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华夏文摘上发表的鄙文后有一个跟贴:“其实汉人以卵击石的很少,64一镇压,也没有人自焚抗议,打倒四人帮,也没有人为毛主席洒出满腔热血.... 。头可断,血可流,关键时刻,还是不断不流D。一般呢,也就是山东人仗着人多,一拥而上,,然后,笑话上海人胆子小,西北人,也就敢欺负个回人,见到新疆人就有点怕。”从中国历史看,秦之前的古代民风似乎不是这样。这次中国出了一个杀恶警,憾华夏的小侠杨佳,大家都极为敬仰:用几千年前唱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慷然而去的荆轲来相比。为什么要用上古的一个英雄来比喻杨佳呢?可见在华夏土地上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猛士不但现代奇缺,前几朝也如凤毛麟角。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民风彪悍都如杨佳、武松,那么何愁华夏土地上恶官凶吏之草像现在这样狂生疯长哩!如果历史学家能够考证,中国的民风是怎样从古代的彪悍走到今天这样懦弱的,一定会对华夏做出史无前例的贡献。懦弱的个人标志就是在暴力的蹂躏下没有底线的忍耐,或者用华夏子民自己的话说“ 识时务者为豪杰” 、“ 保存有生力量”、“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 爱好平和”。懦弱的国家标志与个人标志正好相反,就是碰到国家问题时(尤其对小日本)不忍耐。决一死战和敌人不经一击的话愈说愈凶,愈慷慨,愈激昂。千万不说媾和,以免稀里糊涂地成了汉奸叛徒。其实一个民族爱好平和,压恶暴力,善良仁慈,就算胆小一些也没有错。一个民族耿直尚武,勇猛好战但公平受律,就算野蛮一些也无不可。在其中生活都不会太不快乐,可贵的是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真正可怕的不是懦弱或者勇猛,而是生活在一个表里不一,狡黠不实的民族之中。虽然这种表里不一也确实往往为情势所驱,情有可原。秦之后的政权高度集权和残忍使老百姓不得不“ 识时务者为豪杰” 、“保存有生力量”、“ 爱好平和”。想一想皇帝老儿旁边贵为国家部长级的干部都动不动就被拉出来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甚至凌迟处死,满门抄斩。在这样的威胁下,再彪悍的民族也彪悍不起来了。所以华夏民族变得愈来愈懦弱,实在怪不得民众。要怪也应该怪发明秦法制的那些思想家,使华夏在官强民弱的不归路上一蹶不振。但是狡黠不实就不那么可以情有可原了,怕打屁股,怕凌迟处死,怕满门抄斩,如履薄冰,人人有之,虽不登大雅,也无大碍。但是看人家被打屁股,凌迟处死,满门抄斩时在旁边喝采叫好,就很令人嫌恶了。这里显示的是一种与西方人文完全不同的短视和鼠目寸光,西方人通过维护别人的权利来保护自己,华夏人将防线从各人自扫门前雪,撤退到自己鼻子之下,只要打倒的、倒霉的不是自己,一律叫好。去年回上海探亲,发现很多大楼楼道的走廊上又脏又乱,而每一家的房内却是又整洁又漂亮,完全是两个天地。更令人注目的是每家的大门和窗户都装上了铁杆,防盗于门外,创造了与夜不闭户的贞观盛世相对视的胡锦涛各人不扫门外雪的铁门盛世。为什么杨佳杀警这么震撼华夏人心呢?杨佳杀警在狗吏狼差的淫威炙手可热的华夏大地上,在胡锦涛的铁门盛世吹起一阵久已生疏的凉爽古风,向世界堂堂正正地表明我华夏民众也不总是表里不一、狡黠不实的,我华夏男儿的血性尚在。如果没有杨佳,如果一个个生殖器被警察打掉,无衙门申冤,自己屁都不敢放,还要当顺民,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民族是不是已经堕入了虽生犹死的境界?这次杨佳拼命,是华夏绝迹已久的古风重现,大长我华夏民众的志气,尤为可贵的是虽然还有几个狗腿子在那里貌似公正,摇头摆尾地引经据典,杨佳不尊守法律,是暴徒等等,可是更多的民众已经不理这个茬,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华夏上下一片喝采声,这说明春秋时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精神又复起了。现在看来我华夏民众的正气仍在,我真为杨佳骄傲,为受尽狗吏狼差欺负的华夏民众高兴。这就是我集注全力,尽自己微薄之声为杨佳事情呐喊的原因。让我以三千年前荆轲的歌,为杨佳送行:风萧萧兮易水寒,草木黄落兮雁飞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风萧萧兮易水寒,别故土兮恋关山,风萧萧兮易水寒,魂魄有灵兮归故园。鸣呼!在杨佳的魂魄归去华夏故园之日,狗吏狼差们,想想看,你们魂魄归去之日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