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米如何上了千家万户的饭桌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两千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一千多万吨。

　　丰年警言

　　过去七年，中国粮食生产画出了一道上扬弧线，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七连增。

　　联系到2010年年初的西南五省份百年难遇的干旱，年中中部数省洪涝滔天，大灾之年大丰收，不可谓不是奇迹。

　　然而，12月底落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却在欢呼奇迹的举国氛围中，难得冷静，粮食生产维稳仍被列为明年“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

　　平心而言，对于中国，用世界9％不到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的旧压从未轻松，而粮食安全的新忧已经次第而来。比如极端气候频发，甚至南北同旱同涝的生 态环境，比如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免扭曲耕地的占补平衡政策，比如灌溉危机、土壤污染、农药化肥的依赖从未缓解，当然还比如国际粮价波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等国际国内、社会政治因素无不困扰。粮食盛年需奇迹，更需警言。

　　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们将2010年年度绿色调查锁定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求面面俱到，只观绿色维度，我们不进谀词，只提诤言。

　　我们深入中国粮仓一线，传递稻香谷粒真实的忧虑；我们多地辗转，面聆权威学者清醒建言，我们还扎进历史，知过往得失，方晓今日忧患。

　　因为中国只有粮安天下，才能继往开来。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两千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一千多万吨。湘江边的产粮县湘潭则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种粮者吃不上粮？

　　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

　　纵然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74岁的响塘乡长安村农民黄运升如今却得祈祷：吃上自家种的稻米。

　　在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湖南省湘潭县，这本不应成为奢侈的愿望。这个传统的双季水稻栽培区，拥有耕地面积101.4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偏爱的示范基地之一，这里还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

　　11月正是晚籼稻收割的时节，湘潭县早早开始了收购。但黄运升今年收成不好，每亩地只收了三百多斤，最后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出去，“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收，自己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

　　他认定这一切都与近在咫尺的锰矿区有关。黄运升回忆说，自上世纪50年代湘潭锰矿开发以来，原本宁谧干净的山区，“整天灰蒙蒙的，空气不干净”。在他的田地旁，三四条陈旧的铁轨横亘而过，沿铁轨两侧，烟囱和挂着锰业公司标记的厂房赫然包围着村庄。

　　工业带给这个乡村的烙印，并不仅限于天空。黄运升说，种地也开始出不了谷子，长安村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陷入倒退状态。以自己为例，作为最早使用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农民，“早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现在只有两三百斤”。他的田地离矿区尚有一定距离，“离得最近的，常常颗粒无收”。

　　产粮大县，竟有村民吃不上自种的粮食，湘潭市一名政协委员为此专门提出了议案。响塘乡政府很快查明了原因，在2007年递交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秘密被第一次揭开。

　　报告称，由于“水系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无法耕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减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其中长安村便有549.3亩，完全绝收的面积又几占一半。

　　由于长期矿产开采，当地的灌溉水源严重缺失。长安村的村民回忆，村中原有个清水塘，水面面积有30亩，为周边良田提供灌溉。但2000年池塘开始渗漏，到2005年夏天便完全干涸，导致周边农田无法灌溉，颗粒无收。现在，人们不得不从混杂着工业废水的沟渠中取水浇田。

　　“土壤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矿山、冶炼、污水灌溉与污泥的施用。”中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其中尤以污水灌溉和矿山冶炼的累积为重点，“可以断定，长安村粮食的绝产与此有很大关系”。

　　2009年发生的浏阳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让村民们将自己种出来的稻子与新闻中所说的“镉米”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炼锰或许不会带来更多的镉污染，但矿区长期存在的非法炼镍却可能是元凶。

　　“重金属一旦进入环境，尤其是进入土壤—水稻系统中就很难排除。过量的重金属在水稻的根、茎、叶以及籽粒中大量积累，不仅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及整个农田生态系统，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及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有村民甚至找到了一篇题为《土壤—水稻系统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现状和展望》的学术论文，越对照越笃信。

　　政府只能实行补偿，但黄运升说，即使按照乡上建议的每亩1440元补偿标准，“拿到的钱还是不够买米”。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他们先是将收获的谷子卖给粮食收购站，然后自己再去购买外地来的商品粮，“自己种的稻谷即便能卖，也就百斤120元，而一斤东北米的价格至少是1.8元，但我们只能照买。”一位村民无奈地说。

　　

　　绿版记者深入三大产粮区路线图 （肖遥/图）

　　“镉米”暗涌，等待无期

　　“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

　　古语云，“湖广熟，天下足”，但现今在稻谷丰收时，湘潭部分村民们的忧虑挥之不去。

　　毗邻响塘乡的响水乡，稻田的重金属污染亦颇为严重。湘潭市国土局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2008年曾做过专项调研，结果显示，响水乡稻田重金属污染面积占水田总面积的68.84％，其中尤以镉污染为最重，“镉污染导致水稻产量和品质下降”。而其中的规律是，“距工厂或湘江越近，污染越严重”。

　　位于湘潭县城易俗河镇的红燕山矿区，现在已被列为湘潭重金属土壤修复试验区。矿区52岁的村民张新民，以他工作的湘潭红燕化工有限公司为例，“过去洗压滤布、漂洗氧化锌后的含镉废水，就曾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农田”。

　　与工厂为邻的人们，开始将所有的田地抛荒，宁愿将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安全的粮食。

　　不要说稻谷，连易于生产的蔬菜也罕有人敢吃。由于重金属污染，当地的菜园中，总会结出些奇形怪状的变异果实——瓜架上的丝瓜会突然爆裂，黄嫩的丝瓜心从里面探出头来；连湖南人最爱吃的红辣椒，也出现了一个个朽洞，干瘪得毫无滋味……

　　整个湘潭市的情况一度很不乐观。湘潭市农业局一位退休干部称，2002至2003年，市农业局曾对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等下属七个乡镇27587公顷耕地的主要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进行了检测评价。

　　这一至今未对公众完全公开的结果是，稻田土壤污染严重——雨湖区重金属镉超标，岳塘区镉、汞严重超标，荷塘、昭山两乡5个土样汞超标1.63倍，镉超标4倍……“虽屡经治理，但情况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善。”上述干部坦陈。

　　“湖南耕作区的土壤多为红壤和山地黄壤，都是酸性或强酸性。重金属污染更容易在酸性土壤中被吸收。”湖南一位土壤专家说，“重金属污染在稻田中累积，因为水稻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而传递到稻草和稻米中。”

　　湘潭市环保局一位人士透露，市环保协会曾牵头与湖南省农科院、中南大学一起负责一项全市重点镉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当时的申请报告给出了一个骇人的数据，“湘潭市境内湘江两岸至少有5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镉污染，在被污染的土地生产的不少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食用这些农产品的群众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而据更早前的权威部门检测，受湘江水灌溉影响，湘江两岸的土壤、作物镉含量最恶劣时超标1倍至11倍，检测的稻米样本中已形成“镉米”的占50％。

　　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十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担忧，“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

　　最后，湘潭启动的修复项目建议，对业已超标淀粉类的农产品加工成燃料酒精；而受镉污染的农作物枝叶秸秆则用于生物质发电，竭力避免进入食物循环链。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前的2005年，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首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调查数据仍未见公布。

　　而问题在于，等待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并无相关的稻米检测机制，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