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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东陆：21世纪的知识分子
发布者 lq 在 07-07-28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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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东陆·
摘要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这个名词自二战之后越加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书报，和人们的言论中。在21世纪，知识分子几乎成为社会的中心名词。无论世界出现任何自然或者社会现象，比如灾难，运动，思潮，疑宗，案件，人们首先会注重知识分子的反应和看法。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的地位越加显得重要起来。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由来却并不十分清楚。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文化属性，和现代定义。笔者试图提供21世纪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行为特征。
关键词：知识分子，启蒙运动，世俗社会，宗教批判
The nomenclature: Intellectuals, as a noun, has been more frequently appearing in the mass media. In the 21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the central attention during any social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as the public is heavily relying on the opinion of intellectual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s has never been well defined, especially in the 21 century.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o provide a base for the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are discussed.
引言
思考是大脑的一种活动。由思考而产生思想。思想可以形成概念。概念是知识的基础。知识分子是依赖于思考而生存的人群。他们质疑已知，探索未知，并通过思考，分析，研究，推理，寻找自己的答案。知识分子十分广义的定义一般来自于和工作形式与职业类型相关的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工作主要依赖于书籍和思考。二是按照职业划分，主要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教授，学者，医生，律师，记者，工程师。三是指那些人文艺术界的“文化知识分子。” [1-8]
从以上定义中我们得知，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大脑为主要工具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我们很容易把知识分子与学者，专家，文人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许多学者，专家，文人还不能在现代的意义上完全定义为知识分子。为了更加清楚的理解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含义，我们来分析以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
1． 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武器
2． 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3． 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
4． 知识分子的判断依赖于理智，而不是情绪
5． 知识分子对思想的垄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和抗逆
6． 知识分子依赖科学而思考
7． 知识分子是科学真理的卫士
8． 知识分子是“奥林匹克精神” 的先锋
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特征来自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和笔者本人，与以上那种广义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是唯一的。它随着文化，历史而演变。要进一步寻找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含义，我们必须重温历史，从中找出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文化属性，以及科学解释。
知识分子的文化属性与历史渊源
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文人的说法。无论是语言还是概念，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中国清朝末年以前都没有出现。所以，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属于一种引进的概念。这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属性。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古典含义与阅读能力(Literacy) 紧密相关。在古希腊，那些有阅读能力的人被称为“识字者”(men of letters). Men of letters的拉丁文为 Literati. 后来在英文里译为Literateur.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原型是在19世纪初的欧洲，首先在俄国和波兰出现的。但是这个名词在当时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而是由俄文得到的英译：Intelligentsia - 知识群体。[10-13] 这个名词最早被波兰哲学家Karol Libelt在1844年出版的《祖国的爱》一书中定义为当时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一职业家，比如学者，文职人员，工程师。[14] 他们引导人们走向思想与文化启蒙。然而，这种历史上定义的“知识群体” (Intelligentsia)与今天语言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有其含义上得区别。因为它还仅仅是用来形容当时社会上一类职业的特定名词。值得指出的是，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概念有相当的区别。
在19世纪的中欧和东欧，一般是以经济和文化地位来划分“知识群体”的。在19世纪初的波兰，社会成员主要分为贵族和平民。当时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多为贵族和上层人士。由于教育的发展，更多的城市居民受到高等教育而逐步形成一种职业群体，包括教师，学者，律师，医生，文秘职员。这些职业者即被称为所谓的“知识群体。”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波兰曾经遭到多次分割，并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和势力范围。而对国家如此政治状态在意识上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这些“知识群体”。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具有很强的爱国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于是在欧洲历史上，首先出现为维系国家和民族命运而形成的社会知识群体。正是因为这种知识群体的出现，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意识，行为风格和价值体系，而被称为“社会的脊梁。”可以认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初始的形态。
在沙俄帝国，“知识群体”(Intelligintsia) 的定义又有所不同。1903年在俄国成立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即“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 的统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并不认为“知识群体”是一个社会阶级，所以并不属于一个真实的社会阶层。它仅仅是夹在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一群脑力劳动者而缺乏实际的社会归属。他们会被剥削阶级雇用而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所以，在布尔什维克的苏俄，“知识群体” 的称呼甚至有一层负面的意思。布尔什维克认为，“知识群体” 无法在意识上自我独立的存在，他们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服务的仆人而缺乏革命意志。十分有趣的是，苏俄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原来职业正是归属于当时社会的“知识群体。” 但是他们尖刻的批判了沙俄的知识群体，称他们不是“国家的头脑，”而是“国家的糟泊。”[9]
十月革命之后，“知识群体” 逐渐分化瓦解。有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有些移民国外，还有一些参加了白军。在前苏联，“知识群体” 被分为两种。一种称为“科技知识群体，” 另一种为“文艺知识群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对于他们的态度始终存在一定的保留。不同政见者遭遇流放和迫害。
在西欧，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思维风格，以及社会作用与东欧的” 知识群体”有明显的区别。历次西欧近代的社会运动，改革，以及思潮都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在19世纪中后期，科学家，作家，记者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职业。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首次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与1894年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密切相关。[16-23] 在这个时期，法国政治活动家，《凡尔赛公约》策划者克莱蒙苏 (Georges Clemenceau) 首次在法文里以名词的形式使用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一词。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和名词。
必须指出的是，按照文章开始的定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律师，医生都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但是，这种定义还仅仅是依据职业来划分的。虽然，在20世纪之前，这些职业早已存在，但是“知识分子” 的现代定义还没有建立。只是在19世纪末的法国发生了所谓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于许多知识界人士的参与，才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和自我意识。自 20世纪初开始，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逐步形成。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精神认同，行为标准，和社会责任感。这种意识与仅仅以职业来定义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有了历史意义上的不同。
德雷福斯是19世纪末的法国炮兵军官。他出身于犹太望族，曾经受到过良好的法国高等教育。但是在1894年10月，他突然受到向德国大使馆出卖军事情报的指控而遭到逮捕。由于当时的法国历史状态，德雷福斯事件轰动全国，并很快把法国分成支持与反对德雷福斯的两个阵营。在当时的法国虽然反犹太意识仍然在某些社会方面十分严重，但是比起德国和奥地利要相对松弛许多。德雷福斯在法军中的军衔已经很高。这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无法想象的。尽管如此，法国“第三共和” 内部的天主教势力有很强的反犹意识和倾向。显然，德雷福斯的被捕与这种思潮不无联系。
德雷福斯最终被送上法庭。但是他的律师被拒绝审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而起诉证据也没有公布于重。之后，他被定有间谍罪而判刑10年监狱。他甚至被送至法国公共场所，并当众被撕去军服上肩章，勋章。他象征威严和权力的军刀被当众折断。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人身侮辱。当时社会上许多知识分子为此不公而义愤填膺，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申辩，从而形成了以德雷福斯事件为由的社会大论战。在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就是保守势力的天主教会和第三共和内部的右派们。在这次论战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24] 左拉是当时法国的一位报刊作家，小说家。他曾以犀利的风格批评市政，矛头直指当时法国的拿破仑三世。
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后，左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1898年一月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巴黎日报》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那篇著称于世的名篇“我控告。” 而《巴黎日报》的办报人就是法国政治活动家克莱蒙苏。这篇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写给当时的法国总统法厄(Felix Faure) ，指控法国政府的反犹行为以及对德里法思的诬陷。这篇文章犹如重磅炸弹顿时轰动全国。为此，左拉在同年二月被法庭以诽谤罪起诉，之后流亡英国。
左拉的行为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知识分子” 首次以群体的形式站出来，并且理智的，无畏的抗击政府，法庭，教会，以及保守势力。当时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著名作家和学者积极参家了支持左拉的行列。其中包括小说家Octave Mirbeau, Anatole France和数学家Henri Poincare, Jacques Hadamard。这些社会上的学者强烈地的呼吁社会主持公正，猛烈地抨击教会的保守意识，深刻地揭露政府和法庭的黑暗。这种以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用高尚的准则判断是非，并以极大的同情心对待受害者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情怀。至此，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和思想标志。因而，德雷福斯事件导致了西方“知识分子” 在意识上的形成和在社会公众中的出现。而左拉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左拉之后的历史中，知识分子不断地寻求和发展一种共有的精神认同和思维理念。在百年后的今天，左拉的警世名言仍然向世界宣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
他说：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来到世上，这是因为我要让社会知道真理。”
“我坚信真理已经在向前阔步，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拦。”
“只有当世界上残留的最后一所教堂里的最后一块石头落下，砸到最后一位神父头上的时候，理想世界才会真正到来。”
为了纪念左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伟大的作家。他冒了所有的风险，包括个人的名誉，生命，安危。以自己的无畏和天才，他用笔维护了真理。”
德雷福斯于1906被法国总统Loubet无罪释放。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里法思重新得到军方重用，并赴前线指挥作战，战后光荣退役。
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知识分子形成，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仅用职业和教育水平来定义知识分子是不够完善的。比如，认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律师，医生，文人，记者，作家等等都是知识分子显然不够准确。澳大利亚作家Rhoderick Gates定义现代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 (secular society) 的牧师。[25] 他们的社会职责是维护真理和权力。” 从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到知识分子的现代定义于欧洲近代历史中世俗社会渊源。
大约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大部分的欧洲都接受了基督教。教会势力极大。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基督徒，否则就会被社会排斥。在基督教社会中，等级严格。最高的是教皇，然后是主教，其次是修道院长和修道士。在基督社会没用任何其它思维空间的可能。无论是学术研究，高等教育，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完全由教会垄断。但是自16世纪的哥白尼质疑“地心说” 之后，西欧历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而在思维体系和探索真理中对教会最为致命的挑战就是17世纪的笛卡尔以及同时期的加利略。笛卡尔的“质疑说” 与加利略的天文学实验结果无情的挑战了千年权威：基督教，从而历史性的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世界观。随之而来，原来单一的基督社会逐步分化为教会和世俗两个不同的社会。现代科学的诞生成为世俗社会思维的基石。而知识分子就是这块基石上的主导力量。
