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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人为中心--《新语文》问世记(ZT)
送交者: PoorKids? 2006年2月25日19:54:54 于 [儿童成长]http://www.bbsland.com
《新语文》问世记 谈中学语文读本
“我们自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我们中间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也有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怀抱一个美好的心愿：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新语文读本》编辑手记
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文科毕业多年，竟会被一套中学语文读本迷住，我一篇篇翻阅着《新语文读本》，爱不释手。这旋即成为我的采访任务———这套12本的读本是怎样问世的？
在成都《教师之友》杂志上，刊出了编者手记———长达4万余字，我却一口气读完。将编辑理念与选文相比照，印象更为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这套书细细吃透（包括全书、全文），那就足以为一个中学生构建起人文素养的平台———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通常理解的“语文”。我不由得感叹自己的中学时代为何没有这样的食粮。
摘出几则《手记》：
———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心灵的对话。如果读书的人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而书的作者是民族与世界、人类的大师、巨匠，那么，这样的读书交友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作者———编者———教师 ———学生”四者之间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
我们选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中的《告别》等两个片断作为初中第一册首篇，并作了这样的阅读建议：“你也刚刚‘告别’了小学，开始了中学生的新生活。你怀念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吗？
本文着重写了班主任老师佩尔波尼先生在开学与学期结束时的两次谈话。老师说‘我爱你们，也需要你们爱我’。你能从作者的描写中体会这是怎样一种爱吗？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爱？
建议读《爱的教育》全书———就以此作为你中学时代阅读的开始，好吗？”
——— 我们精心编写了一系列单元，从不同角度展开爱的主题。除对大自然、小动物的爱之外，还有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我们并不回避对学生的爱情教育，在高中阶段组织了“唱不尽的爱情”、“昨夜星辰昨夜风”单元，选了勃朗宁、裴多菲、李商隐、李清照等脍炙人口的情诗，并节选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与《简·爱》等著名爱情小说。
到了高中阶段，我们逐步引导学生面对生活的沉重。特意组织了“面对死亡的日记和诗文”、“审视国民性”等单元……我们坦率（这种坦率是与青少年对话必须有的态度）地对学生说：
“很久以来我已经不再听说这样的残酷的故事了。———对于你，或许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你已经长大，应该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重了。”
我们节选了《安妮日记》与纳粹集中营里孩子的诗，写下了这样的阅读建议：
“你大概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你见过这样的时刻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的‘密室’里的少女的日记吗？……作为同龄人，作为同样拥有青春、理想与渴望的中学生，面对安妮这极不平常实际上又极平常的犹太少女的内心世界，你有何感想？”
———文理交融。在初中阶段，编写了“室内旅行记”、“法布尔和他的昆虫世界”、“观察与发现”等单元。从高中第二册起，连续编写了五个单元的“科学纵横谈”，成为高中的一个重点。
在“科学纵横谈”（一）（二）中，选了澳大利亚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家》与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谈才》与《谈学》，并与学生作了这样的交谈：
“本文讨论的是‘科学研究中的才能’，而作者本人在纵横谈论中所显示的广博的知识，语言文字的优美，足以显示作者知识结构的合理。在这一点上，对你有什么启示？你也能够调动你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就某一个问题，谈‘文’讲理，述‘古’评‘今’，说‘东’道‘西’……纵横论说一番吗？———少年意气，激扬文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生境界。”
———“阅读经典，走近大师”成为整个读本的贯穿性线索。几乎每一册都形成一个系列：如“走近居里夫人”，“聆听泰戈尔”、“杜甫和家”等。节选了大量中外名著……不拘一格地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流派的思想与文学“尽量地汲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类文明精神火种的一种传递。
———在比较中阅读。在高中课本里，我们选了培根的《论读书》，丁尼生的《鹰》、布莱尔《虎》等，都是世界散文与诗歌史上的名篇。于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翻译家的不同译本，其中有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卞之琳等，同时选入，让学生比较，并附原文，让学生自译。
……
“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当成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
这群理想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聚到一块，编出这套书的？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
我在北京现代文学馆见到了主编之一吴福辉，他是该馆副馆长，他的夫人朱珩青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编写工作。一聊才知道，1978年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前，曾在辽宁鞍山某中学当过19年语文老师。朱珩青也有20年教龄。
