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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斋：母亲的良知
发布者 yq 在 04-04-06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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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斋·
一个幸福的阿根廷中产阶级家庭，因为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的暴力行为从历史中浮现出来而发生了危机。妻子是一个历史教授，在学校里教授着被官方修改了的历史。先生是一个家境富裕的企业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子女，领养了一个婴孩并且已经把她抚养成为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是，在课堂上，学生们开始挑战历史教科书。在同学聚会上，出走美国的好友讲述了受迫害的惨状，在电影中第一次提到被迫害的怀孕的母亲。在街上，母亲们开始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把军政府时期从被迫害的母亲那里偷走的婴儿（现在已经长大）还给那些自己的亲人。这使得女教授开始怀疑自己的养女也是属于一个被迫害的母亲的。她开始调查，终于发现那是事实。她的良心，她对受迫害母亲的同情，与她对养女的爱和她丈夫的理念发生了痛苦的冲突。她终于离开丈夫出走。
这就是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５）的梗概。这个电影的故事不是凭空想象。下面是一则新闻：
“（中央社记者黄明兴巴拿马市二十九日专电）阿根廷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军政府时期内的两名官员涉嫌于一九七七年在非法拘留所中自一名女囚手中窃走一名刚出生的女婴，他们两人于本月二十九日遭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法院判处七年徒刑。这两名官员贝赫斯（Ｊｏｒｇｅ Ｂｅｒｇｅｓ）与艾切哥拉赤（Ｍｉｇｕｅｌ Ｅｔｃｈｅｃｏｌａｔｚ）被判刑罪名是抹灭婴儿身分并伪造文件，前者当时是警医，后者当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厅厅长。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的实际总统魏德拉（Ｊｏｒｇｅ 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ｄｅｌａ）与前海军总司令马赛拉（Ｅｍｉｌｉｏ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ａｓｓｅｒａ）因涉及窃婴罪已遭法院拘押，目前仍在司法诉讼中。
“这宗窃婴案的女主角姓费南德斯，目前与养父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乌拉圭籍生父卡斯特罗（Ｅｄｕａｒｄｏ Ｇａｌｌｏ Ｃａｓｔｒｏ）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阿根廷军方劫持，乌拉圭籍生母散丝（Ａｉｄａ Ｓａｎｚ）也于同年同月二十三日被劫持，两人失踪迄今，她的身分则于一九九九年年底才获得回复。
“费南德斯的生父母当年是为了逃离乌拉圭的军政府统治才避难到阿根廷，散丝当时身怀六甲，被阿根廷军方劫持后被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艾切哥拉赤治下的班费尔德井（Ｐｏｚｏｄｅ Ｂａｎｆｉｅｌｄ）拘留所，在那里生下了费南德斯。
“贝赫斯当时为艾切哥拉赤工作，他在接生后把女婴交给一对夫妻，但这对夫妻对女婴身分来历并不知情。
“阿根廷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军政府时期中一个令人发指的经常性行为就是盗取在拘留所中刚出生的婴儿并把他们交给其它想要小孩的夫妇，有些是海军官员。”
这则新闻的内容与《官方说法》中的故事十分相似。在电影中，男主角当年就是付费以后从医院领走了刚生下来的婴儿。他并没有看到过生父母的同意书，而对妻子，他则隐瞒了真相。当然，他当年也未必知道，孩子的生母是一个被迫害的母亲。所以，这个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是当年军政府暴行的牺牲品。
这个电影的叙事手法非常细腻并且多处运用象征。电影的时间框架是军政府统治结束多年以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老同学的聚会，充满欢声笑语，甚至当从美国回来的老同学开始讲述她从家里被抓走的时候，女教授和她还没有从另一件可笑的事情引起的大笑中恢复过来。就在这笑声中，恐怖像慢慢渗出的血在观众眼前展开。这里，两位女演员的表演足以催人泪下。
在电影中，恐怖的表现都是象征性的。在养女的生日晚会上，小女孩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安静的房间，哄着她的娃娃睡觉。突然，一个一只脚踹开门的特写镜头改变了叙事的方向，小女孩吓得尖叫起来。观众会以为电影要用倒叙手法表现军政府时期的恐怖，但是镜头拉开，原来是几个男孩子拿着假枪在玩游戏。通常这种误解会产生笑声，但是镜头上表现小女孩在母亲怀中的抽泣表明这种游戏的恐怖是有生活的真实的。在另一个场景，女教授向一个妇女了解当年窃婴的情况时，背景的声音是电子游戏机的枪击声。电影利用这种手法把现实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使观众在日常平和的生活场景中体验到另一个时空里的血雨腥风。
