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一个人物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从一个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此文带着我们穿越时空，真切地看到处在权力巅峰时王洪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张春桥的黑干将
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吹响了攻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角。“军师”张春桥等人旋即赴沪，策动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掀起“一月夺权”的黑风暴，夺取上海市委大权。
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1月3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秘密会见了王洪文。在听完王洪文关于上海近况的汇报后，张春桥肯定地对王洪文说：“上海的桃子熟了！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接着，张春桥又对王洪文关照道：“你也不要久留北京，要尽快回上海。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将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我和文元同志也于明天飞抵上海，投入上海的战斗！”果然不出所料，1月4日上午，上海《文汇报》社夺权。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夺权，宣告“新生”，公开为“革命造反”唱赞歌。1月6日，王洪文、徐景贤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大会的导演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连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都是经过他俩仔细审批的。大会宣读了3个由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一手炮制的“通令”，宣布“夺权”成功。
就这样，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里。
按照当年的“老中青三结合”的说法，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张春桥当然应算“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任了“主任”之职；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之职；徐景贤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众”的代表，两人均为“副主任”。此后，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颠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当选为党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了。
权力欲望的膨胀
从一个造反派进入中枢机构，成为几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风光人物之后，王洪文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起来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权力，便成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结成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在这个 “帮”中，王洪文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头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须需要另外三个人的继续栽培才成。在他的眼里，张、姚不用说了，江青虽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环足以使他觉得抢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这个帮派。在毛泽东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帮”的警告声中，王洪文虽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后，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时间在中央，1／3时间下基层，1／3时间作调查研究。他只好回到发迹之地上海“调研”去了。
在此期间，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顿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触怒了一直维护“文革”的毛泽东，使他对邓小平又失去了信任。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后，觉得获得权力的机会又来了，匆匆赶回北京，又和另外3人结合在一起，密谋向邓小平“反击”。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四人帮” 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王洪文打起了如意算盘：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将邓小平打倒，我不仅还可以主持日常工作，甚至可以坐上总理这把交椅。在这种野心的驱动下，他开始了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打算。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天真地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洪文感到夺权的时机又一次来临，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到了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4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奢侈浪费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从曾经接待过他的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王洪文“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运来；儿子要吃石榴，也派专人到苏州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酒芯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材料还揭露了王洪文挥霍浪费的情况：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1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万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就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