谈起中学语文教育，吴福辉说：“要我说，语文课本有三分之一可读，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读。也就是学生课外阅读的一个小小阶梯罢了。”他介绍，建国后中学语文学苏联教育，加强课堂教学，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论文增多。
他当老师那阵，应运动需要产生的文章越来越多，“反右”之后政治性更强，社论、领导人的论文几乎每册都有。“反修”时甚至还有和苏联展开大辩论的教育文章。
“谁都不爱教这些！老师最爱教小说和古文，讲古文也最愿意串讲，不愿分析。因为一分析就要求讲局限性，全是僵化的那几条：批判忠君、封建糟粕和旧礼教。好处也千篇一律：情景交融，人物刻划生动，层次清楚。”
6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确立了“语言文字工具论”，字词句篇的训练得到严格贯彻，直到90年代质疑语文教育。
一开始老师还觉得有好处。学生肯读书了，老师按照知识点教学，课也容易上。“可这时候，语文和做人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真的。特别是文革中，完全变成‘跟学走’，与个人文明素质无关了。”吴福辉遗憾地说。
“语文为什么要和做人有关系？”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语言本身是有文化积淀的，过去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为阶级服务的工具。以至于不了解世界进步文化，不懂得世界文明是怎么走过来的，知识面极其狭窄。而教育应当教会他们有反省精神、独立意志和平等思想。”
可直到前几年，吴福辉参加中学语文教改讨论会时，看到的语文课本还和60年代他教的差不多，基本没理会近20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应该把学术思想以原样保持精粹水准，并较快普及到民间，这是体现民族素质很重要的标志。而且这项工作不能由二三流的学者来做。”
因此，吴福辉一接到《读本》编写邀请函，就一口答应了。
“编写过程一定有意思！”
“当然！你去问一个人吧！我们这些人中，把全书通读过两遍的只有他。”
在北京西郊一所高校宿舍区中，我见到了这套书真正的灵魂人物。他是大学教授，国内外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他体格健壮，声音洪亮，感情充沛，个子不高，却仿佛蕴含着无穷活力。和他谈话似乎没有距离，也不觉得对方是年过6旬的长者。
“您是大学教授，怎么想起给中学生编书？”
“我也搞不懂，怎么会越陷越深……”（教授的名字并未印在书上，他也拒绝在报道中具名。因此下文中称他为L教授。）
60年代，他曾在某偏远地区中专当了18年语文老师，后来他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度和中学语文产生联系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90年代初，上海《语文学习》杂志想让L教授开个专栏：对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作品重作分析，他们送来了现行课本和教参。L教授一看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中学语文教学对作品的解释还停留在60年代水平，太陈旧了！”
“我突然明白难怪我上课这么费劲！每年我讲鲁迅的时候都要遇到障碍。”
有个学生这样写道：对鲁迅的评价“大约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每学期语文课本里都会看见鲁迅大名，这是我最怕也是最难的。且不说半文半白拗口的语言，晦涩难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义，就是老师总
结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也足以使我头疼，所以我觉得可畏。”因此，L教授第一堂课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扫除中学对鲁迅的误解，塑造一个与中学语文不同的鲁迅，“我要告诉他们，鲁迅不是那么可怕的，实际上是可亲可敬的。”
“我自己是一个学者，我认为学者不仅要研究，还应当尽量把学术成果普及，这是我的追求———我研究某作家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L教授十分严肃，“所有人开始了解现代文学是从中学课本上得来的，鲁迅、冰心、巴金，都是从课堂上知道的，中学生是最大的普及者。而且，教育界和学术界，大学和中学沟通，是五四以来的传统，我作为一个五四传统的研究者，这是我的本行，不是份外之事。”
起初，L教授把写专栏当成业余工作，后来越写越带劲，不仅讲鲁迅，还讲其他人，看到外国文学里一些内容不对头，忍不住也写，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这组文章结集成册。“我的目的是给中学老师一个必要的参考。改变他们的某些思路，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观念就是有固定的东西去背。而我想说，一个作品可以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给你一个新角度。”
这本书发行之后反响非常强烈。有的老师说：真没想到，对一部作品还可以有多种解释。此后L教授就没有过问这类事，他以为为中学语文教学做了贡献了，也圆了梦了。
直到前几年，质疑中学语文教育热潮掀起，有编辑请L教授等大学教师谈谈对中学语文教育及高考语文的批评，开始他不想多嘴，可看了一大堆材料，觉得确实有问题，于是又忍不住写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影响很大。
可是，影响越大L教授越感不安。他深知，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设。“能不能拿出一套有建设性的东西，比如理论论著、课外读物或教材，据此进行新的探讨或争论……这样，争论才不会变成意气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而真正是为我们的孩子，为教育事业负责。”
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L教授一直强调自己是个“门外汉”：“批评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意见，并不试图指导实践；但建设却是要直接影响实践的，必须‘态度积极，行动谨慎’。”从“批评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换。“简直逼得我重新学习！”
这对年过60的L教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找来了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过去的教材，五四以来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各种资料，有关语文界论争的各种文章，以及建国来以特别是近20年有关语文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各种论著，夜以继日埋头苦读，整整一个暑期，形成了一篇4万字长篇论文：《以立人为中心》。
“我从这时开始形成对中学语文教育比较系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你现在看到的《编写手记》，就是我和编委会共同学习、研究的成果。”
恰在当时，一家出版公司想出一套中学语文读物，希望L教授出面主持。
