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中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二、与此同时，.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
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
被赶了回去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中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二、与此同时，.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
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
被赶了回去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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