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说六四 话民运
(作者) 鲍戈
“血的教训”在哪里
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的学生涌上街头，焚烧现任总统的画像，要求实行政治改
革；而长期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民众则藉机发动骚乱，纵火、抢劫、袭击华裔……议长
及议会主要成员纷纷劝告总统退位，以平息事态；而这时军方却显得异常冷静，始终
恪守中立。最后总统被迫宣告下野，开枪造成数名学生死亡的军人也受到了追究。这
一事件普遍使人联想起九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数百万学生和市民举行
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败、实行民主。包括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改革派官员公开
表示同情学生。一些人大代表则呼吁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总理李鹏；而正在国外
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也谴责国务院戒严令属于非法，要立即回国追究责任。与此同
时，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大多同情示威民众，抗命不前。最后，躲到上海操纵政局的
邓小平只得调动不明真相的戍边部队入京动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血
案。事后，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监狱，或逃亡海外，同情学生的官员则受到整肃。
人们看到，在这两场政治冲突中，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九八九年中国
军队也象印尼军队那样采取中立，那么邓小平、陈希同等人可能当时就落狱秦城，而
原本无足轻重的江泽民也无缘梳头进京登场了。难怪邓小平、邓朴方父子在“六．四
”血案后连忙拜谢、犒赏戒严部队将领----毕竟还是机枪、坦克管用，看这班学生娃
还敢“砸瓶子”骂我老邓。解放军虽由国家财政供养，从不开支中共经费，却只听命
于中共军委掌印者。谁执军印，谁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运，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
都无法与之抗衡。胡耀邦、赵紫阳虽曾高踞总书记之位，但在军头邓公面前仍只是贱
臣。所以，如果不先解决军队指挥权的问题，政治改革便是空谈。若要真正体现“党
指挥枪”的原则，就应将军队指挥权从军委核心人物手中转交给政治局，这样才能防
止任何人“挟军权以令中央”成为独裁者。当然，军队最终还得完成由“党有制”向
“国有制”的转变，转由人大常委会掌控，使其服从人民意志而不是党的领导集团的
意志。一旦将来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实行直接选举制度，谁还有能耐与民为
敌？近年来民运人士不断发表呼吁书，要求“汲取‘六．四’血的教训”，那么“血
的教训”在哪里呢？答案是军队当时唯邓氏之命是从。
谁是中国民运领袖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国的民主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一九一九年的“五．
四运动”。这场运动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苏联、东欧诸国的人民受其感召，起
而推翻共产党强权统治，尝试建立新体制。有人提名赵紫阳得诺贝尔奖，只因他拒绝
下令镇压学生运动；《时代》周刊把化名“王维林”者列为世纪伟人，也因他只身勇
挡坦克车队。尽管中国还曾有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
以及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毕竟只是在一九八九年才看到中国民众
同共产党当局如此对立的浩大场面。凡在“六．四”发生时逃亡海外者，只要被确认
身份，即可获得庇护和济助。那时只要谁捧起募捐箱，跟着声援队伍走一圈，或者向
人说他要筹款抚恤“六．四”死难者家属，便能立即得款数千数万。在流亡人士中，
凡称自己是学运、工运“领袖”、“指挥”、“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宾，看作明
日中国政坛的明星。于是一时间这样的明星便多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倘若中国民
主运动真有这么多“领袖”或具领袖才干者，那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们又听到二十一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中的两位来到海外之后的惊世之语----一
位说自己当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发生，因为只有流血，才能让世界看清共产党的狰
狞面目，而其本人则日后有重要使命，故不能牺牲；另一位经三思后遂反其道而行之
，宣告他对“六．四”负责，故觉愧对死难者。这两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于群众运动
之上的特殊位置，听其言仿佛他们当时真的能够控制局势，并能主导那场席卷全国的
运动。虽然共产党也一直说“那场风波”系由境内外少数敌对分子所策动，但丝毫不
能佐证当时的运动能为这两位青年的主观意愿所左右。我们很遗憾，中国民主运动一
直缺乏一位象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那样具有全国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原因或许并不在
民运人士的个人才干、献身精神以及境外舆论造势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面。那么为什
么即便已有多位民运人士被提名诺贝尔奖或被颁授“杰出民主人士”之类的奖，也丝
毫未引起国人的景仰和关切，甚至有的还未曾记闻其名？道理很简单，中国社会缺乏
