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会笑?白活了.
1984年，当世界银行的迪恩•贾米森（Dean Jamison）及其同事应邀为中国评估卫生政策时，中国的高血压患者约为5000多万。
他们当时给中国政府提出过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控制盐的摄入量和控制烟草消费等，以避免高血压等慢性病发病率的过快上升。
但不幸的是，昨天他在北京举行的健康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的高血压患者已经超过1.6亿。
“这种上升速度令人失望”，贾米森对《财经》记者表示。
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不断增长。如今，中国80%以上的死亡均由慢性病引起。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诱因，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高盐饮食、吸烟、身体活动减少等高风险行为的急剧上升。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警告说：“在中国，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高血压控制率不足一成
对于慢性病而言，预防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但最近20多年，中国恰恰忽视了预防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例如，目前每位中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的食盐约为12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量的两倍；中国的香烟生产与消费量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全球每三位吸烟者中就有一位是中国人。
此外，高血压不仅是一种症状，本身也是一种高危因素，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但是，中国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水平都很低。
饶克勤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博士等人在今年10月出版的英国《柳叶刀》杂志中国特刊发表论文指出，仅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患者在被检查出来之前知晓自己的血压状况。也就是说，有上亿名中国高血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
目前，中国高血压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仅为四分之一。至于有效控制率，则更是不到一成。饶克勤说，降压药物并不贵，一瓶几元钱，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的血压状况，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坚持服药。
在此次主题为“慢性病预防与控制”的高层论坛上，纽约市卫生局局长费和平（Tom Friden）称美国在控烟方面的表现“不及格”，因为试图戒烟获得帮助的烟民仅为20%。相比之下，中国试图戒烟的烟民仅为5%。
如今的中国，正陷入以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泥潭之中。刘远立和饶克勤等人那项针对中国卫生系统绩效的定量评价研究还显示，如果把灾难性医疗支出和因经济原因造成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的情况综合起来，估计2003年约有4.38亿中国人口经历过看病贵和看不起病的问题。
刘远立对《财经》记者说：“这个发现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民众对于卫生系统很不满意。”
卫生部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的疾病经济负担约为2.36万亿元，其中慢性病占到了约三分之二。
慢性病为何被忽视
在中国，慢性病控制之所以长期被忽视，与各种因素有关。这当中，政府的角色缺位最为关键。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阿拉·阿万（Ala Alwan）对《财经》记者说，政府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例如烟草消费、膳食不合理、身体活动缺乏等，采取各种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他还强调，这些政策措施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参与，仅依靠卫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
但在中国，一些政府部门似乎并不怎么关心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此次由卫生部、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健康与发展高层论坛，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论坛邀请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委的司局级官员，希望他们参与对话和讨论，但除了北京市和杭州市下城区的地方官员，以及一些部委的研究人员，几乎没有部委官员出席论坛。多位参加论坛的卫生专家和经济学家，对此深表失望。
即使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内部，慢性病的地位也相当尴尬。
SARS危机之后，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急剧增长。不过，这种投入增长似乎更多局限在艾滋病等传染病领域。无论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还是在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部门的经费，都只相当于艾滋病部门的零头。
慢性病可能影响医改
很多专家担心，慢性病导致的经济负担可能危及医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和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等人在《柳叶刀》中国特刊发表论文称，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及经济负担，给中国最近宣布即将开展的卫生服务改革带来了巨大压力。
饶克勤也告诉《财经》记者，他和同事的研究表明，2005年中国各种疾病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占GDP的12.9%，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将占到GDP的20%多。
作为医保基金的直接管理者，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巡视员张大发的忧虑更是溢于言表：“现在医疗支出的增长太快，北京市每年门诊方面费用的增长幅度就超过了20%。我们十分担心，（这样下去）医保基金会出现窟窿。”
而无论是疾病经济负担，还是医保支出的增长，都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慢性病。
为了减轻慢性病带来的压力，北京和杭州等地方政府已经着手慢性病社区干预的尝试。
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在此次论坛上说，该市投入了1亿元，将健康饮食健康读物和定量小盐勺等免费发送到市民手中。
张大发也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正在一些社区中着手推行“知己健康管理”，即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进行生活方式管理和干预。张大发自己就随身佩带着的“能量监测仪”，可监测他每天的能量消耗情况，以判断身体活动量是否达标。这个BP机大小的仪器，正是慢性病社区干预的手段之一。
从2008年起，在医疗保险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这种干预的北京市退休人员，若完成连续三个月的强化管理，每人每年还可报销100元。
另据杭州市下城区卫生局局长蔡延平介绍，该区在2008年按照人均35元的标准落实了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专项经费，主要用于社区的慢性病综合防治。
不过，像北京和杭州这样开始重视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在国内并不多见。显然，经济状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蔡延平对《财经》记者说，决定慢性病预防控制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经济状况，而是认识水平，“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条件那么差，卫生成就不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吗？”
多位专家表示，在今后的医改中，切不可再忽视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政府要出台并真正落实适宜的政策措施，并投入大量经费。毕竟，这是保证中国医疗费用和医保支出不致出现巨大亏空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应该是医改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