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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林昭、杂感zt

(2008-05-24 20:54:20) 下一个
柏杨、林昭、杂感- - 2008-05-24 18:16:50
(文章来自天益杂文)


把柏杨跟林昭扯在一起,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毕竟还能寻得点蛛丝马迹:他俩的忌日在同一天, 4 月 29 日;四十年前, 1968年,林昭在海峡这边被枪毙了,柏杨在海峡那边下狱历经磨难却有善终;引起二者倒霉的事情都是“文字狱”,看来有点巧合却又并非巧合。林昭如果能得到柏杨那样的境遇,她还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呢?只好去问上帝了。


知道柏杨,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是一个在美国的演讲记录。传到大陆时很轰动,那时欢迎者众反对者寡,大概适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缘故,若是现在,恐怕柏老只能“听取骂声一片”了。我也曾寻来看,谁知一开头就看见他的写作初衷,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然后日本人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于是柏杨先生照葫芦画瓢,写下这本书的。现在翻出来他的原话:“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


我一贯敬重那些原创,一贯不喜欢那些鹦鹉学舌,于是柏杨之作在我眼里掉价了,就像后来对那几个人模仿《日本可以说“不”》写的书嗤之以鼻一样。记不清了,大约也只是翻了翻那部不很厚的书吧,总之是没有太多的热情去拜读它。柏杨那本书里还有“酱缸文化”之议论,也不以为然,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文化如同“黑色染缸”了,即便是酱缸里多了些蛆吧,那也没能逃脱鲁迅的掌心。


鲁迅在《“论语一年”》里说:“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末,——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瞧,老鲁这一卦算得很准,几十年后柏杨果然成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了。


然而林昭不是什么“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她原本是一个战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在读过关于林昭的许多介绍之后,我忽然发现,她竟然不是为了哪一项伟大的理想而至死不悔,为的仅仅是保住一份正直,做人最基本的正直。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是只准保留原则而不允许保留正直的,她只得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许多人都说读懂林昭很难,我想也是。她用青春乃至生命去撞墙,只因为那道墙砌在本来的路上。大家都识时务地绕道走了,唯有她不依不饶,要讨个说法,挑战这不折不扣的“霸道”。林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 ”始料不及的是,“成千上亿个鸡蛋”并没有撞击顽石,而是撞击最弱的鸡蛋,直至把它撞碎。


她还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其实这只是一个常识,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参悟能力就应该懂得的常识,然而只有林昭不惜用生命去信守。在我们的惯性思维里,目标的伟大是压倒一切的,胜利更是压倒一切的伟大,手段是否卑鄙无关大局。例如使林昭的命运发生转折的“反右运动”,使用的是“引蛇出洞”的圈套,老毛谓之“阳谋”,出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游戏。林昭对此始终不肯接受,她认为:“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她找到的答案是她的母亲被索要 5分钱子弹费,为夺走女儿性命的那粒子弹买单。林昭用死亡告诉我,卑鄙的手段只能为卑鄙的目的服务,不会有例外。


历史似乎证明了林昭无罪,她本来就无罪,无需历史或者什么权威去证明的。共和国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确立过“右派”这个罪名,然而千真万确许多人都为这个罪名付出了青春与生命之代价,权力与其说是给林昭平反,不如说是为自己正名。尤其是那个“改正”,保留几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然后可以堂堂正正地宣布“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扩大了 11万倍而已。这手段较之当初的“阳谋”,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卑鄙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同样只为卑鄙的目的服务,别无他意。


柏杨那个演讲批判中国人的 “ 脏、乱、吵 ” 、 “ 窝里斗 ” 、 “ 不能团结 ” 、 “ 死不认错 ”等等,“右派改正”大抵可以算进“死不认错”里去的。之后柏老又有许多文字,继续主张这个民族应该反思,尤其主张正视历史,确有振聋发聩的意见。然而我隐隐约约感到,柏杨老先生揭露我们民族文化中种种丑陋现象,偏偏忘记揭露“御用文人”的丑陋嘴脸,窃以为这是中国人里最丑陋的劣迹。“御用文人”的滋养大餐叫做“文字狱”,只有陷入“文字狱”里的同类的灵与肉,才供养得诸多“御用文人”使之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他们不能讲良知,时时处处迎合上面来的旨意,必须心黑手狠,否则就会成为其他同僚的猎物。据说柏杨先生原本也属“御用文人”之列,只因翻译美国的一个动画故事玩了点小心眼,影射了台湾的最高权力,于是又遭“文字狱”之罪。我不想因此而非议柏杨老先生那个《丑陋》,但有点怀疑他的抨击是否有“故意忘记”之嫌,否则无法理解使之遭受九年囹圄之苦的“文字狱”怎么偏不涉及“丑陋”之列。而这一项遗漏便使得中华文化里最丑陋的部分滑过去了。


顾准 先生曾经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统治阶级愈善于从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当然,这不能代替说谎,专制,道德败坏。”中国的“御用文人”正是为迎合这种“选拔”而降生的,他们先天性软骨,为了尽可能长久地跻身统治集团,“说谎,专制,道德败坏”必不可免。据说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打油类《劝学诗》,诗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 / 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它属于一种利诱,及至权力垄断了社会的全部资源,例如“公有制”,它就不仅是利诱,简直就是威逼了,稍有抗拒,后果会很严重。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区别一下两位忌日相同者的区别了:林昭目光向上,揭露的是权力的丑陋。在可见到的那些文字里,我领会她的苦心:率领众人推翻旧人主的领袖们不要充当新的人主,自由的禀性注定它不可能成为权力分配给民众的蛋糕,恰恰相反,只有权力成为蛋糕而被民众分配,自由才可能实现。柏老目光向下,揭露的是社会底层的愚昧,抨击传统文化导致的狂妄自大、奸诈狡猾、不负责任,而且,倘若人们继续沉浸在“酱缸文化”里,只会越来越丑陋。两者应该还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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