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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汪成用：东方是怎样红的——与逢时谈“党文化”（一）(多幅照片)
发布者 siyu 在 06-09-30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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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成用·
引言
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似乎加入了言必称“文化”者的行列。
可言必称“文化”者，有多少能不假思索地顺口说出“文化”的明确定义？话说回来，只要有些常识，大概无论说什么也出不了大错。据说“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个。想超越这两百种解释而语惊四座反倒不太容易。
年少时，无师自通地曾对“文化”有一番散乱的领悟：文房四宝，琴棋书画，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以至甩著水袖伊伊呀呀地唱些听不懂的玩意。——这叫“文化”。可有那么一年，一群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女学生不请自到，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开始还不识时务地有些愤愤不平，而接下的数日北京每天有近千人被活活打死，才反而对“黄毛丫头”们的手下留情生出些“感激”。如此“红色恐怖”，称为“大革命”倒是名副其实。可明明是“野化”，却冠之以“文化”，就大惑不解了。
文化，雅说便雅，俗说便俗。摊开纸写信，下笔便是“某某你好”。拆开回信，别人却说“吾兄大鉴”。此乃“文化”。起上油锅撒把葱花，“兹啦”一声端上一盘“麻婆豆腐”，也是“文化”。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摄像机前对鼓掌的熟人挤眉弄眼。偶得灵感便张口造字，可美了那些晚上说“脱口秀”的主持人。此乃“文化”。胡锦涛答记者问，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句句背得熟练。表情如橡皮图章，颈部以上除嘴唇外全部冻结，也是“文化”。
“文化”似空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可真要捕捉其形看个究竟，瞬间又没了纵影。
中国人见面总爱问“贵庚”，到了西方便遭遇了“文化冲突”。于是就产生了我们这代人问“贵庚”的特殊方式：哪一届毕业生？何时下的乡？只三言两语，与“新中国”同龄之“庚”便昭然若揭，无“密”可保。从小在“党”的“看顾”下长大，在这一特殊的文化氛围里摸爬滚打、耳濡目染，无意中带一身有“党味”的文化风范。随著这批人渐成社会中坚，一个半新不旧的词汇在不知不觉中时兴了起来——“党文化”。
虽说言必称“党文化”者大概还不成“行列”，但若上“古狗”搜寻一下，有关“党文化”的条目竟达几十万有余！可言必称“党文化”者，有多少能不假思索地把“党文化”的内涵外延说个明白？“文化”尚未界定，“党文化”之惑又让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无奈中求助于辞典。
人类学学者泰勒曾说，文化是包括了“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１］。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姆斯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２］。
虽然形容词定语连串，但最终都扣住一个要点：整体。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文明，从民族心态，到群体规范，文化是物质，是精神，是知识，是学问，是习俗，是信仰，是礼仪，是谈吐，是风土人情，是举手抬足，是……，只要想得起来的，尽管加进来就是。
既然“文化”的范畴如此广博宽宏，那么对“党文化”的描述就有点让人不寒而栗。一旦“党文化”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复杂整体”，其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就绝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它的确是一个已经体系化了的“复杂整体”。与“共产主义”同生同长，“党文化”至今已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经历了起源、延续、发展、极致等几个阶段后，目前已进入了衰败期。可问题是，衰败期并不一定是岁末残冬，忍一忍就成过眼烟云。正如人类正在遭受的生态折磨。从动手破坏到后果显露，其间有一个“滞后期”，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不等。当人们灰头土脸地抱怨“沙尘暴”时，是否有人想到这不过是在咀嚼四、五十年前“大炼钢铁”与“农业学大寨”的苦果？同理，一个假药假酒假文凭泛滥的“和谐社会”，难道不正是几十年来“人鬼互变”的文化谎言养出的畸形儿？“党文化”虽已进入末世，可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才逐步开始显现。
与“新中国”和“文革”同龄同庚的一代，是“灰头土脸”地承受“党文化”后果的一代。不幸的是，逢时与我都在此列。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之间的谈话便时时少不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主题：中国的文化究竟是如何落到了这个境地？开始只是牢骚加调侃，说着说着，思绪渐渐清晰，语调也不由得严肃了起来。一个突现的念头让我们兴奋：何不将几年的谈话如实作录成文，以为“党文化”勾画出个来龙去脉？想法固然不错，但唯恐自不量力。“党文化”像只快要瘦死的骆驼，评说如此庞大又包罗万象的体系岂是我们两个作曲家力所能及？迫不及待我想作个说明，但愿你还没看正文：本文意在“大题小作”，主要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党文化”中的文艺创作，并以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创作为主要领域，尽管言谈中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其他层面。
自古以来文化就有优劣之别。优文化开化野蛮，启蒙愚昧，创造伟大的文明，先进的社会，最终造福于民。而劣文化逆反人性，野化倒退，导致人类的良知堕落，社会动乱，步步走向毁灭。然而，劣文化在死亡中往往引发灾祸，甚至以几代人的沦亡作陪葬，其惨烈状足以颠覆少年时对“文化”的本朴认识。这决非危言耸听，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剧。西方曾在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迎来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而承受了长期苦难的中国能否在弃劣择优的文化历炼中获得新生，关键就看这一、两代人。
容我说几句“套话”，以结束引言。“抛砖引玉”往往是作者用作谦虚之词，而在此逢时和我却真心地抛砖引玉。对世纪“党文化”的评析与清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若能为之砌上一砖已深感荣幸。所幸众有识之士已然开始“大题大作”，添砖加玉。但愿拙文能引起同仁们的讨论与争议，也算没让我俩白白“严肃”一番。
是为序。
注：
［１］（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ｙｌｏｒ）《文化的起源》（１８７１年）
［２］（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文化与社会：１７８０－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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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声炮响——“党文化”的起源
苏共的文化专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
逢时：近几年来，中共的“党文化”问题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成用：说起“党文化”，有个问题很让我费解：“党文化”这一说法在语义上并无褒贬，可似乎已成了和党过不去的“反共”语言，“党”自己却从来不提。
逢时：谁说“党”自己不提？中共不提，可他的“老大哥”苏共可曾经是理直气壮地提。
成用：这倒是。列宁在建党初期就提出了“文学属于党”［１］，明确提出了“党文学”的概念。也许，这是“党文化”一词的起源。