L教授十分犹豫，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研究计划，一部书稿的材料都已准备好，只待动笔。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再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第一项工作就是“寻找真同志”。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有献身精神，肯于冒风险。因为这套书有无数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失败。”
他首先想到他的研究生同学吴福辉夫妇和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中，还有长期关注中学语文的王晓明、夏中义教授。L教授认为一定要有专家，他想起在研讨会上认识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研究专家王尚文———“语感论”和“人文论”的代表，立刻发出邀请。此前，二人只是一面之交，但相互感觉到人格吸引，直觉对方是可以信赖的。王教授马上同意。
还要请中学老师。他邀请的许多老师都是在学校里应试教育中备感“孤独”的，即便是特级教师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黄玉峰与L教授多次探讨语文教学改革。提起这套书，黄玉峰马上表示：“一句话的事，肯定来。”
没过天，黄给L教授打电话：“我一人来不行，有个老朋友非要参加不可，哪怕自费也要来！”这人就是上海一名普通退休教师商友敬，国学功底深厚。得知我在采访，一大早主动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他痛心疾首：“工具论害了一代老师，也包括我。我们都进入一套操作系统：看教参、摸摸行情、看看考题，再去害学生。”
他是所有编委中年龄最大的，但所有人提起他都说他童心未泯。一听说老朋友黄玉峰有这么好的事儿，非闹着要参加。L教授哈哈大笑：“他是个可爱又好玩的白发老头，故事很多！后来他起到很大作用，古代文学、诗词很多阅读建议都是他写的。”
L教授还邀请了一些资深编辑和学者，许医农、赵志伟、王栋生等均一口答应。志同道合者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了。
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L教授邀请函中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到了世纪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时候，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惟一没有、也不能绝望的是为孩子们（也是为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尚文教授曾有过犹豫。他当时正在编写浙江省语文教材，身体不好，非常瘦弱。他知道这件事不是挂名，而要倾注极大心血，所以朋友都劝他别参加。但他跟L教授说：“犹豫之后决定，豁出老命也要干，我是为你这个人所感动……”
几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位年轻的女编辑给L教授打电话，说有一部书稿《爱，你准备好了吗？》非常棒，是对中学生进行爱情教育的，想请他做序。当时L教授太忙了，没有时间。可过两天，女编辑又打电话来，她说：“以我的性格，你拒绝后我不会再找你，可我又看了一遍，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你能不能看一眼……”
结果，L教授只看了几眼就被感动了，他在序言第一句话写到：“我只是读了本书的一部分就止不住流了好几次眼泪，这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
本书作者就是广东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师。《读本》有关爱情的一个单元与她有关。直到编委会开会，L教授和曾宏燕才第一次见面。
班子初步定下来了。L教授考虑应当找一些年轻人加盟，与老专家形成观念对峙。于是尹振球、齐红伟等30岁左右的年轻教师、研究生被吸收进来。
“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
第一次会议是1999年9月，大家初次见面，一件小事让商友敬老师印象颇深。讨论时，L教授发表了什么意见，有个研究生马上站起来激烈反对，L教授也没在意。商老师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民主，小青年可以这样反对老师。”
11月份提出编辑大纲，确立基本理念。1月进入大规模选篇工作，大家没日没夜地交换看法，激烈争论。
有一个争论是关于经典。L教授的意见是阅读经典，时文基本不选。他认为经典相对稳定化，老师指导学生读几节课，再抽一节课选当下的、学生感兴趣的文章。既保持稳定，也可以让老师更灵活。
可他一提出，搞当代文学的强烈反对。L教授退一步：尽量少，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吴的夫人朱珩青激动地说：什么是经典？很难说！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双方差点吵起来。“朱非常固执，一篇篇给我推荐，推荐一篇被否了，再推荐。”L教授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采取折中方案，选了一些近年刚刚出现的，“非选不可”的东西，甚至还收录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散文家刘亮程等人。后来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在考我们的眼光！
爱情题材作品也是敏感的焦点。一次，有人提出不仅应涉及，甚至应该鼓励学生对爱情的了解和探讨……话音刚落一位老教师拍案而起：“我女儿正上高中，你鼓励我决不同意！”
对方也针锋相对：“第一，你反对它也存在，教育必须有诚实的态度。第二，选文要有引导作用。”
编委们每篇文章都视如己出。商友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而就在他钟爱的古典文学领域，大家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
商老师须发皆白、风度翩翩，被编委们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给每册书都选了50篇诗文，但常常是，他刚刚用“带有南方腔的普通话”读完一篇古文，陶醉地赞叹：“好得不得了！”立刻就有年轻人跳起来否定：“不行！”
尹振球、齐红伟等尖锐提出，《水浒传》、《三国演义》不该选，从现代眼光看，《水浒传》根本观念有问题，《三国演义》宣传的又是什么？商老师急了，四大名著怎能不选？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定论的，把这些都否定掉，怎么构建文学史？
尹振球等认为，“新语文”的“新”还应表现在对“旧语文”的审视。它应在思想上继承五四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要对人们灵魂、精神生活予以关注，对古文从篇幅及观念上都要慎重。
双方开始还心平气和，但争论逐渐升级，吵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L教授采取折中方案，经常是他问商友敬，唐诗选多少，商说10首！L说不能，3首！商要求再多点，L说4首！讨价还价半天，最后也许定5首。
