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会笑?白活了.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21日 转载)
作者：石山 文章来源：RFA 更新时间：6/20/2007
2007.06.20
美国耶鲁大学讲师康正果所著的《我的反动自述》一书，最近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并获得好评。近日康正果回中国探亲时险遭公安扣押，后在美国领事馆官员的帮助下于6月15号返回美国。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就此事进行的采访报道。
这不是康正果回中国第一次遇到麻烦。2000年康正果回家探亲，被陕西警方先拘留后宣布监视居住，三天三夜后才回到美国。
最近，康正果因母亲病重，再次回到中国，在探望母亲之后，到上海他儿子的家中，准备飞回美国。康正果说，麻烦就发生在他儿子住宅的门前: “14号下午，我回我儿子所住的单元。在楼门口，有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并说，‘我们是西安来的。想和你谈谈话。’我说，‘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谈。’他们说最好到宾馆去。说着，其中一个人上来抓住我的胳膊。我闪开了，然后我就进楼，给美国领事馆打了一个电话。而在这时，他们紧急地、大声地在敲门。这个过程长达半个多小时。”
康正果回到儿子家中，立即致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并决定提前离开中国。但就在同一时间，两位自称是西安警察的人仍不断试图与康正果联系，要求与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谈话”。康正果说，“当天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我连着接了两个电话。他说，‘我们是陕西的警察。你怎么没有报到？’我说，‘你先说我此行到底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法？’他说，‘法倒没有犯，但你今天下午的行动很严重。拒绝和警察谈话，本身就是犯法。’我说，‘这也确实太奇怪了。我没有必要和你谈话。’他很生气地说，‘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不会主动找你了。’他们最后一句话是，‘走着瞧。’电话就挂了。”
但我还是认为， 2000年的事情已经结案了，而且美国政府直接干预了，他们无罪释放了我。到现在，你回去他还要找事
在美国领事馆官员的陪同下，康正果终于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顺利离开了中国。
康正果是美国耶鲁大学中文专业的高级讲师，上个世纪90年代离开中国前有相当坎坷的经历。上个世纪60－70年代，他因为思想活跃，热爱写作而受到过批判，不但被大学开除，并且还因为给苏联大使馆写信要《日瓦格医生》一书，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后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农民。 这些经历在康正果的自传《我的反动自述》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我的反动自述》一书，2006年被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当代汉语贡献奖。北京当代言语研究所在授奖辞中说：“康正果先生的语言自觉使他摆脱了当代汉语所遭受的污染和侮辱，在某种程度上，他唤回了我们中国人心的感觉。”
最近，这本书的英译本出版发行，引起了美国读者的关注。《纽约时报》著名的吉姆斯书评专栏在6月13日发表文章，对康正果的这本书评价很高。就在此后的第二天，西安的警察要求和与在上海儿子家度假的康正果谈话。康正果说，“包括我的纽约的出版社 Norton Press 以及耶鲁的人都认为，是不是因为《纽约时报》在13号登了这个评论，很有影响，也比较正面，从而引起了他们过敏的反应？ 我不能肯定。但我还是认为， 2000年的事情已经结案了，而且美国政府直接干预了，他们无罪释放了我。到现在，你回去他还要找事。”
我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受迫害的人，去愤怒地、感伤地倾诉或者控诉。我把我当成一个比较可笑的人物去写我遭遇的某一种荒谬性
《纽约时报》威廉吉姆斯的书评说：康正果的这部自述即使只是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写照，读起来也令人获益良多。康正果的妙笔，加上译者苏珊极佳的英文翻译，康正果在中国的那段心酸经历就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
