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现状

北京，位于二环附近的一套复式楼内，灯光是橘黄色的，一对年轻的Gay（男同性恋者）刚刚在这里举办了婚礼，宾客的祝福还贴在墙上。来自美国的两位市长赶来参加庆典。西好莱坞市市长JohnDuran带去了他相恋九年的男友，他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John拍着男友的肩膀说，“九年以来，我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争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同意对方，但是我们的爱让我们每天在一起。”他希望今晚的新人也能相伴到永远。

不过，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权利，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化也日益明显，并且将成为此后的主题。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互联网把他们推到现实中并组织起来，”中国知名的同性恋网站爱白网负责人冰蓝说，“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而艾滋病干预专家、马丁奖得主张北川教授介绍说，“现实中，同性恋社群组织数量也非常庞大。打着艾滋病防治旗号做事的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今年7月，张北川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全国100多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碰头，性情高涨，并商议成立一个制度化的联盟，“用来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协调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锐化的矛盾。”

“这是中国同性恋社群从匿名的虚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进程，”张北川说，编织于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网络已经浮现。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清楚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历史的人士来说，则有了一份担忧。

启蒙时代的地下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点”的活动星罗棋布。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58岁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说，“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

童戈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早期，他以“童戈”为笔名写同性恋小说。2004年之后，因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转而研究“自己”。当两本厚厚的专著《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出版后，他成了同性恋社群的专家学者。

他观察到，当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点”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为城市中同性性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站出发，再往前———崇文门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厂，再往前———贵宾楼，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门，其东西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因一部由王小波编剧，张元执导的同名同性恋题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线并不到此为止，直拐往前走，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8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而此时，经历过“文革”的一些知识青年重新走入学界后，试图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社会问题。

1989年，国内发生了几件事情：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后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好奇心，继而与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王小波合作开始了对同性恋的调查；在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也开始了《同性爱》的写作。

这些表面看似孤立的事情，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同性恋。

隐蔽“同志”破茧见光

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建立，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与两位社会学家不同，张北川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是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按照他的说法，1988年，他在医学院的启蒙老师因同性恋身份暴露，招来诸多批判。当日他目睹了“这位优秀的老教授在楼顶上嚎啕大哭，一度想跳楼自杀后”，决定用科学寻找答案。1994年出版的《同性爱》则奠定了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

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张北川位于青岛黄台路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老教授———秦士德先生。秦教授已经70多岁了，他的同性伴侣也在4年前去世，往事重提，老人倒是十分豁达和从容。一位记者问道，“秦老师，你一生过得幸福吗？”他回答说，“我是幸福的，我的一生是按着我的意愿生活。”

然而，在1997年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同性恋者敢站出来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当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它的作用就是告诉隐蔽中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98年，热线号码在广州《希望》杂志上公布之后，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而张北川创办的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也开始运作，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发行。从最初的几千册到如今的近2万册，涵盖了全国53个城市的同性恋者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这为日后形成的数量庞杂的志愿者小组夯实了基础。

这一年，大洋彼岸的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开始对张北川捐赠。而当时这位皮肤科大夫却战战兢兢将钱存起来，不敢动用一分一毫。直到2002年，他用这些钱，资助全国各省会城市有“公益心、愿意干事的Gay”成立了15个志愿者小组。在中国同性恋社群中，这也是比较认可的早期的同性社区网络。

“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是功不可没的，”张北川说，“这个人叫陈秉中，是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原来是卫生部的一个副司长，他挑起了一杆旗。”

翻阅历史，陈秉中也是被现在社会所忘却的一个人。1992年11月22日下午，他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3年，在他主编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陈秉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章，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有关同性恋人权的保障问题。

文章发表后，当年8月20日，59岁的陈秉中接到了卫生部下达的退休决定书。紧接着，中国健康研究所又接到上级命令，向全国各地发函紧急回收刊登“同性恋”文章的第8期杂志。