逢时：中共自称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可这个“先进文化”是什么？从来没有说清楚。是中华传统文化吗？那岂不是否定了毛泽东的“破四旧”？是“党文化”吗？那岂不是承认了中共在文化体系上承传了苏共？
成用：其实不必扭捏，承传就是承传。毛泽东早就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逢时：到底有“童子功”，背得这么熟。
成用：我们这代人是在“党文化”的浸染下长大的。对我来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几乎能倒背如流。这句话是其中的朗诵词。你稍“逢时”一点，那会儿还没你。咱俩之间还真有点“代沟”。
逢时：看来，这声炮是如何响起的，得先问问像你这样的被“党文化”熏大的人。
成用：严格来说，这声炮是个“二踢脚”。
逢时：“二踢脚”？
成用：共产党在武装夺权政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文化战线，无论苏共还是中共都是如此。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枪杆子加笔杆子。毛的这句话实在是应改成，“十月革命一炮两响，为我们送来了暴力革命与文化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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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不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政府颠覆的结果。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文化颠覆”问题，似乎还未有过深入的讨论。
成用：我们来开个头，怎么样？
逢时：可以一试。
成用：我认为，在观察中国大陆目前的文化现像时，必须先谈谈苏共文化，因为它对我们前后几代人的影响实在太深。给你举两个例子。１９７４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门办学”。在“上海造船厂”的“风云”号轮船上我创作了一首歌曲，题目是“当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巨轮上”。歌写好后，一个作曲老师刚看了几句就惊讶地说：“你这个人受苏联音乐的影响很深啊！”此话让我大吃一惊，这个老师对我并不熟悉。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经历？
逢时：什么经历？是不是你当初在中苏边境的北大荒“上山下乡”时一不小心“叛国投敌”？
成用：正相反，是“屯垦戍边”。说来可笑，昨天还是“同志加兄弟”，转眼就反目为仇。这是另一个话题。我说的经历是，我哥哥在文革前从苏联回国时带了许多苏联唱片，其中有古典音乐，还有俄罗斯民歌与苏联现代歌曲。我如获至宝，每张都反复听，有些歌曲我现在还能记得。事后静下心来一琢磨，那首“当五星红旗”实在是苏联歌曲“列宁山”的变体。虽然曲调有别，可味道却大同小异。
逢时：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音调”。这种痕迹和烙印一旦打上了，一辈子都甩不掉。你们这代人直到今天还是“语录歌”“样板戏”出口成章。
成用：再一个例子是，１９８１年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辨时，上海的一位著名作曲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讲了那么多西方的流派，为什么不提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逢时：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不属于西方，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流派。
成用：你实在是应该替我去答辨。我当时虽没这么敏锐，但也意识到了问题本身的漏洞。只是不敢说，怕得罪人。人家是音乐界的老前辈呀！我只好婉转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政策，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混过去了事。
逢时：可这位名作曲家却提醒了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是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发出的重镑炮弹？
成用：完全正确。要想了解苏共的“党文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个不可不谈的问题。这个喧闹一时的“主义”在其发源地目前已偃旗息鼓。倒是西方学者作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很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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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鼻祖是否应追至高尔基？我觉得它的产生其实是对“现实主义”的离经叛道。
成用：是这样。你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高尔基的《母亲》吗？
逢时：当然。
成用：那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部著作的异同。
逢时：首先，这两个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这两部小说都对沙俄时期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有人甚至称《复活》为十九世纪俄国的“百科全书”。
成用：而他们的不同点在于，揭露了社会问题之后，如何寻求解决的途经？《复活》在道德与精神的层面上寻求爱的回归，良心的发现，人性的复活，是“有神文化”的延续。而《母亲》则在物质与世俗的层面上寻求暴力革命，煽动仇恨，是“无神文化”的样板。
逢时：我想，《复活》中聂赫留多夫“柏拉图”式的精神洗炼一定会使布尔什维克感到讨厌。而《母亲》中母亲在儿子入狱后终于“觉悟”，断然走上“革命道路”却与列宁的使命一拍即合。
成用：正因如此，列宁要去了《母亲》的手稿先睹为快。看后大为赞赏，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此后，高尔基在苏共政权里的地位与角色就绝不仅仅是“文学家”了。于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在高尔基与托尔斯泰的分野中形成：“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便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观”，名字就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母亲》发表于１９０６年，距今已整整一个世纪。
逢时：传统文学理论中定义明确的“现实主义”被加了个定语“社会主义”，其结果是造成了概念上的严重混乱与似是而非。就像许多普世的价值观念，如“爱”“人性”“民主”等，一旦被加上“无产阶级”的定语，就完全改变了原意。
成用：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并不是“现实主义”，是为了“革命需要”而杜撰拼凑的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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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大林与高尔基
逢时：高尔基似乎曾把作家的使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助产妇”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２］。这听起来像是在说他自己写的《母亲》。
成用：不错。但这个“主义”的真正奠基者应该说是列宁。他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提出了文学要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文学属于党”［３］。以后我们常说的“党文化”，应该在此找到出处。斯大林则进一步明确了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上层建筑，强调了艺术对“劳动人民”的“教育”功能，并提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４］。显然，这个七拼八凑的“主义”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只能制造“伪艺术”。１９３２年，苏共解散了所有的民间文学团社，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直属党中央领导，从而从组织形式上保障了党对文化界的控制。
