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赵庆寺：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兴起1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6-07-18 09:15:00
美国社会对待游离于文化主流之外的同性恋亚文化，经历了从被迫害、漠视到宽容的漫长历程。同性恋运动也经历了从沉默、妥协到现身、抗议的发展轨迹。美国同性恋运动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经历根植于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的双重影响下表现出了妥协与反抗的双重性和矛盾性。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发展是七十年代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广泛兴起和扩展的前奏和基石。
六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动荡的时代。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规范与重建。通过对同时代其它抗议反叛运动和文化激进主义理论潜移默化的吸收和返观自身文化处境的比较分析，终于产生了同性恋话语意识和对传统偏见、歧视与压迫体制的颠覆意识。美国同性恋运动从波澜不兴到文化潜流，从自助教育到倡导社会改革，从社会辩论到示威游行，美国同性恋运动经历了从身份认同到政治抗争的嬗变过程。
一、社会生活的变迁是美国同性恋运动泛滥的深刻历史原因
美国同性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性活动的主流观念是繁衍后代，异性恋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还没有产生，男女同性恋极少被发现，也无人认为他们是“同性恋”，同性性行为被看作是和鸡奸、通奸一样的宗教罪孽和法律犯罪。
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构成了同性恋的认同和交往的社会动力，使性倾向而非性别作为一种身份的基础成为可能。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作用下降，变成哺育后代和情感慰藉的实体。城市的扩展也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 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交叉推进为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情感和亲密关系也更多的进入个人选择的范围，同性恋者在一种新的象征秩序中获得了结识和认同的身份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同性恋数量增长缓慢。他们开始寻找促成群体生活的城市空间和主持机构，以沙龙和酒吧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一战期间，同性恋有规律的徘徊出没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的公园和街头，公开讨论同性恋的文章也开始见著报端。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一些小而稳定的社群生活开始形成，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群体意识，同性恋亚文化开始在美国城市中初露端倪。
二战时期的战争动员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首先，二战期间的社会动员严重颠覆了日常生活模式，大量男女处于非家庭状态，造成了新的“性状况”（Erotic Situation）。 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互相认识，促进了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同性恋亚文化的快速成长。军方为防止怀孕，提供女士兵单独娱乐场所，这恰好又促使产生了大量的女同性恋，享受着免于骚扰的安全。其次，军旅生活虽然导致了入伍女性性生活的急剧变化，但经济上的要求对妇女的影响更大。战时妇女有偿劳动力上升了600万，超越家庭生活的女性世界迅速扩展，女同性恋的形成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许多男女同性恋在战时的经历成为他们战后生活基础。
二、美国社会对同性恋者态度的转变是同性恋运动兴起的外部条件
整个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外部性限制力量非常强大。警察骚扰，择业歧视，反同性恋意识弥漫于当时整个美国社会文化之中。宗教罪孽、医学疾病和法律犯罪是歧视同性恋的三大意识形态。同性恋自己也深受同性恋不道德、无权和病态的观点的影响。许多同性恋认为被警察骚扰和惩罚是应该的。这种自我意识阻碍了同性恋身份的认同，限制了群体意识的形成。
在麦卡锡时代，冷战和反共浪潮兴起也把同性恋卷了进去。男女同性恋从言辞攻击的靶子迅速上升为政策和行动的目标，同性恋成了正在污染全国的流行病，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1950年，参议院对据称有同性恋倾向和其它道德堕落的政府雇员进行调查，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修改了杜鲁门时期的政府忠诚安全法案，把性堕落作为解职的部分理由。
六十年代随着同性恋亚文化在美国城市环境中繁荣起来，人们开始从社会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同性恋。精神分析专业抛弃了佛洛伊德的性倒错起源的解释，在适应性的社会环境之中寻找同性恋的精神动因，倡导社会改革。他们认为个人性倾向源自个人对现代生活的不适应。 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行为异常不是社会动乱的表现，而是不同行为道德的一种标志。贝克采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把行为异常描述为只是“不能遵守群体规则”，行为异常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其它人的规则和禁条对违反者应用的结果。在贝克看来，制定规则和应用教条反映了社会上“权力的差异”。 但他们并没有取代医学专业学术上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的表现的主导性观点。六十年代最具争议的欧文•比伯的精神分析研究《同性恋》（1962）和纽约医药学会（1964）的报告，仍然把同性恋看作是正在扩散的威胁社会福利的疾病。
