葬后，当有建储之议。”建储之事虽然到处流传，反响很大，但人们对其具体内容却毫不知晓。这表明玄烨只是就建储一事征询皇子与重臣的意见，他本人并未表露态度，更未作出任何决定。可见他对储君人选、册立日期等重大问题，已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保密措施了。
“长篇谕旨”出现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烨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缠身的情形下，召集全体朝臣，商讨建储的有关问题。“长篇谕旨”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两个谕旨构成了新的建储计划。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它的具体的方略，如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有德者即登大位”、“择贤而立”的择储标准，对储君人选以及建储的有关问题的保密原则等等，都比较新颖，而且秘密色彩浓厚，因而可称之为秘密建储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贯彻执行，并且形成制度，将会减少传统建储制度的某些弊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玄烨对实施两千多年的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尽管他本人并未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
这一秘密建储计划的核心是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完全排除统治阶层中任何集团或个人对建储的干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其他三部分也无法实施。
虽然玄烨通过“择贤而立”的方式选择储君，但其主观上并无废除嫡长子继承制的意图。玄烨的宗法观念浓厚，认为诸子之中，“允(胤)居贵”。在胤被废后，他已无嫡子，皇长子胤也获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雍正帝嗣位之谜
清康熙帝驾崩以后，第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帝。但雍正帝究竟如何嗣位至今仍是一个谜，是按遗诏之言登位还是篡位，众说纷纭。
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冬至(初九)前，胤奉命代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静摄”政权。胤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应在斋所虔诚斋戒，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时才不得不破例把胤召到畅春园来。而未到之前，康熙命胤祉、胤(七阿哥)、胤、胤、胤(十阿哥)、胤(十二阿哥)、胤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向他们宣布：“皇四子胤人品极好，令人敬重，与朕很相似，因此他肯定能够继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恒亲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东陵行祭典、胤禄(十六阿哥)、胤礼(十七阿哥)、胤(十五阿哥)、胤(二十阿哥)等小皇子都在寝宫外候旨。当胤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还能够说话，告诉胤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就归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布“遗诏”。胤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则向胤叩头，并劝他节哀顺变，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职权，主持康熙的丧葬之事。雍正曾特别强调：当日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寿终正寝后才开始的，是属于正常并且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同一个口径。后世有人根据雍正在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来综合分析，认为雍正根据皇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但是民间传说中，雍正即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世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帝要将皇位传给胤，在他患病的最后几日，曾经下旨要召胤回到京城，但是胤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了谕旨。致使康熙去世当日，胤不能赶到。隆科多于是假传圣旨，拥立胤为皇帝。此所谓“矫诏篡立说”的由来。另外有一种说法讲，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胤，是胤把“十”改成了“于”字，于是遗旨明明传位于胤，却变成了传位于胤，此所谓“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是谁来盗改了这个遗诏呢?有传说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说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说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养的武林高手所改写的；又有的说是雍正的亲生父亲卫某参与改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胤和胤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胤被选中，胤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确实说明康熙选择皇太子时他是候选人之一，而胤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22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之子弘历宠爱有加，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临终时康熙本想让胤继承皇位，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召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定会引发皇位纠纷，无奈之下只好传位于雍正。