逢时：这一套组织形式也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把作家组织起来由党发工资，只有党认为你是个作家，你才能当作家。
成用：也就是由党把作家们养起来。
逢时：为了推行“党文化”，必须要有一批党“文人”。
成用：在强化文化界组织的基础上，苏共掌管意识形态的党魁日丹诺夫在１９３４年的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从此开始了苏联为期几十年的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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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说来有趣，苏共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具权威的解释，不是在党的文件里，却写进了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
成用：费了点力气我才把这个解释找到，内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批评的艺术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５］
逢时：显然不是什么“理论”，念起来如此磕磕绊绊。
成用：西方的学者从来也没有把它当成“理论”来研究。作为苏共文化专制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
逢时：总之，列宁在建立专制政权的初期已认识到了文化专制的重要性。“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专制体系，几乎与“党”同时出现。然后由斯大林将其教义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名建立起了一整套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方针政策。
成用：对。这一方针政策的核心是，艺术从属于政治。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是为党的利益服务。
逢时：因此，“党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观的颠覆。
成用：这一点至关重要。“党文化”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人类共有的基本价值观的全面颠覆。因此，“党文化”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是一个世界现象。苏共作为“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的颠覆，不仅是“共产国际”借“十月革命”的“二踢脚”颠覆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以暴力革命与文化专制颠覆了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先进文化。这才是“一声炮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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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Hereafter called CWL)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vol 10, p 45。 列宁全集，第十卷, 第45页
[2] Maxim Gorky, "On Socialist Realism," in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Japanese edition) (Tokyo: Aoki-Shoten, 1962), p. 136。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引言。
[4] 1936年10月26日斯大林与作家代表在高尔基家中的谈话。
[5]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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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文化专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下）
逢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笼，似乎是苏共的“党文化”从初期走向成熟的标志。以我们所熟悉的音乐界为例，对音乐家的整肃及歌颂文化的兴盛几乎都发生在此后。
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词冠冕堂皇，可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与对社会形态的扭曲却触目惊心。
逢时：被扭曲的还有几代艺术家的灵魂。
成用：也许我们可以用这几句话来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盖棺：以“党性”扼杀人性，以“集体”压抑自我，以歌颂掩盖丑恶，以恐怖破坏和谐。
逢时：到底是搞理论研究出身的。可我是个作曲家，还是让我们回到感性的层面。
成用：好，那就再回到鼻祖高尔基。你说，高尔基作为一个文学家，如何会成了这么一个“主义”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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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我认为，高尔基的“文学家”生涯，基本上在被苏共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那一刻告终。他对“文学家”名誉的玷污，在“索洛维茨劳改营”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成用：这个故事应该是出自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
逢时：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年代时，苏联在索洛维茨岛上建立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劳改营。没想到有个犯人居然从岛上成功地逃到了西方，写了本名叫《在地狱岛上》的书，造成世界轰动。苏联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决定派高尔基带著党的使命上岛参观。劳改营被收拾得焕然一新，犯人们也穿上干净的衣服躺在椅子上晒太阳读报。可当高尔基来到儿童教养院时，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走上前说：“高尔基爷爷，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吗？”高尔基大吃一惊，随即与那个孩子单独谈了一个半小时。据说，在他离开那个孩子时已是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莫斯科，他就发表了描述劳改营里的犯人生活得如何之好的文章，攻击“地狱岛”一书的作者在造谣。与此同时，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孩子已被枪决……
成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以“党性”扼杀人性。在高尔基听着孩子的诉说泪流满面时，他是一个“人”，人性还没泯灭。而当他以“文学之父”的名义撒谎时，他是一条“棍”，一条党棍。仅存的 一点人性完全被“党性”扼杀。
逢时：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语汇中就不曾有过“人性”，有的只是“阶级性”和“党性”。亲朋好友间互揭互斗司空见惯。“党性至上”这一没有“爱”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灾难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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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
成用：可“党文化”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进而否定了个人的生存价值，即，以“集体”压抑自我。