17世纪是挑战权威的世纪。当时的欧洲经历了许多方面的历史性变革。首先是以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思维为前导而建立的现代科学体系。必须指出的是，现代科学的建立绝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规律的发现，比如加利略，牛顿，达尔文等人的研究成果。现代科学诞生的更为伟大的意义在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人们从此找到了在圣经之外寻找真理的方法。在追寻科学的同时，人们从宗教的禁固中走出来，寻求一种新的思维空间。
很多欧洲社会理论学家，比如马克思，佛罗意德，Max Webber, Emile Durkheim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在进步中走向“现代” 必须摆脱宗教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想会不断代替宗教而普及社会，并进入学术，研究，教育等许多领域。比如，更多的人们开始相信科学而放弃宗教迷信。Max Webber称这个变化为“世界的觉醒。” 正是由于人们开始脱离过去的宗教社会，世俗社会才开始逐步形成。于是，传统的宗教社会开始分化。过去人类社会的知识仅仅掌握在教会，而大多在教堂里以口授的形式传播。而现代科学诞生之后，知识的教育和传播开始采取写作的形式。从此，教育便走出家庭和教堂而开始社会化了。比如17世纪英国的剑桥大学开始在教会大学的基础上开设普通，非宗教的有关人文，哲学，科学方面的课程。宗教信仰本身也开始成为一种各人的选择，而不再是一种社会责任了。
在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学者们已经开始公开的批判基督教了。它们认为基督教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权威。教会已经成为一种垄断意识，而且惧怕科学，推崇迷信，是对社会的一种毒害。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的著名学者。他主张人们不要去教会祈祷，也不需要按照圣经来寻找宗教的真谛。人们应该在自然中寻找，感知自己的个人信仰。18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一种人类感知世界的哲学理论。在他的哲学理论里，康德试图建立一种与基督教有本质不同的认知观。他企图在非基督教的基础上寻求人们认识世界可能，而以此找到真理并重建人们的信心。但是，在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逐步失去支持者。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哲学道路。
继康德之后的尼采更为极端的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在上千年的宗教传统中，思维和行为的基础必须来自宗教道德。人类的所有行为需要基督教的原则来规范。但是尼采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需要这种宗教道德的规范，而仅仅需要人们自己的感知和理性。只有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激情和动力才是最有力量的。他以此来排斥基督教义里的宽容和仁爱，并认为这些宗教道德限制是人类的弱点。他认为使得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自然赋予的竞争机制。
他在最后的一本书“反对上帝” [26] 非常直接的宣称：“什么是好的？让我们具有力量的就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所有让我们脆弱的就是坏的。什么是幸福？如果我们能够感到力量而战胜困难就是幸福。我们不需要平庸，我们只需要力量。我们不需要和平，我们之需要战争。什么是人类的缺陷？对病弱的关怀就是人类的缺陷。换句话说，基督教就是我们儒弱的表现。” 尼采的这种哲学思想是当时十分活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之一，对现当代人类社会的思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自17世纪笛卡尔挑战基督教而建立现代科学之后，人类社会便开始与宗教分道扬镳了。这种宗教社会的分化完全是以世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标志的。而世俗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就是现代科学。从17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所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包括加利略，达尔文，伏尔泰，休谟，康德，马克思，尼采，佛罗意德等等都是世俗社会的中坚人物和思想先锋。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崇尚科学，批判宗教，蔑视迷信，强调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反对思想的压制和垄断。所以，正如 Rhoderick Gates指出的：“他们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二战之后的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有所谓三大特征：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布道和宣传，二是抗逆思想上的统治和独裁，三是蔑视愚昧与盲从(比如非科学的迷信)。因为知识分子对待事物和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批判。而批判的基础方法一定是科学。因而，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分析完全依赖于理智，而不是情绪。也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一个社会必须拥有知识分子的群体而得以冷静的思考，从而避免狂热与误导。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里法思事件时期，社会上曾经产生一种反犹情绪。正是由于有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才在公共社会的层面上主持了正义，维护了真理。更为具有意义的是，法国人开始更为冷静的思考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没用被狂热冲昏头脑。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意义。
但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三十多年的德国，历史更为严重的演绎了相似的经历。在法西斯德国，不仅充满政治宣传，个人崇拜，思想统治，而且到处是血腥和恐怖。显然，这是与知识分子本性决不相容的。但是，十分具有争议的事实是，德国的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成为希特勒纳粹集团的支持者。有些甚至参与暴力和惨杀事件。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学术界沉思的问题。也正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出现，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更新考虑和解释。
在传统的定义中，一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文化人都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这是一种以职业来划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自从法国左拉等知识分子出现在公共社会之后，对知识分子的秉性和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西斯德国，许多德国军官和高级将领都受过高等教育。尤其那些纳粹精英-党卫军，更是优中择优的年轻军官。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精通音乐和艺术，有极好的文化修养。但正是这些教育良好的精英们不仅追随希特勒的政治宣言而且直接参与对人民的屠杀。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和回答：1) 当时知识界的学者们完全接受了希特勒的理念而全身心的参与战争；2)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希特勒的威胁下不得不执行命令，3) 德国许多学术界的教授为何无法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希特勒，4) 在当时的德国有没有像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显然，要回答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即便是今天仍然是复杂与困难的。
历史事实已经揭示：当时许多德国大学教授和学者参与和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活动。哲学家，理论家，宗教学者罗森堡 (Alfred Rosenberg) [27，28] 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纳粹党的资格甚至比希特勒还要老。罗森堡出身于一个侨居俄国的德裔富商家庭。他 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德国，并在1919年一月加入纳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党) 。他很快成为纳粹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 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他还为纳粹德国寻找新的宗教认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试图建立以亚利安人为主体的所谓“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 他认为亚利安人是人类最为优秀的种族。同时，他为德国寻求扩张而提出了所谓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这个理论导致德军对俄国的战略进攻。罗森堡战后被纽仑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科学技术方面，著名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森堡成为纳粹德国核武器的研究者之一。虽然他是否真正效忠于德军的核武器研究后来十分具有争议，他在德国战败之后还是被盟军押解英国。在纳粹德国的V2火箭计划中还包括德国著名火箭专家冯布朗。冯布朗最后也成为战犯，被送往美国。后来被美国航天局录用，成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领导者。如果列一个名单，我们将会发现相当惊人数目的高级专家和学者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各种活动，其中甚至包括集中营里毒气室的设计者。那么。按照一般的定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吗？
正是因为纳粹德国中学者的行为，在学术界的自我反省之后，知识分子被赋予新的定义和特征：人文关怀。如果能够被称其为知识分子，必须对人类有深刻的同情和关爱。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还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伦理观念。这对于知识分子有了非常高的要求。在 21世纪，一个人仅仅受到高等教育，即便成为学者，如果缺乏良知，道德败坏，助纣为虐，同流合污，那么是无法称其为知识分子的。所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是一个学者，在21世纪，不见得一定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因而，我们必须寻找和建立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
21世纪的知识分子
如果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发展和演变，我们发现它的定义在每个时期都会产生新的意义。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里，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很大的区别。如上所述，在波兰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定义与西方国家有显著的不同。即便在西欧，19世纪末法国的知识分子又和二战中的德国知识界在概念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是东欧，中欧还是西欧，这些知识群体中人们的社会职业种类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学者，专家，教授，律师，医生，记者，编辑，文人，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界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人文特征开始有了新的考虑。
知识分子的概念和意识一定与现代科学的诞生有关。事实上，这种意识是从笛卡尔建立新的哲学思维体系开始的。正是由于笛卡尔开创了寻求真理的全新方法：科学，人类才从宗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而逐步发展了所谓的世俗社会。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三大组成部分：1) 希腊经典与罗马政治；2) 基督文化，3) 科学与民主。事实上是科学的诞生导致了现代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中提出了自由与民主的思想。所以，对于现代西方的文化意识，可以分为基督文明和现代启蒙两大方面。在很大的意义上，这两个方面又是冲突的，因为现代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对宗教的批判和讨伐。但是这种西方文化的两大方面却相辅相成，互补共进，构成当代欧美文化的全部。21世纪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建立一种当代的自我认同，需要从西方文化的这两个侧面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必须讨论基督文明与现代启蒙的历史关系与当代演变。
对于西方世界，科学文明其实是迭加在基督文明之上的现代文明。它的历史仅仅有300多年，而基督文明已经有 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基督文明无论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和精髓。它奠定了西方世界最为完善的价值体系，包括人性，人生，认知，道义，信仰，道德，精神，心理，伦理，美学等等一切人文社会的基础。它为西方社会提供了精神世界最高的权威：耶稣，这是西方人心理安全的本源和内在力量的基础。正因为其如此重要，当科学诞生的时候，宗教社会立时陷于一片恐慌。在启蒙运动中，许多人首先脱离教会而以科学标榜自己新的思想认同。人们对信仰失去激情，笛卡而开创的“质疑说” 在社会上流行。但是，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诸多思潮开始走向极端，比如“无神论” 和萨德 (Marquis de Sade) 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使得社会忽然失去的道德与伦理的基础和限制。许多理论家认为传统的社会由上帝控制。但是启蒙运动以来，尤其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社会便由“人” 自己主宰了。所以，可以认为，世俗社会的产生使得西方社会在很大多程度上开始失去基督传统。
十分有趣的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在英国和法国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29] 英国1688年的“辉煌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推翻了杰姆斯二世(James II)，并从此建立的英国议会。启蒙运动在英国革命之后强调自由和宪法 (liberty and constitution)。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偏重民主与理性 (democracy and rationalism) 。这种区分在19，20世纪发生了进一步的偏离。英美文化更推崇自由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和市场经济，法国则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而推行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这两种思想意识的分歧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愈加明显起来。在当代的21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在欧洲和美国形成两大系统，并各自建立了更为具体的理念。英美推崇的是“英国启蒙运动”(English enlightenment)。它包括：1) 人权(liberty of individuals)，2) 宪法化的民主(institutionalized liberal democracy), 3) 市场经济(free market). 而欧洲国家则更欣赏所谓的“法国启蒙运动”(French enlightenment), 即1) 理性主义(rationalism),2) 宪法化的政府权力 (institutionalized bureaucratic authority)，3) 诚信社会 (credentialed society)。
启蒙运动除了以上理念上的区别，同时还形成了信仰和认同上的对立。推崇法国启蒙传统的欧美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基督传统。他们是世俗社会的主流。但是他们在拒绝了基督传统之后必须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信仰和认同。Kenneth Minogue 认为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欣赏和推崇一种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Olympianism). 奥林匹克精神是建立在全世界共同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之上的一种美好的理念。这种理念与“全球化” 意识十分吻合，是一种推动世界文化，经济，和平，人权与进步的新传统。奥林匹克精神强调文化多元，世界大同，共同市场，全球管理的“进步”理念。但是，这种意识有强烈的反宗教倾向，而视基督教为世界进步的阻力。因而，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欧美的知识界也分为两大阵营，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定义变得更加十分复杂起来。
