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学的烂尾工程

冬学的烂尾工程 刘振墉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正在江苏省靖江中学读书。区里办冬学，学校选派了十个学生去做老师，我也是其中一个。

动员和培训地点，在靖城东北角的城隍庙大殿上。除了我们中学生，还有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总共约三十多人。第一天下午，由城区区委书记叶瑞生做政治动员；第二天再由文教负责人讲解办冬学的各项事宜，看起来很重视的样子。至于他们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留下。

与北方的大村落不同，靖江县大部分是长江弯道淤积而形成的，基本上是移民社会，村落都比较小。我被分配在城南约一里远的一个自然村，约有二、三十户人家。与村长接上头后，他领我去认识指定的联络人，确定了办学地点，以后有事就可以直接找联络人解决。

开学第一天，晚上借了一户人家的大房间。村上提供了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俗称美孚灯），屋里就显得亮堂了。人们出于好奇，来了十几人，主要是妇女和青少年，真正的青壮年劳力只有两三个。我做了必要的开场白，又将冬学课本（苏北行署的统编教材）发下去，接着闲谈、聊天，大家对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还是很关心。

每隔几天上一次课，以识字为主，不要求书写。其实，很多时间是在谈天说地。为了活跃气氛，我还特别请了一位会唱歌的同学，教大家唱新歌。尽管我认真负责，上过三、四次课后，来的人越来越少。我打听了一下别的同学，情况都差不多，有的甚至比我更糟。就这样勉强上了十次左右的课，前后约一个多月，实在进行不下去，我便打了招呼，不再去了。冬学无疾而终。

令人意外的是，在冬学任务布置下去后，领导再也没有指导、检查，不管不问。事后更没有什么总结，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表现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办起冬学，在识字教育和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交通断绝，遍地烽烟，工商活动几乎全部停滞，连走亲访友都很危险，人们只能窝在家里。天黑以后，如果村上有户人家点上一盏油灯，总能吸引一些邻居来交流战争消息，这就为办冬学提供了理想的氛围。由于共产党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深得群众拥护，再加上对日寇的同仇敌忾，所以冬学能办得卓有成效。

从一九四九年初起，苏北地区进入和平状态。人们出于改善生活的本能，拼命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当晚上拖着疲惫身体回到家中时，也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上冬学了。其实，“冬闲”这一概念是有地区差异的：北方冬天寒冷，农业生产活动少；但在江苏地区，冬天农村里也很少有人真正闲在家里的。时空有了变化，冬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我猜想，领导人出于惯性，将冬学任务布置下去后，才意识到这一教育形式已经过时了。但他们没有直接撤销，而是任其自行消失——这显然是对我们这些参与者的不尊重。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冬学”。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我却恰好参与了它的烂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