逢时：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显然是个最典型的“压抑自我”的人物。
成用：在一定程度上，不懂肖斯塔克维奇就不懂苏联的文化专制。他是苏联唯一一个从未去国流亡，却在专制统治之下取得了惊人成就的世界级艺术家。虽然他是个苏共党员，表面上不得不按党的要求创作，但实际上却巧妙地运用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经营“私货”。他在垂暮之年默默地做了件可称为“壮举”的大事，以口述的方式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家沃尔克夫合作，写了一本回忆录。据沃尔克夫称，每写一节，肖斯塔克维奇都仔细校对，在文稿上签字。他们之间有一重要协定：此书必须等他死后在西方出版。１９７６ 年，沃尔克夫来到美国，并于１９７９年以《见证》为名出版了回忆录。书中的肖斯塔克维奇揭下带了一生的面纱，痛快淋漓地鞭笞文化专制，表现了对其的深恶痛绝。
逢时：可《见证》出版之后，肖斯塔克维奇的妻子在苏联发了个声明，表示《见证》不真实。对此你如何认为？
成用：对于《见证》一书的可信度，史学界向来有争议。肖斯塔克维奇的妻子确实曾对沃尔克夫有过质疑。我无法确认其中是否有苏共官方的介入。但另有相当多的当事人，包括肖斯塔克维奇的儿子及亲朋好友却表示书中的内容可信。留学苏联的指挥家李德伦在谈到《见证》时曾说，“我们留过苏的几个人都看过，不约而同地说，那是真的！”［１］。
逢时：我想，史学上严肃的考证当然重要，但争论的本身恰恰说明了肖斯塔克维奇严重的“人格分裂”与“精神扭曲”，使世人难识其真面目。
成用：肖斯塔克维奇从二十九岁起一直是苏共历次文化运动的靶子，对他的批判从未停止过。任何一个在专制制度下生活过的人都会对他的这种“分裂”与“扭曲”有深刻的体会与理解。不仅是《见证》，他某些作品中所深藏的对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反抗在其他研究肖斯塔克维奇的学者的著作中也常有论述。
逢时：综观肖斯塔克维奇一生的创作，有两条明显的线索值得注意：“集体”的与“自我”的。按照党的方针，他写了大量的群众化的音乐。此类作品充满“时代音调”，是缺乏个性的“官话”。而所有传世的经典之作几乎都迂回地表现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
成用：“集体意识”下的“党文化”是一种不能容忍个性的文化。文革中几乎所有音乐作品都由“集体创作”，写出的东西千人一面。 艺术，从本质上是个人的，自我的，从来也没有什么“集体”的艺术。所谓“集体创作”既埋没了个人的智慧，也逃避了个人的责任。
逢时：同样，思想，从来就属于“个人”，绝对没有什么“集体”的思想。以“集体”压抑自我，其实质是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力。
成用：要用“党”的思想把个人的思想“洗刷”掉，所谓“洗脑”就是这个意思。
逢时：“集体主义”的教育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小时候翻来复去看的动画片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个小女孩为了“集体”的羊可以不顾命。
成用：二十几岁的金训华，为了一根“集体”的木头而丧生。
逢时：黄山茶林场的十几个青年为救“集体”的仓库葬身于洪水……。“党文化”摧毁了多少年轻的生命！
成用：而活著的则完全丧失自我价值认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了没有思维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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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说起第三点，可能有人会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起码部分承袭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为什么说它是以“歌颂掩盖丑恶”？
成用：“党文化”中的批判不是自由的批判，而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只能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党的敌人，绝对不能批判党和党所推崇的一切。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没有社会公义，更没有对权力的制衡。歌颂，自然就成了“党文化”的主旋律。
逢时：以前只知道肖斯塔克维奇写了个歌颂党与斯大林的《森林之歌》。原来他实在是为了应付党对他的批判而被迫以此表态。事后他后悔不已，根本不愿再提此事。
成用：另一个著名前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故事更令人震惊。
逢时：他可是你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
成用：正因如此，当我知道了他的那些“歌颂”作品后，心情简直可以用“痛苦”来形容。
逢时：你似乎最喜欢他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成用：历史上共有三个作曲家以此写过音乐，我觉得他写的最有魅力。
逢时：这是个充满人性力量的作品。有些绝句，任何时候听都感到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对心灵的冲击。
成用：可是，几乎是在写《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同时，他却写下了一个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交响合唱和一个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祝酒歌”。
逢时：不可思议！
成用：知道“十月革命”大合唱的歌词吗？作品以《共产党宣言》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接下来全部是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列宁在１９１７年的讲话，斯大林在列宁葬礼上的悼词等。
逢时：那不和文革中的毛语录“再版前言”大合唱一样吗？原来“语录歌”的祖宗在这里！
成用：普罗科菲耶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疑团之一是，他那个曾流传于苏联大街小巷的歌颂斯大林的大合唱的原版居然失踪了。目前能找到的是六十年代的版本，原曲中歌唱斯大林的部分统统改成了歌唱党。
逢时：描写人性的不朽之作与歌唱党与领袖的“时代颂歌”居然同出自你所崇拜的作曲家之手。你的“痛苦”不难理解。
成用：这一“人格分裂”使音乐学家们茫然不知所云。有人认为他是“真诚”的，也有人说他是在“嘲讽”。
逢时：我真希望是嘲讽。可惜有点勉强。
成用：可说他是“真诚”也不确切。我认为是文化恐怖中知识分子的软弱导致他产生了一种急切追求被党接受的心态。他在最不该回国的时候从法国回到苏联。当局曾保证他来去自由，但不久就没收了他的护照。紧接著的是苏共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整肃，杀鸡儆猴。另有资料表明，当局甚至以他的妻子与儿子当人质以逼迫他合作［２］。
※ ※ ※ ※ ※
逢时：歌颂的背后是恐怖。在《森林之歌》的掌声鲜花中，我看见的是肖斯塔克维奇收拾好了皮箱等待秘密警察敲门的日日夜夜。
(图)：领袖颂
成用：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对此都会有深切的感受。讲一个《见证》里提到的故事吧。音乐家戈切夫有一次与几个朋友去渡假，有人随手从旅馆房间里拿起一张法文报递给他，懂法文的他，便漫不经心地念了起来。但刚念了几句就煞住了，原来文章对斯大林不敬。“简直是胡言乱语！”戈切夫赶紧补了一句。可为时已晚。几天后他被逮捕，判刑五年。他是个坚强的人，熬过了五年的劳改。可就在刑满前的几天，官方宣布再给他加刑十年，戈切夫精神崩溃，不久后死去。
逢时：这样的事在中国屡见不鲜。“党文化”就像病毒， 传染性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中国与俄国，传统文化千差万别。可一旦掉进“党文化”的泥潭，一切都惊人地相似。
成用：这就是“二踢脚”带来的恶果。
逢时：此后的中国，确实是走了“俄国人的路”。
成用：不过，在讨论中国是如何走“俄国人的路”之前，我忍不住想再说几句普罗科菲耶夫，也许是“罗米欧与朱丽叶情结”在作祟。我刚才讲了有关他的疑团之一，而他的死更加神秘。
逢时：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却死得无声无息。世界三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
成用：因为，他居然与斯大林死于同年同月同日，相隔不到一小时。历史学家因此说，他是斯大林“最后的殉葬人”。歌颂者与被歌颂者同归于尽。
逢时：“真诚”也罢，“嘲讽”也罢，对暴君的歌颂为自己掘了墓。
成用：一个绝世天才的绝世悲剧。
※ ※ ※ ※ ※
注：