根据前面的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分子的产生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而启蒙运动的核心是挑战和批判教会。因而知识分子首先是世俗社会的中坚和主导。2) 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是依据科学与理性进行思维。因此，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对任何形式的玄学和迷信。3) 知识分子对待任何问题都会以批判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质疑。所以他们强烈的抗逆任何形式的思想垄断，而自始至终的追求科学真理。4) 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对人类深刻的关爱与同情。
以上第1，2两个方面来自于笛卡尔的哲学思维以及现代启蒙运动。第3个方面与19世纪末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运动紧密相关。而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是二战之后知识界自我反省之后对知识分子新的定义。但是，在21世纪，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面临新的挑战。比如，由于现代启蒙运动传统在西方社会的分歧，产生了所谓的“保守” 与“进步”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无论是“保守” (conservatives) 还是“进步” (liberals) 人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都具有以上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如人文关怀，理性思维，批判质疑，等等。但是前者是“基督文明” 的执着的追随者，西方文明坚定的护卫者，以及对非西方文化 (比如东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警惕的敌视者。
这些保守派学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为首，绝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捍卫基督文明就是捍卫西方文明。否则，西方文明很可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21世纪，他们已经深感西方文明的动摇，尤其遭遇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化的侵袭和威胁。因此，他们敌视伊斯兰文明和其它非西方文化。亨廷顿的学生科斯 (James Kurth) 非常直接的宣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混淆视听，使得我们无法区分西方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差别。于是我们丧失自己的信念，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文化的威胁下变的软弱无能并且缺乏抵御能力。” “对于西方文明，伊斯兰不过是我们肌肤上表面的病变，而法国启蒙思想却已经是我们心脏里的毒瘤。” 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我们的认同》 (《Who Are We?》) 一书中深刻的讨论了所谓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 。他试图唤醒人们重新认识西方文明的真谛：“昂戈鲁-基督新教”(Anglo-Protestant) 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他指出，这个核心是区分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的最为基本的标志。他忧心忡忡的告诫自己的美国同胞，在移民大潮的21世纪，如果我们不警惕那些外来文化的侵袭，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将危在旦夕。
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于西方保守势力的文化特征。按照古典定义，他们显然属于知识分子之列：高等教育，名校学者，眼光犀利，科学批判，冷静理智，特立独行。无论从职业性质还是思维特征，他们都可以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同时，他们又是基督文明的卫士。而他们的对立面就是现代启蒙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们。这好比是18世纪教会与启蒙思想家的征战在21世纪的继续。无怪乎当代的许多理论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因为在21世纪我们还在继续与教会，玄学，迷信进行斗争。这是“现代” 社会的思想核心，根本没有本质的变更。而这种论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比如，在美国，保守派学者经过长期努力试图在公立中小学里面删除进化论的科学教育而以所谓的“智慧设计” (intelligent design) 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智慧设计” 认为有一种超乎人类的智慧在“设计” 天下万物。显然，如果有一丝可能，他们将把耶稣的“创世论” 作为学校的教科书。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是由于现代启蒙运动传统而出现的。那么他们必定是以科学批判为武器，站在世俗社会的前沿，挑战基督教的斗士们。但是在21世纪，在知识界却产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学者，并且忠实的维护基督文明。那么可以定义他们为知识分子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的定义就会发生问题。事实上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许多教授和学者是基督教徒。他们一面必须向学生在课堂里讲授进化论 (因为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现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另一面又会在教堂里虔诚的祷告上帝。这种现象，已经完全违反了启蒙运动的传统。并且与左拉的知识分子意识背道而驰。
21世纪的左拉：邓肯
不过，在21世纪，遵循启蒙运动传统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邓肯博士 (Richard Dawkins) 就是今天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30] 他完全可以称之为21世纪的左拉。
邓肯是一位生态学家。他1966年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汀伯根 (Nikolaas Tinbergen) 教授指导下获得牛津大学博士。之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至1969年。然后受聘牛津大学至今。现在是牛津大学“西蒙伊教授” (Simonyi Professor) 。这种教授的头衔在牛津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比如剑桥大学的霍金博士是所谓的“卢卡贤教授”(Lucasian Professor). 这个头衔在1669年由牛顿担任。它们是同类型的教授头衔。除此之外，邓肯还有许多学术头衔和职位。
邓肯是18 世纪启蒙运动传统在21世纪忠实的继承人。同时也是21世纪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启蒙运动，其思想核心是对宗教的批判，对思想的解放，对科学的宣扬，对人类的启蒙，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迷信的蔑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现代” 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在19世纪，启蒙运动以更为清晰的旗帜：科学与民主展现于社会。在20世纪中叶，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世界进入所谓的“后现代” 时期，而面临新的课题。但是，有许多学者认为，“现代” 还没有完结，因为启蒙运动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在社会存在。比如由于宗教而引起的战争连年不断，玄学迷信充斥社会，人们的思想还存在许多愚昧和无知。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21世纪的今天，思想垄断与宗教洗脑现象仍然严重的存在。因而，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今天的社会仍然需要像福尔泰，休寞，马克思，康德，尼采，左拉，罗素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邓肯博士就是21世纪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或者定义其为 “遵循启蒙运动传统的进步知识分子。”
在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上一时涌现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对教会批判之猛烈是划时代的，尖锐的，深刻的。这使得教会顿时乱了手脚，而立时失去了千年根基。于是，世俗社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知识分子便从此成为世俗社会的中坚和向导，使科学迅速普及于社会，教育，和学术领域。虽然今天的社会已经在广义上接受了科学思想，但是在更深层的社会意识里，许多人仍然追随宗教的传统而排斥科学。比如，科学在近代最为伟大的发现之一“进化论” 并没有在西方被彻底的认可和接受。同时，在学术界(尤其在美国)形成了一大批保守派学者。这些学者受过极为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是学术界的泰斗。但是他们站在教会的立场上与进步知识分子分庭抗礼，从理论上，意识上，学术上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但是，这种抗衡与18世纪的思想斗争又有了新的意义和特征。比如，现代的保守派学者拥有科学武器和学术方法。这使得进步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任务更加困难和艰巨。往往，这种抗争成为一种学术界内部的分歧，并以辩论的形式公开的展现在社会舞台上。所以，今天的进步知识分子很难在社会和学术界轻而一举的站上风。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由于保守学者们的支持早已在思想意识，学术批判，社会理论等方面稳住了阵脚。而邓肯正是在这个历史严峻的关头出现的知识分子勇士。他以自己尖锐的眼光，犀利的武器，优美的文学，和幽默的语言更为深刻的批判宗教。他的思想为21世纪的知识分子赋予更新的使命和意义。而他的行为成为当代进步知识分子卓越的标志。
邓肯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研究者和推广者。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自1976年出版之后畅销不断，多次再版。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热衷的读物。在这部书里，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讲解进化论，并且发展了许多进化论的观点。比如，他以进化论为基础，解释了人类许多十分基本的问题：人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界存在？为什么人类会恩爱和仇恨？为什么会有战争与和平，合作与敌视？为什么我们自私，贪婪，同时又慷慨和无私？很显然，对于以上的问题，宗教已经有上千年的解释，包括起源，伦理，道德，等等。但是，他在书中公开的宣称：该书仅仅探讨真理，与道德无关。进化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无论我们从它的结论里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也许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我们只能告诉你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他引用动物学家辛普森 (G. G. Simpson) 的话：“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1895年之前全部是荒谬的。” 这就是说只有在进化论产生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提供这些问题的科学解释。
《自私的基因》[31]里更为深刻的思想，除了在于解释和宣扬达尔文进化论，还在于对宗教的批判和对迷信的蔑视。他是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并在社会上无情的揭示宗教的愚昧和对社会的危害。他说：“人们曾经认为宗教是一种‘无害的荒谬。’ 信仰无非是人们需要的一种精神安慰罢了，怎么会危及社会呢？但是911改变了一切。911事件说明宗教是‘致命而危险的荒谬。’ 宗教的危险在于使得人们拥有错误的自信；它的危险在于给予人们自杀和屠杀的勇气，它的危险在于教唆人们对所有异族的仇恨，它的危险还在于人们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而使其免遭批判。我看应该让那些对上帝的尊崇和敬畏统统见鬼去吧！”
邓肯在英国《周末时报》上与牛津大学教授，神学家麦克戈拉博士 (Alister McGrath) 进行了关于宗教的长期论战。麦克戈拉毕业于牛津大学。1977年获得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他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在牛津攻读神学，并在1978 年获得神学学位。他后来成为英国圣廉纳德大教堂的牧师，并被聘为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由于他杰出的神学研究工作，牛津大学于1999年授予麦克戈拉“历史神学教授” 的学术头衔。这种头衔与邓肯博士的“西蒙伊教授” 以及剑桥大学霍金博士的“卢卡贤教授” 头衔具有相似的学术地位。因而，麦克戈拉是当今世界学术界和宗教界重量级的学者。所以，邓肯以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早已不是18世纪传统的基督教会。那时的教会在科学真理面前曾经一片荒乱，不知所措。而今天站在基督教一边为其辩护的是当今世界学术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不仅在科学和神学两个方面具有极为高深的指造，掌握精深的理论，而且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享有极高的地位和信誉。麦克戈拉博士就是这样一位基督教忠实的护卫者和极为富有威望的神学家。
21世纪的宗教保守学者们在捍卫基督教时的主要观点由于时代的发展已经与18世纪有许多不同。很多知名学者认为宗教和科学完全可以共存，在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分歧。麦克戈拉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宗教信仰没有矛盾，科学与宗教可以同时提供对世界万物的解释以及探讨未知的方法。目前世界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认可这种论点，包括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古德博士 (Steven Jay Gould) 和剑桥大学教授，著名天文物理学李斯博士 (Martin Rees) 。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伍尔德博士 (Keith Ward) 批评邓肯的宗教威胁论，并发表《宗教危险吗》 (Is religion dangerous?), 公开与邓肯论战。在邓肯发表了他的名著：《上帝的迷幻》 (God’s Delusion) [32] 之后，麦克戈拉在与邓肯的论战中写下他的两部名著：《邓肯的迷幻》 (Dawkins’ Delusion) 和 《邓肯的上帝》 (Dawkins’ God) 。面对强劲的对手，邓肯以他惯有的幽默说：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位教授的两本书名上，难道他需要用我的名字来建立自己的职业吗？
麦克戈拉批评邓肯并不了解基督教精深的内涵，而且很傲慢。邓肯回答道：是我傲慢吗？在回答宇宙的起源时，科学起码会十分诚实而谦虚的说现在还无法解释。但是像麦克戈拉这样的神学家们却早有完整的回答了。基督教对宇宙的解释是如此的精细具体和面面俱到。上天之灵是“三合一” (指圣父，圣子，圣灵) ，而绝对不是四合一或者二合一。基督教对人生和宇宙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详细和肯定的解释，比如对耶稣的神性，对原罪和赎罪，对天堂和地狱，对祈祷和道德。而且圣经对世界的解释却是永恒不变的。他指出：科学是建立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对已知进行批判性的质疑而逐步向真理逼近的。“上帝” 不过是一种假设，但是对于这种假设，宗教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圣经里面所有对人类起源和宇宙的解释也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一时间，科学与宗教重整旗鼓，两军对垒，销烟四起，在21世纪决一雌雄。
邓肯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在媒体发表演讲，并且以科学家的身份公开挑战宗教。2006年，他在英国电视台公演由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罪恶的根源》 (Root of Evil) 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这部影片里，他与宗教领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在这部影片里，他采访了许多宗教界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卡罗拉多基督教“新生教堂” 牧师海加德。海加德牧师曾经任美国新教学会主席，在宗教界享有盛誉。邓肯与海加德进行了公开的辩论。海加德说，基督教接受科学的方法，而且期望科学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邓肯马上问倒：既然你承认科学，那么科学认为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这与圣经上讲的背道而驰，您如何解释？海加德反击道：这个结果不过是某些人的一种结论。在采访之后，海加德威胁邓肯以及摄制组，要以法律起诉他们，因为邓肯侮辱了他和教会。一位邓肯的支持者告诉他，教会认为邓肯是撒旦复活，是一位危险的人物。这位同事认为现在的美国很像50年代的麦卡希主义时期。在该影片中，邓肯还走访了法国宗教团体，并对教堂里“上帝显灵” 现象进行了研究。当教堂告诉他有上千人被“上帝显灵” 而治愈疾病时，他抱有极大的怀疑。他还去了耶路撒冷，并访问了犹太和伊斯兰的宗教领袖们。他发现，宗教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从而更深刻的认识到宗教的危险。