可贵的是，争论时有发生，但丝毫无损感情。我就分别听到尹振球与商友敬相互称对方是“儒雅忠厚的长者”、“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而且，采访中几乎所有编委都说，正是由于差异引起的争议紧紧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会场上针锋相对的双方可能在场下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是会议结束，几个老师又彻夜长谈到天亮。
尹振球至今还清晰记得，一次讨论直到中午12点多，谁也不下楼吃饭，服务员催了一遍又一遍，争论还是异常激烈。L教授受到尹振球等几个年轻人“轮番轰炸”，突然生气了：“你们搞阴谋诡计，我不干了，你们干吧！”他走到大堂还愤怒地挥着手臂：“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大家全吓坏了。
可是，下午开会时，尹振球一落座，就看见L教授正坐在对面，从花镜上抬头望着他，偷偷地笑着。尹振球心里顿时一热：
“大家内心坦诚，在争论中毫无芥蒂，这是多么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这才是真同志。编这套书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广州会议期间，几位中学生第一次被邀请到会场。
复旦附中高三学生殷之光头天上午还不太敢说话，到后来，他已经敢挥着拳头支持《创世七日》了。总有老师招呼他：“帮我看看，中学生能接受吗？”，这是他头一次和一群老师如此充分、平等地讨论问题。他至今还记得，南师大的张中老师给他提过一个意见：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像个孩子。
殷之光把那张长长的书单视如珍宝，一直带到了大学校园里。有些文章没选进读本，但成为他重要的阅读参考，在大一已全部读完。
广东东莞中学王翔提出的顾城诗引起了老师间的争执。有人说：“他是杀人犯，道德有问题，对孩子有误导。”可有人认为，人有问题，但诗歌显然是适合孩子的。考虑再三，教育专家还是觉得，老师很难向学生介绍作者本人情况，还是没选。
争论中经常迸发出漂亮的点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比如“‘火’与‘光’的文学想象”、“爱山人与爱海人的对话”。张中教授提出“文理交融”，“同一外国作品选多种译本，且附原文”，大家拍案叫绝。
“他非常能琢磨！张中性格慢吞吞的，看上去挺懒散，但考虑周密，知识面宽。比如写天鹅，他提出可以找散文的天鹅，诗中的天鹅，不同的诗中有不同的天鹅，同一个题材选择不同表现形式，棒极了。”
齐红伟提出让差生树立信心的教育，培养心理素质，选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曾宏彦提出应选歌词，于是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罗大佑《童年》也进入读本……
夏中义、赵志伟教授亲自编选了《哲学与诗》、《美学家眼里的建筑》、《不拘一格的序跋》等专题。王栋生老师更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初中部分的编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亲自编选了《杂文的艺术》、《小说中的喜剧小品》等专题。专攻古典文学的黄灵庚教授也应邀为读本的古典文学部分的注释把关，将他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融入了注释之中，为提高整体编写水平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年轻人如陈玉兰、邵金生、徐敏、孙晓忠等作为他们的老师的助手也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编委会中还有一些“无名的英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尽量贡献自己的智慧，竭尽了全力。
大量选文结束后，由L教授和王尚文教授做最后全局的把握，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立篇目，给单元命名，一条条注释、一篇篇阅读建议从头编写。那一阵儿，L教授每天从早7：00一直干到深夜，到底多少工作量他也说不清。
“累坏了吧！”“不，”他几乎陶醉，“这是很美的享受，你接触的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很快乐的事———对话先从我们自己这儿进行。”
书稿改定，出版又一波三折，最终，版权落户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用“眼前一亮”、“神经颤动”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的确是精品！首先体现了开放式的语文观，不是名家名篇的简单堆砌，而是渗透了文理交融，中外汇通；其次，非常生动回答了当今素质教育问题，从语文来看，它具备了最深刻的人文品格，而以往我们的语文课缺乏这样的底蕴；第三，体现了语文建设应当和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长相吻合，培养学生做人。”
本书开印4万套，初中卷已售完，高中卷也所剩无几。在当年全国教育图书征订会上一枝独秀。
李总编在台湾认识一个出版商，向他提起这套书，说信不信，这套书肯定能被你们接纳。7月，出版商在广州买到这套书，在宾馆里刚刚读到初中，就急不可待地给李人凡打电话：“太棒了，马上买你们的版权。”
黄玉峰老师在课堂上没跟学生们提起过这套书。他不愿学生误会老师卖自己编的书。但他有一天，教完蒲松龄的《促织》后，又从《读本》里选了汪曾祺的《蛐蛐》，给大家朗读了一遍，还特意带了点作者的苏北口音。这两篇文章也被《读本》收录在一个单元。《促织》主人公结局无限风光，但《蛐蛐》的风格很悲凉。读到结尾，变成蛐蛐的孩子临死前对爸爸说：“现在，我的时候到了，我过了一秋，也该去了。”同学们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已经中学毕业的殷之光对这套书有一个生动描述：好像从前吃大食堂，只有这几样菜，早就吃腻了，就认为全世界的食堂都这么难吃，可换了一个食堂，哇，是自助餐，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太棒了！食堂原来也可以这么好吃！
其实，L教授从心底里认为，中国最需要读这套书的是农村孩子。城市孩子的读物很多，而农村孩子没那么好的条件，“我认为我们这套书把最好的东西提供了，能让他一下子提升到最高点！眼界哗就打开了。而且农村孩子没有别的书读，就可以拼命学，读多了自然就懂了。我在山区呆过，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读者，但我担心他们还是见不到。”
就在几天前，L教授刚刚给湖北巴东一个农村中学生寄去了一套书。
“我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认识的就送一套，帮一个是一个。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也许1万人只有10个人能读这套书，但救一个就是一个。”
这套书全价132元，平均10元多一本。同样的书比这要贵得多，这对老师们的收入是有影响的。但他们跟出版社提出，宁愿钱少拿点，也希望便宜一点。
“就是为了农村孩子。”L教授说。（汪文）