［１］赤霞：《李德伦访谈录》，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０日，多伦多。
［２］诺曼·列巴列契特（Ｎｏｒｍａｎ Ｌｅｂｒｅｃｈｔ）：普罗科菲耶夫，斯大林最后的殉葬人。
〖未完待续〗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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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似乎加入了言必称“文化”者的行列。
可言必称“文化”者，有多少能不假思索地顺口说出“文化”的明确定义？话说回来，只要有些常识，大概无论说什么也出不了大错。据说“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个。想超越这两百种解释而语惊四座反倒不太容易。
年少时，无师自通地曾对“文化”有一番散乱的领悟：文房四宝，琴棋书画，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以至甩著水袖伊伊呀呀地唱些听不懂的玩意。——这叫“文化”。可有那么一年，一群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女学生不请自到，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开始还不识时务地有些愤愤不平，而接下的数日北京每天有近千人被活活打死，才反而对“黄毛丫头”们的手下留情生出些“感激”。如此“红色恐怖”，称为“大革命”倒是名副其实。可明明是“野化”，却冠之以“文化”，就大惑不解了。
文化，雅说便雅，俗说便俗。摊开纸写信，下笔便是“某某你好”。拆开回信，别人却说“吾兄大鉴”。此乃“文化”。起上油锅撒把葱花，“兹啦”一声端上一盘“麻婆豆腐”，也是“文化”。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摄像机前对鼓掌的熟人挤眉弄眼。偶得灵感便张口造字，可美了那些晚上说“脱口秀”的主持人。此乃“文化”。胡锦涛答记者问，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句句背得熟练。表情如橡皮图章，颈部以上除嘴唇外全部冻结，也是“文化”。
“文化”似空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可真要捕捉其形看个究竟，瞬间又没了纵影。
中国人见面总爱问“贵庚”，到了西方便遭遇了“文化冲突”。于是就产生了我们这代人问“贵庚”的特殊方式：哪一届毕业生？何时下的乡？只三言两语，与“新中国”同龄之“庚”便昭然若揭，无“密”可保。从小在“党”的“看顾”下长大，在这一特殊的文化氛围里摸爬滚打、耳濡目染，无意中带一身有“党味”的文化风范。随著这批人渐成社会中坚，一个半新不旧的词汇在不知不觉中时兴了起来——“党文化”。
虽说言必称“党文化”者大概还不成“行列”，但若上“古狗”搜寻一下，有关“党文化”的条目竟达几十万有余！可言必称“党文化”者，有多少能不假思索地把“党文化”的内涵外延说个明白？“文化”尚未界定，“党文化”之惑又让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无奈中求助于辞典。
人类学学者泰勒曾说，文化是包括了“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１］。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姆斯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２］。
虽然形容词定语连串，但最终都扣住一个要点：整体。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文明，从民族心态，到群体规范，文化是物质，是精神，是知识，是学问，是习俗，是信仰，是礼仪，是谈吐，是风土人情，是举手抬足，是……，只要想得起来的，尽管加进来就是。
既然“文化”的范畴如此广博宽宏，那么对“党文化”的描述就有点让人不寒而栗。一旦“党文化”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复杂整体”，其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就绝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它的确是一个已经体系化了的“复杂整体”。与“共产主义”同生同长，“党文化”至今已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经历了起源、延续、发展、极致等几个阶段后，目前已进入了衰败期。可问题是，衰败期并不一定是岁末残冬，忍一忍就成过眼烟云。正如人类正在遭受的生态折磨。从动手破坏到后果显露，其间有一个“滞后期”，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不等。当人们灰头土脸地抱怨“沙尘暴”时，是否有人想到这不过是在咀嚼四、五十年前“大炼钢铁”与“农业学大寨”的苦果？同理，一个假药假酒假文凭泛滥的“和谐社会”，难道不正是几十年来“人鬼互变”的文化谎言养出的畸形儿？“党文化”虽已进入末世，可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才逐步开始显现。
与“新中国”和“文革”同龄同庚的一代，是“灰头土脸”地承受“党文化”后果的一代。不幸的是，逢时与我都在此列。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之间的谈话便时时少不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主题：中国的文化究竟是如何落到了这个境地？开始只是牢骚加调侃，说着说着，思绪渐渐清晰，语调也不由得严肃了起来。一个突现的念头让我们兴奋：何不将几年的谈话如实作录成文，以为“党文化”勾画出个来龙去脉？想法固然不错，但唯恐自不量力。“党文化”像只快要瘦死的骆驼，评说如此庞大又包罗万象的体系岂是我们两个作曲家力所能及？迫不及待我想作个说明，但愿你还没看正文：本文意在“大题小作”，主要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党文化”中的文艺创作，并以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创作为主要领域，尽管言谈中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其他层面。
自古以来文化就有优劣之别。优文化开化野蛮，启蒙愚昧，创造伟大的文明，先进的社会，最终造福于民。而劣文化逆反人性，野化倒退，导致人类的良知堕落，社会动乱，步步走向毁灭。然而，劣文化在死亡中往往引发灾祸，甚至以几代人的沦亡作陪葬，其惨烈状足以颠覆少年时对“文化”的本朴认识。这决非危言耸听，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剧。西方曾在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迎来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而承受了长期苦难的中国能否在弃劣择优的文化历炼中获得新生，关键就看这一、两代人。
容我说几句“套话”，以结束引言。“抛砖引玉”往往是作者用作谦虚之词，而在此逢时和我却真心地抛砖引玉。对世纪“党文化”的评析与清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若能为之砌上一砖已深感荣幸。所幸众有识之士已然开始“大题大作”，添砖加玉。但愿拙文能引起同仁们的讨论与争议，也算没让我俩白白“严肃”一番。
是为序。
注：
［１］（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ｙｌｏｒ）《文化的起源》（１８７１年）
［２］（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文化与社会：１７８０－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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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声炮响——“党文化”的起源
苏共的文化专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
逢时：近几年来，中共的“党文化”问题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成用：说起“党文化”，有个问题很让我费解：“党文化”这一说法在语义上并无褒贬，可似乎已成了和党过不去的“反共”语言，“党”自己却从来不提。
逢时：谁说“党”自己不提？中共不提，可他的“老大哥”苏共可曾经是理直气壮地提。
成用：这倒是。列宁在建党初期就提出了“文学属于党”［１］，明确提出了“党文学”的概念。也许，这是“党文化”一词的起源。
逢时：中共自称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可这个“先进文化”是什么？从来没有说清楚。是中华传统文化吗？那岂不是否定了毛泽东的“破四旧”？是“党文化”吗？那岂不是承认了中共在文化体系上承传了苏共？