邓肯的风格，行动，和作为让英国的学术界出于对自己民族学者的偏爱把他与罗素相提并论。但是从世界的角度出发，他更像是21世纪的左拉。因为罗素是温文尔雅的思想家，而左拉是勇敢的知识分子斗士。
中国的知识分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定义与文化和政治有关。欧美知识分子的定义显然来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传统，甚至与文艺复兴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与东欧和苏维埃俄国的定义有很大的区别。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这种启蒙运动的传统。在“五四” 以前的中国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国古典文人在思维上显然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旧式文人与西方现代思想家做一比较，很容易发现，他们的不同在于早期教育，社会环境，和思维方式。与西方知识分子诞生同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出)的中国“思想名人”：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大多是文人出身，甚至是前清的秀才和进士。由于19世纪末中国的教育传统，他们的早期教育和思想熏陶也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以至东方经典的哲学思想和自然观，比如道教，禅宗和易经。由于这种早期的文人教育，他们的思维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深刻影响。这种传统思维不是建立在科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从而不具备逻辑推理的基础和质疑与批判的核心。而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大多继承了笛卡尔的科学理性思维传统，并且从科学的成果中得到现代思维的精髓和启迪。由于现代科学和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家的早期教育和学术生涯包含深刻的自然科学内容，比如数学，哲学，逻辑。他们许多人都是优秀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比如：康德，卢梭，福尔泰，休寞，黑格尔，恩格斯, 罗素，尼采。所以，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不同，东方学者与西方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有少数文化人在欧美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回到中国，并在“五四” 运动中宣扬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比如“科学与民主。” 虽然他们的作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十分的可敬可佩，但是从思想的深度和学术意义上还是很难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同日而语。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许多原创的思想以及一大批思想家。而“五四” 运动中国文化人的作为主要表现在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解译，传播，和实施。启蒙运动中那些西方思想家的工作主要是学术行为，并且在世界的学术界成为历史性的奠基。中国学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和报刊媒体，而极少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现代学术研究系统有关。比如“五四” 时期最为重要的人物鲁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翻译家，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他即不是学者也不是思想家。
对于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虽然师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但是他在哥大哲学系仅仅学习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就匆匆回国了(1915-1917)。他回国之后，除了在1927年在欧美以及日本各国访问了十个月，一直到1938驻美国大使，在这以前再没有长期在西方学习研究过。因而，对于他的哥大博士学位也出现一些疑问。有些资料指出他于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很难令人相信，因为美国的哲学专业博士一般比自然科学博士的时间长的多，不可能在两年内得到。维基百科介绍他于 192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很有可能他回国十年在中国做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作为一个美国哲学专业的博士，胡适在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试图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胡适在社会文化方面最引人瞩目的贡献则是他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诌议》，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当时引起轰动。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篇散文。因为《新青年》并不是学术刊物。纵观胡适的作为，可以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十分欣赏，追随西方现代思想的中国典型学者。他的贡献在于试图在中国推广西方现代流行的思潮，比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
与胡适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人士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作为事实上与胡适十分类似。也是一位极力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思想的学者。毛泽东和胡适对于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同样抱有反对的态度。因为古典中国的理念充满压抑，等级，而与民主与自由背道而驰。但是，毛泽东以及他的追随者们所崇尚的不是胡适们所欣赏的“自由与民主，”而是当时在欧洲十分流行的另一种思潮：马克思主义。前面已经提到，启蒙运动传统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意识，一种来自英国启蒙，强调民主政治，个性人权，和市场经济。另一种来自法国启蒙，推崇理性主义，宪法国家，和导向经济。虽然两种意识一脉相传，都站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批判宗教而强调自由，但是在社会结构，政府体制，经济模型，司法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采取相当不同的观点。比如，对于现今的西方世界，英美显然更倾向英国启蒙传统而推崇人权，民主，和市场。而以法国为首的许多欧洲国家则十分偏重法国启蒙意识而推行信誉社会和导向经济。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想。是典型的欧洲社会主义。
可以认为，胡适等人追随的是英国启蒙传统。他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毛泽东则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坚信共产主义。这种思想与法国启蒙意识更为吻合而倾向政府权力和导向经济。比较于法国启蒙的宪法政府，苏维埃和红色中国显然更为极端的强调了政府的权力和政府控制下的经济体系。列宁和毛泽东基于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 并在这种政府的导向下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很多政治理论家认为，对于马克思的原创思想，在苏维埃俄国与中国都有不同的解释和发展。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许多论点和他的核心思想都与西方启蒙运动紧密相关。比如宗教批判，思想解放和自由民主。
胡适一类的早期知识分子从定义上更偏向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追求自由，挑战权威，崇尚民主，蔑视迷信，关爱人类，科学批判。而红色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十分类似于苏维埃对知识界的看法。认为他们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左右摇摆，小资情调，缺乏劳工情感，决非社会的中坚。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更为认同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承担社会历史的重担，保持冷静的思考，促进进步政治。但是，从“五四” 运动到今天，在思维理念上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中国社会仍然充满迷信和巫术，缺乏科学精神，崇拜许多落后的信念。对于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概念还是仅仅限于字面上。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术教育界，这些基本概念并没有理解清楚。许多错误概念还在极度的误导社会。无论是教育还是学术，很多对西方的模仿也仅仅浮于表面和形式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 以来近百年中的作为也仅仅局限于对西方的学习和追随，而没有自己卓越的原创思想和标新立异的精神理念。中国历史自宋代至今再没有任何思想家的出现。也正是因为此，中国21世纪的知识分子将任重道远。
文化知识分子与科技学者
在知识分子的定义上有一种认识认为只有那些文化文艺界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们才能够称为知识分子。比如记者，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等等。而科技学者们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这种认识一般强调学者对于人文艺术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关心与认识。对于那些仅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丰富知识的专家，如果没有人文修养和知识，很难称之为知识分子。但是在西方的学术和教育传统上，对于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专业，都必须具备基本的人文主义教育和熏陶。在教育理念上，英国教育家 John Newman在他关于大学理念的著名论文，“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面已经十分详细的论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即便是科学工程专业的学生，人文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每一个有高等教育的人都需要受到文化，艺术，历史，哲学方面的教育，而熏陶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涵养，优雅风格，在人文社会方面学识渊博的绅士。也正是因为西方教育的这种传统，西方古典和现代的学者们无论是科学还是工程方面的专家都具备深刻的人文关怀品质和深邃的社会意识。比如爱因斯坦虽然是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对于人类有过许多著名的论述。更为典型的现代学者还包括英国的动物学家邓肯和美国的物理学家费曼。因此，这种知识分子的定义对于西方学者是没有意义的。由于中国的教育传统比较极端的强调仅仅在科技专业上的训练而忽视了人文方面的修养，才出现了这种刻意的知识分子定义。
结束语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自笛卡尔开创现代社会之后的21世纪：在西方世界，科学与宗教共存，法国启蒙与英国启蒙的意识共存。在中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红色经典与西方波普共存。而21世纪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方面选择自己的立场。但是无论是哪个方面，他们都必须承认，自己属于思想启蒙运动的阵营。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西方历史以基督教和现代启蒙为两条十分清晰的线索，贯穿整个现代思想的发展史。而知识分子一定是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作为世俗社会的主流。在当代社会，知识界由于启蒙运动传统的不同而逐步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意识和认同。保守派学者成为基督文明的辩护者而坚持宗教与科学的合理共存。他们认为基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和文化认同。如果放弃基督传统，就会有失去西方文明的危险。美国之所以成其为美国，就是因为有昂戈鲁-基督教这样一个文化认同。这种意识使得文化认同与种族差异联系起来。如果基督教遭遇批判和打击，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压抑和侵袭。任何异族的文化，道德，价值，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对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因而，他们必须强化和捍卫基督文明以及由基督文明为基础的所有价值观，伦理，道德，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反对任何对社会继续世俗化的企图和对基督文化的批判。
进步学者们则遵循启蒙运动的传统继续批判教会。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和权威是不可以质疑的。因为离开这样一种科学的精神社会就会走入黑暗和专制。因此他们依赖科学进行思维和批判。他们抗逆思想垄断和专制，强调理性与质疑，蔑视宗教与迷信，推动进步的政治实践，尊重个性和人权。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担忧由于宗教而引起的世界危机。他们更为崇尚一种世界大同的奥林匹克精神，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没有政治边界和异类歧视。他们对人类有发自内心的关爱，并且认为可以在没有任何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他们提倡人类更为敏感地相互对待，尊重异族的文化特征，理解，宽容，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一种互爱，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知识分子下这样的结论。
一个具有高等学位的人，比如博士，不一定是学者，除非他从事探索和质疑的研究工作。但是一个学者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学者可以被一个利益集团雇佣，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御用文人。一个没有特别高级学位的人，比如仅仅具有学士学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学衔和职业，而是一种精神和理念，那就是科学思维，质疑探索，抗逆垄断，批判宗教，蔑视迷信，特立独行，崇尚自由，关爱人类。
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学者如果信仰非人道的理念和参与残杀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但是，如果是一位坚信自己理念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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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投稿
发布者 lq 在 07-07-28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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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东陆·
摘要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这个名词自二战之后越加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书报，和人们的言论中。在21世纪，知识分子几乎成为社会的中心名词。无论世界出现任何自然或者社会现象，比如灾难，运动，思潮，疑宗，案件，人们首先会注重知识分子的反应和看法。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的地位越加显得重要起来。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由来却并不十分清楚。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文化属性，和现代定义。笔者试图提供21世纪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行为特征。
关键词：知识分子，启蒙运动，世俗社会，宗教批判
The nomenclature: Intellectuals, as a noun, has been more frequently appearing in the mass media. In the 21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the central attention during any social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as the public is heavily relying on the opinion of intellectual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s has never been well defined, especially in the 21 century.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o provide a base for the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are discussed.