长期存在的有组织的公民权利运动及其广为民众推崇的活动家。公众不可能轻易接受
任何一个对他们来说仍是陌生的，而仅从外国电台中听到过的人，便认其作自己的“
领袖”。何况我们的民运人士们往往都是在遭判罪或被通缉，在国际声援下始为海外
所知，而且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已往活动的实际影响力依旧不甚了然。
中国呼唤民权运动
记得一九八九年示威学生曾推出一位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天体物理学家当他们的
“精神领袖”，不料这位科学家并未站出来带领他们。当戒严部队的枪声一响，科学
家只顾偕夫人悄然躲进了美国大使馆；来到大洋彼岸之后，科学家也未与民运为伍，
而是一头钻进了实验室。科学家夫人亦教悔流亡的学生领袖不要参加民运，更不要加
入民运组织。也难得乖学生未负厚爱，旋即转向众人郑重宣布其志已定：学好知识，
做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不淌民运的“浑水”。也许当年的示威学生们见到今日这情
景会跌破眼镜，直呼自己幼稚。其实他们当年未必有多少合适的“领袖”人选，因为
那时根本找不到一位他们耳熟能详，久经磨练，并在民间广有号召力的活动家。民运
界向来不乏寻觅“领袖”和争当“领袖”的热情，只是很少有心致力于在中国有效地
组织持久的公民权利运动，以争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势力。光有当领袖的抱负是
远不够的，还得有实际的组织才干和国内的政治基础。专制制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胜
任民主制度的建设者，何况反叛的起因本是多样的。
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
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了广泛
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
如此方可奏效。当然，一旦革命形势成熟，专制势力陷于四面楚歌之绝境，则应果断
地对其全面摊牌。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奢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高调。要
知道现时的国内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
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
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
恶吏任意侵害和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
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
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
（1998年6月2日于澳门）
(作者) 鲍戈
“血的教训”在哪里
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的学生涌上街头，焚烧现任总统的画像，要求实行政治改
革；而长期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民众则藉机发动骚乱，纵火、抢劫、袭击华裔……议长
及议会主要成员纷纷劝告总统退位，以平息事态；而这时军方却显得异常冷静，始终
恪守中立。最后总统被迫宣告下野，开枪造成数名学生死亡的军人也受到了追究。这
一事件普遍使人联想起九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数百万学生和市民举行
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败、实行民主。包括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改革派官员公开
表示同情学生。一些人大代表则呼吁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总理李鹏；而正在国外
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也谴责国务院戒严令属于非法，要立即回国追究责任。与此同
时，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大多同情示威民众，抗命不前。最后，躲到上海操纵政局的
邓小平只得调动不明真相的戍边部队入京动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血
案。事后，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监狱，或逃亡海外，同情学生的官员则受到整肃。
人们看到，在这两场政治冲突中，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九八九年中国
军队也象印尼军队那样采取中立，那么邓小平、陈希同等人可能当时就落狱秦城，而
原本无足轻重的江泽民也无缘梳头进京登场了。难怪邓小平、邓朴方父子在“六．四
”血案后连忙拜谢、犒赏戒严部队将领----毕竟还是机枪、坦克管用，看这班学生娃
还敢“砸瓶子”骂我老邓。解放军虽由国家财政供养，从不开支中共经费，却只听命
于中共军委掌印者。谁执军印，谁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运，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
都无法与之抗衡。胡耀邦、赵紫阳虽曾高踞总书记之位，但在军头邓公面前仍只是贱
臣。所以，如果不先解决军队指挥权的问题，政治改革便是空谈。若要真正体现“党
指挥枪”的原则，就应将军队指挥权从军委核心人物手中转交给政治局，这样才能防
止任何人“挟军权以令中央”成为独裁者。当然，军队最终还得完成由“党有制”向
“国有制”的转变，转由人大常委会掌控，使其服从人民意志而不是党的领导集团的
意志。一旦将来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实行直接选举制度，谁还有能耐与民为
敌？近年来民运人士不断发表呼吁书，要求“汲取‘六．四’血的教训”，那么“血
的教训”在哪里呢？答案是军队当时唯邓氏之命是从。