成用：其实不必扭捏，承传就是承传。毛泽东早就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逢时：到底有“童子功”，背得这么熟。
成用：我们这代人是在“党文化”的浸染下长大的。对我来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几乎能倒背如流。这句话是其中的朗诵词。你稍“逢时”一点，那会儿还没你。咱俩之间还真有点“代沟”。
逢时：看来，这声炮是如何响起的，得先问问像你这样的被“党文化”熏大的人。
成用：严格来说，这声炮是个“二踢脚”。
逢时：“二踢脚”？
成用：共产党在武装夺权政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文化战线，无论苏共还是中共都是如此。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枪杆子加笔杆子。毛的这句话实在是应改成，“十月革命一炮两响，为我们送来了暴力革命与文化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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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不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政府颠覆的结果。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文化颠覆”问题，似乎还未有过深入的讨论。
成用：我们来开个头，怎么样？
逢时：可以一试。
成用：我认为，在观察中国大陆目前的文化现像时，必须先谈谈苏共文化，因为它对我们前后几代人的影响实在太深。给你举两个例子。１９７４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门办学”。在“上海造船厂”的“风云”号轮船上我创作了一首歌曲，题目是“当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巨轮上”。歌写好后，一个作曲老师刚看了几句就惊讶地说：“你这个人受苏联音乐的影响很深啊！”此话让我大吃一惊，这个老师对我并不熟悉。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经历？
逢时：什么经历？是不是你当初在中苏边境的北大荒“上山下乡”时一不小心“叛国投敌”？
成用：正相反，是“屯垦戍边”。说来可笑，昨天还是“同志加兄弟”，转眼就反目为仇。这是另一个话题。我说的经历是，我哥哥在文革前从苏联回国时带了许多苏联唱片，其中有古典音乐，还有俄罗斯民歌与苏联现代歌曲。我如获至宝，每张都反复听，有些歌曲我现在还能记得。事后静下心来一琢磨，那首“当五星红旗”实在是苏联歌曲“列宁山”的变体。虽然曲调有别，可味道却大同小异。
逢时：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音调”。这种痕迹和烙印一旦打上了，一辈子都甩不掉。你们这代人直到今天还是“语录歌”“样板戏”出口成章。
成用：再一个例子是，１９８１年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辨时，上海的一位著名作曲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讲了那么多西方的流派，为什么不提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逢时：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不属于西方，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流派。
成用：你实在是应该替我去答辨。我当时虽没这么敏锐，但也意识到了问题本身的漏洞。只是不敢说，怕得罪人。人家是音乐界的老前辈呀！我只好婉转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政策，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混过去了事。
逢时：可这位名作曲家却提醒了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是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发出的重镑炮弹？
成用：完全正确。要想了解苏共的“党文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个不可不谈的问题。这个喧闹一时的“主义”在其发源地目前已偃旗息鼓。倒是西方学者作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很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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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鼻祖是否应追至高尔基？我觉得它的产生其实是对“现实主义”的离经叛道。
成用：是这样。你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高尔基的《母亲》吗？
逢时：当然。
成用：那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部著作的异同。
逢时：首先，这两个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这两部小说都对沙俄时期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有人甚至称《复活》为十九世纪俄国的“百科全书”。
成用：而他们的不同点在于，揭露了社会问题之后，如何寻求解决的途经？《复活》在道德与精神的层面上寻求爱的回归，良心的发现，人性的复活，是“有神文化”的延续。而《母亲》则在物质与世俗的层面上寻求暴力革命，煽动仇恨，是“无神文化”的样板。
逢时：我想，《复活》中聂赫留多夫“柏拉图”式的精神洗炼一定会使布尔什维克感到讨厌。而《母亲》中母亲在儿子入狱后终于“觉悟”，断然走上“革命道路”却与列宁的使命一拍即合。
成用：正因如此，列宁要去了《母亲》的手稿先睹为快。看后大为赞赏，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此后，高尔基在苏共政权里的地位与角色就绝不仅仅是“文学家”了。于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在高尔基与托尔斯泰的分野中形成：“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便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观”，名字就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母亲》发表于１９０６年，距今已整整一个世纪。
逢时：传统文学理论中定义明确的“现实主义”被加了个定语“社会主义”，其结果是造成了概念上的严重混乱与似是而非。就像许多普世的价值观念，如“爱”“人性”“民主”等，一旦被加上“无产阶级”的定语，就完全改变了原意。
成用：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并不是“现实主义”，是为了“革命需要”而杜撰拼凑的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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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大林与高尔基
逢时：高尔基似乎曾把作家的使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助产妇”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２］。这听起来像是在说他自己写的《母亲》。
成用：不错。但这个“主义”的真正奠基者应该说是列宁。他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提出了文学要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文学属于党”［３］。以后我们常说的“党文化”，应该在此找到出处。斯大林则进一步明确了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上层建筑，强调了艺术对“劳动人民”的“教育”功能，并提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４］。显然，这个七拼八凑的“主义”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只能制造“伪艺术”。１９３２年，苏共解散了所有的民间文学团社，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直属党中央领导，从而从组织形式上保障了党对文化界的控制。
