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金庸:香港人怕什么?

金庸：港人宁怕老婆不愿怕政府

新京报

认为香港法制观念很强，回归后新闻自由并未受控制 　　■人物坊 　　金庸 　　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人。他1948年进入《大公报》，后去香港。 　　金庸31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2年封笔。他35岁创办《明报》，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现在剑桥大学研读中国历史。 6月14日，在港岛北角的办公室，金庸挥笔写下“香港精神”。本报特派香港记者徐春柳摄 　　邓小平曾问我香港人的意见 　　新京报：回归十年来，你觉得一国两制具体落实得如何？ 　　金庸（以下简称“金”）：一国两制实施得很好。我觉得这么多年来，香港整个经济生活变化很大，但是基本制度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跟内地上海、广州都不同。 　　新京报：1981年你见到邓小平，关于香港的前途问题，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呢？ 　　金：我见到邓小平，他问我香港人的意见。我说，香港被帝国主义强行占据为殖民地，香港人还是很爱国的，很愿意香港回归祖国。不过，大家过习惯了资本主义生活，可能接受不了社会主义生活。他问我，香港人是不是很怕回归中国？是不是那些大资本家有钱人要移民？我说，他们最怕你们把他们的财产充公。邓小平当时表态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收回香港是一定要收回。但用什么方式管理，还没讨论完”。 　　新京报：后来，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后，你对它有着怎样的评价？ 　　金：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我参加基本法的制定。当时，邓小平就明确讲，实行一国两制。我还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意思就是说，香港和中国之间可以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实行社会主义。 　　根据邓先生的设想，不光是一国两制，一个世界两种制度也是可以的。你欧洲、美洲可以实行资本主义，那亚洲，还有非洲那些国家，也可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一国两制可以推广的，大家彼此见证，最后哪种制度好，就自己去实行。不一定需要打仗，打得全世界都毁灭。 　　一国两制已经十年了，大家和平相处，是可以的。一国两制，当时我就认为，在香港是可以实现的，现在证明了，广东与香港就隔一条河，互相来往的人也很多，两种制度却是互不侵犯的，也互相不干预事务。 　　新京报：一国两制的构想早先是为了台湾准备的，结果先在香港的土地生了根。最早你与蒋经国有过接触，有没有提过这方面的想法？ 　　金：几十年前我到台湾访问，见到蒋经国先生。当时蒋经国讲，国共两党，打内战打了很久，现在如果要和平解决，他也同意的。我对他讲，反攻大陆你就不要搞了，你集中精力把台湾经济搞好，人民生活提高，这样的话，对中国贡献很多，在历史上的贡献也很大。他说，“你的意见挺好的”，他会考虑。 　　现在台湾人常常来到香港，看到香港人生活还是这样，看到港币可以自由流通，没有外汇管制，这个很重要的，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对台湾和平统一有一种很好的示范作用。 　　参与起草基本法时曾有犹豫 　　新京报：在你办《明报》时，中央政府邀请你参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你也是经过反复权衡的吧。 　　金：为香港服务是应该的，不过，那时我自己办明报，报纸是绝对中立的。 　　当时中央希望我参与基本法制定，我就说，如果我做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话，就可能要损害到明报的中立性。 　　后来中央又对我说，我不用牺牲什么，只要好好制定基本法，为香港服务就行了，我就同意了。当时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没有这种职务，我们只是为香港做事。 　　新京报：当时你主要负责哪些内容？ 　　金：当时成立了5个小组，我在第三个组关于政治体制的。我是香港方面的组长，内地方面组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萧蔚云教授，前年刚过世的。我们就研究，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就设计，行政长官如何产生，行政意见和立法局意见不统一时，如何解决等等问题。 　　新京报：在五个小组中，听说你们这个小组争论相当激烈。 　　金：我们小组里面还有一个姓查的，是我的长辈，当时我们共同拟定了一个方案，叫双查方案，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当时香港很多舆论领袖，都是英美毕业的，在香港媒体上，他们观点就是大谈英美的民主方式。我的意见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跟英美去比的。 　　我们的基本法首先就申明，香港基本法是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国宪法规定香港采取什么办法，就得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香港的制度必须得中国批准呢。 　　新京报：但是为什么有的代表还是要求双普选呢？ 　　金：他们是主张双普选，想香港一收回来，马上独立，不要中央任命，要自己选，高度自治，什么事情都自己管。但我认为不可以这样子，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要归中国管了。 　　当年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讲得很温和，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是不适宜的。在和我们讲的时候，是很坚定的，绝对不可以。 　　