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国的性教育

    因在街头接吻，被抓进牢里去的事，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这却是真实地发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爱情是严重的“违禁品”，“性”则尤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却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黄色”手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性启蒙读物。
    
    为了读到它，青年们会背负道德重负，甚至牢狱之灾，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有着赤裸床戏的《色，戒》已能在电影院上映，隆胸广告中的女郎也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段向电视观众搔首弄姿。这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已经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抄《少女之心》抄肿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曼娜有着遏制不住的两性冲动，在性和心灵方面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开始在民间传播。
    
    上海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天亮的时刻，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读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长，不到一万字，平时练就的速度，让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读完了全书。
    
    “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
    
    在当时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称之为“文革第一淫书”，这让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觉。“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学，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少女之心》，流传非常广，因为说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领神会。不过，《少女之心》并没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张宝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当时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没有读过《少女之心》。不过，他讲了一个细节:“在工厂值夜班时，我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在休息室的隐蔽处神侃，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少女之心》，我当时比较传统，作为生产班长，还出面阻止了他们”。
    
    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少女之心》在当时甚至引起了轰动，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还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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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曼娜普及性知识
    
    
    
    不过，围剿并没有让《少女之心》的流传受阻，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需要它。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最激烈的一次，动了刀子，结果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
    
    “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
    
    
    
    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