逢时：这一套组织形式也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把作家组织起来由党发工资，只有党认为你是个作家，你才能当作家。
成用：也就是由党把作家们养起来。
逢时：为了推行“党文化”，必须要有一批党“文人”。
成用：在强化文化界组织的基础上，苏共掌管意识形态的党魁日丹诺夫在１９３４年的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从此开始了苏联为期几十年的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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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说来有趣，苏共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具权威的解释，不是在党的文件里，却写进了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
成用：费了点力气我才把这个解释找到，内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批评的艺术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５］
逢时：显然不是什么“理论”，念起来如此磕磕绊绊。
成用：西方的学者从来也没有把它当成“理论”来研究。作为苏共文化专制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
逢时：总之，列宁在建立专制政权的初期已认识到了文化专制的重要性。“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专制体系，几乎与“党”同时出现。然后由斯大林将其教义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名建立起了一整套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方针政策。
成用：对。这一方针政策的核心是，艺术从属于政治。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是为党的利益服务。
逢时：因此，“党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观的颠覆。
成用：这一点至关重要。“党文化”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人类共有的基本价值观的全面颠覆。因此，“党文化”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是一个世界现象。苏共作为“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的颠覆，不仅是“共产国际”借“十月革命”的“二踢脚”颠覆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以暴力革命与文化专制颠覆了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先进文化。这才是“一声炮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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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Hereafter called CWL)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vol 10, p 45。 列宁全集，第十卷, 第45页
[2] Maxim Gorky, "On Socialist Realism," in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Japanese edition) (Tokyo: Aoki-Shoten, 1962), p. 136。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引言。
[4] 1936年10月26日斯大林与作家代表在高尔基家中的谈话。
[5]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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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文化专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下）
逢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笼，似乎是苏共的“党文化”从初期走向成熟的标志。以我们所熟悉的音乐界为例，对音乐家的整肃及歌颂文化的兴盛几乎都发生在此后。
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词冠冕堂皇，可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与对社会形态的扭曲却触目惊心。
逢时：被扭曲的还有几代艺术家的灵魂。
成用：也许我们可以用这几句话来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盖棺：以“党性”扼杀人性，以“集体”压抑自我，以歌颂掩盖丑恶，以恐怖破坏和谐。
逢时：到底是搞理论研究出身的。可我是个作曲家，还是让我们回到感性的层面。
成用：好，那就再回到鼻祖高尔基。你说，高尔基作为一个文学家，如何会成了这么一个“主义”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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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时：我认为，高尔基的“文学家”生涯，基本上在被苏共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那一刻告终。他对“文学家”名誉的玷污，在“索洛维茨劳改营”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成用：这个故事应该是出自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
逢时：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年代时，苏联在索洛维茨岛上建立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劳改营。没想到有个犯人居然从岛上成功地逃到了西方，写了本名叫《在地狱岛上》的书，造成世界轰动。苏联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决定派高尔基带著党的使命上岛参观。劳改营被收拾得焕然一新，犯人们也穿上干净的衣服躺在椅子上晒太阳读报。可当高尔基来到儿童教养院时，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走上前说：“高尔基爷爷，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吗？”高尔基大吃一惊，随即与那个孩子单独谈了一个半小时。据说，在他离开那个孩子时已是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莫斯科，他就发表了描述劳改营里的犯人生活得如何之好的文章，攻击“地狱岛”一书的作者在造谣。与此同时，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孩子已被枪决……
成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以“党性”扼杀人性。在高尔基听着孩子的诉说泪流满面时，他是一个“人”，人性还没泯灭。而当他以“文学之父”的名义撒谎时，他是一条“棍”，一条党棍。仅存的 一点人性完全被“党性”扼杀。
逢时：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语汇中就不曾有过“人性”，有的只是“阶级性”和“党性”。亲朋好友间互揭互斗司空见惯。“党性至上”这一没有“爱”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灾难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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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
成用：可“党文化”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进而否定了个人的生存价值，即，以“集体”压抑自我。
逢时：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显然是个最典型的“压抑自我”的人物。