同性恋歧视最基本的改革首先在法官和律师那里赢得了的支持者。一些法律人士认为私人性行为不会带来什么危害，应该受到保护。美国法律学会在1962年废除了鸡奸法。1964年联邦民权法案废除了由于种族、肤色、性、宗教和母国等方面的法律歧视。 这十年中法律界专业意见的转变极其重要，它代表了数个世纪以来的盎格鲁—美利坚法律传统的打破，再把同性恋行为看作犯罪已经失去了大多数律师和法官的支持。
旧金山的同性恋运动得到了新教牧师的支持，打破了孤立无援的困境，找到了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的有影响的新教联盟。 教会逐渐改变了原来绝对谴责立场。1960年，随着民权斗争和富裕社会大量贫困的再发现，行动主义潮流席卷全国教堂。1964年5月，旧金山同性恋活动分子和新教牧师之间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面对面讨论。1964年12月成立了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牧师们提供了同性恋所缺乏的指控警察骚扰的合法言辞。1964年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CRH）开始广泛讨论同性恋问题。全国宗教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也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1967年11月的纽约专题讨论会上提出，同性恋应被看作道德中性，同性恋关系应该用适用于异性婚姻的同样标准来评价。尽管没有宗教团体放弃对同性恋行为的责骂，但宗教群体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质问他们的罪过。一些宗教领导人呼吁把道德与法律分离开来，并禁止法律干涉私人性行。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改变了对同性恋的立场，开始关注同性恋的权力，运动得到极大的推动。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对鸡奸法和把同性恋表达作为民权解放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推动了1965年法院对保护个人隐私法律的制订。1964年全国会议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不该受到惩罚。 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法院领导着反对歧视性佣工、违反正当程序的和法律不公正执行的斗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迫使邮局停止了针对同性恋的信件审查。
六十年代的这些发展意义重大。把罪孽、疾病和犯罪相结合、使责骂和惩罚合理化的势力仍然保持主导地位，但已经开始遇到挑战。公开讨论同性恋的障碍颓然萎地，“性行为异常”不再使人胆战心惊。六十年代的同性恋活动分子需要利用变化了社会大气候，把充满矛盾因素的早期群体意识转变成为群体的政治力量。
http://blog.phoenixtv.com/html/63/718663-229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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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对待游离于文化主流之外的同性恋亚文化，经历了从被迫害、漠视到宽容的漫长历程。同性恋运动也经历了从沉默、妥协到现身、抗议的发展轨迹。美国同性恋运动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经历根植于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的双重影响下表现出了妥协与反抗的双重性和矛盾性。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发展是七十年代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广泛兴起和扩展的前奏和基石。
六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动荡的时代。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规范与重建。通过对同时代其它抗议反叛运动和文化激进主义理论潜移默化的吸收和返观自身文化处境的比较分析，终于产生了同性恋话语意识和对传统偏见、歧视与压迫体制的颠覆意识。美国同性恋运动从波澜不兴到文化潜流，从自助教育到倡导社会改革，从社会辩论到示威游行，美国同性恋运动经历了从身份认同到政治抗争的嬗变过程。
一、社会生活的变迁是美国同性恋运动泛滥的深刻历史原因
美国同性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性活动的主流观念是繁衍后代，异性恋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还没有产生，男女同性恋极少被发现，也无人认为他们是“同性恋”，同性性行为被看作是和鸡奸、通奸一样的宗教罪孽和法律犯罪。
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构成了同性恋的认同和交往的社会动力，使性倾向而非性别作为一种身份的基础成为可能。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作用下降，变成哺育后代和情感慰藉的实体。城市的扩展也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 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交叉推进为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情感和亲密关系也更多的进入个人选择的范围，同性恋者在一种新的象征秩序中获得了结识和认同的身份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同性恋数量增长缓慢。他们开始寻找促成群体生活的城市空间和主持机构，以沙龙和酒吧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一战期间，同性恋有规律的徘徊出没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的公园和街头，公开讨论同性恋的文章也开始见著报端。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一些小而稳定的社群生活开始形成，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群体意识，同性恋亚文化开始在美国城市中初露端倪。