在陈秉中离开岗位的第二天，他“最重要”的下属———万延海也被勒令搬离宿舍。这位年轻的体制内的医生，离开之后，在磕磕碰碰中，创办了北京爱知行项目。并利用从媒体朋友那里得来的信息，做成简报，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同性恋聚集地分发，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同性恋志愿者网络。

第二年，当张北川的专著《同性爱》出版后，他们碰头了，万延海感慨说，如果这本书早一年出来该多好啊。因为在当时，他们还找不到同性恋的理论依据。

“这也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同性恋话题还是个禁区，”现在的万延海，已经是中国同性恋社区里的知名人物。由他创办的北京爱知行项目，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和张北川的《朋友通信》项目，相互辉映，一直是中国同性恋运动中的中坚力量。顺着这两股力量，其间蔓延了中国早期更多的同性恋志愿者小组。

而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志愿者小组的兴起，他们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龃龉的乱局中。

同性恋社群初现端倪

1999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比这早一年，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秘密召开

接下来，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壁垒，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艾滋病防控体系当中。

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卫生部门报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交关系的男人。1998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已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3340万人。据卫生部门公布，中国国内的携带者已达30万-40万人以上。

张北川记忆中，政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同性恋社群，是在1998年12月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艾滋病干预措施（国际）研讨会上。他受邀做了关于Gay的发言，来自天津的童戈则在那次会议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事情又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止状态。

直到1999年第131届香山科学会议召开。这是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在1993年创办的一个“研究前沿问题”的制度性会议，所谓制度性，即在香山饭店设一个常设机构。由数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负责，并记录每次会议。通过他们的侧面观察，给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形成一份报告。

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在会议上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由童戈等人起草的《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提交到卫生部部长手中，这是第一份让政府承认同性恋社群在预防艾滋病中作为志愿者的文件。

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鲜为人知的是，比这早一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1998年秋天，北京同性恋者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会址是在香山大觉寺内。

参与并组织了这次会议的甄理回忆说，“香山大觉寺会议的背后，是两个香港人———周华山和卢健雄的身影。”

在“万马齐喑”年代，香港始终是内地“同性恋者”遥望的“圣地”。“同志”用于称呼同性恋者正是从香港传进来的。1998年和1999年，香港同性恋社团召开的两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已经出现了内地同性恋代表的身影。甄理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同性恋社群最为活跃。周华山和卢健雄两人功不可没。

这年秋天，周华山和卢健雄联系上“BP机同志热线”，通过热线早年铺开的网络，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同性恋者，在北京香山大觉寺召开了秘密会议，分享香港的同性恋社区发动经验。而至今活跃在同性恋社区的，有相当部分人曾参与过这次会议。

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是：此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告诉记者，他和“同志”们，以约定聚会的方式，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同志”酒吧。比如三里屯的“CityBar”和“HalfandHalf”。

“点”之后的网络时代

“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使中国同性恋社群呼之欲出的，是互联网开始进入了这个最为古老的文明大国。

1998年8月，北京同性恋社群尚在萌芽中，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此时，他已经“忍受了一年多9.6k的拨号上网网速”。

这个名叫“广州同志”（www.gztz.org）的网站，首先改变了同性恋者们躲在公园的阴暗处徘徊的习惯，它让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变得如此便捷，又可以真心坦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联系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性恋者们”。

这也让“点”作为同性恋主要聚会地的功能开始衰退。到今天，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的“同志”来说，互联网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聚集场所。

通过网络、电子邮件和公告板，中国同性恋者可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交流和联系。当网络进一步发展时，一个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开始出现了。

到2001年11月，万延海在北京召开“中国首届同性恋者网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讨会”时，中国同性恋者网站数量增到了250多家。这期间的同性恋者网站为其访客提供了极为详尽的同性恋生活指导。“交友是这个社群最大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诺哲说，网站中的交友专栏，永远是最火的栏目之一。