引言
思考是大脑的一种活动。由思考而产生思想。思想可以形成概念。概念是知识的基础。知识分子是依赖于思考而生存的人群。他们质疑已知，探索未知，并通过思考，分析，研究，推理，寻找自己的答案。知识分子十分广义的定义一般来自于和工作形式与职业类型相关的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工作主要依赖于书籍和思考。二是按照职业划分，主要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教授，学者，医生，律师，记者，工程师。三是指那些人文艺术界的“文化知识分子。” [1-8]
从以上定义中我们得知，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大脑为主要工具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我们很容易把知识分子与学者，专家，文人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许多学者，专家，文人还不能在现代的意义上完全定义为知识分子。为了更加清楚的理解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含义，我们来分析以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
1． 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武器
2． 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3． 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
4． 知识分子的判断依赖于理智，而不是情绪
5． 知识分子对思想的垄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和抗逆
6． 知识分子依赖科学而思考
7． 知识分子是科学真理的卫士
8． 知识分子是“奥林匹克精神” 的先锋
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特征来自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和笔者本人，与以上那种广义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是唯一的。它随着文化，历史而演变。要进一步寻找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含义，我们必须重温历史，从中找出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文化属性，以及科学解释。
知识分子的文化属性与历史渊源
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文人的说法。无论是语言还是概念，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中国清朝末年以前都没有出现。所以，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属于一种引进的概念。这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属性。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古典含义与阅读能力(Literacy) 紧密相关。在古希腊，那些有阅读能力的人被称为“识字者”(men of letters). Men of letters的拉丁文为 Literati. 后来在英文里译为Literateur.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原型是在19世纪初的欧洲，首先在俄国和波兰出现的。但是这个名词在当时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而是由俄文得到的英译：Intelligentsia - 知识群体。[10-13] 这个名词最早被波兰哲学家Karol Libelt在1844年出版的《祖国的爱》一书中定义为当时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一职业家，比如学者，文职人员，工程师。[14] 他们引导人们走向思想与文化启蒙。然而，这种历史上定义的“知识群体” (Intelligentsia)与今天语言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有其含义上得区别。因为它还仅仅是用来形容当时社会上一类职业的特定名词。值得指出的是，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概念有相当的区别。
在19世纪的中欧和东欧，一般是以经济和文化地位来划分“知识群体”的。在19世纪初的波兰，社会成员主要分为贵族和平民。当时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多为贵族和上层人士。由于教育的发展，更多的城市居民受到高等教育而逐步形成一种职业群体，包括教师，学者，律师，医生，文秘职员。这些职业者即被称为所谓的“知识群体。”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波兰曾经遭到多次分割，并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和势力范围。而对国家如此政治状态在意识上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这些“知识群体”。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具有很强的爱国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于是在欧洲历史上，首先出现为维系国家和民族命运而形成的社会知识群体。正是因为这种知识群体的出现，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意识，行为风格和价值体系，而被称为“社会的脊梁。”可以认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初始的形态。
在沙俄帝国，“知识群体”(Intelligintsia) 的定义又有所不同。1903年在俄国成立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即“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 的统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并不认为“知识群体”是一个社会阶级，所以并不属于一个真实的社会阶层。它仅仅是夹在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一群脑力劳动者而缺乏实际的社会归属。他们会被剥削阶级雇用而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所以，在布尔什维克的苏俄，“知识群体” 的称呼甚至有一层负面的意思。布尔什维克认为，“知识群体” 无法在意识上自我独立的存在，他们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服务的仆人而缺乏革命意志。十分有趣的是，苏俄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原来职业正是归属于当时社会的“知识群体。” 但是他们尖刻的批判了沙俄的知识群体，称他们不是“国家的头脑，”而是“国家的糟泊。”[9]
十月革命之后，“知识群体” 逐渐分化瓦解。有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有些移民国外，还有一些参加了白军。在前苏联，“知识群体” 被分为两种。一种称为“科技知识群体，” 另一种为“文艺知识群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对于他们的态度始终存在一定的保留。不同政见者遭遇流放和迫害。
在西欧，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思维风格，以及社会作用与东欧的” 知识群体”有明显的区别。历次西欧近代的社会运动，改革，以及思潮都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在19世纪中后期，科学家，作家，记者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职业。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首次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与1894年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密切相关。[16-23] 在这个时期，法国政治活动家，《凡尔赛公约》策划者克莱蒙苏 (Georges Clemenceau) 首次在法文里以名词的形式使用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一词。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和名词。
必须指出的是，按照文章开始的定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律师，医生都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但是，这种定义还仅仅是依据职业来划分的。虽然，在20世纪之前，这些职业早已存在，但是“知识分子” 的现代定义还没有建立。只是在19世纪末的法国发生了所谓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于许多知识界人士的参与，才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和自我意识。自 20世纪初开始，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逐步形成。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精神认同，行为标准，和社会责任感。这种意识与仅仅以职业来定义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有了历史意义上的不同。
德雷福斯是19世纪末的法国炮兵军官。他出身于犹太望族，曾经受到过良好的法国高等教育。但是在1894年10月，他突然受到向德国大使馆出卖军事情报的指控而遭到逮捕。由于当时的法国历史状态，德雷福斯事件轰动全国，并很快把法国分成支持与反对德雷福斯的两个阵营。在当时的法国虽然反犹太意识仍然在某些社会方面十分严重，但是比起德国和奥地利要相对松弛许多。德雷福斯在法军中的军衔已经很高。这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无法想象的。尽管如此，法国“第三共和” 内部的天主教势力有很强的反犹意识和倾向。显然，德雷福斯的被捕与这种思潮不无联系。
德雷福斯最终被送上法庭。但是他的律师被拒绝审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而起诉证据也没有公布于重。之后，他被定有间谍罪而判刑10年监狱。他甚至被送至法国公共场所，并当众被撕去军服上肩章，勋章。他象征威严和权力的军刀被当众折断。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人身侮辱。当时社会上许多知识分子为此不公而义愤填膺，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申辩，从而形成了以德雷福斯事件为由的社会大论战。在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就是保守势力的天主教会和第三共和内部的右派们。在这次论战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24] 左拉是当时法国的一位报刊作家，小说家。他曾以犀利的风格批评市政，矛头直指当时法国的拿破仑三世。
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后，左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1898年一月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巴黎日报》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那篇著称于世的名篇“我控告。” 而《巴黎日报》的办报人就是法国政治活动家克莱蒙苏。这篇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写给当时的法国总统法厄(Felix Faure) ，指控法国政府的反犹行为以及对德里法思的诬陷。这篇文章犹如重磅炸弹顿时轰动全国。为此，左拉在同年二月被法庭以诽谤罪起诉，之后流亡英国。
左拉的行为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知识分子” 首次以群体的形式站出来，并且理智的，无畏的抗击政府，法庭，教会，以及保守势力。当时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著名作家和学者积极参家了支持左拉的行列。其中包括小说家Octave Mirbeau, Anatole France和数学家Henri Poincare, Jacques Hadamard。这些社会上的学者强烈地的呼吁社会主持公正，猛烈地抨击教会的保守意识，深刻地揭露政府和法庭的黑暗。这种以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用高尚的准则判断是非，并以极大的同情心对待受害者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情怀。至此，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和思想标志。因而，德雷福斯事件导致了西方“知识分子” 在意识上的形成和在社会公众中的出现。而左拉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左拉之后的历史中，知识分子不断地寻求和发展一种共有的精神认同和思维理念。在百年后的今天，左拉的警世名言仍然向世界宣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
他说：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来到世上，这是因为我要让社会知道真理。”
“我坚信真理已经在向前阔步，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拦。”
“只有当世界上残留的最后一所教堂里的最后一块石头落下，砸到最后一位神父头上的时候，理想世界才会真正到来。”
为了纪念左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伟大的作家。他冒了所有的风险，包括个人的名誉，生命，安危。以自己的无畏和天才，他用笔维护了真理。”
德雷福斯于1906被法国总统Loubet无罪释放。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里法思重新得到军方重用，并赴前线指挥作战，战后光荣退役。
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知识分子形成，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仅用职业和教育水平来定义知识分子是不够完善的。比如，认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律师，医生，文人，记者，作家等等都是知识分子显然不够准确。澳大利亚作家Rhoderick Gates定义现代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 (secular society) 的牧师。[25] 他们的社会职责是维护真理和权力。” 从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到知识分子的现代定义于欧洲近代历史中世俗社会渊源。
大约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大部分的欧洲都接受了基督教。教会势力极大。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基督徒，否则就会被社会排斥。在基督教社会中，等级严格。最高的是教皇，然后是主教，其次是修道院长和修道士。在基督社会没用任何其它思维空间的可能。无论是学术研究，高等教育，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完全由教会垄断。但是自16世纪的哥白尼质疑“地心说” 之后，西欧历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而在思维体系和探索真理中对教会最为致命的挑战就是17世纪的笛卡尔以及同时期的加利略。笛卡尔的“质疑说” 与加利略的天文学实验结果无情的挑战了千年权威：基督教，从而历史性的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世界观。随之而来，原来单一的基督社会逐步分化为教会和世俗两个不同的社会。现代科学的诞生成为世俗社会思维的基石。而知识分子就是这块基石上的主导力量。
17世纪是挑战权威的世纪。当时的欧洲经历了许多方面的历史性变革。首先是以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思维为前导而建立的现代科学体系。必须指出的是，现代科学的建立绝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规律的发现，比如加利略，牛顿，达尔文等人的研究成果。现代科学诞生的更为伟大的意义在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人们从此找到了在圣经之外寻找真理的方法。在追寻科学的同时，人们从宗教的禁固中走出来，寻求一种新的思维空间。
很多欧洲社会理论学家，比如马克思，佛罗意德，Max Webber, Emile Durkheim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在进步中走向“现代” 必须摆脱宗教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想会不断代替宗教而普及社会，并进入学术，研究，教育等许多领域。比如，更多的人们开始相信科学而放弃宗教迷信。Max Webber称这个变化为“世界的觉醒。” 正是由于人们开始脱离过去的宗教社会，世俗社会才开始逐步形成。于是，传统的宗教社会开始分化。过去人类社会的知识仅仅掌握在教会，而大多在教堂里以口授的形式传播。而现代科学诞生之后，知识的教育和传播开始采取写作的形式。从此，教育便走出家庭和教堂而开始社会化了。比如17世纪英国的剑桥大学开始在教会大学的基础上开设普通，非宗教的有关人文，哲学，科学方面的课程。宗教信仰本身也开始成为一种各人的选择，而不再是一种社会责任了。