二战时期的战争动员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首先，二战期间的社会动员严重颠覆了日常生活模式，大量男女处于非家庭状态，造成了新的“性状况”（Erotic Situation）。 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互相认识，促进了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同性恋亚文化的快速成长。军方为防止怀孕，提供女士兵单独娱乐场所，这恰好又促使产生了大量的女同性恋，享受着免于骚扰的安全。其次，军旅生活虽然导致了入伍女性性生活的急剧变化，但经济上的要求对妇女的影响更大。战时妇女有偿劳动力上升了600万，超越家庭生活的女性世界迅速扩展，女同性恋的形成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许多男女同性恋在战时的经历成为他们战后生活基础。
二、美国社会对同性恋者态度的转变是同性恋运动兴起的外部条件
整个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外部性限制力量非常强大。警察骚扰，择业歧视，反同性恋意识弥漫于当时整个美国社会文化之中。宗教罪孽、医学疾病和法律犯罪是歧视同性恋的三大意识形态。同性恋自己也深受同性恋不道德、无权和病态的观点的影响。许多同性恋认为被警察骚扰和惩罚是应该的。这种自我意识阻碍了同性恋身份的认同，限制了群体意识的形成。
在麦卡锡时代，冷战和反共浪潮兴起也把同性恋卷了进去。男女同性恋从言辞攻击的靶子迅速上升为政策和行动的目标，同性恋成了正在污染全国的流行病，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1950年，参议院对据称有同性恋倾向和其它道德堕落的政府雇员进行调查，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修改了杜鲁门时期的政府忠诚安全法案，把性堕落作为解职的部分理由。
六十年代随着同性恋亚文化在美国城市环境中繁荣起来，人们开始从社会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同性恋。精神分析专业抛弃了佛洛伊德的性倒错起源的解释，在适应性的社会环境之中寻找同性恋的精神动因，倡导社会改革。他们认为个人性倾向源自个人对现代生活的不适应。 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行为异常不是社会动乱的表现，而是不同行为道德的一种标志。贝克采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把行为异常描述为只是“不能遵守群体规则”，行为异常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其它人的规则和禁条对违反者应用的结果。在贝克看来，制定规则和应用教条反映了社会上“权力的差异”。 但他们并没有取代医学专业学术上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的表现的主导性观点。六十年代最具争议的欧文•比伯的精神分析研究《同性恋》（1962）和纽约医药学会（1964）的报告，仍然把同性恋看作是正在扩散的威胁社会福利的疾病。
同性恋歧视最基本的改革首先在法官和律师那里赢得了的支持者。一些法律人士认为私人性行为不会带来什么危害，应该受到保护。美国法律学会在1962年废除了鸡奸法。1964年联邦民权法案废除了由于种族、肤色、性、宗教和母国等方面的法律歧视。 这十年中法律界专业意见的转变极其重要，它代表了数个世纪以来的盎格鲁—美利坚法律传统的打破，再把同性恋行为看作犯罪已经失去了大多数律师和法官的支持。
旧金山的同性恋运动得到了新教牧师的支持，打破了孤立无援的困境，找到了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的有影响的新教联盟。 教会逐渐改变了原来绝对谴责立场。1960年，随着民权斗争和富裕社会大量贫困的再发现，行动主义潮流席卷全国教堂。1964年5月，旧金山同性恋活动分子和新教牧师之间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面对面讨论。1964年12月成立了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牧师们提供了同性恋所缺乏的指控警察骚扰的合法言辞。1964年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CRH）开始广泛讨论同性恋问题。全国宗教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也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1967年11月的纽约专题讨论会上提出，同性恋应被看作道德中性，同性恋关系应该用适用于异性婚姻的同样标准来评价。尽管没有宗教团体放弃对同性恋行为的责骂，但宗教群体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质问他们的罪过。一些宗教领导人呼吁把道德与法律分离开来，并禁止法律干涉私人性行。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改变了对同性恋的立场，开始关注同性恋的权力，运动得到极大的推动。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对鸡奸法和把同性恋表达作为民权解放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推动了1965年法院对保护个人隐私法律的制订。1964年全国会议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不该受到惩罚。 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法院领导着反对歧视性佣工、违反正当程序的和法律不公正执行的斗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迫使邮局停止了针对同性恋的信件审查。
六十年代的这些发展意义重大。把罪孽、疾病和犯罪相结合、使责骂和惩罚合理化的势力仍然保持主导地位，但已经开始遇到挑战。公开讨论同性恋的障碍颓然萎地，“性行为异常”不再使人胆战心惊。六十年代的同性恋活动分子需要利用变化了社会大气候，把充满矛盾因素的早期群体意识转变成为群体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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