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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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1万人只有10个人能读这套书，但救一个就是一个。” /无内容 - PoorKids? 2/25/06 (0)
送交者: PoorKids? 2006年2月25日19:54:54 于 [儿童成长]http://www.bbsland.com
《新语文》问世记 谈中学语文读本
“我们自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我们中间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也有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怀抱一个美好的心愿：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新语文读本》编辑手记
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文科毕业多年，竟会被一套中学语文读本迷住，我一篇篇翻阅着《新语文读本》，爱不释手。这旋即成为我的采访任务———这套12本的读本是怎样问世的？
在成都《教师之友》杂志上，刊出了编者手记———长达4万余字，我却一口气读完。将编辑理念与选文相比照，印象更为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这套书细细吃透（包括全书、全文），那就足以为一个中学生构建起人文素养的平台———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通常理解的“语文”。我不由得感叹自己的中学时代为何没有这样的食粮。
摘出几则《手记》：
———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心灵的对话。如果读书的人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而书的作者是民族与世界、人类的大师、巨匠，那么，这样的读书交友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作者———编者———教师 ———学生”四者之间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
我们选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中的《告别》等两个片断作为初中第一册首篇，并作了这样的阅读建议：“你也刚刚‘告别’了小学，开始了中学生的新生活。你怀念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吗？
本文着重写了班主任老师佩尔波尼先生在开学与学期结束时的两次谈话。老师说‘我爱你们，也需要你们爱我’。你能从作者的描写中体会这是怎样一种爱吗？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爱？
建议读《爱的教育》全书———就以此作为你中学时代阅读的开始，好吗？”
——— 我们精心编写了一系列单元，从不同角度展开爱的主题。除对大自然、小动物的爱之外，还有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我们并不回避对学生的爱情教育，在高中阶段组织了“唱不尽的爱情”、“昨夜星辰昨夜风”单元，选了勃朗宁、裴多菲、李商隐、李清照等脍炙人口的情诗，并节选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与《简·爱》等著名爱情小说。
到了高中阶段，我们逐步引导学生面对生活的沉重。特意组织了“面对死亡的日记和诗文”、“审视国民性”等单元……我们坦率（这种坦率是与青少年对话必须有的态度）地对学生说：
“很久以来我已经不再听说这样的残酷的故事了。———对于你，或许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你已经长大，应该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重了。”
我们节选了《安妮日记》与纳粹集中营里孩子的诗，写下了这样的阅读建议：
“你大概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你见过这样的时刻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的‘密室’里的少女的日记吗？……作为同龄人，作为同样拥有青春、理想与渴望的中学生，面对安妮这极不平常实际上又极平常的犹太少女的内心世界，你有何感想？”
———文理交融。在初中阶段，编写了“室内旅行记”、“法布尔和他的昆虫世界”、“观察与发现”等单元。从高中第二册起，连续编写了五个单元的“科学纵横谈”，成为高中的一个重点。
在“科学纵横谈”（一）（二）中，选了澳大利亚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家》与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谈才》与《谈学》，并与学生作了这样的交谈：
“本文讨论的是‘科学研究中的才能’，而作者本人在纵横谈论中所显示的广博的知识，语言文字的优美，足以显示作者知识结构的合理。在这一点上，对你有什么启示？你也能够调动你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就某一个问题，谈‘文’讲理，述‘古’评‘今’，说‘东’道‘西’……纵横论说一番吗？———少年意气，激扬文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生境界。”
———“阅读经典，走近大师”成为整个读本的贯穿性线索。几乎每一册都形成一个系列：如“走近居里夫人”，“聆听泰戈尔”、“杜甫和家”等。节选了大量中外名著……不拘一格地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流派的思想与文学“尽量地汲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类文明精神火种的一种传递。
———在比较中阅读。在高中课本里，我们选了培根的《论读书》，丁尼生的《鹰》、布莱尔《虎》等，都是世界散文与诗歌史上的名篇。于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翻译家的不同译本，其中有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卞之琳等，同时选入，让学生比较，并附原文，让学生自译。
……
“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当成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
这群理想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聚到一块，编出这套书的？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
我在北京现代文学馆见到了主编之一吴福辉，他是该馆副馆长，他的夫人朱珩青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编写工作。一聊才知道，1978年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前，曾在辽宁鞍山某中学当过19年语文老师。朱珩青也有20年教龄。
谈起中学语文教育，吴福辉说：“要我说，语文课本有三分之一可读，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读。也就是学生课外阅读的一个小小阶梯罢了。”他介绍，建国后中学语文学苏联教育，加强课堂教学，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论文增多。
