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才：束星北教授百年祭

王贤才：束星北教授百年祭
发布者 thchen 在 08-05-19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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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贤才·

　　不久前，应邀到青岛，参加束星北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感触很多。

　　束先生是被公认的天才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英、德、法等国，在当时世界科学前沿的狭义相对论和场论的研究上很有建树，也是有幸与爱因斯坦共事的两位中国学者之一（另一位是周培源）。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艰，在强烈爱国思想驱使下，束先生毅然结束学业，回国任教，长期担任淅江大学物理系教授，主持物理讲座和讨论。李政道就是在他的指引下，由化工系转学到物理系，选择物理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以后在１９５７年，与扬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所以他一直非常感谢束先生对他的启蒙和教诲之恩。

　　但是束先生性格极为刚烈，拒绝任何形式的假话空话，不说违心之言。这就注定了他在解放后的不幸遭遇。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那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而在高教界实施的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从此综合大学只设文理科，农、工、医、商等独立建院，大学下不再设院；束先生由淅大调到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解放初年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关，束先生就很难过去，因为他坚持认为马列主义是哲学，不能指导自然科学，不能指导物理学。这个观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当局接受，也不能为当局所宽容的。而束先生又坚持已见，不肯作任何调整或妥协，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束先生很快被推到全校公开批判的境地。如果束先生低低头，说几句违心的话也好，但那不是束先生的性格。于是在紧跟而来的肃反运动中，又升级为“历史反革命”。原因是：抗战期间，束先生曾应当时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之请，到该室作技术顾问，这件事本来不应构成什么问题，束先生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学者，指导雷达的研制，为抗战报务，而抗日是全民的神圣使命，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在为抗日出力。好在经过多方调查，也没有发现束先生参加国民党或正式参加国民党军队的证据。束先生被隔离审查一年，迎来了那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山大党委终于给束先生作了结论，承认错误，公开道歉。事情至此，本已划上虽不算完好总算有了定论的句号。不幸紧接着来了整风、鸣放。毛泽东号召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谁也不知道这是诱敌深入的“阳谋”（也有否认阳谋，纯属阴谋之说，似无庸议，盖阳谋阴谋，其为“有预谋的”当无疑义）。束先生对政治没有兴趣，原不想置喙，但在反复动员下，终于就肃反中违背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情况，作了一次鸣放：《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他说的不是别的什么宪法，就是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并由他本人签署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此也不存在出格问题。今天看来，这个“鸣放”只能说是一个普法讲话。但却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束先生被定为“极右分子”，本已澄清并已作了平反道歉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又被扣上，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噩梦从此开始了：右派们被送到一个水利工地改造。束先生人高马大，不怕劳动，但是血肉之躯，也得喂养。 “三年困难”，几乎把束先生饿死。以后他被分到青岛医学院（原山大医学院）做勤杂工，打扫厕所。学院的一台进口高精尖仪器脑电图机坏了，想尽方法，请了无数高手，都未修好。人们想到了束先生，他不是物理权威吗？让他试试。束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修仪器不是他的长项，但他还是同意试一下。他仔细阅读了有关说明，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里，把脑电图机全部拆开，再逐一检修装配，眼看就要报费的脑电图机，真的起死回生了！

　　海军某部雷达坏了，也是修复无门，经上级批准，同意束先生试一试。束先生坐上海军派来接他的吉普车后，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毛巾，要求工作人员把他双眼蒙住。每次我从《束星北档案》（刘海军着，作家出版社）读到束先生的这段经历，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震憾和悲痛。我于是知道人在极度悲愤时，为什么会有仰天长啸的发泄。极左分子会得意地说：不怕你束星北顽固，总能把你整服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是这样被屈辱被扭曲。排除雷达运行障碍后，束先生还是请求工作人员把他双眼蒙起，离开海军军营。