新京报：回归这十年来，香港居民对基本法的态度有什么转变呢？ 　　金：到现在有的香港人还是不喜欢。也有人还喜欢英国人的统治，问我什么意见，我说这样的人是汉奸，不去理他。 　　香港人常常跟政府打官司 　　新京报：香港回归前，你做了很多预测，不过新闻方面的预测你失误了。 　　金：很多跟我预期的差不多。那是在1992年牛津大学的演讲，当时我估计香港的新闻自由会受到影响，但现在实际上没有控制，这个比我预料的要好。 　　新京报：我看你那本《香港的前途》，封面上写的是自由加法制等于繁荣加稳定。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与法制是你的价值观起点？ 　　金：当初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决定了，自由加法制很重要。我们有一句话，邓小平也知道的，我们情愿怕老婆，也不愿怕政府。香港人的想法就是，怕老婆可以的，老婆在家里是平等的，如果老婆很恶的话，情愿“妻管严”。香港人常常跟政府打官司，也常常会赢的。 　　香港的法制观念很强。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内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到香港来参观，香港的委员带他们一起到山上走走。开到山顶，内地的一个委员说，这里停车。司机说不能停车，会被抄牌的。那个委员说，不用怕，这里有法官在。当时香港的一名法官也在。司机说，法官也不可以的，就是港督也不可以的。 　　那个内地的委员就很有感触，说香港法制精神搞得相当好。这一点是值得内地学习的。 　　新京报：香港注重法制，这给内地有什么样的启示？ 　　金：内地最近通过了物权法，希望法制水平再提高一点。 　　新京报：香港回归十年来，遭遇了禽流感、SARS、金融风暴等一系列冲击，都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援助，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感有没有变化？ 　　金：我常常讲，香港人也是中国人，香港人不要以为你是香港人就怎么怎么样，我们背后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支持的。 　　美国的那个大投资家索罗斯，在香港的金融风暴中，他希望把港币打垮。香港政府利用财政的做法，一个政府来跟你一个人打，你钱再多，我们有几千万外汇总比你一个人多。索罗斯不打了，就走了。因为外国人看到有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支持在后面，香港垮不了的。 　　新京报：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城市，对外开放的程度很高，从你的眼光来看，香港的未来，跟内地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在融合方面怎么看？ 　　金：中国的领导人，像邓小平，为什么对香港这么倾注啊，希望香港繁荣稳定，因为当时中国十块钱的外资，有六块钱是香港人投的，所以香港对于中国很重要。现在，外国资金已经来得很多了，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很强大了，但香港还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中国人重侠义少公民精神 　　新京报：回归这十年，也恰好是新技术革新传媒方式的十年，互联网还是营造了意见空间在扩大的感觉。 　　金：我不上网，我反对电脑的。 　　新京报：为什么呢？ 　　金：有了互联网，我办报纸没人看了（笑）。 　　互联网还是蛮好的，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好的。你在网上发表文章，有一定的自由。不过说到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挥拳，你有挥的自由，但是到我的鼻子一寸为止，否则你就妨碍到我的自由了。你可以发挥你的自由，但你不能妨碍人家的自由。 　　新京报：你在英国读书的生活怎么样？ 　　金：我现在在剑桥读的论文是关于唐朝的。生活跟一般人差不多，有些同学知道我是谁的，还找到我签名，我说我跟你们一样的是学生，不是作家金庸。 　　新京报：你的武侠小说很受大家欢迎，你最喜欢你书中的哪个女主角？ 　　金：我心目中，每个小说的女主角都很喜欢的。写的时候是最喜欢的，刚刚写完也还是最喜欢的，后来要写一部新的小说，就最喜欢新的女主角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倡导一种侠义精神，你怎么看待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为保护和争取自己权利而斗争的精神？ 　　金：侠义精神，中国人一直鼓励的。侠义精神是为别人的权利挺身而出，保护别人在道德层面上被认为是高尚的。但是，说到公民精神，中国很少，好像中国人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是很可耻的。假设一下，你不让警察来家里随便搜查，拼命抗拒，其他人会认为你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来保护自己，他们会觉得，你在道德上是次一等的。 　　新京报：你的好多小说都运用了历史的背景，你喜欢读哪些历史书籍？ 　　金：每一朝的历史我都喜欢读。历史对人看世界是有好处的，但看通也是不容易的。历史还要结合现在的具体现实情况。 　　■记者手记 　　姜还是老的辣金庸在港岛北角的办公室很大，一半是落地玻璃窗，向外面可以看到开阔的维多利亚港。 　　海阔天空，两只鹰从窗外滑过。视线随着转到屋内，一墙高的书柜里，《射雕英雄传》各个版本，均在其列。你才想起，这不是大财阀发号施令的地方，而是一个传奇文人的读书之所。 　　金庸一口江南腔，语速很慢，思维却快，一口气会说很长时间，说着说着，便离题远了。他老人家半眯着眼，眉角也透着慈祥，仿佛很温柔，但一旦别人想插话，想引导，金庸便由菩萨低眉转到金刚怒目，喝一声：“先听我讲，不要插嘴。”棒喝后又一转而过，回归风平浪静。成名已久的人物，大抵有这样的霸气。 　　我们了解的金庸更多是小说家的金庸，作为报人的金庸，更加真实。金庸当老板那阵，据说也是很说一不二的。金庸虽已退出传媒江湖久矣，但还是个新闻人。跟记者聊了近两个小时，金庸所引之例，多半是刚发生的新鲜事件。而记者所谈之资，金庸也必有耳闻。 　　姜，还是老的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