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7)李奇微

《朝鲜战争》 (7)李奇微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严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箝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O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丽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


第五章

调换指挥宫——我接管第8集团军——重新鼓起斗志——再次转入进攻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呻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已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

　　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于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

　　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技特迈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

　　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那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

　　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述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

　　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l军、英第29旅、美第25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l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深源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已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

　　(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肠胃玻)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

　　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应当指出，编有三个师［第３师、第７师和第１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示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军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

　　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

　　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

　　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中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箝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

　　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

　　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