在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学者们已经开始公开的批判基督教了。它们认为基督教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权威。教会已经成为一种垄断意识，而且惧怕科学，推崇迷信，是对社会的一种毒害。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的著名学者。他主张人们不要去教会祈祷，也不需要按照圣经来寻找宗教的真谛。人们应该在自然中寻找，感知自己的个人信仰。18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一种人类感知世界的哲学理论。在他的哲学理论里，康德试图建立一种与基督教有本质不同的认知观。他企图在非基督教的基础上寻求人们认识世界可能，而以此找到真理并重建人们的信心。但是，在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逐步失去支持者。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哲学道路。
继康德之后的尼采更为极端的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在上千年的宗教传统中，思维和行为的基础必须来自宗教道德。人类的所有行为需要基督教的原则来规范。但是尼采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需要这种宗教道德的规范，而仅仅需要人们自己的感知和理性。只有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激情和动力才是最有力量的。他以此来排斥基督教义里的宽容和仁爱，并认为这些宗教道德限制是人类的弱点。他认为使得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自然赋予的竞争机制。
他在最后的一本书“反对上帝” [26] 非常直接的宣称：“什么是好的？让我们具有力量的就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所有让我们脆弱的就是坏的。什么是幸福？如果我们能够感到力量而战胜困难就是幸福。我们不需要平庸，我们只需要力量。我们不需要和平，我们之需要战争。什么是人类的缺陷？对病弱的关怀就是人类的缺陷。换句话说，基督教就是我们儒弱的表现。” 尼采的这种哲学思想是当时十分活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之一，对现当代人类社会的思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自17世纪笛卡尔挑战基督教而建立现代科学之后，人类社会便开始与宗教分道扬镳了。这种宗教社会的分化完全是以世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标志的。而世俗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就是现代科学。从17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所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包括加利略，达尔文，伏尔泰，休谟，康德，马克思，尼采，佛罗意德等等都是世俗社会的中坚人物和思想先锋。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崇尚科学，批判宗教，蔑视迷信，强调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反对思想的压制和垄断。所以，正如 Rhoderick Gates指出的：“他们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二战之后的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有所谓三大特征：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布道和宣传，二是抗逆思想上的统治和独裁，三是蔑视愚昧与盲从(比如非科学的迷信)。因为知识分子对待事物和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批判。而批判的基础方法一定是科学。因而，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分析完全依赖于理智，而不是情绪。也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一个社会必须拥有知识分子的群体而得以冷静的思考，从而避免狂热与误导。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里法思事件时期，社会上曾经产生一种反犹情绪。正是由于有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才在公共社会的层面上主持了正义，维护了真理。更为具有意义的是，法国人开始更为冷静的思考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没用被狂热冲昏头脑。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意义。
但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三十多年的德国，历史更为严重的演绎了相似的经历。在法西斯德国，不仅充满政治宣传，个人崇拜，思想统治，而且到处是血腥和恐怖。显然，这是与知识分子本性决不相容的。但是，十分具有争议的事实是，德国的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成为希特勒纳粹集团的支持者。有些甚至参与暴力和惨杀事件。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学术界沉思的问题。也正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出现，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更新考虑和解释。
在传统的定义中，一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文化人都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这是一种以职业来划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自从法国左拉等知识分子出现在公共社会之后，对知识分子的秉性和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西斯德国，许多德国军官和高级将领都受过高等教育。尤其那些纳粹精英-党卫军，更是优中择优的年轻军官。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精通音乐和艺术，有极好的文化修养。但正是这些教育良好的精英们不仅追随希特勒的政治宣言而且直接参与对人民的屠杀。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和回答：1) 当时知识界的学者们完全接受了希特勒的理念而全身心的参与战争；2)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希特勒的威胁下不得不执行命令，3) 德国许多学术界的教授为何无法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希特勒，4) 在当时的德国有没有像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显然，要回答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即便是今天仍然是复杂与困难的。
历史事实已经揭示：当时许多德国大学教授和学者参与和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活动。哲学家，理论家，宗教学者罗森堡 (Alfred Rosenberg) [27，28] 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纳粹党的资格甚至比希特勒还要老。罗森堡出身于一个侨居俄国的德裔富商家庭。他 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德国，并在1919年一月加入纳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党) 。他很快成为纳粹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 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他还为纳粹德国寻找新的宗教认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试图建立以亚利安人为主体的所谓“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 他认为亚利安人是人类最为优秀的种族。同时，他为德国寻求扩张而提出了所谓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这个理论导致德军对俄国的战略进攻。罗森堡战后被纽仑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科学技术方面，著名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森堡成为纳粹德国核武器的研究者之一。虽然他是否真正效忠于德军的核武器研究后来十分具有争议，他在德国战败之后还是被盟军押解英国。在纳粹德国的V2火箭计划中还包括德国著名火箭专家冯布朗。冯布朗最后也成为战犯，被送往美国。后来被美国航天局录用，成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领导者。如果列一个名单，我们将会发现相当惊人数目的高级专家和学者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各种活动，其中甚至包括集中营里毒气室的设计者。那么。按照一般的定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吗？
正是因为纳粹德国中学者的行为，在学术界的自我反省之后，知识分子被赋予新的定义和特征：人文关怀。如果能够被称其为知识分子，必须对人类有深刻的同情和关爱。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还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伦理观念。这对于知识分子有了非常高的要求。在 21世纪，一个人仅仅受到高等教育，即便成为学者，如果缺乏良知，道德败坏，助纣为虐，同流合污，那么是无法称其为知识分子的。所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是一个学者，在21世纪，不见得一定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因而，我们必须寻找和建立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
21世纪的知识分子
如果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发展和演变，我们发现它的定义在每个时期都会产生新的意义。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里，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很大的区别。如上所述，在波兰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定义与西方国家有显著的不同。即便在西欧，19世纪末法国的知识分子又和二战中的德国知识界在概念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是东欧，中欧还是西欧，这些知识群体中人们的社会职业种类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学者，专家，教授，律师，医生，记者，编辑，文人，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界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人文特征开始有了新的考虑。
知识分子的概念和意识一定与现代科学的诞生有关。事实上，这种意识是从笛卡尔建立新的哲学思维体系开始的。正是由于笛卡尔开创了寻求真理的全新方法：科学，人类才从宗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而逐步发展了所谓的世俗社会。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三大组成部分：1) 希腊经典与罗马政治；2) 基督文化，3) 科学与民主。事实上是科学的诞生导致了现代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中提出了自由与民主的思想。所以，对于现代西方的文化意识，可以分为基督文明和现代启蒙两大方面。在很大的意义上，这两个方面又是冲突的，因为现代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对宗教的批判和讨伐。但是这种西方文化的两大方面却相辅相成，互补共进，构成当代欧美文化的全部。21世纪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建立一种当代的自我认同，需要从西方文化的这两个侧面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必须讨论基督文明与现代启蒙的历史关系与当代演变。
对于西方世界，科学文明其实是迭加在基督文明之上的现代文明。它的历史仅仅有300多年，而基督文明已经有 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基督文明无论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和精髓。它奠定了西方世界最为完善的价值体系，包括人性，人生，认知，道义，信仰，道德，精神，心理，伦理，美学等等一切人文社会的基础。它为西方社会提供了精神世界最高的权威：耶稣，这是西方人心理安全的本源和内在力量的基础。正因为其如此重要，当科学诞生的时候，宗教社会立时陷于一片恐慌。在启蒙运动中，许多人首先脱离教会而以科学标榜自己新的思想认同。人们对信仰失去激情，笛卡而开创的“质疑说” 在社会上流行。但是，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诸多思潮开始走向极端，比如“无神论” 和萨德 (Marquis de Sade) 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使得社会忽然失去的道德与伦理的基础和限制。许多理论家认为传统的社会由上帝控制。但是启蒙运动以来，尤其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社会便由“人” 自己主宰了。所以，可以认为，世俗社会的产生使得西方社会在很大多程度上开始失去基督传统。
十分有趣的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在英国和法国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29] 英国1688年的“辉煌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推翻了杰姆斯二世(James II)，并从此建立的英国议会。启蒙运动在英国革命之后强调自由和宪法 (liberty and constitution)。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偏重民主与理性 (democracy and rationalism) 。这种区分在19，20世纪发生了进一步的偏离。英美文化更推崇自由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和市场经济，法国则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而推行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这两种思想意识的分歧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愈加明显起来。在当代的21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在欧洲和美国形成两大系统，并各自建立了更为具体的理念。英美推崇的是“英国启蒙运动”(English enlightenment)。它包括：1) 人权(liberty of individuals)，2) 宪法化的民主(institutionalized liberal democracy), 3) 市场经济(free market). 而欧洲国家则更欣赏所谓的“法国启蒙运动”(French enlightenment), 即1) 理性主义(rationalism),2) 宪法化的政府权力 (institutionalized bureaucratic authority)，3) 诚信社会 (credentialed society)。
启蒙运动除了以上理念上的区别，同时还形成了信仰和认同上的对立。推崇法国启蒙传统的欧美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基督传统。他们是世俗社会的主流。但是他们在拒绝了基督传统之后必须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信仰和认同。Kenneth Minogue 认为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欣赏和推崇一种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Olympianism). 奥林匹克精神是建立在全世界共同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之上的一种美好的理念。这种理念与“全球化” 意识十分吻合，是一种推动世界文化，经济，和平，人权与进步的新传统。奥林匹克精神强调文化多元，世界大同，共同市场，全球管理的“进步”理念。但是，这种意识有强烈的反宗教倾向，而视基督教为世界进步的阻力。因而，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欧美的知识界也分为两大阵营，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定义变得更加十分复杂起来。
