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霸地主刘文彩是编造

　　刘文彩庄园陈列馆出炉真相：宣传部部长说真人真事不必要。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跷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 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 “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 ”、“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

　　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 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 “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着，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庄园档案67宗A38卷）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 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刘文彩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地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 “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像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着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庄园档案A37卷）。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草莽英雄。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

　　李光普之弟、刘文彩助手李育滋生平介绍。李育滋也是中共党外朋友，也曾掩护大批地下党员，也在五十年代被冤杀。

　　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 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其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绳索勒死》称：

　　大恶霸李育滋是刘文彩的忠实狗头军师，依仗刘家势力，残害农民，血债累累。1947年诬陷农民李国清偷他的手枪，要打死李国清，李母不从。又逼迫用绳子勒，李母又抵死不从。恶霸李育滋大发雷霆，竟狠毒地用麻绳将李国清勒死在树上。

　　李国清确实是被勒死的，但与李育滋原本并无干系，恰恰正是李母下的手。李国清是安仁镇上的一个小混混，李母实在管束不了，就托人在康定给他找了一份工。李母的如意算盘，是让他换个环境，重新做人。但李国清在康定根本待不住，没过多久又潜回安仁，依旧偷鸡摸狗。李母对他完全绝望。一天清晨，李母匆匆找到李家族长，说李国清昨晚总算归家，现在还在睡觉，能不能趁机把他抓住，给他一个教训。族长就带人赶过去把他捆了起来，交给李母处理。李国清纵然被擒，仍桀骜不驯，骂不绝口。李母和李国清妻子伤心之极也愤怒之极，就把他捆在树上，用力从两边拉绳子，威胁要弄死他。岂料一时急火攻心，竟弄假成真。等发现李国清身体滑倒在地，两个女人才如梦初醒，

　　飞奔过去把他扶将起来，但悔之晚矣，李国清已气绝身亡。而此时，李育滋正在安仁镇上的公益协进社喝茶，毫不知情。李国清固然死得很屈，哪知道三年后会扯上更屈的李育滋，曾屡屡让地下党逃出生天的李育滋求生无门，以至家破人亡。当然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题名《百罪图》的另一个中共党外朋友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着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阵亡参见《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

　　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 “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 ”；尽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庄园档案67宗B4卷）。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像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庄园档案67宗B4卷）。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 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 “张二嫂怒砍丈田弓”、 “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 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庄园档案67宗B4卷）。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 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