电影中小女孩唱的一首儿歌也具有象征意义：“在未知的地方，我走了三步而迷失，这里一步，那里一步，我真吓坏了。”迷失，正是阿根廷军政府的暴行的结果。在军政府的统治下，数千人异议人士遭到迫害，很多人彻底失踪。很多牢狱中的孕妇生下孩子以后，婴孩就失踪了。这些失踪的婴孩长大以后，很多人没有找到生身父母。
电影中的女教授是一个平凡的但却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同时，她又是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的良知告诉她，尽管她爱自己的养女，也不能剥夺别的妇女的骨肉。电影没有交待养女最后有没有被还给生母，而是在女教授出走的时候结束，从而避免了一种庸俗的骨肉团聚的结局。我以为这是为了告诉观众，这部电影并不是关于这一个家庭的，而是关于历史真相，关于社会正义，关于被扭曲了的集体记忆。
在人类社会中，集体记忆要幺被封存，要幺以各种物化的形式昭示给后人。各种纪念碑，纪念馆就是物化的了记忆。记忆当然不完全是和现实无关的，所以才会有关于集体记忆的各种利益冲突。阿根廷有过痛苦的记忆，然而阿根廷人幸运的是，这种记忆将以纪念馆的形式保存下来。根据中国日报网站消息：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说，政府将建造一个特别的战争博物馆，通过展出上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阿根廷军政府统治时期迫害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人士的历史文物，揭露战争的残酷，纪念军政府时期的受害者。这座被命名为“肮脏战争博物馆”的建筑将建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使用过的一个刑讯室遗址上。基什内尔表示要代表国家和政府请求国人对军事专制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及后来的政府对这些罪行保持沉默的作法予以原谅。
历史上，新政府对老政府的否定并不少见。基于政治利益之上的否定行动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当新政府认为旧政府错误是自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污点，从而自己也有责任的时候，才能看出新政府是否有勇气为自己的前任的暴行对人民作出一个交待。对暴行的谴责，应该超越党政之争，上升到对人性，对人权的维护的高度。只有这样，一个民主开放，政治清明的社会才有希望产生。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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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斋·
一个幸福的阿根廷中产阶级家庭，因为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的暴力行为从历史中浮现出来而发生了危机。妻子是一个历史教授，在学校里教授着被官方修改了的历史。先生是一个家境富裕的企业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子女，领养了一个婴孩并且已经把她抚养成为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是，在课堂上，学生们开始挑战历史教科书。在同学聚会上，出走美国的好友讲述了受迫害的惨状，在电影中第一次提到被迫害的怀孕的母亲。在街上，母亲们开始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把军政府时期从被迫害的母亲那里偷走的婴儿（现在已经长大）还给那些自己的亲人。这使得女教授开始怀疑自己的养女也是属于一个被迫害的母亲的。她开始调查，终于发现那是事实。她的良心，她对受迫害母亲的同情，与她对养女的爱和她丈夫的理念发生了痛苦的冲突。她终于离开丈夫出走。
这就是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５）的梗概。这个电影的故事不是凭空想象。下面是一则新闻：
“（中央社记者黄明兴巴拿马市二十九日专电）阿根廷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军政府时期内的两名官员涉嫌于一九七七年在非法拘留所中自一名女囚手中窃走一名刚出生的女婴，他们两人于本月二十九日遭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法院判处七年徒刑。这两名官员贝赫斯（Ｊｏｒｇｅ Ｂｅｒｇｅｓ）与艾切哥拉赤（Ｍｉｇｕｅｌ Ｅｔｃｈｅｃｏｌａｔｚ）被判刑罪名是抹灭婴儿身分并伪造文件，前者当时是警医，后者当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厅厅长。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的实际总统魏德拉（Ｊｏｒｇｅ 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ｄｅｌａ）与前海军总司令马赛拉（Ｅｍｉｌｉｏ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ａｓｓｅｒａ）因涉及窃婴罪已遭法院拘押，目前仍在司法诉讼中。