根据前面的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分子的产生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而启蒙运动的核心是挑战和批判教会。因而知识分子首先是世俗社会的中坚和主导。2) 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是依据科学与理性进行思维。因此，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对任何形式的玄学和迷信。3) 知识分子对待任何问题都会以批判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质疑。所以他们强烈的抗逆任何形式的思想垄断，而自始至终的追求科学真理。4) 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对人类深刻的关爱与同情。
以上第1，2两个方面来自于笛卡尔的哲学思维以及现代启蒙运动。第3个方面与19世纪末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运动紧密相关。而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是二战之后知识界自我反省之后对知识分子新的定义。但是，在21世纪，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面临新的挑战。比如，由于现代启蒙运动传统在西方社会的分歧，产生了所谓的“保守” 与“进步”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无论是“保守” (conservatives) 还是“进步” (liberals) 人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都具有以上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如人文关怀，理性思维，批判质疑，等等。但是前者是“基督文明” 的执着的追随者，西方文明坚定的护卫者，以及对非西方文化 (比如东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警惕的敌视者。
这些保守派学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为首，绝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捍卫基督文明就是捍卫西方文明。否则，西方文明很可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21世纪，他们已经深感西方文明的动摇，尤其遭遇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化的侵袭和威胁。因此，他们敌视伊斯兰文明和其它非西方文化。亨廷顿的学生科斯 (James Kurth) 非常直接的宣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混淆视听，使得我们无法区分西方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差别。于是我们丧失自己的信念，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文化的威胁下变的软弱无能并且缺乏抵御能力。” “对于西方文明，伊斯兰不过是我们肌肤上表面的病变，而法国启蒙思想却已经是我们心脏里的毒瘤。” 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我们的认同》 (《Who Are We?》) 一书中深刻的讨论了所谓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 。他试图唤醒人们重新认识西方文明的真谛：“昂戈鲁-基督新教”(Anglo-Protestant) 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他指出，这个核心是区分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的最为基本的标志。他忧心忡忡的告诫自己的美国同胞，在移民大潮的21世纪，如果我们不警惕那些外来文化的侵袭，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将危在旦夕。
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于西方保守势力的文化特征。按照古典定义，他们显然属于知识分子之列：高等教育，名校学者，眼光犀利，科学批判，冷静理智，特立独行。无论从职业性质还是思维特征，他们都可以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同时，他们又是基督文明的卫士。而他们的对立面就是现代启蒙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们。这好比是18世纪教会与启蒙思想家的征战在21世纪的继续。无怪乎当代的许多理论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因为在21世纪我们还在继续与教会，玄学，迷信进行斗争。这是“现代” 社会的思想核心，根本没有本质的变更。而这种论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比如，在美国，保守派学者经过长期努力试图在公立中小学里面删除进化论的科学教育而以所谓的“智慧设计” (intelligent design) 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智慧设计” 认为有一种超乎人类的智慧在“设计” 天下万物。显然，如果有一丝可能，他们将把耶稣的“创世论” 作为学校的教科书。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是由于现代启蒙运动传统而出现的。那么他们必定是以科学批判为武器，站在世俗社会的前沿，挑战基督教的斗士们。但是在21世纪，在知识界却产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学者，并且忠实的维护基督文明。那么可以定义他们为知识分子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分子是世俗社会的牧师” 的定义就会发生问题。事实上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许多教授和学者是基督教徒。他们一面必须向学生在课堂里讲授进化论 (因为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现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另一面又会在教堂里虔诚的祷告上帝。这种现象，已经完全违反了启蒙运动的传统。并且与左拉的知识分子意识背道而驰。
21世纪的左拉：邓肯
不过，在21世纪，遵循启蒙运动传统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邓肯博士 (Richard Dawkins) 就是今天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30] 他完全可以称之为21世纪的左拉。
邓肯是一位生态学家。他1966年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汀伯根 (Nikolaas Tinbergen) 教授指导下获得牛津大学博士。之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至1969年。然后受聘牛津大学至今。现在是牛津大学“西蒙伊教授” (Simonyi Professor) 。这种教授的头衔在牛津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比如剑桥大学的霍金博士是所谓的“卢卡贤教授”(Lucasian Professor). 这个头衔在1669年由牛顿担任。它们是同类型的教授头衔。除此之外，邓肯还有许多学术头衔和职位。
邓肯是18 世纪启蒙运动传统在21世纪忠实的继承人。同时也是21世纪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启蒙运动，其思想核心是对宗教的批判，对思想的解放，对科学的宣扬，对人类的启蒙，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迷信的蔑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现代” 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在19世纪，启蒙运动以更为清晰的旗帜：科学与民主展现于社会。在20世纪中叶，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世界进入所谓的“后现代” 时期，而面临新的课题。但是，有许多学者认为，“现代” 还没有完结，因为启蒙运动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在社会存在。比如由于宗教而引起的战争连年不断，玄学迷信充斥社会，人们的思想还存在许多愚昧和无知。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21世纪的今天，思想垄断与宗教洗脑现象仍然严重的存在。因而，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今天的社会仍然需要像福尔泰，休寞，马克思，康德，尼采，左拉，罗素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邓肯博士就是21世纪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或者定义其为 “遵循启蒙运动传统的进步知识分子。”
在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上一时涌现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对教会批判之猛烈是划时代的，尖锐的，深刻的。这使得教会顿时乱了手脚，而立时失去了千年根基。于是，世俗社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知识分子便从此成为世俗社会的中坚和向导，使科学迅速普及于社会，教育，和学术领域。虽然今天的社会已经在广义上接受了科学思想，但是在更深层的社会意识里，许多人仍然追随宗教的传统而排斥科学。比如，科学在近代最为伟大的发现之一“进化论” 并没有在西方被彻底的认可和接受。同时，在学术界(尤其在美国)形成了一大批保守派学者。这些学者受过极为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是学术界的泰斗。但是他们站在教会的立场上与进步知识分子分庭抗礼，从理论上，意识上，学术上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但是，这种抗衡与18世纪的思想斗争又有了新的意义和特征。比如，现代的保守派学者拥有科学武器和学术方法。这使得进步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任务更加困难和艰巨。往往，这种抗争成为一种学术界内部的分歧，并以辩论的形式公开的展现在社会舞台上。所以，今天的进步知识分子很难在社会和学术界轻而一举的站上风。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由于保守学者们的支持早已在思想意识，学术批判，社会理论等方面稳住了阵脚。而邓肯正是在这个历史严峻的关头出现的知识分子勇士。他以自己尖锐的眼光，犀利的武器，优美的文学，和幽默的语言更为深刻的批判宗教。他的思想为21世纪的知识分子赋予更新的使命和意义。而他的行为成为当代进步知识分子卓越的标志。
邓肯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研究者和推广者。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自1976年出版之后畅销不断，多次再版。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热衷的读物。在这部书里，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讲解进化论，并且发展了许多进化论的观点。比如，他以进化论为基础，解释了人类许多十分基本的问题：人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界存在？为什么人类会恩爱和仇恨？为什么会有战争与和平，合作与敌视？为什么我们自私，贪婪，同时又慷慨和无私？很显然，对于以上的问题，宗教已经有上千年的解释，包括起源，伦理，道德，等等。但是，他在书中公开的宣称：该书仅仅探讨真理，与道德无关。进化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无论我们从它的结论里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也许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我们只能告诉你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他引用动物学家辛普森 (G. G. Simpson) 的话：“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1895年之前全部是荒谬的。” 这就是说只有在进化论产生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提供这些问题的科学解释。
《自私的基因》[31]里更为深刻的思想，除了在于解释和宣扬达尔文进化论，还在于对宗教的批判和对迷信的蔑视。他是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并在社会上无情的揭示宗教的愚昧和对社会的危害。他说：“人们曾经认为宗教是一种‘无害的荒谬。’ 信仰无非是人们需要的一种精神安慰罢了，怎么会危及社会呢？但是911改变了一切。911事件说明宗教是‘致命而危险的荒谬。’ 宗教的危险在于使得人们拥有错误的自信；它的危险在于给予人们自杀和屠杀的勇气，它的危险在于教唆人们对所有异族的仇恨，它的危险还在于人们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而使其免遭批判。我看应该让那些对上帝的尊崇和敬畏统统见鬼去吧！”
邓肯在英国《周末时报》上与牛津大学教授，神学家麦克戈拉博士 (Alister McGrath) 进行了关于宗教的长期论战。麦克戈拉毕业于牛津大学。1977年获得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他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在牛津攻读神学，并在1978 年获得神学学位。他后来成为英国圣廉纳德大教堂的牧师，并被聘为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由于他杰出的神学研究工作，牛津大学于1999年授予麦克戈拉“历史神学教授” 的学术头衔。这种头衔与邓肯博士的“西蒙伊教授” 以及剑桥大学霍金博士的“卢卡贤教授” 头衔具有相似的学术地位。因而，麦克戈拉是当今世界学术界和宗教界重量级的学者。所以，邓肯以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早已不是18世纪传统的基督教会。那时的教会在科学真理面前曾经一片荒乱，不知所措。而今天站在基督教一边为其辩护的是当今世界学术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不仅在科学和神学两个方面具有极为高深的指造，掌握精深的理论，而且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享有极高的地位和信誉。麦克戈拉博士就是这样一位基督教忠实的护卫者和极为富有威望的神学家。
21世纪的宗教保守学者们在捍卫基督教时的主要观点由于时代的发展已经与18世纪有许多不同。很多知名学者认为宗教和科学完全可以共存，在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分歧。麦克戈拉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宗教信仰没有矛盾，科学与宗教可以同时提供对世界万物的解释以及探讨未知的方法。目前世界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认可这种论点，包括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古德博士 (Steven Jay Gould) 和剑桥大学教授，著名天文物理学李斯博士 (Martin Rees) 。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伍尔德博士 (Keith Ward) 批评邓肯的宗教威胁论，并发表《宗教危险吗》 (Is religion dangerous?), 公开与邓肯论战。在邓肯发表了他的名著：《上帝的迷幻》 (God’s Delusion) [32] 之后，麦克戈拉在与邓肯的论战中写下他的两部名著：《邓肯的迷幻》 (Dawkins’ Delusion) 和 《邓肯的上帝》 (Dawkins’ God) 。面对强劲的对手，邓肯以他惯有的幽默说：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位教授的两本书名上，难道他需要用我的名字来建立自己的职业吗？
麦克戈拉批评邓肯并不了解基督教精深的内涵，而且很傲慢。邓肯回答道：是我傲慢吗？在回答宇宙的起源时，科学起码会十分诚实而谦虚的说现在还无法解释。但是像麦克戈拉这样的神学家们却早有完整的回答了。基督教对宇宙的解释是如此的精细具体和面面俱到。上天之灵是“三合一” (指圣父，圣子，圣灵) ，而绝对不是四合一或者二合一。基督教对人生和宇宙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详细和肯定的解释，比如对耶稣的神性，对原罪和赎罪，对天堂和地狱，对祈祷和道德。而且圣经对世界的解释却是永恒不变的。他指出：科学是建立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对已知进行批判性的质疑而逐步向真理逼近的。“上帝” 不过是一种假设，但是对于这种假设，宗教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圣经里面所有对人类起源和宇宙的解释也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一时间，科学与宗教重整旗鼓，两军对垒，销烟四起，在21世纪决一雌雄。