1999年初，一对同性恋恋人大K小K在厦门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并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爱情白皮书（简称爱白网）。这个网站到后来改变了中国同性恋者网站单一的形态。

起初，他们的内容类似现在的80后们热衷的博文，充斥着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即便这样，大K小K的爱情还是让旁人羡慕不已，他们那时已经通过了双方家长的认可，并住在一起。

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追随者，一年之后，两人移民加拿大，爱情白皮书交由志愿者们维系下去。

大K小K的故事，在同性恋社群里，有着神话般色彩；而爱情白皮书则开始转型，在现实空间里为同性恋社群文化和公民意识积极倡导。

“除了交友，谈情感，同性恋社群还应该有所作为，”爱白网现在的负责人冰蓝说。这个夏天，奥运会各种赛事正在进行时，他坐在冷清的人民大学校园的一套房间里，那是2005年11月成立的爱白北京“同志”图书室。在这里，存放了他们收集和整理的同志相关的图书资料和历史档案。

“青年同志是中国‘同志’运动的中坚力量，”冰蓝说，基于此，2006年成立的爱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为成都及周边地区的青年“同志”（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提供了自我民主管理、锻炼志愿者能力和领导技巧的空间。

毫无疑问，年轻的“同志”更富有激情，一名从新疆大学退学到北京发展的拉拉（女同性恋者）白咏冰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同性恋者们组织一次公开的大型活动。

除此之外，爱白之所以有如此倡导，是因为看到了在互联网这张无形的网的背后，一张有形的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化趋势。

冰蓝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者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者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在天津，记者找到了这张网的一种组织方式。这是在一个生活气息极为浓厚的大型小区内，天津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协调人嘎嘎坐在一台电脑前，为记者展示了网络在同性恋社群中更为广阔的前景。他点开聊天室，屏幕上顿时被密密麻麻的头像占据了。“700多人的聊天室”，或许在现实中，召开这样的大会也罕见。

如果仅仅是想找陌生人说说话，或许跟普通聊天室没什么两样。在这个屏幕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主持人和演讲者在台上发言，同时，任何一个人想要发言的，镜头一切换，台下的都是你的观众了。这个聊天室从2005年开通至今，曾邀请过张北川、童戈等人同各地同性恋者互动交流。

目前，这个网络正在复制，它的开发商———DOSHOW公司营销经理林蓉告诉记者，通过与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合作，他们将面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群组织免费开放若干60人房间使用权，并视情况免费升级100/150/300人空间，以推广同性恋者NGO组织公益工作的开展。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恋组织都组织起来，形成一张大网络，”嘎嘎强调了“组织”这个词，并认为十分可行。

他说，“试想吧，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防艾大旗下的志愿小组

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现实中则更为混乱。

政府的试水和观望，在2005年之后终于行动起来。一般的说法认为，中国在1997年取消了“流氓罪”，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性变态”中剔除出去，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社团之间有了合作的基础。

张北川回忆说，2005年11月，由中国疾控出面，召开香河会议。与会的各个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各省的Gay参与会议。这种联席会议之前也召开过几次。

事实上，一个更大背景是，此时，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进入了中国。

2002年，中英项目的启动，使得各地志愿者小组日益增多。而在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志愿者小组全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初步统计，中国目前应该有300多家志愿者小组，”张北川说，“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轮了，盖茨基金也开始进入了中国，这些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比如各地疾控中心（CDC）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个志愿者小组。”

CDC和志愿者小组之间，有着复杂而纠葛的关系。“CDC是通过志愿者小组来开展工作，有些是招募当地已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有的则是CDC自己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嘎嘎说，“比如天津，几年前，天津同性恋志愿者组织只有深蓝和另外一个同性恋者网站，到今年第六轮全球基金进入后，则一夜之间冒出了10多家。”

与张北川《朋友通信》项目组资助的志愿者小组不同，基金之下应运而生的小组，目标明确———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数据。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放避孕套和动员MSM（男男性行为）人群前来抽血检测。检验结果可以显示艾滋病在某个区域的大体情况。

“操作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拉到一个人去抽血检验，被检验人可以得相应的报酬，而志愿者小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江华医生说，“这样做的后果变成在买卖一种标本，同一个人可以重复或者到不同检测点来抽血，重复采量得到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等于在造假。”

在过去的几年，成都爱白青年同性恋者活动中心几乎是唯一不参与MSM人群检测的组织，“没办法来保证咨询的质量，盲目推行的话，将是一个灾难。”江华说。

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而成都也超过了10%.

