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贾福川老师 刘振墉
(感谢系列之）
那是文革最狂热的时候，在标语和口号的海洋中，最为突出的一条是:“红色恐怖万岁”！让人听了心中不寒而栗。
那天记不得是什么事，全校师生集中整队开到了市区，在市中心的一条大马路上，大热天的，整整齐齐的坐在地上等待通知。坐着坐着，感到后面有人捣我的背脊，回头一看，是贾福川老师。他指指我的屁股，我以为是裤子破了，或者是沾了脏东西！他看我一脸茫茫然的样子，只好点明了说：“不能坐在报纸上”。我抬起身抽出报纸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我的屁股正好压在大大的毛主席像上。赶快不动声色地将报纸折好，放到口袋里。好在没有引进周围的人注意，这件事，也就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再也没有与别人提起过。因为虽是小事，却可能被放大成天大的大事，身边就有两个实例。
我的一位同事，某年某日在清理实验室时，发现有个毛主席石膏像，已经断裂倒在办公桌上，他随手扔进垃圾桶里跌成了碎片。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被认为是对伟大领袖有深仇大恨的表现，于是关牛棚、挨批斗、吃耳光。
我的另一位朋友，是个迂夫子。文革开始后，有天在公共厕所方便，发现茅厕里漂浮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就向领导小组报告（此时旧当权派已被打倒)，头头们认为是一件“现行反革命事件”，成立专案组，对打捞上来的红宝书仔细检视，企图找到蛛丝蚂迹，可是实在找不到破案的线索，于是将报案人当做嫌疑犯进行了审查。审查的人还有神逻辑：“为什么别人看不到，就你能看到？必然是你先将红宝书扔下去，随即报告，以掩盖自己的反革命行为”。真是“秀才遇到兵（红卫兵），有理说不清”。由于出生地主家庭，又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被关押审查了好长时间。
我至今都对贾福川老师心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