　　两次修复，使束先生名声大振。有人向他祝贺，束先生沉思不语，后来，他轻轻叹息说：“不过是雕虫小技！”束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的专长，他的价值，都不在此。只是凭藉扎实深厚的物理学基础知识和动手能力，修复这些仪表器材的。但是如果束先生没有修复成功呢（对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那就难免鼓噪、讥讽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极左分子是惯于用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卑劣手法，贬低专家学者的，比如数学教授不识稻黍稷麦菽，遗传学家不会种花之类的批判声，就曾甚嚣尘上。让你痛感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愧疚”。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布衣的爱国情结。束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已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仍然十分关注祖国科技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发展。他很想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但已没有这种可能。他已被完全排除在科研大门的外面。一位一流物理学教授长期效力的岗位，竟是学院的走廊和厕所！作践斯文，莫此为甚。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对束先生特别刻薄，有此经历的书生，大有人在。笔者本人和很多师友，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用扬鞭自奋蹄”，把厕所和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诸公享用之余，束先生也可以躲在厕所里，偷偷阅读私下借来的科技文献。

　　１９６２年初，束先生的一个学生悄悄找到他，愿为他安排出逃海外。束先生不禁怦然心动，他自然很想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经过认真考虑，束先生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我知道，作出这个决定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有人认为这是束先生改造的收获，终于能够站稳立场，辨别是非，没有走“叛国投敌”的道路，“自绝于人民”。我倒是觉得要是束先生真能走了，真是天大的好事，那年束先生５７岁，虽说有点晚了，总比困守青岛要好。中国不缺一个勤杂工，厕所打扫得再干净，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也没有多大份量，而人类则是痛失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这能叫“叛国投敌”吗？文革初年，音乐家马思聪亡命美国，当时也叫“叛国投敌”，后来也觉不妥了。须知在这之前，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很多革命先行者，也都有过这样的流亡经历。今之朝野衮衮诸公及其子女移居海外，更不在话下。他们这样，都不是“叛国投敌”，为什么要苛求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的物理学家？

　　但是束先生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不是束先生改造好了，而是他已经输不起了。谁知出逃能不能成功，甚至出逃计划本身，都是一场请君入瓮的“革命考验”，也未可知（原谅我这种阴暗心理，我们输得太多了），个人已无所谓，但他还有妻儿老小，一大家人。即使他能出逃成功，这一家老小还得生活在这片土地。很难设想，这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有人为束先生感到惋息，说要是束先生再早生３０年，或迟生４０年，就好了。早生３０年，也就是让束先生的科研业绩达到顶峰，成为一个世界级物理大师，甚至成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进入新中国，就有了“防身符”了，不致陷于那样的困境。全是好心。但我总感不甚放心。君不见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一段话，还有黄宗英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炎黄春秋》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为证。那是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带着“阳谋”成功的喜悦，亲临上海，与上海各界人士座谈。黄宗英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清晰地记得：在当时右派纷纷落马声的情况下，著名翻译家罗稷南在会上对毛泽东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个很敏感也很尖刻的问题，以致在场的黄宗英都为这样的提问心里“猛一激灵”，“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毛泽东倒不以为忤，认真思索有顷，爽朗回答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就是说，即使是像被毛泽东奉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鲁迅，不听话，也要“关进牢里”；如果鲁迅识相，什么话也不说，那就还可“供着”。因此早生３０年，束先生恐怕也难幸免。即使束先生得了诺贝尔奖，也没有用。束先生的学生李政道，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文革”中回国访问，周恩来专门接见过，请他推荐一些专家来华工作，说中国是需要人才的。李政道说：中国也有一流专家，我的老师束星北教授就是。李政道很想见一见束先生，要说这个要求也不难满足，束先生就在青岛扫厕所。但是李政道见不了他。诺贝尔奖得主回国，看上去很风光，礼遇有加，但在 “原则”问题上，也无“法”外施恩之说。所以早生３０年，恐怕是于事无补的。

　　那么迟生４０年如何？迟生４０年，１９５７年束先生只有１０岁，“右派”之灾可免，“历史反革命”也扣不上。处境肯定好得多。但以我们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能培养出束先生那样的旷世奇才，物理大师吗？

　　人们常说：“性格就是命运”。小说家好像特别钟情于这样的说法。的确，小说书中人物命运，常常可以从人物性格中得到诠释。束先生的悲剧，好像也是这样。但我却很不愿认同“性格就是命运”这样的话。人生百态，性格天成。各种各样的性格，原无高低优劣之分。一个好的社会，好的领导，应该像海纳百川一样，容纳各种各样的性格，让各种性格的人得到充分发展，我想这也是“以人为本”题中应有之义。不能要求人人都在规定的性格范围内成长，否则就咎由自取，吃不了兜着走。

