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在文章里引过一个故事, 有提到"撕耳朵". 其实, 在这样的故事里, 撕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在邵燕祥先生的《夜读札记》里读到的，故事是这样写的：
大约是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当中，在上海。寒冷的4月的早晨，一个10岁的小女孩，被妈妈送上43路车，她抱着一个包袱，里面是爸爸的一套衣服鞋袜。
头天晚上，妈妈11点多才回家，一边打发她睡觉，一边就对着外婆哭了。女孩听说她爸爸死了，是自杀，在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雨里站了很久，可她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妈妈回过头对在旁边听着的小女孩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10岁的女孩回答说。
到了龙华火葬场，她发现全是跟她差不多的孩子，全都跟她一样，手里拿着包袱。没有一个大人。
看门的老头向她挥挥手：“你看谁？”
她默默地递上死亡通知单。老人看了一眼通知单，又看了一眼她，说等一下，就进去了。
他进去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女孩的全身。
老人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她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女孩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踏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女孩点点头。停了停，他又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女孩把火葬的钱递给老人。老人拍拍她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女孩点点头。
许多年后，她说：“那种感觉，不象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象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这个故事，我反复读过很多次，引用时舍不得删掉一个字。故事里的小女孩，就是后来拍电影“人到中年”的女主角潘虹。我经常想：不知道火葬场门前那些孩子们是如何带着那个阴沉沉的雨天的记忆走到中年的；在一个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被出卖的年代里成长的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中年。没有想到：20年后的89年，又有一代人要背负着天安门的血腥走向中年。这样的悲剧，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在一个因为说真话写真话而要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社会里，我们还指望为孩子们留下些什么？我们还指望什么？这个饱经风霜的民族，在被剥夺新闻自由后，失去的又岂止是新闻自由？
全文在文库: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FENG-Qing/kd040417-7.g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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