总而言之，雍正继承皇位有着种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疑点。这些问题使一些清史专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在没有获得新的可靠材料之前，雍正的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个谜。这不仅仅是因为雍正在继承皇位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即位后的很多言行，尤其是与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事连在一起，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再者，对储君暗中进行培养、考察，储君如果表现不佳予以撤换时，由于没有让其知道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后果，这样皇帝在对储君的选择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动权。
秘密建储在康熙朝晚期出现，是形势的需要，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了解决复杂、尖锐的储位之争，玄烨只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博采众长，另辟蹊径。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开拓一条新的建储道路，更无将此立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改进并完善的过程，秘密建储制度也不例外。虽然玄烨是秘密建储的开创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进，把它的疏漏加以补足，并作为一种制度最终确立下来。
雍正帝暴死之谜
一代枭雄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死在圆明园离宫中。官方记载说他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下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下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传。”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雍正遇刺身亡的故事。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等记载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留良文字狱于雍正六年发生。十年十二月，留良、葆中父子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另一子毅中斩决，孙辈发配极边为奴。传说四娘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传说四娘在吕案发生后逃亡外地，练就一身功夫潜入宫内，以飞剑砍去清帝脑袋。还有人传说除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
其次，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没收入宫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其妻妾子妇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在宁古土基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
还有，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驻跸在圆明园这个离宫。紫禁城内明令整肃，与有“亭台园林之胜”称号的圆明园根本不可比较。因此，他“自新正郊礼毕移居园宫，冬至大祀前始还大内”，“盖视大内为举行典礼之所，事毕即行，无所留恋也”。园内内阁及各部院等机构之规模宏大与大内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又有人认为世宗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他可能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是从宫中档案等资料中推出的结论。世宗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僧道异能之士，他死后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下了驱逐炼丹道士出宫的谕旨。
新君刚登基，尚有众多事务待理，而紧急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乾隆说其父视僧道如俳优，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显然在为父亲辩解。否则又怎会突下逐客令?他又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世宗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地称：“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金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而且，还善待超盛、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瞻仰梓宫。
驱逐道士的同日，乾隆另降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世宗横死有关，否则为何皇太后所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乾隆帝的父母是汉人吗?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天花还是梅毒——同治帝死因之谜
清入关后第八代皇帝同治，是叶赫那拉氏(慈禧)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所生，同时也是咸丰皇帝(奕)的独子。同治六岁时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登基称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亲政。但他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病逝，此时距其亲政日期不到两年。
对于载淳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载淳是死于天花，有的说是死于梅毒。
近来，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以下简称“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
据记载，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病卧床。当天下午，太医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和诊断，结果是：“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来，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只请第一次脉就能做出上述的明确诊断，主要是因为载淳之病来势很凶，“疹形”表发得较显著。御医对此开出了用生地、元参、牛蒡子、芦根等十二味药配制的“益阴清解饮”，进行避风调理。同治仅服了一次药，效果便显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夹杂着瘟痘的疹形即透出，也不似昨日那样烦闷堵厥了。但是，疹痘初发，未至出透，致使“瘟热熏蒸肺胃，以致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议用“清解利咽汤”对此进行调理。巳初三刻服药后，效果明显，是日午刻即“脉息浮洪，头面周身疹中夹杂之痘颗粒透出”。
