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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2007-02-03 20:48:59) 下一个
送交者: bigfool [知县★] 于 January 16, 2007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上海报道
2007年1月17日 星期三

现代中国的特征之一,就是产生令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董事会畏惧的数据。

各公司都在不停地谈论“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从袜子到半导体的各种商品成本压低的。在其它时候,它们谈论的是中国手机用户数量(4.4亿)或中国消费的水泥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例(40%)。

现在,主题正在向科学领域转移。中国花了20年时间,打入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业领域,在接下来的20年,它希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它是认真的。

研发支出超过日本

经合组织(OECD)称,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去年取代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增长了1倍以上。在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也刚刚取代德国,位居全球排行榜的第五位。

以往,日本和韩国曾在大学教育上大举投资,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如今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逾3倍,达到1600万人。美国每年培养13.7万名学士以上学位的工程师,中国培养出35.2万名此类人才。

不但在美国的外国博士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而且他们之中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回国:中国政府称,有17万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已经回国,去年回国的就有3万人。

跨国公司接二连三地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地科学家数量充裕,而他们的薪水仅为西方同行的20%左右。学术界估计,已有250至300家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目睹了先是日本、然后是台湾和韩国等知识型经济体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匆忙效仿,特别是在本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经常高度赞扬“自主创新”。

学术腐败问题

上述种种,似乎是中国经济战车一往无前的又一表现。但在外表之下,中国的科学动力面临着从学术造假到金融市场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在企业层面,中国的创新仍然较弱。政府制定自上而下的创新计划是一回事,而将其转化为现实,则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作。

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券商法国里昂证券(CLSA)近期的一份报告坚称,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环境。报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体,也没有创新的企业。”

中国经济的数字与规模,将确保一些研究型公司获得成功。但中国的创新究竟是如同涓涓细流,还是像潮水般汹涌,将取决于中国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做得如何。

问题首先出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可能在实验室方面支出大笔资金,但在研究结果上,却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近来曝出的一桩丑闻,使许多潜在的担忧浮出水面。这所大学某学院的院长陈进,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微芯片,每秒钟可以处理2亿个指令。而实际上,一项调查披露,他只是刮掉摩托罗拉 (Motorola)某款产品上的名称,将其据为己有。

这桩丑闻的破坏力并不像牵涉到韩国科学家黄禹锡(Hwang Woo-suk)的那宗丑闻那么大。黄禹锡曾声称,他已从人类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干细胞。这最终被证明为欺诈。然而,这确实暴露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即政府急于炫耀研究成果。与黄禹锡一样,陈进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资助。他的芯片设计是在一次有政府高官参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当时这成为了一条轰动新闻。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参观过他的实验室。

甚至在上海交大爆出丑闻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剽窃盛行、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国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学者和学生的造假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后将文章发表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得以发表。

“人们过去认为,只有政府官员才有可能腐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很多类似(陈进这样)的例子。”

数据显示,学术质量可能正因此受到影响。2004年,在已发表科学论文数量的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九,一些中国科学家也成为《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等国际杂志的封面人物。然而,在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数量方面,中国仅位居第124位,这反映出中国大量科技产出的影响相当有限。

一些中国学者表示,研究质量低,不仅反映出快速扩张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政治干预的直接结果。浙江大学(Zheijiang University)教授刘明表示,大学里多数重要决定——例如晋升、经费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都是由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做出的,而非同行评审 (peer review)的结果。他表示:“在大学圈子里面,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不当干预是阻碍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教育体系有待改革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教育体系。大学教师们表示,大学过多地关注理论和机械式的学习,在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方面关注不够。班级的人数也过多:一些博导需要指导50多名学生。

麦肯锡(McKinsey)的一份报告估计,在中国大学的工程类毕业生中,只有10%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该咨询公司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甚至这样称呼此类学生——“填鸭式”,他们擅长记忆事实和通过考试,但非常缺乏主动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对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极度尊重权威。雇主们经常抱怨称,尽管他们雇用的大学毕业生似乎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很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曾面临这种局面:必须克服年轻大学毕业生沉默寡言的毛病,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某些问题。中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一些变动,强调交流和团队合作,同时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学作为核心,它们将得到额外的资源。不过,即使顶尖大学的预算也十分紧张。

然而,阻碍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不在实验室或教室,而是股市的命运。过去二十年来,小型私营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为私营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约75%的银行贷款,并在1300家上市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研究型公司有时需要数年时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花费,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但中国企业家往往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或非正规的贷款网络,来筹集初创资金。 “在建立一个后院工厂方面,非正规网络确实相当有效,”麦肯锡大中华区总裁高安德(Andrew Grant)表示,“但如果你希望转变为一个1000人的业务,它们就不起作用了。”

在日本和韩国,研究集中在那些有财力冒险的大公司身上,例如索尼(Sony)和三星(Samsung)。然而,在中国,大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经营企业的高管对于冒较高风险颇为敏感。“其中一个关键是金融体系,”里昂证券经济学家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够真正将资金配置到私营企业,为它们的自主研究提供资金?” 罗思曼编制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动力的报告。

除了上述障碍,中国创新还面临着知识产权遭窃的进一步威胁。专利侵犯对研究的直接威胁可能已被夸大:公司通常更关注那些伪造成品的人,而不是那些从实验室盗取机密的人。然而,中外企业经常警告称,这种法律不确定性将阻碍对知识产业的投资。

跨国公司有望发挥作用

抛开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因素可能对中国有利。首先是跨国公司的作用。我们很难衡量跨国研究的范围,因为一些在华研发中心对于公关的关注程度要高于科学。瑞典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Sylvia Schwaag Serger)预计,只有30%的海外公司正在开展创新研究。她撰写过多篇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

然而,长期而言,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创新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和其它领先公司,正在对年轻一代科学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管理跨越不同学科的复杂研究项目、如何与大学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以及如何与其它拥有专业技术的公司合作。

具备了这些技能,其中一些年轻科学家一定能独立开创一片天地。施瓦格•泽格表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归国人员。在去年回国的3万名海外毕业生中,一些人是被政府资助所吸引,其他人则是受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吸引。许多人谈到了为国出力的爱国主义动机。归国人员不仅带来了从国外学到的技能,还带来了交流创意的更大意愿。

“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创新”

“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的成功表明,他们有能力创新,”丹麦糖尿病专业机构诺和诺德(Novo Nordisk)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表示,“他们所需要的是适当的环境。”

除归国人员以外,中国还有着吸引许多台湾人士的优势,这些人目睹了台湾如何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行业。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台湾公司和归国人员已经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道格拉斯•富勒(Douglas Fuller)表示,在中国616项美国信息科技(IT)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中,外籍华人或海归人员创建的公司就占了503项(实用专利是真正的创新而非改造)。

20年来,大量海外华人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技能,帮助中国迅速进军制造业。如今,他们可能会为中国的创新提供同样重要的推动力。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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