他当老师那阵，应运动需要产生的文章越来越多，“反右”之后政治性更强，社论、领导人的论文几乎每册都有。“反修”时甚至还有和苏联展开大辩论的教育文章。
“谁都不爱教这些！老师最爱教小说和古文，讲古文也最愿意串讲，不愿分析。因为一分析就要求讲局限性，全是僵化的那几条：批判忠君、封建糟粕和旧礼教。好处也千篇一律：情景交融，人物刻划生动，层次清楚。”
6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确立了“语言文字工具论”，字词句篇的训练得到严格贯彻，直到90年代质疑语文教育。
一开始老师还觉得有好处。学生肯读书了，老师按照知识点教学，课也容易上。“可这时候，语文和做人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真的。特别是文革中，完全变成‘跟学走’，与个人文明素质无关了。”吴福辉遗憾地说。
“语文为什么要和做人有关系？”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语言本身是有文化积淀的，过去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为阶级服务的工具。以至于不了解世界进步文化，不懂得世界文明是怎么走过来的，知识面极其狭窄。而教育应当教会他们有反省精神、独立意志和平等思想。”
可直到前几年，吴福辉参加中学语文教改讨论会时，看到的语文课本还和60年代他教的差不多，基本没理会近20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应该把学术思想以原样保持精粹水准，并较快普及到民间，这是体现民族素质很重要的标志。而且这项工作不能由二三流的学者来做。”
因此，吴福辉一接到《读本》编写邀请函，就一口答应了。
“编写过程一定有意思！”
“当然！你去问一个人吧！我们这些人中，把全书通读过两遍的只有他。”
在北京西郊一所高校宿舍区中，我见到了这套书真正的灵魂人物。他是大学教授，国内外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他体格健壮，声音洪亮，感情充沛，个子不高，却仿佛蕴含着无穷活力。和他谈话似乎没有距离，也不觉得对方是年过6旬的长者。
“您是大学教授，怎么想起给中学生编书？”
“我也搞不懂，怎么会越陷越深……”（教授的名字并未印在书上，他也拒绝在报道中具名。因此下文中称他为L教授。）
60年代，他曾在某偏远地区中专当了18年语文老师，后来他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度和中学语文产生联系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90年代初，上海《语文学习》杂志想让L教授开个专栏：对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作品重作分析，他们送来了现行课本和教参。L教授一看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中学语文教学对作品的解释还停留在60年代水平，太陈旧了！”
“我突然明白难怪我上课这么费劲！每年我讲鲁迅的时候都要遇到障碍。”
有个学生这样写道：对鲁迅的评价“大约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每学期语文课本里都会看见鲁迅大名，这是我最怕也是最难的。且不说半文半白拗口的语言，晦涩难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义，就是老师总
结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也足以使我头疼，所以我觉得可畏。”因此，L教授第一堂课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扫除中学对鲁迅的误解，塑造一个与中学语文不同的鲁迅，“我要告诉他们，鲁迅不是那么可怕的，实际上是可亲可敬的。”
“我自己是一个学者，我认为学者不仅要研究，还应当尽量把学术成果普及，这是我的追求———我研究某作家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L教授十分严肃，“所有人开始了解现代文学是从中学课本上得来的，鲁迅、冰心、巴金，都是从课堂上知道的，中学生是最大的普及者。而且，教育界和学术界，大学和中学沟通，是五四以来的传统，我作为一个五四传统的研究者，这是我的本行，不是份外之事。”
起初，L教授把写专栏当成业余工作，后来越写越带劲，不仅讲鲁迅，还讲其他人，看到外国文学里一些内容不对头，忍不住也写，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这组文章结集成册。“我的目的是给中学老师一个必要的参考。改变他们的某些思路，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观念就是有固定的东西去背。而我想说，一个作品可以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给你一个新角度。”
这本书发行之后反响非常强烈。有的老师说：真没想到，对一部作品还可以有多种解释。此后L教授就没有过问这类事，他以为为中学语文教学做了贡献了，也圆了梦了。
直到前几年，质疑中学语文教育热潮掀起，有编辑请L教授等大学教师谈谈对中学语文教育及高考语文的批评，开始他不想多嘴，可看了一大堆材料，觉得确实有问题，于是又忍不住写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影响很大。
可是，影响越大L教授越感不安。他深知，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设。“能不能拿出一套有建设性的东西，比如理论论著、课外读物或教材，据此进行新的探讨或争论……这样，争论才不会变成意气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而真正是为我们的孩子，为教育事业负责。”
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L教授一直强调自己是个“门外汉”：“批评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意见，并不试图指导实践；但建设却是要直接影响实践的，必须‘态度积极，行动谨慎’。”从“批评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换。“简直逼得我重新学习！”
这对年过60的L教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找来了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过去的教材，五四以来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各种资料，有关语文界论争的各种文章，以及建国来以特别是近20年有关语文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各种论著，夜以继日埋头苦读，整整一个暑期，形成了一篇4万字长篇论文：《以立人为中心》。
“我从这时开始形成对中学语文教育比较系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你现在看到的《编写手记》，就是我和编委会共同学习、研究的成果。”
恰在当时，一家出版公司想出一套中学语文读物，希望L教授出面主持。
