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柏杨是中国文化哺育的，但他却能从这种文化之中背身而去，站在它的对面，严峻地审察它，批判它。他像医生一样，寻找中国文化的病灶，甚至冷酷地给它开刀，其目的当然是希望它变得健康，充满活力和魅力。我以为这是柏杨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特点，也是其作品的最大价值。
中国文化还是有过一个美的状态的，此乃公元前五世纪出现的百家争鸣。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但敢想，也能自由表达。中国可以傲世的文化巨人孔子和老子，就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可惜公元前二世纪，秦始皇血腥地终结了百家争鸣。尤其悲哀的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以儒术为独尊。以后的封建社会，儒术便是唯一的正统，而且长达两千年之久。当然，道家也曾经给儒术以抵制，佛学也曾经给儒术以消解。不过由于官方是依靠儒术的，儒术遂一直正统，甚至它还把道与佛整合于它的体系之中。这使中国文化陷入了僵局，把它变成了死水和污水。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只能在儒术的范围圈圈点点，修修补补。凡有一点创意，便滑向异端，不但得不到研究经费，而且有可能受到惩罚。
不过中国总还有敢于怀疑正统的人，并敢于对文化批判。在一个宽容的社会，文化批判本是知识分子的一项日常工作，但在一个专制的社会，文化批判却使其成为英雄。英雄很少，寥若晨星。公元一世纪，汉代有王充，他揭露孔子的观点自相矛盾，并反对把儒术变成教条。公元十六世纪，明代，有李贽，他提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甚至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谓中国的脊梁，所谓舍身求法的人，我想就是指王充和李贽这种人吧。二十世纪，这种脊梁显然多了一些，因为皇权为尊的封建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增加了一些。然而文化有其遗传的习惯与势力，所以对专制文化的批判，对专制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和丑陋性的批判，仍是艰苦的工作。我以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鲁迅是这种文化批判的英雄，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柏杨是这种文化批判的英雄，只不过柏杨的工作是在台湾进行的。在台湾，进行这种文化批判的，还有李敖和龙应台，其多少形成了一种气候，而这种气候之源则在1919年5月4日前后的北京。在那里，当时有一批伟大的知识分子，希望给中国人以启蒙，也真的启蒙了。我要指出的是，柏杨就处于这种思潮的环节之中，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链接作用。孙观汉是一个在美国的物理学家，他称柏杨为中国五千年来仅此一人，足见其景仰之情。
柏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对中国人劣根性和丑陋性的批判，确实一针见血，而且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他指出，中国文化就像酱缸，死水不畅，消积的因素越沉越多，越久越腐，发酸发臭。中国人呼吸酱缸的气息，从而丧失了独立的判断能力，也缺乏道德勇气。他们器小易盈，明哲保身。他们脏，乱，吵。他们窝里斗。他们的言论，往往是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他们自私，自卑，自傲，唯没有自尊。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不敢理性地崇洋，只会盲目地媚外。柏杨还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一次西方文化的切入，其促使中国人觉醒。谁有勇气表达这样的见解！只有河南柏杨也！
诗曰：“书生报国无它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柏杨的犀利和辛辣，似乎也有性格的原因。逆境可以挫败人，也可以锻炼人，并使人坚硬得超常。柏杨在一生的很多时候都是不幸的，幼年丧母，其父又十分生冷，家庭温暖甚微，青年流亡，而中年则由于提倡简体字而遭九年之余的牢狱苦难，妻去女疏，神伤心痛。可柏杨却并没有由于种种不幸而消沉，恰恰相反，他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出狱之后完成的。
不揣冒昧，窃以为我和柏杨先生是有一点缘分的。1988年11月12日，柏杨先生在西安古旧书店发表演讲，我初见了先生，还有张香华女士。当时我所在的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著作，这使我有机会单独向先生请教，并合影纪念。他还欣然在我的本子上题写了一条可以回味的言论：“先爱自己，再爱国家。”近乎16年之后，先生又把他的全部著作捐赠给我的母校，而我则在两年之前离开出版社回到母校任教了。思量起来，颇有意趣。没有再见先生，然而足以想象先生的音容，并温习先生的教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