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与繁荣zt

六四与繁荣

　　　　　　　　　　　　　　　　·寒　露·

　　现在中国人中流行一种说法，幸亏六四镇压下去了的，否则哪有今天的繁荣昌盛。这种逻辑被灌输得给如此成功，以至于连很多六四时站在学生立场的人都欣然接受了。要分析这种说法是否成立，第一必须从整体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二必须分析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后盾是什么。

　　从历史来看，自从共产党执政到七十年代末，中国人始终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境界里，即使是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也几乎无一得以幸免。到七十年代末毛皇帝驾崩，四人帮被捕中国人最可怕的恶梦才算告以段落。我是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新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人（至少感觉上如此），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结束，我享受了第一批从三年纪开始学英语的特例。虽然政治课本里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但知识开始成为社会的追求。那个时代的精神充满了劫难后重建家园的激情。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最具生机的时代。那是朦胧诗教我们开始思考的时代，那是时琼瑶拨开我们情窦的时代。“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的那首诗是我对那个年代最难忘的记忆。上中学时我跟同学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虽然那时的生活远不如现在的富裕，但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是积极乐观的。那是新中国一个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我们那时拥有的是对未来的美妙憧憬和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那是我们开始认识真善美，开始反思和探索的时期。

　　即使是我的父辈中饱经摧残的人当中，很多人也开始又有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希望。劫后余生的人们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知识界和文学界活跃地探讨着中国往何处去。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了思想的自由。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生活又有了奔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人们也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钱权交易，在价格双轨制的庇护下，所谓的官倒（即现在太子党的前身）开始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和亲属大肆敛财。不法分子开始与贪官污吏勾结残祸百姓。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很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要建立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各种媒体探讨着中国发展之路，在那个大背景下《河殇》的诞生是如此的自然。８９年初我正在武汉的一所大学就学，学校特别组织了一次电教课，让大家一起观看《河殇》。那里面对历史的分析和对未来的探索令我胸潮澎湃。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如此继往开来的时代。

　　当四月底纪念胡耀邦的游行也开始席卷武汉时，我惯于自己的独处性格没有积极投入。但当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的大学生的呼声和要求迟迟得不到答复时，我冷静的心开始愤怒。我不停地问自己，当全国人民为此震动时，为什么一个国家总理迟迟不肯露面。他难道会害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吗？正当我们的心越来越被揪紧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半夜里发布的戒严令。我被惊呆了，一个女生当时开始嚎啕大哭。我的心在流血，泪水悄无声息地流淌下来。那一夜我无法入眠。

　　我跟着同学搭火车到了北京，想自己目睹那里的情况。我在京的那几日，广场格外的安静。学生人数也有减少的趋势。我开始天真地想，大概耗得大家筋疲力尽，自然而然地也就解散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说出了百姓的诉求。当我作为不积极的参与者回到学校，回到家里时，传来了六四清场的消息。虽然我也知道坚守到六四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当我看到电视里那些被坦克压倒的帐篷时，我无法相信广场上无人伤亡之说。过了几天有个天津的同学回来告诉我，他六月五日路过北京，在北京街头院墙看到很多枪眼。我第一次自己体验到被党的喉舌欺骗的感觉。

　　随后的一个学期里我们被要求写检讨，交代自己在六四其间的表现。我为此与我们的辅导员据理力争，他只对我说，你们的看法都没错，但你们的立场不对。我反复琢磨这个回答，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我们的立场（当时也可以说是人民的立场）跟党的立场并非如我们相信的一般等同。我明白了，党对自己的权利看的比中国人民的生存重要。党是血性的，跟党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我失去了对中国的希望，因为我看到了，在中国生活意味着接受党的奴役。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仍如父辈一样生活在牢笼之中，于是我产生了出国的念头。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中国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稳定了近二十年。非但如此，经济的增长之快令世界瞩目。于是那种镇压六四合法性的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所谓的精英阶层承认。身在异国的我常有雾里看花的不解，但看到在国内的同学一个个开始升官发财，我开始明白了，原来大多数的知识精英已经从平民百姓变成了党的同盟军。只要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有改革就要有牺牲的说法（当然不是他们而是平民百姓的牺牲）。

　　前几年欧美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也是崇拜加赞赏的多，以至于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对中国政府过于偏激。但透过表面的繁荣我也听到越来越多的不和谐之声。愈来愈多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公诸于世。我惊讶于中国人的抗争，我所认识的中国人可是逆来顺受的，是什么使得中国人开始走上街头？六四的罪名有一条就是鼓惑人心。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如何费劲口舌试同说服武汉的工人同我们罢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不需要任何人的鼓惑就会自发地走上街头？没有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境地，习惯了任人宰割的中国人怎么会如此抗争？

　　ＧＤＰ两位数地增长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借口，当富豪阶层的财富成几何级数地增长时，农民和城市平民却在生存线上挣扎，中国经济金牌的背后是对民工，奴工和童工的血的剥削和对资源与环境疯狂的掠夺。河水污染了，富豪们可以喝进口的纯净水，空气污染了富豪们可以去氧吧呼吸新鲜的空气。而无权无势的百姓只能无奈地呼吸日益增加的有毒气体，饮用愈来愈多的致癌污水……当能源耗尽，中国无生存之地时，富豪们可以去任何风景如画的国家悠闲地度过余生。而把一片焦土留给身心受损无处躲藏的芸芸众生。透过了这层雾来看中国，ＧＤＰ的两位数增长不再是奇迹，而是目光短浅，竭泽而渔的疯狂。

　　不同于六四前夕的中国，言论的自由随着互联网的延伸却在不断减少，象心虚的做贼者害怕被人揭发，当权者不惜花巨大的成本，建立了庞大的网警队伍，来监视和过滤所有的网站。得到了好处的知识界变成唱赞美诗的鹦鹉。但惊弓之鸟般的伟光正仍连法轮功那样没有政治诉求的民间组织都要血腥镇压，可见其心之虚，其手之毒并无任何改观。

　　随着对中国的日益了解，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分析也日见透彻，标题慢慢地从《崛起的中国》变成《疯狂的中国》，可不是吗，当世界越来越关注可持续性地增长时，除了那些可乘机获取暴利的急功近利的资本家之外，谁还会苟同于这样的只有今朝没有明日的繁荣昌盛呢？

　　那些把镇压六四和经济发展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否想过，如果六四的诉求变成现实，中国如今又会是怎样呢？如果法律可以制裁罪恶，如果弱者也有同等的机会，如果思想可以自由地驰骋……当然那些人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对党而言，它的生命在注射了六四的强心济才得以生存至今，如此说来，镇压六四当然功不可抹。我只是站错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