L教授十分犹豫，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研究计划，一部书稿的材料都已准备好，只待动笔。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再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第一项工作就是“寻找真同志”。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有献身精神，肯于冒风险。因为这套书有无数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失败。”
他首先想到他的研究生同学吴福辉夫妇和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中，还有长期关注中学语文的王晓明、夏中义教授。L教授认为一定要有专家，他想起在研讨会上认识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研究专家王尚文———“语感论”和“人文论”的代表，立刻发出邀请。此前，二人只是一面之交，但相互感觉到人格吸引，直觉对方是可以信赖的。王教授马上同意。
还要请中学老师。他邀请的许多老师都是在学校里应试教育中备感“孤独”的，即便是特级教师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黄玉峰与L教授多次探讨语文教学改革。提起这套书，黄玉峰马上表示：“一句话的事，肯定来。”
没过天，黄给L教授打电话：“我一人来不行，有个老朋友非要参加不可，哪怕自费也要来！”这人就是上海一名普通退休教师商友敬，国学功底深厚。得知我在采访，一大早主动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他痛心疾首：“工具论害了一代老师，也包括我。我们都进入一套操作系统：看教参、摸摸行情、看看考题，再去害学生。”
他是所有编委中年龄最大的，但所有人提起他都说他童心未泯。一听说老朋友黄玉峰有这么好的事儿，非闹着要参加。L教授哈哈大笑：“他是个可爱又好玩的白发老头，故事很多！后来他起到很大作用，古代文学、诗词很多阅读建议都是他写的。”
L教授还邀请了一些资深编辑和学者，许医农、赵志伟、王栋生等均一口答应。志同道合者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了。
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L教授邀请函中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到了世纪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时候，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惟一没有、也不能绝望的是为孩子们（也是为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尚文教授曾有过犹豫。他当时正在编写浙江省语文教材，身体不好，非常瘦弱。他知道这件事不是挂名，而要倾注极大心血，所以朋友都劝他别参加。但他跟L教授说：“犹豫之后决定，豁出老命也要干，我是为你这个人所感动……”
几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位年轻的女编辑给L教授打电话，说有一部书稿《爱，你准备好了吗？》非常棒，是对中学生进行爱情教育的，想请他做序。当时L教授太忙了，没有时间。可过两天，女编辑又打电话来，她说：“以我的性格，你拒绝后我不会再找你，可我又看了一遍，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你能不能看一眼……”
结果，L教授只看了几眼就被感动了，他在序言第一句话写到：“我只是读了本书的一部分就止不住流了好几次眼泪，这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
本书作者就是广东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师。《读本》有关爱情的一个单元与她有关。直到编委会开会，L教授和曾宏燕才第一次见面。
班子初步定下来了。L教授考虑应当找一些年轻人加盟，与老专家形成观念对峙。于是尹振球、齐红伟等30岁左右的年轻教师、研究生被吸收进来。
“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
第一次会议是1999年9月，大家初次见面，一件小事让商友敬老师印象颇深。讨论时，L教授发表了什么意见，有个研究生马上站起来激烈反对，L教授也没在意。商老师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民主，小青年可以这样反对老师。”
11月份提出编辑大纲，确立基本理念。1月进入大规模选篇工作，大家没日没夜地交换看法，激烈争论。
有一个争论是关于经典。L教授的意见是阅读经典，时文基本不选。他认为经典相对稳定化，老师指导学生读几节课，再抽一节课选当下的、学生感兴趣的文章。既保持稳定，也可以让老师更灵活。
可他一提出，搞当代文学的强烈反对。L教授退一步：尽量少，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吴的夫人朱珩青激动地说：什么是经典？很难说！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双方差点吵起来。“朱非常固执，一篇篇给我推荐，推荐一篇被否了，再推荐。”L教授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采取折中方案，选了一些近年刚刚出现的，“非选不可”的东西，甚至还收录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散文家刘亮程等人。后来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在考我们的眼光！
爱情题材作品也是敏感的焦点。一次，有人提出不仅应涉及，甚至应该鼓励学生对爱情的了解和探讨……话音刚落一位老教师拍案而起：“我女儿正上高中，你鼓励我决不同意！”
对方也针锋相对：“第一，你反对它也存在，教育必须有诚实的态度。第二，选文要有引导作用。”
编委们每篇文章都视如己出。商友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而就在他钟爱的古典文学领域，大家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
商老师须发皆白、风度翩翩，被编委们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给每册书都选了50篇诗文，但常常是，他刚刚用“带有南方腔的普通话”读完一篇古文，陶醉地赞叹：“好得不得了！”立刻就有年轻人跳起来否定：“不行！”
尹振球、齐红伟等尖锐提出，《水浒传》、《三国演义》不该选，从现代眼光看，《水浒传》根本观念有问题，《三国演义》宣传的又是什么？商老师急了，四大名著怎能不选？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定论的，把这些都否定掉，怎么构建文学史？
尹振球等认为，“新语文”的“新”还应表现在对“旧语文”的审视。它应在思想上继承五四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要对人们灵魂、精神生活予以关注，对古文从篇幅及观念上都要慎重。
双方开始还心平气和，但争论逐渐升级，吵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L教授采取折中方案，经常是他问商友敬，唐诗选多少，商说10首！L说不能，3首！商要求再多点，L说4首！讨价还价半天，最后也许定5首。
