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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呼唤杰出的思想者
发布者 lq 在 07-10-2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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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今天中国错乱的现实、层出不穷的矛盾，呼唤杰出的思想者深入分析并且解释。
这家Pacific Coffee安静、灯光明亮、沙发柔软，适宜交谈。我们谈起了一本杂志的设想。一本两百页的杂志，刊载今日中国年轻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声音，深入探讨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问题。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五年一次，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关于领导人的更迭、新政策的猜测，一直是人们餐桌上闲聊和海外媒体报道的中心。而透过咖啡馆的窗口，我看到那片挤压在一起的高楼，它们叫财富中心、旺座中心、新城国际，中央电视台那个歪斜的楼身则凭添了超现实的味道，这是个亢奋、繁荣的北京，热情万分又不知所措地等待着一年后的体育盛会。
我们能在人民大会堂坐得齐刷刷的代表和这些混凝土大厦之间寻找到某种联系吗？一个外来者很容易被中国矛盾重重的现象所迷惑。她有能力创造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山川、湖泊；她大谈和谐社会，但整个社会却被一种浓烈的不信任感所包围着；一座拥有超现代化机场和保时捷经销店的城市，她的街头经常看到鸡在闲逛；她比任何国家都培养了更多高学历人才，但教育系统在本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尽管文化传统早已断裂，一本关于《论语》的书却卖了四百万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代表开放性与民主的互联网技术，却很快沦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我们总是夸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摹仿、抄袭却渗透在各个领域……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曾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化热潮中的中心话题。那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它绽放出的热忱和一九二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不无相似。但它们的缺陷又都显而易见，它们都过分沉迷于宏大的概念，乐此不疲地引进各种主义与理论，却对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缺乏实证式的探究。在一阵喧嚣过后，能留下的研究成果、分析方法、材料资料却很少，新一代研究者很难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经过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暴，这股文化热潮迅速消退，紧接而来的商业革命，则熄灭了它最后的温度。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迅速的消失了。一九九五年当我进入大学，我仍会阅读到《东方》、《方法》、《天涯》这样的知识分子趣味的杂志，类似朱学勤、钱理群这样的大学教授，仍在年轻人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自二零零零年过后，这些声音开始消失了。公众迷恋过几年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问似乎与如何致富相关。
再之后，一股新的文化热兴起了。它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销量上百万的青春作家、在电视上讲述通俗历史的学者、拍卖品达到上百万美元的画家，但是他们却主要是市场行为、消费时尚的产物，而不是因为其传达思想、审美与价值观。
那些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初活跃的知识分子与作家们，在迅速到来的新现实面前不知所措了。他们的智力训练集中在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尼采与萨特的哲学，却不知道如何寻找到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来解释现在这个由互联网、跨国资本、shopping mall、乡村的城市化、大众的崛起、披上了西装的政治权力，所构造的新中国……他们的语言不再能吸引新的听众，又没有耐心去做那些更具体的调查，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愤世嫉俗者，或是自言自语的自我沉溺者……
更糟糕的是，尽管一九八零年代被称作思想启蒙的年代，但事实上，我们从未建立起一个讨论的共识，人们仍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上难以达成一致。争论往往不是理性的讨论，而变成了没原则的争吵。这使得「利益因素」迅速成为最后的仲裁者，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一个苦恼是，人们不再相信除去赤裸裸的利益动机之外，人还可能有别的需求。社会迅速被一种单一性思维、单一的价值观所充斥。在这种单一价值观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权力如何与消费力量、技术力量一拍即合，从而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压抑力量。
我们可能寻找到一股清新的声音吗？这声音在价值观上富有理性的怀疑精神，又能够深入到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细节中。二战后的美国，因为公司的兴起、意识形态的保守、消费社会的出现，激发了 C·W·米尔斯、彼得·杜拉克、丹尼尔·贝尔、约翰·加尔布雷斯这一代杰出的分析家，他们重新定义了美国社会。今天的中国那错乱的现实、层出不穷的现象，是再好不过的思想的实验场。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出自己解释者，它注定是充满困惑与焦虑的。
□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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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在人民大会堂坐得齐刷刷的代表和这些混凝土大厦之间寻找到某种联系吗？一个外来者很容易被中国矛盾重重的现象所迷惑。她有能力创造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山川、湖泊；她大谈和谐社会，但整个社会却被一种浓烈的不信任感所包围着；一座拥有超现代化机场和保时捷经销店的城市，她的街头经常看到鸡在闲逛；她比任何国家都培养了更多高学历人才，但教育系统在本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尽管文化传统早已断裂，一本关于《论语》的书却卖了四百万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代表开放性与民主的互联网技术，却很快沦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我们总是夸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摹仿、抄袭却渗透在各个领域……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曾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化热潮中的中心话题。那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它绽放出的热忱和一九二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不无相似。但它们的缺陷又都显而易见，它们都过分沉迷于宏大的概念，乐此不疲地引进各种主义与理论，却对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缺乏实证式的探究。在一阵喧嚣过后，能留下的研究成果、分析方法、材料资料却很少，新一代研究者很难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经过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暴，这股文化热潮迅速消退，紧接而来的商业革命，则熄灭了它最后的温度。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迅速的消失了。一九九五年当我进入大学，我仍会阅读到《东方》、《方法》、《天涯》这样的知识分子趣味的杂志，类似朱学勤、钱理群这样的大学教授，仍在年轻人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自二零零零年过后，这些声音开始消失了。公众迷恋过几年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问似乎与如何致富相关。
再之后，一股新的文化热兴起了。它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销量上百万的青春作家、在电视上讲述通俗历史的学者、拍卖品达到上百万美元的画家，但是他们却主要是市场行为、消费时尚的产物，而不是因为其传达思想、审美与价值观。
那些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初活跃的知识分子与作家们，在迅速到来的新现实面前不知所措了。他们的智力训练集中在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尼采与萨特的哲学，却不知道如何寻找到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来解释现在这个由互联网、跨国资本、shopping mall、乡村的城市化、大众的崛起、披上了西装的政治权力，所构造的新中国……他们的语言不再能吸引新的听众，又没有耐心去做那些更具体的调查，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愤世嫉俗者，或是自言自语的自我沉溺者……
更糟糕的是，尽管一九八零年代被称作思想启蒙的年代，但事实上，我们从未建立起一个讨论的共识，人们仍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上难以达成一致。争论往往不是理性的讨论，而变成了没原则的争吵。这使得「利益因素」迅速成为最后的仲裁者，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一个苦恼是，人们不再相信除去赤裸裸的利益动机之外，人还可能有别的需求。社会迅速被一种单一性思维、单一的价值观所充斥。在这种单一价值观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权力如何与消费力量、技术力量一拍即合，从而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压抑力量。
我们可能寻找到一股清新的声音吗？这声音在价值观上富有理性的怀疑精神，又能够深入到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细节中。二战后的美国，因为公司的兴起、意识形态的保守、消费社会的出现，激发了 C·W·米尔斯、彼得·杜拉克、丹尼尔·贝尔、约翰·加尔布雷斯这一代杰出的分析家，他们重新定义了美国社会。今天的中国那错乱的现实、层出不穷的现象，是再好不过的思想的实验场。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出自己解释者，它注定是充满困惑与焦虑的。
□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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