谁是中国民运领袖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国的民主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一九一九年的“五．
四运动”。这场运动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苏联、东欧诸国的人民受其感召，起
而推翻共产党强权统治，尝试建立新体制。有人提名赵紫阳得诺贝尔奖，只因他拒绝
下令镇压学生运动；《时代》周刊把化名“王维林”者列为世纪伟人，也因他只身勇
挡坦克车队。尽管中国还曾有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
以及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毕竟只是在一九八九年才看到中国民众
同共产党当局如此对立的浩大场面。凡在“六．四”发生时逃亡海外者，只要被确认
身份，即可获得庇护和济助。那时只要谁捧起募捐箱，跟着声援队伍走一圈，或者向
人说他要筹款抚恤“六．四”死难者家属，便能立即得款数千数万。在流亡人士中，
凡称自己是学运、工运“领袖”、“指挥”、“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宾，看作明
日中国政坛的明星。于是一时间这样的明星便多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倘若中国民
主运动真有这么多“领袖”或具领袖才干者，那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们又听到二十一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中的两位来到海外之后的惊世之语----一
位说自己当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发生，因为只有流血，才能让世界看清共产党的狰
狞面目，而其本人则日后有重要使命，故不能牺牲；另一位经三思后遂反其道而行之
，宣告他对“六．四”负责，故觉愧对死难者。这两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于群众运动
之上的特殊位置，听其言仿佛他们当时真的能够控制局势，并能主导那场席卷全国的
运动。虽然共产党也一直说“那场风波”系由境内外少数敌对分子所策动，但丝毫不
能佐证当时的运动能为这两位青年的主观意愿所左右。我们很遗憾，中国民主运动一
直缺乏一位象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那样具有全国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原因或许并不在
民运人士的个人才干、献身精神以及境外舆论造势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面。那么为什
么即便已有多位民运人士被提名诺贝尔奖或被颁授“杰出民主人士”之类的奖，也丝
毫未引起国人的景仰和关切，甚至有的还未曾记闻其名？道理很简单，中国社会缺乏
长期存在的有组织的公民权利运动及其广为民众推崇的活动家。公众不可能轻易接受
任何一个对他们来说仍是陌生的，而仅从外国电台中听到过的人，便认其作自己的“
领袖”。何况我们的民运人士们往往都是在遭判罪或被通缉，在国际声援下始为海外
所知，而且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已往活动的实际影响力依旧不甚了然。
中国呼唤民权运动
记得一九八九年示威学生曾推出一位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天体物理学家当他们的
“精神领袖”，不料这位科学家并未站出来带领他们。当戒严部队的枪声一响，科学
家只顾偕夫人悄然躲进了美国大使馆；来到大洋彼岸之后，科学家也未与民运为伍，
而是一头钻进了实验室。科学家夫人亦教悔流亡的学生领袖不要参加民运，更不要加
入民运组织。也难得乖学生未负厚爱，旋即转向众人郑重宣布其志已定：学好知识，
做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不淌民运的“浑水”。也许当年的示威学生们见到今日这情
景会跌破眼镜，直呼自己幼稚。其实他们当年未必有多少合适的“领袖”人选，因为
那时根本找不到一位他们耳熟能详，久经磨练，并在民间广有号召力的活动家。民运
界向来不乏寻觅“领袖”和争当“领袖”的热情，只是很少有心致力于在中国有效地
组织持久的公民权利运动，以争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势力。光有当领袖的抱负是
远不够的，还得有实际的组织才干和国内的政治基础。专制制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胜
任民主制度的建设者，何况反叛的起因本是多样的。
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
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了广泛
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
如此方可奏效。当然，一旦革命形势成熟，专制势力陷于四面楚歌之绝境，则应果断
地对其全面摊牌。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奢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高调。要
知道现时的国内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
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
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
恶吏任意侵害和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
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
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
（1998年6月2日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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