邓肯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在媒体发表演讲，并且以科学家的身份公开挑战宗教。2006年，他在英国电视台公演由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罪恶的根源》 (Root of Evil) 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这部影片里，他与宗教领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在这部影片里，他采访了许多宗教界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卡罗拉多基督教“新生教堂” 牧师海加德。海加德牧师曾经任美国新教学会主席，在宗教界享有盛誉。邓肯与海加德进行了公开的辩论。海加德说，基督教接受科学的方法，而且期望科学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邓肯马上问倒：既然你承认科学，那么科学认为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这与圣经上讲的背道而驰，您如何解释？海加德反击道：这个结果不过是某些人的一种结论。在采访之后，海加德威胁邓肯以及摄制组，要以法律起诉他们，因为邓肯侮辱了他和教会。一位邓肯的支持者告诉他，教会认为邓肯是撒旦复活，是一位危险的人物。这位同事认为现在的美国很像50年代的麦卡希主义时期。在该影片中，邓肯还走访了法国宗教团体，并对教堂里“上帝显灵” 现象进行了研究。当教堂告诉他有上千人被“上帝显灵” 而治愈疾病时，他抱有极大的怀疑。他还去了耶路撒冷，并访问了犹太和伊斯兰的宗教领袖们。他发现，宗教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从而更深刻的认识到宗教的危险。
邓肯的风格，行动，和作为让英国的学术界出于对自己民族学者的偏爱把他与罗素相提并论。但是从世界的角度出发，他更像是21世纪的左拉。因为罗素是温文尔雅的思想家，而左拉是勇敢的知识分子斗士。
中国的知识分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定义与文化和政治有关。欧美知识分子的定义显然来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传统，甚至与文艺复兴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与东欧和苏维埃俄国的定义有很大的区别。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这种启蒙运动的传统。在“五四” 以前的中国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国古典文人在思维上显然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旧式文人与西方现代思想家做一比较，很容易发现，他们的不同在于早期教育，社会环境，和思维方式。与西方知识分子诞生同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出)的中国“思想名人”：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大多是文人出身，甚至是前清的秀才和进士。由于19世纪末中国的教育传统，他们的早期教育和思想熏陶也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以至东方经典的哲学思想和自然观，比如道教，禅宗和易经。由于这种早期的文人教育，他们的思维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深刻影响。这种传统思维不是建立在科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从而不具备逻辑推理的基础和质疑与批判的核心。而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大多继承了笛卡尔的科学理性思维传统，并且从科学的成果中得到现代思维的精髓和启迪。由于现代科学和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家的早期教育和学术生涯包含深刻的自然科学内容，比如数学，哲学，逻辑。他们许多人都是优秀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比如：康德，卢梭，福尔泰，休寞，黑格尔，恩格斯, 罗素，尼采。所以，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不同，东方学者与西方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有少数文化人在欧美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回到中国，并在“五四” 运动中宣扬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比如“科学与民主。” 虽然他们的作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十分的可敬可佩，但是从思想的深度和学术意义上还是很难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同日而语。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许多原创的思想以及一大批思想家。而“五四” 运动中国文化人的作为主要表现在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解译，传播，和实施。启蒙运动中那些西方思想家的工作主要是学术行为，并且在世界的学术界成为历史性的奠基。中国学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和报刊媒体，而极少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现代学术研究系统有关。比如“五四” 时期最为重要的人物鲁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翻译家，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他即不是学者也不是思想家。
对于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虽然师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但是他在哥大哲学系仅仅学习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就匆匆回国了(1915-1917)。他回国之后，除了在1927年在欧美以及日本各国访问了十个月，一直到1938驻美国大使，在这以前再没有长期在西方学习研究过。因而，对于他的哥大博士学位也出现一些疑问。有些资料指出他于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很难令人相信，因为美国的哲学专业博士一般比自然科学博士的时间长的多，不可能在两年内得到。维基百科介绍他于 192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很有可能他回国十年在中国做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作为一个美国哲学专业的博士，胡适在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试图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胡适在社会文化方面最引人瞩目的贡献则是他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诌议》，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当时引起轰动。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篇散文。因为《新青年》并不是学术刊物。纵观胡适的作为，可以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十分欣赏，追随西方现代思想的中国典型学者。他的贡献在于试图在中国推广西方现代流行的思潮，比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
与胡适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人士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作为事实上与胡适十分类似。也是一位极力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思想的学者。毛泽东和胡适对于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同样抱有反对的态度。因为古典中国的理念充满压抑，等级，而与民主与自由背道而驰。但是，毛泽东以及他的追随者们所崇尚的不是胡适们所欣赏的“自由与民主，”而是当时在欧洲十分流行的另一种思潮：马克思主义。前面已经提到，启蒙运动传统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意识，一种来自英国启蒙，强调民主政治，个性人权，和市场经济。另一种来自法国启蒙，推崇理性主义，宪法国家，和导向经济。虽然两种意识一脉相传，都站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批判宗教而强调自由，但是在社会结构，政府体制，经济模型，司法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采取相当不同的观点。比如，对于现今的西方世界，英美显然更倾向英国启蒙传统而推崇人权，民主，和市场。而以法国为首的许多欧洲国家则十分偏重法国启蒙意识而推行信誉社会和导向经济。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想。是典型的欧洲社会主义。
可以认为，胡适等人追随的是英国启蒙传统。他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毛泽东则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坚信共产主义。这种思想与法国启蒙意识更为吻合而倾向政府权力和导向经济。比较于法国启蒙的宪法政府，苏维埃和红色中国显然更为极端的强调了政府的权力和政府控制下的经济体系。列宁和毛泽东基于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 并在这种政府的导向下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很多政治理论家认为，对于马克思的原创思想，在苏维埃俄国与中国都有不同的解释和发展。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许多论点和他的核心思想都与西方启蒙运动紧密相关。比如宗教批判，思想解放和自由民主。
胡适一类的早期知识分子从定义上更偏向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追求自由，挑战权威，崇尚民主，蔑视迷信，关爱人类，科学批判。而红色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十分类似于苏维埃对知识界的看法。认为他们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左右摇摆，小资情调，缺乏劳工情感，决非社会的中坚。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更为认同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承担社会历史的重担，保持冷静的思考，促进进步政治。但是，从“五四” 运动到今天，在思维理念上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中国社会仍然充满迷信和巫术，缺乏科学精神，崇拜许多落后的信念。对于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概念还是仅仅限于字面上。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术教育界，这些基本概念并没有理解清楚。许多错误概念还在极度的误导社会。无论是教育还是学术，很多对西方的模仿也仅仅浮于表面和形式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 以来近百年中的作为也仅仅局限于对西方的学习和追随，而没有自己卓越的原创思想和标新立异的精神理念。中国历史自宋代至今再没有任何思想家的出现。也正是因为此，中国21世纪的知识分子将任重道远。
文化知识分子与科技学者
在知识分子的定义上有一种认识认为只有那些文化文艺界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们才能够称为知识分子。比如记者，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等等。而科技学者们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这种认识一般强调学者对于人文艺术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关心与认识。对于那些仅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丰富知识的专家，如果没有人文修养和知识，很难称之为知识分子。但是在西方的学术和教育传统上，对于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专业，都必须具备基本的人文主义教育和熏陶。在教育理念上，英国教育家 John Newman在他关于大学理念的著名论文，“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面已经十分详细的论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即便是科学工程专业的学生，人文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每一个有高等教育的人都需要受到文化，艺术，历史，哲学方面的教育，而熏陶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涵养，优雅风格，在人文社会方面学识渊博的绅士。也正是因为西方教育的这种传统，西方古典和现代的学者们无论是科学还是工程方面的专家都具备深刻的人文关怀品质和深邃的社会意识。比如爱因斯坦虽然是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对于人类有过许多著名的论述。更为典型的现代学者还包括英国的动物学家邓肯和美国的物理学家费曼。因此，这种知识分子的定义对于西方学者是没有意义的。由于中国的教育传统比较极端的强调仅仅在科技专业上的训练而忽视了人文方面的修养，才出现了这种刻意的知识分子定义。
结束语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自笛卡尔开创现代社会之后的21世纪：在西方世界，科学与宗教共存，法国启蒙与英国启蒙的意识共存。在中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红色经典与西方波普共存。而21世纪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方面选择自己的立场。但是无论是哪个方面，他们都必须承认，自己属于思想启蒙运动的阵营。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西方历史以基督教和现代启蒙为两条十分清晰的线索，贯穿整个现代思想的发展史。而知识分子一定是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作为世俗社会的主流。在当代社会，知识界由于启蒙运动传统的不同而逐步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意识和认同。保守派学者成为基督文明的辩护者而坚持宗教与科学的合理共存。他们认为基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和文化认同。如果放弃基督传统，就会有失去西方文明的危险。美国之所以成其为美国，就是因为有昂戈鲁-基督教这样一个文化认同。这种意识使得文化认同与种族差异联系起来。如果基督教遭遇批判和打击，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压抑和侵袭。任何异族的文化，道德，价值，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对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因而，他们必须强化和捍卫基督文明以及由基督文明为基础的所有价值观，伦理，道德，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反对任何对社会继续世俗化的企图和对基督文化的批判。
进步学者们则遵循启蒙运动的传统继续批判教会。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和权威是不可以质疑的。因为离开这样一种科学的精神社会就会走入黑暗和专制。因此他们依赖科学进行思维和批判。他们抗逆思想垄断和专制，强调理性与质疑，蔑视宗教与迷信，推动进步的政治实践，尊重个性和人权。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担忧由于宗教而引起的世界危机。他们更为崇尚一种世界大同的奥林匹克精神，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没有政治边界和异类歧视。他们对人类有发自内心的关爱，并且认为可以在没有任何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他们提倡人类更为敏感地相互对待，尊重异族的文化特征，理解，宽容，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一种互爱，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知识分子下这样的结论。
一个具有高等学位的人，比如博士，不一定是学者，除非他从事探索和质疑的研究工作。但是一个学者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学者可以被一个利益集团雇佣，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御用文人。一个没有特别高级学位的人，比如仅仅具有学士学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学衔和职业，而是一种精神和理念，那就是科学思维，质疑探索，抗逆垄断，批判宗教，蔑视迷信，特立独行，崇尚自由，关爱人类。
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学者如果信仰非人道的理念和参与残杀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但是，如果是一位坚信自己理念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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