这样，经御医们精心医治护理不足两天，痘颗虽然开始表发了，有些症状也有减退的迹象，但是由于瘟热毒滞过盛，以致头面、颈项发出的痘粒很稠密，而且痘颗颜色紫滞，又有咽痛作呕，身颤口干，便秘溺赤之内症。很明显，痘料透出后过盛的毒滞并没完全随之表发出来，最后用药无效，以致于身亡。
根据这些记载，有人便认为同治是死于天花，但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
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慈禧开始常命皇后等人陪她看戏。但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强令其移爱慧妃。而同治偏偏讨厌慈禧所喜欢的慧妃。于是，同治帝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微行纷传于内外，屡次劝谏同治而毫无成效。一次，同治帝对醇亲王奕当面劝谏一再抵赖，醇亲王只好把时间、地点一一指明，同治帝却一再追问他消息的来源。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据说，载淳从烟花巷院染上梅毒，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请命于慈禧。慈禧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于是，御医们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没有效果。皇帝大怒，责问：“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和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载淳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之，显然是为了掩盖丑闻，以免丢皇家脸面。所以同治后来就日益病重，下部溃烂而死。
同治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来源，而且都能找出各自的证据，让人难以辨明，遂成清宫又一疑案。
光绪帝之死探秘
和同治帝一样，光绪帝正当盛年时却突然死去，成为慈禧垂帘听政之下的第二个牺牲品，而且他的死与慈禧的死仅相差一天。因而，关于他的死因也就引起了世人的种种猜测。
第一种观点认为光绪是患重病而死。在废立风波中，光绪依旧做他的皇帝，但他的实权却丢了，精神也备受打击。光绪帝重重的顾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另外光绪帝自幼孱弱，脾胃素来虚弱。光绪虽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孤儿也不如。据宫中太监寇连材日记说，当时宫中人受各种限制，不能亲近光绪。惟有西太后可以亲近他，而她当时骄奢淫逸，对光绪的生活根本不管。小皇帝每天有数十种菜，但菜皆不能入口。光绪要加菜，御膳房必先告知太后，慈禧必然责备他铺张浪费，不懂节俭，光绪只好从小挨饿。
光绪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患上重病。《清德宗实录》、《清史稿》、《光绪朝乐华录》等都说光绪久病体虚，至光绪三十四年病入膏肓，最后驾崩，但这些均为官方文件，可信度不一定高。
第二种说法最为流行，说是慈禧谋害了光绪帝。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光绪虽然长期被囚，保皇党却极依靠他。慈禧自己身体健康，能执政时，百般折磨光绪。晚年，她力不从心了，便想害死他。当时因担任起居注官而能接近光绪的恽毓鼎，写了一部《崇陵存信录》(又名《光绪外传》)，记录了光绪临死前的状况：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秋忽然传出病重消息，召京外名医入宫诊视。诊脉时，光绪静静地把双手置案上，自己写出病情。入诊者都说光绪身体尚健。十月初十，逢慈禧万寿节(生日)，光绪出瀛台，替太后祝寿，有人看见他为准备跪拜而活动筋骨。十九日，宫廷大乱，增加侍卫，稽查出入，传言光绪驾崩。次日，宫中恢复了宁静，午后，传载沣监国、溥仪入宫教养之命。二十一日，皇后入瀛台探视，光绪早已气绝身亡。太后闻此，仅叹息几声。
在这则记录里，恽毓鼎实际上暗示慈禧害死了光绪。而且，慈禧宣布光绪病重，和百日维新后废立风波之做法一样。恽氏长期任起居注官，他的话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而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则在《清宫二年记》等书中，明确地指明正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
以上三种说法都是言之凿凿，但是清宫太监回忆录《清宫琐谈》则说光绪实则死于饥饿。据载，光绪本无大病，诸医开方皆以平和之剂为药，然而，太监们在光绪死前已得到光绪驾崩的消息。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二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死前，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他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周某知帝饿急，但实在是没有吃的，就连他本人也三天未进食了。后来，光绪便渐无声息了。不久，醇亲王入见，周报告说皇上已去世，醇亲王用镜子试皇上气息，确信其已死亡，于是匆匆而去。一会儿，皇后赶来探视，随后便把皇上驾崩的消息公之于世。
在这几种说法里，究竟哪种说法的可信度更高一些，让人难以取舍。光绪帝之死与同治帝之死一样，成为清宫内又一未解之谜。
袁世凯猝死之谜
1916年（民国五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亿万民众的声讨中魂归西天。
在互相庆贺的同时，人们也不免产生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猝死呢?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有的认为他是被气死的，而在这两种说法中又衍生出多种猜测。
一种说法称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
与此相近之说，则有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而死之说。当年袁世凯在彰德修养时，有术士给他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世凯听后没说什么，赐酒给术士，术士出门后就死了，大家都猜测是袁世凯害死了术士灭口，从此后，袁世凯便有了称帝之心。1915年称帝后却事事不顺，众叛亲离。称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总看见术士来索命。有人服侍他吃药，他总是不吃，因为药汤很像当年他给术士喝的毒药，他周围亲近的你都知道原因，但都不敢和大家说，最后改用针炙治疗，但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气死说”论者则认为袁世凯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而死的。有人说：“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死之真相因也。”
对袁世凯本人来说，始终没有向后人交待他为何人所气而难以治愈。这个窃国大盗在咽气前，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是他害了我!”但这句话所指的是谁，仍不清楚，其用意和含义更是令人费解，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