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将食品监管纳入法制轨道。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昨天上午提请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首次审议，北京将对危害市民餐桌安全的不法行为下“猛药”，草案规定了18条处罚细则，还成倍提高了罚款额度（7月25日《中国青年报》）。
食品安全的问题实质是经营者对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利的蔑视。法制的真正威力，在于维护个人的权利保障个人的独立而带来的有力，过度地依仗罚款“猛药”等公权力并不代表法制的有效。
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着拥有罚款职能的工商部门，人们习惯于受侵害后法庭上见，食品安全问题上，个人而非政府是维权的主体。坦言之，我心中的食品安全也在于个人的有力，而这无非是实体上的授权与程序上的保护。所谓实体上的授权，像国外所做的那样，当你不幸地遭遇食品不安全的事件时，你也幸运地发现自己“发财”了：相关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动辄天价，让你所受的精神与物质损失得到足够抚慰，这样的惩罚也足以让经营者一辈子后悔。这显示了一种真正的公正，间接地保护了社会秩序。而国家罚款，固然打着维护公共秩序的大旗，但是真正的被害人却被遗忘，其实质是以公共秩序压倒个人权利，最后又因为个人权利被漠视，而公共秩序也无法得到充分保护。
当然，实体上的权利规定得再美好，其实现还是依赖于程序上的权利保障。首先，消费者的知情权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公民能够很方便地得到与自身有关的消费信息，比如原料的配方与来源，必要的消费警示等等；其次，公民还应该有充分组织起来的能力，松散的个人难以直面组织程度非常高的商品生产者，民众能够组织起来参与维权，相应的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可以进行公益诉讼。然后，还要有举证程序上的特别保护，很多食品致害的复杂性告诉我们，采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生活策略是正确的，而这样的生活策略的书面解读就是将举证责任交给经营者，由经营者举证无害，凡不能举证者承担败诉责任。
国家的罚款只是对于公民权利保护的补充，而不是公民权利保护的全部。只有全体公民有力了，法制才更有力，否则再严厉的罚款，也将只是一只纸老虎。当前很多领域出现的问题，并不在于罚款不多或领导决心不大，其根本在于权利者的软弱，只有认真的赋权，才会让侵权者敬畏。
□邹云翔（江苏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