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蜀汉在战前的军事上和心理上准备不足。自从公元244年蜀汉大将王平击退曹爽之后,曹魏已经快20年没有进攻蜀汉边境了,而且曹魏一直的战略方针都是先吴后蜀,所以蜀汉君臣对于曹魏的入侵确实是没有做很认真的准备。当时在讨伐蜀汉之前,很多大臣包括邓艾都上书表示反对意见,只有钟会一个人支持伐蜀,最后在曹魏掌握实际权力的司马昭力排众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决定了先灭蜀后灭吴的正确方案。并且在出兵之前大力的制造准备攻打东吴的声势和假象。连蜀汉名将姜维都被欺骗了,没有及时的做好迎战的准备,后来姜维发觉之后即使做了一些补救和调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反应得很迟缓,所以汉中很快就失守了,姜维也险些被邓艾困在了西北的沓中。
6、蜀汉后期在政治上已经趋于腐败了,尤其是在蒋琬和费祎先后去世之后,姜维又长期带兵在外主持北伐事宜,朝廷中已经没有贤臣能够管得住刘禅了。刘禅也就逐步开始重用一些庸臣甚至奸臣,最后形成了刘禅愚暗黄皓窃权的局面。连掌握着蜀汉军政大权的姜维都害怕的不敢随便入朝,最后跑到西北的沓中去屯田避祸了。其实即便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虽然后来也得到了刘禅的提拔,但也是个庸才。在抗击邓艾大军入侵的时候,曾经就有人正确的建议他守住险要的地方,等待姜维主力部队的增援,那样邓艾的军队被夹击就很危险了。可惜他当时建功心切,贸然出兵,结果是全军覆没。自这一战后邓艾就毫无阻挡长驱直入的打到了成都。大家都知道刘禅在投降曹魏之后有个著名的“乐不思蜀”的典故,由此足可见刘禅昏庸愚昧的程度。
7、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尤其是益州土著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历史矛盾一直很深。刘备在巧取豪夺益州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荆州带来的军队和人才,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外来势力集团。虽然以前刘备和诸葛亮在平定益州后为了笼络人心,也起用了一些益州土著人士,但大多是一些清职或者地方官员,难以进入蜀汉的中枢权力机构。到了蜀汉后期的时候,由于外来势力集团人才的逐步凋零,益州土著势力开始上升和强大起来,这个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所以当邓艾的大军攻打到成都城下时,其实蜀汉政权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至少还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进行抵抗,完全可以等待姜维的主力部队回来增援和解围。但蜀汉政权的内部到处都充满了投降的论调,益州本地土著势力无人愿意为蜀汉拼死一战啊。这里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司马昭在蜀汉灭亡之后,把所有的外来势力都迁出了益州,以巩固对益州地区的统治,这说明他清楚的看到了这个问题。
8、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之后,名将姜维就一直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在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后,他的军政权力就开始逐步扩大,并且当上了蜀汉的大将军。他以前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投奔蜀汉的曹魏降将,诸葛亮非常欣赏他,同时他自己也有相当的能力和才华。他一直非常感激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并且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连年主持出兵北伐曹魏,从公元247年到公元263年先后就有九次之多,但是收效甚微,反而损耗了有限的国力,造成兵疲民困的局面,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进程。其实这中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小国与大国拼消耗,从大局的角度上看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9、姜维在战术布置上的严重失误。汉中是益州的重要门户,所谓无汉中就无益州,本来汉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曹操和刘备都是花了很大气力才艰难拿下来的。自公元219年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以来,蜀汉都是把重兵布置在外围的据点进行御敌,而不把敌人放进平原腹地。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曾经亲自率领10多万大军攻打汉中,蜀汉大将王平当时以不满三万守兵采取这种方法成功的守卫了汉中。
可是在姜维掌握军政大权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方法是可以御敌,但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如果把敌人引入汉中的腹地,然后四面据点人马出动以夹击骚扰之,就可以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其实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应该采取更为稳妥的防守方针,而不应该采取如此赌博性质的冒险战术。
他的这种战术方法遇到实力不强的敌人尚可以应付,但若遇到强大数倍的敌人,无异于是放虎出山啊。而且姜维长期以来积极组织北伐,就是典型的重攻不重守,并没有把重兵屯集在汉中,最后反而拉到西北的沓中屯田,结果是由于兵力悬殊城门大开,钟会能够迅速的占领汉中,造成了蜀汉在这次战役中一开始就陷入很大的被动。
10、东吴方面没有全力和及时的救援蜀汉。这里面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曹魏在出征蜀汉之前大造声势要出兵东吴,使得东吴方面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东吴屯驻重兵在蜀吴的边境,其真实意图是在观望形势和想趁乱吞并一部分蜀汉益州的土地,而不是真心的来帮助蜀汉抗敌,所以蜀汉将领罗宪看出了他们的企图,也一直拒绝他们入境参战。其实这个时候即使东吴出兵淮南来牵制曹魏,也意义不是很大了。因为曹魏在北方休生养息经营多年,现在相对东吴和蜀汉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它的实力完全可以应付两线作战。东吴没有救援虽然是蜀汉灭亡的一个因素,但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最后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