在离开重庆时，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男同性恋者）拉着记者的手说，“拜托你一定要呼吁，已经很严重了，其实我是知道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

“一般说来5%就已难以控制了，”张北川解释说，“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好些年了，这么多志愿者小组，事情也都在做，但形势却非常严峻。”

“告诉他们如何防治，更甚于抽血检验，”江华说，“检测前的咨询，往往被忽略了，而检测之后，只给一个结果，所有事情都完结了。”

在青岛，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互助组织，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写给市长和卫生局长的一封控诉信：“青岛市CDC仅是在发现HIV感染后对感染者进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调查，没有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感染者进行随访，未提供治疗知识和健康咨询，也不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疗经验的平台。”

“CDC不可能像同性恋组织那样，为社区尽心做事，他们要的只是检测数据。而志愿者小组之间又狼牙交错，为了争夺资源，彼此倾轧，”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大多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是在干一件事———拉人抽血，”

“纪安德”的前身正是“BP机同志热线”。2002年，创立热线的元老转向中国女同性恋运动，由于没有“艾滋病”这样招摇的旗号，中国的女同性恋运动，尚在艰难起步中。

但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比如甄理）也承认，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项目培训、考察交流，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之间，往来频繁，而且意见趋向统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基金乱局

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摩擦、指责、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

“混乱是有根源的，追根溯源，可以很清楚看到四股金钱的流向。”甄理悠闲地坐在办公室说。早年活跃的他，从2002年后就脱离了同性恋组织之间的纷争，他现在的身份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公民社会项目协调专员。啜了口茶，他说，“乱源是：张北川的福特基金、杜聪的智行基金、万延海从国外带回的基金以及通过官方渠道的国际基金。”

中国同性恋社群浮出水面并走向组织化的过程，其动力也正是这些“乱源”。这次采访，恰逢《朋友通信》十周年。十年对于张北川来说，或许是满头青丝到银发的变化，但对于中国同性恋者们来说，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他们吸取到了养分、力量，并且茁壮成长。

另一股“乱源”来自万延海，这位年轻的医生，在早年干了件“极不光彩”的事———让公安局去抓捕同性恋者来配合研究，这使得他成名之后仍被人诟病。

但在此之后，他却“因从事同性恋运动”也被公安局短暂关押，他因此感到愤怒，并先后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看到了网络带来的神奇变化。

2005年，再次从美国回来的万延海带回了大量资金，他说，“基本上，今后做同性恋社群活动，自己不用挨饿了。”接下来又强调说，“国外各种基金会纷纷找上门来的。”

在张北川的叙述中，有了钱的“万医生”，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扶持一派志愿者打倒另一派志愿者，他想控制社区，“举民主之旗，行独裁之事，”张北川说。

“这样的话无需辩驳，你只要看看，在这个人群当中，谁在实实在在做事，谁在夸夸其谈，”万延海反驳说，“我们发放的安全套是最多的，我们发放的心理学的读本、法律的读本是最多的。中国女同性恋的整个运动的发展，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是我们。”

两位在90年代初结识的同性恋社群专家，聊到彼此，时常龃龉相向。

事实上，基金乱象是表，内在的原因在于各种基金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以及缺乏真心真意为同性恋社群做事的人，甄理评价说。

2005年3月，香港智行基金会在内地开展工作三年后，张北川向联合国举报称，“智行基金会在开展艾滋干预工作中，存在志愿者小组间制造混乱，以及财务不透明等恶劣行为。”