成用：在一定程度上，不懂肖斯塔克维奇就不懂苏联的文化专制。他是苏联唯一一个从未去国流亡，却在专制统治之下取得了惊人成就的世界级艺术家。虽然他是个苏共党员，表面上不得不按党的要求创作，但实际上却巧妙地运用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经营“私货”。他在垂暮之年默默地做了件可称为“壮举”的大事，以口述的方式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家沃尔克夫合作，写了一本回忆录。据沃尔克夫称，每写一节，肖斯塔克维奇都仔细校对，在文稿上签字。他们之间有一重要协定：此书必须等他死后在西方出版。１９７６ 年，沃尔克夫来到美国，并于１９７９年以《见证》为名出版了回忆录。书中的肖斯塔克维奇揭下带了一生的面纱，痛快淋漓地鞭笞文化专制，表现了对其的深恶痛绝。
逢时：可《见证》出版之后，肖斯塔克维奇的妻子在苏联发了个声明，表示《见证》不真实。对此你如何认为？
成用：对于《见证》一书的可信度，史学界向来有争议。肖斯塔克维奇的妻子确实曾对沃尔克夫有过质疑。我无法确认其中是否有苏共官方的介入。但另有相当多的当事人，包括肖斯塔克维奇的儿子及亲朋好友却表示书中的内容可信。留学苏联的指挥家李德伦在谈到《见证》时曾说，“我们留过苏的几个人都看过，不约而同地说，那是真的！”［１］。
逢时：我想，史学上严肃的考证当然重要，但争论的本身恰恰说明了肖斯塔克维奇严重的“人格分裂”与“精神扭曲”，使世人难识其真面目。
成用：肖斯塔克维奇从二十九岁起一直是苏共历次文化运动的靶子，对他的批判从未停止过。任何一个在专制制度下生活过的人都会对他的这种“分裂”与“扭曲”有深刻的体会与理解。不仅是《见证》，他某些作品中所深藏的对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反抗在其他研究肖斯塔克维奇的学者的著作中也常有论述。
逢时：综观肖斯塔克维奇一生的创作，有两条明显的线索值得注意：“集体”的与“自我”的。按照党的方针，他写了大量的群众化的音乐。此类作品充满“时代音调”，是缺乏个性的“官话”。而所有传世的经典之作几乎都迂回地表现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
成用：“集体意识”下的“党文化”是一种不能容忍个性的文化。文革中几乎所有音乐作品都由“集体创作”，写出的东西千人一面。 艺术，从本质上是个人的，自我的，从来也没有什么“集体”的艺术。所谓“集体创作”既埋没了个人的智慧，也逃避了个人的责任。
逢时：同样，思想，从来就属于“个人”，绝对没有什么“集体”的思想。以“集体”压抑自我，其实质是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力。
成用：要用“党”的思想把个人的思想“洗刷”掉，所谓“洗脑”就是这个意思。
逢时：“集体主义”的教育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小时候翻来复去看的动画片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个小女孩为了“集体”的羊可以不顾命。
成用：二十几岁的金训华，为了一根“集体”的木头而丧生。
逢时：黄山茶林场的十几个青年为救“集体”的仓库葬身于洪水……。“党文化”摧毁了多少年轻的生命！
成用：而活著的则完全丧失自我价值认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了没有思维的“螺丝钉”。
※ ※ ※ ※ ※
逢时：说起第三点，可能有人会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起码部分承袭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为什么说它是以“歌颂掩盖丑恶”？
成用：“党文化”中的批判不是自由的批判，而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只能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党的敌人，绝对不能批判党和党所推崇的一切。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没有社会公义，更没有对权力的制衡。歌颂，自然就成了“党文化”的主旋律。
逢时：以前只知道肖斯塔克维奇写了个歌颂党与斯大林的《森林之歌》。原来他实在是为了应付党对他的批判而被迫以此表态。事后他后悔不已，根本不愿再提此事。
成用：另一个著名前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故事更令人震惊。
逢时：他可是你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
成用：正因如此，当我知道了他的那些“歌颂”作品后，心情简直可以用“痛苦”来形容。
逢时：你似乎最喜欢他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成用：历史上共有三个作曲家以此写过音乐，我觉得他写的最有魅力。
逢时：这是个充满人性力量的作品。有些绝句，任何时候听都感到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对心灵的冲击。
成用：可是，几乎是在写《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同时，他却写下了一个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交响合唱和一个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祝酒歌”。
逢时：不可思议！
成用：知道“十月革命”大合唱的歌词吗？作品以《共产党宣言》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接下来全部是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列宁在１９１７年的讲话，斯大林在列宁葬礼上的悼词等。
逢时：那不和文革中的毛语录“再版前言”大合唱一样吗？原来“语录歌”的祖宗在这里！
成用：普罗科菲耶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疑团之一是，他那个曾流传于苏联大街小巷的歌颂斯大林的大合唱的原版居然失踪了。目前能找到的是六十年代的版本，原曲中歌唱斯大林的部分统统改成了歌唱党。
逢时：描写人性的不朽之作与歌唱党与领袖的“时代颂歌”居然同出自你所崇拜的作曲家之手。你的“痛苦”不难理解。
成用：这一“人格分裂”使音乐学家们茫然不知所云。有人认为他是“真诚”的，也有人说他是在“嘲讽”。
逢时：我真希望是嘲讽。可惜有点勉强。
成用：可说他是“真诚”也不确切。我认为是文化恐怖中知识分子的软弱导致他产生了一种急切追求被党接受的心态。他在最不该回国的时候从法国回到苏联。当局曾保证他来去自由，但不久就没收了他的护照。紧接著的是苏共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整肃，杀鸡儆猴。另有资料表明，当局甚至以他的妻子与儿子当人质以逼迫他合作［２］。
※ ※ ※ ※ ※
逢时：歌颂的背后是恐怖。在《森林之歌》的掌声鲜花中，我看见的是肖斯塔克维奇收拾好了皮箱等待秘密警察敲门的日日夜夜。
(图)：领袖颂
成用：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对此都会有深切的感受。讲一个《见证》里提到的故事吧。音乐家戈切夫有一次与几个朋友去渡假，有人随手从旅馆房间里拿起一张法文报递给他，懂法文的他，便漫不经心地念了起来。但刚念了几句就煞住了，原来文章对斯大林不敬。“简直是胡言乱语！”戈切夫赶紧补了一句。可为时已晚。几天后他被逮捕，判刑五年。他是个坚强的人，熬过了五年的劳改。可就在刑满前的几天，官方宣布再给他加刑十年，戈切夫精神崩溃，不久后死去。
逢时：这样的事在中国屡见不鲜。“党文化”就像病毒， 传染性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中国与俄国，传统文化千差万别。可一旦掉进“党文化”的泥潭，一切都惊人地相似。
成用：这就是“二踢脚”带来的恶果。
逢时：此后的中国，确实是走了“俄国人的路”。
成用：不过，在讨论中国是如何走“俄国人的路”之前，我忍不住想再说几句普罗科菲耶夫，也许是“罗米欧与朱丽叶情结”在作祟。我刚才讲了有关他的疑团之一，而他的死更加神秘。
逢时：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却死得无声无息。世界三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
成用：因为，他居然与斯大林死于同年同月同日，相隔不到一小时。历史学家因此说，他是斯大林“最后的殉葬人”。歌颂者与被歌颂者同归于尽。
逢时：“真诚”也罢，“嘲讽”也罢，对暴君的歌颂为自己掘了墓。
成用：一个绝世天才的绝世悲剧。
※ ※ ※ ※ ※
注：
［１］赤霞：《李德伦访谈录》，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０日，多伦多。
［２］诺曼·列巴列契特（Ｎｏｒｍａｎ Ｌｅｂｒｅｃｈｔ）：普罗科菲耶夫，斯大林最后的殉葬人。
〖未完待续〗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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