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zt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禾　子·

　　满打满算，到美国已经整二十年了。刚来时的新鲜感和敏感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得迟钝和见怪不怪了。然而有几个人和几件事却时常回旋在脑海里。

　　当初刚一到，热心的中国同学就去机场接我，帮我找临时住处，指点我去银行开帐户、乘公车去买食品，还安排我认识当地的老华侨。他们带我去了一位被称为“雷妈妈”的人家。雷妈妈是基督徒，非常乐于助人，总是从各方面帮助大陆来的留学生。自七十年代末刚有中国大陆留学生来此，她的家就变成了留学生之家。她的丈夫是位牙科医生，在美国算是有钱人。他们住在一个山头上，整个山坡都是她家的地盘。我们十几个大陆来的学生一起去她家“过礼拜”。到了她家见了人，才发现她和我想象中的老妈妈相去甚远。她五十多岁，但看上去很年青，只有三十岁的样子，漂亮精干，说话利索，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婆婆是湖南人，我的几个小时候的同学的妈妈也是湖南人，所以知道“湘妹子”的泼辣能干和热情大方，顿时也对这位雷妈妈产生了几分亲近。我还莫名其妙的想到了雷锋。雷锋也姓雷，也是湖南人，也以助人为乐的精神树立了榜样的形象。

　　雷妈妈是长沙人，自幼在长沙读书。中学毕业时正好赶上解放大军南下，她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庆祝，扭秧歌、打腰鼓，还写横幅、刷标语，积极参加新中国新政府的各项活动。讲到这段情景时，她竟一字不落地唱出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还激动地扭起当年的秧歌来，边跳边唱：“正月里来呀是新春，赶着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解呀放军。”

　　当时她的很多同学都参了军，上了军政大学，跟着队伍继续南下。她却因为已经订婚，家里让她和丈夫完婚，错失了参加革命队伍的机会。婚后，丈夫经商去了香港，她留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不久，大陆和香港的边界封闭，她和丈夫从此音信全无、天各一方。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务院特批了一批有海外亲属的人出境，雷妈妈来到香港寻夫。不曾意料的是，丈夫已经等不了遥遥无期的隔离，另娶了。更不幸的是，当时国内的政策是只能出不能进，咫迟之远，她却再也回不了家。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劝说她去美国和一个刚刚丧妻的华裔牙医结合，她眼一闭、心一横，象卖自己一样地登上了飞机。下飞机才知道，这个新丈夫大出去她十几岁，是华裔却不会说中国话，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靠她照顾。这会儿她已是叫天天不灵，唤地地不应的了，只有听天由命。好在这个丈夫对她不错，她也尽心尽力为丈夫和孩子们照料生活。剩余时间就去基督教会。在教会里，她找到一些心灵上的安慰，从此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主”了。

　　尽管虔诚侍奉，雷妈妈的上帝并没有满足她二十多年的祈祷。中美一建交，她就返回故乡寻找家人。然而故乡这边却早已家破人亡。她的独生儿子因父母海外关系从小就不断地受到欺辱，得了精神病，文革时跳楼自杀；她的弟弟一直帮着抚养姐姐的儿子，不但丢了正式工作，还丢了城市户口，被赶到乡下去。她找到弟弟时，他沉默寡言，未老先衰。当她提出让弟弟一家移居美国时，他态度坚决地、不做任何解释地拒绝了。

　　雷妈妈一生坎坎坷坷，却对“解放区的天”依依怀念。从她身上，我感受到新中国的强大向心力，也品出她爱爱恨恨的复杂感情。

　　刚来头两年要去打工挣生活费，中国同学介绍我去一家中餐馆干活。厨房里有个“油锅”（专管油炸食品的厨师），是个广东小老头（其实并不老，只是个头瘦小点儿），大家都管他叫“二哥”。我觉得无缘无故地叫人家“哥”呀“姐”的很别扭，就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没想到，他自己吞吞吐吐不说，其他人也都不知道，包括老板在内。老板背过人悄悄跟我说，“二哥”是黑户，早先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后来又偷渡到美国，一路黑下来，不敢暴露真实姓名。

　　后来在餐馆时间久了，人也混熟了，知道“二哥”是广东人，我就常跟他聊广东（好在我去过广东几次）。一次我说起去广州、番禺、东莞、太平镇、虎门、沙角、伶仃洋一路游玩历险的趣事来，“二哥”听得非常仔细，然后突然说，那就是我家乡呀。我家在中山县，我在中山县委当过通讯员。后来……后来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跳海游到香港去了。

　　可能是他第一次当众说起那段经历。他自己有点儿吃惊，也让我吃惊不小。我有些不相信地问：你在县委工作怎么还会饿肚子？他说，唉，那会儿我才十六、七岁，就是要吃，每月给我十几斤粮食，根本吃不饱。听人说香港好得多，就游过去了。我说，那可是叛国之罪啊。他说，知道。但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我认识的人就有被抓回判刑的，也有游不过去淹死在海里的。好象要证实自己说的是真的，他接连唱了好几首当时的歌。又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有“浏阳河”，“南泥湾”，“歌唱祖国”。他越唱越激动，还插空对我说，那会儿其实很好的，如果不是饿肚子，我也不会跑掉。

　　他说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

　　见“二哥”一边炸着油果子一边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不知是什么滋味。“繁荣富强”的祖国硬是把自己的儿女饿跑了。我跟“二哥”说，现在真的好了，开放了，国家对你这样的事也既往不咎了，你一定要回去看看。他说，是啊，我的老妈妈还一直在等我回家呢。

　　不知道他后来又等了多久、也不知道他是否见到他的母亲。象他这样的“黑户”，得等到美国政府的“大赦”才可摘掉黑帽子，也才可光明正大地有自己的姓名。

　　我后来转学去了别的州。真是奇了，居然又碰到一位有类似故事的华人。这回还是个“老八路”！又是歌曲把我们一起带回了祖国。这是一位餐馆老板。地道的山东人，却开了两家“湖南餐馆”。我和先生去吃饭，时间晚了点，老板自己出来招呼我们。他热情爽朗，三句两句闲聊了几句，聊到高兴处，竟亲自炒了两个菜坐下来和我先生对起酒来。他原先是农民，抗战时参加八路军，打了几年的鬼子。鬼子投降后，部队告诉大家说愿意留下的人可以留下继续当兵，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发饷回家。他想想家里地没人种，还是回家吧，就回家了。不想这一念之差让他后悔莫及。回到村里一下子被人看成了觉悟低的落后分子，走到哪里都遭白眼儿。他说他最怕的就是剪着短发、扎着皮带、跨着黄书包的女青年来到家里，往炕头一坐，给你讲革命道理，动员你参加解放军继续打老蒋。他说，在她们面前，你真是很脸红。

　　孙老板家在海阳县，与朝鲜（韩国）隔海相望。解放前，当地很多人划着船就去了朝鲜做生意。他也寻着这条路来到汉城，后来又碾转到了美国。

　　知音难觅。当我先生告诉他自己也当过兵时，孙老板举起酒杯，用乡音未改的字句说：来，我们一起唱：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

　　（这首歌最早叫“八路军进行曲”，１９３９年在延安首次公演，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你能不感慨吗？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