“这宗窃婴案的女主角姓费南德斯，目前与养父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乌拉圭籍生父卡斯特罗（Ｅｄｕａｒｄｏ Ｇａｌｌｏ Ｃａｓｔｒｏ）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阿根廷军方劫持，乌拉圭籍生母散丝（Ａｉｄａ Ｓａｎｚ）也于同年同月二十三日被劫持，两人失踪迄今，她的身分则于一九九九年年底才获得回复。
“费南德斯的生父母当年是为了逃离乌拉圭的军政府统治才避难到阿根廷，散丝当时身怀六甲，被阿根廷军方劫持后被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艾切哥拉赤治下的班费尔德井（Ｐｏｚｏｄｅ Ｂａｎｆｉｅｌｄ）拘留所，在那里生下了费南德斯。
“贝赫斯当时为艾切哥拉赤工作，他在接生后把女婴交给一对夫妻，但这对夫妻对女婴身分来历并不知情。
“阿根廷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军政府时期中一个令人发指的经常性行为就是盗取在拘留所中刚出生的婴儿并把他们交给其它想要小孩的夫妇，有些是海军官员。”
这则新闻的内容与《官方说法》中的故事十分相似。在电影中，男主角当年就是付费以后从医院领走了刚生下来的婴儿。他并没有看到过生父母的同意书，而对妻子，他则隐瞒了真相。当然，他当年也未必知道，孩子的生母是一个被迫害的母亲。所以，这个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是当年军政府暴行的牺牲品。
这个电影的叙事手法非常细腻并且多处运用象征。电影的时间框架是军政府统治结束多年以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老同学的聚会，充满欢声笑语，甚至当从美国回来的老同学开始讲述她从家里被抓走的时候，女教授和她还没有从另一件可笑的事情引起的大笑中恢复过来。就在这笑声中，恐怖像慢慢渗出的血在观众眼前展开。这里，两位女演员的表演足以催人泪下。
在电影中，恐怖的表现都是象征性的。在养女的生日晚会上，小女孩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安静的房间，哄着她的娃娃睡觉。突然，一个一只脚踹开门的特写镜头改变了叙事的方向，小女孩吓得尖叫起来。观众会以为电影要用倒叙手法表现军政府时期的恐怖，但是镜头拉开，原来是几个男孩子拿着假枪在玩游戏。通常这种误解会产生笑声，但是镜头上表现小女孩在母亲怀中的抽泣表明这种游戏的恐怖是有生活的真实的。在另一个场景，女教授向一个妇女了解当年窃婴的情况时，背景的声音是电子游戏机的枪击声。电影利用这种手法把现实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使观众在日常平和的生活场景中体验到另一个时空里的血雨腥风。
电影中小女孩唱的一首儿歌也具有象征意义：“在未知的地方，我走了三步而迷失，这里一步，那里一步，我真吓坏了。”迷失，正是阿根廷军政府的暴行的结果。在军政府的统治下，数千人异议人士遭到迫害，很多人彻底失踪。很多牢狱中的孕妇生下孩子以后，婴孩就失踪了。这些失踪的婴孩长大以后，很多人没有找到生身父母。
电影中的女教授是一个平凡的但却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同时，她又是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的良知告诉她，尽管她爱自己的养女，也不能剥夺别的妇女的骨肉。电影没有交待养女最后有没有被还给生母，而是在女教授出走的时候结束，从而避免了一种庸俗的骨肉团聚的结局。我以为这是为了告诉观众，这部电影并不是关于这一个家庭的，而是关于历史真相，关于社会正义，关于被扭曲了的集体记忆。
在人类社会中，集体记忆要幺被封存，要幺以各种物化的形式昭示给后人。各种纪念碑，纪念馆就是物化的了记忆。记忆当然不完全是和现实无关的，所以才会有关于集体记忆的各种利益冲突。阿根廷有过痛苦的记忆，然而阿根廷人幸运的是，这种记忆将以纪念馆的形式保存下来。根据中国日报网站消息：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说，政府将建造一个特别的战争博物馆，通过展出上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阿根廷军政府统治时期迫害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人士的历史文物，揭露战争的残酷，纪念军政府时期的受害者。这座被命名为“肮脏战争博物馆”的建筑将建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使用过的一个刑讯室遗址上。基什内尔表示要代表国家和政府请求国人对军事专制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及后来的政府对这些罪行保持沉默的作法予以原谅。
历史上，新政府对老政府的否定并不少见。基于政治利益之上的否定行动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当新政府认为旧政府错误是自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污点，从而自己也有责任的时候，才能看出新政府是否有勇气为自己的前任的暴行对人民作出一个交待。对暴行的谴责，应该超越党政之争，上升到对人性，对人权的维护的高度。只有这样，一个民主开放，政治清明的社会才有希望产生。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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