这使得基金乱象开始公开化。不久，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了《关于张北川举报智行基金会的调查结果》，否认举报信上的指责。但一位内部人员告诉记者，此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很慎重在中国开展项目，“至少与智行基金之间的合作明显减少。”

类似的指责信，智行基金会在2007年9月也写过一份。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在给西安同康工作组安然的信中，指责后者对于志愿者小组间的摩擦、山头主义（抢占地盘）以及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

安然回复说，实际上是智行基金会利用提供工作经费，许诺配备笔记本电脑，将同康工作组的一名负责人挖走，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试图分裂和瓦解同康工作组。

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摩擦、指责、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各怀心事，它对社区发展不发展根本不在乎，有些人就是拿着钱组织一些人培训，完了之后就不管了。”甄理说，他挺怀念“在之前那个年代做同性恋社群工作的人，有公益心，也很单纯。”

联盟，大势所趋？

“建立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制度，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同时也调解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各种乱象，在表达一种缺陷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告诉你，这个圈子有多繁荣。张北川说，大浪淘沙，终有时候。

但有时候，靠自然的进化到达自滤难以实现，或者说相当漫长。“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去与别人分享什么。”在2004年，一批民间组织准备在西安发起成立联盟（当时叫协作组），正当这些活跃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开始商议如何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时，因为资金突然撤走而搁置。

今年7月份，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后旧事重提。他们认为，中国同性恋运动发展到现阶段，（成立联盟）正是时候，有着很坚实的基础了。

在采访中，不止一个跟CDC合作的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在聊完以“抽血检验为指标”的工作后，私底下对记者说，“我们在跟CDC合作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做同性恋社群的能力建设，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纯粹些，毕竟，艾滋病防治不是同性恋社群的全部。”

这种“私心”在南京会议上更为明显，成都同志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介绍说，“南京会议本来也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召开的一个官方性质的会议，是在会议之后，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坐在一起，商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制度，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同时也调解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王晓冬负责起草联盟的制度章程。记者在成都和他碰面时，这位执笔人有些尴尬：“其实，到现在也没底，还没开始起草。”

“乱象皆因资源而生，这个联盟应该不会去插手资源的分配，只是去调查志愿者小组之间纷争的经过，然后形成报告，也不评判，事实摆在那里，是是非非一目了然，”王晓冬设想说，“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做好防治艾滋病工作。”

而此前据媒体报道，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会长戴志澄也曾表示，同志运动组织化是必然趋势，一方面政策允许，另一方面有国内外大量防治艾滋病项目的支持。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并不是所有声音都是一致的。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在艾滋病问题下面的一些小组形成的网络，不是同性恋社群的网络。“很多志愿者小组，都是应艾滋病而生，也可能因为艾滋病资金问题而灭。”

郭雅琦焦虑同性恋志愿小组已经在同性恋社群之上形成了另外一个圈子，“它们并不能代表同性恋社群本身。”

万延海则抱怨被排挤在外，“要建立一个联盟机制，最基本应该透明吧？恰恰我们这个机构没被邀请。”

另一个邀请函估计他也还没有收到。今年是张北川创办的《朋友通信》十周年，项目组准备10月份在北京召开一个大型庆典，全国各地一些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组织早已受邀参加。

中国同性恋社群里的专家、活动家、志愿者、艾滋病感染者齐聚一堂，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有组织化的迹象在里面。

“不论怎么说，中国同性恋社群的组织化，是个大趋势，”张北川说，“这种大趋势将随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很难突破公民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同性恋“出水”记

●1989年，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同年，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陈秉中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7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

●1998年8月，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24岁的英语系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广州同志。

●1998年秋天，北京同志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

●1999年初，一对同性恋恋人大K小K在厦门建立爱白网。

●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200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MSM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后酝酿建立中国同性恋联盟。

ZT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