可贵的是，争论时有发生，但丝毫无损感情。我就分别听到尹振球与商友敬相互称对方是“儒雅忠厚的长者”、“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而且，采访中几乎所有编委都说，正是由于差异引起的争议紧紧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会场上针锋相对的双方可能在场下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是会议结束，几个老师又彻夜长谈到天亮。
尹振球至今还清晰记得，一次讨论直到中午12点多，谁也不下楼吃饭，服务员催了一遍又一遍，争论还是异常激烈。L教授受到尹振球等几个年轻人“轮番轰炸”，突然生气了：“你们搞阴谋诡计，我不干了，你们干吧！”他走到大堂还愤怒地挥着手臂：“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大家全吓坏了。
可是，下午开会时，尹振球一落座，就看见L教授正坐在对面，从花镜上抬头望着他，偷偷地笑着。尹振球心里顿时一热：
“大家内心坦诚，在争论中毫无芥蒂，这是多么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这才是真同志。编这套书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广州会议期间，几位中学生第一次被邀请到会场。
复旦附中高三学生殷之光头天上午还不太敢说话，到后来，他已经敢挥着拳头支持《创世七日》了。总有老师招呼他：“帮我看看，中学生能接受吗？”，这是他头一次和一群老师如此充分、平等地讨论问题。他至今还记得，南师大的张中老师给他提过一个意见：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像个孩子。
殷之光把那张长长的书单视如珍宝，一直带到了大学校园里。有些文章没选进读本，但成为他重要的阅读参考，在大一已全部读完。
广东东莞中学王翔提出的顾城诗引起了老师间的争执。有人说：“他是杀人犯，道德有问题，对孩子有误导。”可有人认为，人有问题，但诗歌显然是适合孩子的。考虑再三，教育专家还是觉得，老师很难向学生介绍作者本人情况，还是没选。
争论中经常迸发出漂亮的点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比如“‘火’与‘光’的文学想象”、“爱山人与爱海人的对话”。张中教授提出“文理交融”，“同一外国作品选多种译本，且附原文”，大家拍案叫绝。
“他非常能琢磨！张中性格慢吞吞的，看上去挺懒散，但考虑周密，知识面宽。比如写天鹅，他提出可以找散文的天鹅，诗中的天鹅，不同的诗中有不同的天鹅，同一个题材选择不同表现形式，棒极了。”
齐红伟提出让差生树立信心的教育，培养心理素质，选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曾宏彦提出应选歌词，于是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罗大佑《童年》也进入读本……
夏中义、赵志伟教授亲自编选了《哲学与诗》、《美学家眼里的建筑》、《不拘一格的序跋》等专题。王栋生老师更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初中部分的编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亲自编选了《杂文的艺术》、《小说中的喜剧小品》等专题。专攻古典文学的黄灵庚教授也应邀为读本的古典文学部分的注释把关，将他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融入了注释之中，为提高整体编写水平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年轻人如陈玉兰、邵金生、徐敏、孙晓忠等作为他们的老师的助手也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编委会中还有一些“无名的英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尽量贡献自己的智慧，竭尽了全力。
大量选文结束后，由L教授和王尚文教授做最后全局的把握，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立篇目，给单元命名，一条条注释、一篇篇阅读建议从头编写。那一阵儿，L教授每天从早7：00一直干到深夜，到底多少工作量他也说不清。
“累坏了吧！”“不，”他几乎陶醉，“这是很美的享受，你接触的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很快乐的事———对话先从我们自己这儿进行。”
书稿改定，出版又一波三折，最终，版权落户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用“眼前一亮”、“神经颤动”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的确是精品！首先体现了开放式的语文观，不是名家名篇的简单堆砌，而是渗透了文理交融，中外汇通；其次，非常生动回答了当今素质教育问题，从语文来看，它具备了最深刻的人文品格，而以往我们的语文课缺乏这样的底蕴；第三，体现了语文建设应当和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长相吻合，培养学生做人。”
本书开印4万套，初中卷已售完，高中卷也所剩无几。在当年全国教育图书征订会上一枝独秀。
李总编在台湾认识一个出版商，向他提起这套书，说信不信，这套书肯定能被你们接纳。7月，出版商在广州买到这套书，在宾馆里刚刚读到初中，就急不可待地给李人凡打电话：“太棒了，马上买你们的版权。”
黄玉峰老师在课堂上没跟学生们提起过这套书。他不愿学生误会老师卖自己编的书。但他有一天，教完蒲松龄的《促织》后，又从《读本》里选了汪曾祺的《蛐蛐》，给大家朗读了一遍，还特意带了点作者的苏北口音。这两篇文章也被《读本》收录在一个单元。《促织》主人公结局无限风光，但《蛐蛐》的风格很悲凉。读到结尾，变成蛐蛐的孩子临死前对爸爸说：“现在，我的时候到了，我过了一秋，也该去了。”同学们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已经中学毕业的殷之光对这套书有一个生动描述：好像从前吃大食堂，只有这几样菜，早就吃腻了，就认为全世界的食堂都这么难吃，可换了一个食堂，哇，是自助餐，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太棒了！食堂原来也可以这么好吃！
其实，L教授从心底里认为，中国最需要读这套书的是农村孩子。城市孩子的读物很多，而农村孩子没那么好的条件，“我认为我们这套书把最好的东西提供了，能让他一下子提升到最高点！眼界哗就打开了。而且农村孩子没有别的书读，就可以拼命学，读多了自然就懂了。我在山区呆过，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读者，但我担心他们还是见不到。”
就在几天前，L教授刚刚给湖北巴东一个农村中学生寄去了一套书。
“我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认识的就送一套，帮一个是一个。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也许1万人只有10个人能读这套书，但救一个就是一个。”
这套书全价132元，平均10元多一本。同样的书比这要贵得多，这对老师们的收入是有影响的。但他们跟出版社提出，宁愿钱少拿点，也希望便宜一点。
“就是为了农村孩子。”L教授说。（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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