　　因此消除束先生类悲剧，根本问题是要消除产生这种悲剧的机制，据说耀邦同志曾说过要发誓再不要搞政治运动的话。他算是看透了各种政治运动除了整人制造悲剧，再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功绩之一，也在于此。我辈过来人，感受尤深。但是不搞政治运动，看来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总有人贼心不死，想用这种最方便整人的方式去整人，也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意思吧。巴金老人生前常有“又来了”之忧，“又来了”就是政治运动 “又来了”。也确实有那么几次，好像“又来了”。我个人就曾有过“又来了”的感觉。兹事体大，不妨多说几名。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就翻译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一事，给该书三位总主编写过一封信，说到我从学生时代起，萌生翻译此书的经过，后因打成“右派”，译事被迫中断时，我觉得对西方人士，须要对 “右派分子”（“ｒｉｇｈｔｉｓｔ”）作一点说明，否则他们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这顶帽子的严重性。我是这样写的：

　　“－－－－－－不幸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就像是在希特勒德国戴上‘黄色大卫星章’（‘Ｙｅｌｌｏｗ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ｒ’）的犹太人，备受歧视和屈辱。－－－－－－－“

　　后来我把此信译成中文，作为《希氏内科学》第１５版中文本第六分册的《译者前言》发表。这封信后来成为《希氏内科学》的经典文献，收进出版此书的Ｗ．Ｂ．Ｓａｕｎｄｅｒｓ公司百年纪念文集。在国内也没有引起什么令人不快的事。但是当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好像“又来了”的时候，就有麻烦了。当然是早就盯上了，蓄势待发而已。于是抓着这几句话，上纲上线，一时间，好像又有小子鸣鼓齐攻之的味道。或曰你不怕么？我说不怕。怕也没用。不过是个比喻。比喻只能在一个特定方面作出阐释，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比喻都是跛足的。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你也可以上纲说：６亿人（当时全国人口６亿）都成了舜尧，地、富、反、坏、右呢？他们也是舜尧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混淆阶级阵线吗？

　　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那场运动终于没有搞起来。这是很好的事。早能如此，共和国会减少多少冤魂野鬼。

　　束先生生前所在单位：淅江大学和山东大学也有代表参加此会。山大校党委一位领导还在会上发了言，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当然是经过认真考虑和斟酌的精心之作。对束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乏颂扬。但对束先生在山大参加思想改造、肃反和反右中遭遇的不幸，没有片语只字表示歉意，引起一位与会学者的质问。毕竟，束先生罹难是从山大开始的。

　　我是山大校友，也是束先生学生。对束先生在山大的遭遇，很感难过。我是很愿意替山大作这个道歉的，甚至可以像当年西德总理勃朗特那样，对犹太亡灵长跪不起，以表达深切的哀思和歉疚。但我只是山大医学院的学生，现在也不是山大的什么人，不好越疱代俎。当然，束先生的不幸，并不是现在的山大党委造成的。他可以不道这个歉。堂堂一个大学党委，岂能轻易说对不起的话。但是勃朗特也没有参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他更是无关的，因为他连纳碎党员都不是，为什么要代替当年的法西斯暴徒下这个跪？他可是一个堂堂大国的总理。不怕被人笑话，被人议论，被人看不起吗？然而他跪下了，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这一跪的意义，也完全出人意料。人们对德意志这个民族，更有信心，更有好感了。原来不会反思的民族，才是最没有出息的，二战后，日本人始终拒绝道歉，真的为自己争了光吗？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如果当年束先生没有调到山大，而是留在淅大，或是调到别的什么大学，就能免此一劫吗？不能，肯定不能。只要是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无论是在哪里，都会如此。时也，亦命也。这就是在劫难逃。因此，束先生蒙难，束星北悲剧，与山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山大领导有理由认为，他也不好越疱吧。这样一想，作为山大校友，又有点心安理得了。惭愧！

□　寄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