最近二十年来，描述文革前后中国情况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为数不少，为什么康正果的书，能被如此看好呢？对这个问题，康正果的回答是，“我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受迫害的人，去愤怒地、感伤地倾诉或者控诉。我把我当成一个比较可笑的人物去写我遭遇的某一种荒谬性。我讲述的方式很让美国人感兴趣。”
康正果认为，中国文字原本就非常优美平缓，但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五十多年中，中国人逐渐被强加了一种固定的话语系统，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写作中，人们都在不自觉的使用。康正果说，正因为感悟到这个问题，他在行文用字上，尽量以平常心，贴近生活和人性，这大概是《我的反动自述》这本书颇受好评的一个原因。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采访报道。
附录:康七年前的中国行:
康正果：恶梦还在恶
作者：康正果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５日是我从美国回到西安探亲的第五天，那天一大早我还未起床，八个国安局便衣突然闯进了门，他们简单说明了来意，就强行把我从母亲家带了出去。他们说这叫“回访”，是对很多回国人员都要例行公事的访问，让我不要紧张，只是嫌在家谈话不太方便，所以得用他们事先停在大院角落的桑塔那车把我拉到一个方便的地方去问些事情。车子拐了好多弯，一直疾驰到附近的电力技校招待所大楼前。我先是跟那八位一起在楼下的餐厅吃了早餐，接著就被带入七楼上早已给我包好的房间。我看见还有他们的人在陆续下楼吃饭，一副刚下了夜班的样子。他们显然昨夜已进驻这里，早爲今天的回访做好了准备，此刻都出出进进，摆出了大动干戈的阵势。一上来便是检查身份证件，我的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被他们顺便押在了手中。对所有遇到麻烦的入境者来说，这可是栓住你手脚的无形镣铐，一旦被没收了那些东西，人家就是放你走你也走不开了。就这样，我一觉醒来还没来得及静下来细想是不是恶梦走进了眼前的现实，就呆头呆脑地被那帮人硬请进了这颇具高消费色彩的羁留宾馆。
说是问话，其实就是审讯，不过一开始温和一些罢了。他们说是爲了缓和气氛，特别抽调了“六四”事件后审查过我半年之久的老相识来对我开审。这种审问我已经过不少，审问者总是假设你犯了很多很多他们已经掌握的罪行，但他们并不一一指出来让你确认，而是绝对要求你主动交代，以期漫天撒网，好从你口中套出尽可能多的情况。你若是轻信了那坦白从宽的许诺，核桃枣子一股脑儿乱往外倒，那势必把你自己和别人都倒进罗网。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向他们讲清了我的出发点和界限：既然是回访而非审讯，我就没有主动交代什麽问题的必要，谈话得从他们向我提问开始，并以此贯串始终，我能回答什麽就回答什麽。
问话从盘问我出国后与西安朋友的通信关系开始，很快跳跃到了解我在美国与刘宾雁、胡平的交往，其中特别对１９９５年初魏京生判刑后我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反革命罪与谎言专政》一文表示了他们的极大不满。我自知我没做什麽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所以最终也没追问出什麽有价值的口供，于是他们只好摊出底牌，径直说出抓我到这里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说法，能带我到这里来问话，他们是掌握了确凿的罪证的：原来他们在抓我的前一天搜查了我西安的一位老友之家，抄出了我移居美国后写给他的所有信件和所寄的剪报、刊物，并于当晚将此人带到这宾馆关起来审讯。抓我来就是要让我交代我给那老兄都寄了什麽刊物和寄了多少刊物，同时也想进一步了解我还给什麽人寄了多少类似的东西，以及我是受谁的指使给国内寄这些违禁刊物的等等。基本上就是这麽个案情。总的来说，支援魏京生的那篇文章是刺激他们找事的根子，而从老友处抄出的信件和刊物，则是我让他们攥在了手中的把柄。这老友一向关心中国的社会现实，退休后在家无事，故自我赴美后一直和我书信来往，不过出于求知、猎奇的心理，想通过我多读些国内看不到并且不看的报道和评论罢了。我虽在政治上碰过不少钉子，人也过了五十，但依然未改脱略的旧习，还是一味抱著从前纯真的社会关怀，总觉得能满足老友的阅读愿望，又传布了说出真相的资讯，横竖都是我该做的好事，于是便常花钱给他邮寄《民主中国》、《北京之春》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评论刊物。之所以被他们特别问起了刘宾雁和胡平，是因爲我把这老友的地址交给了刘，由刘直接给他寄了些读物，而另一友人写了篇文章让我帮他投稿，我自作主张交给了胡平发表在《北京之春》上。整整一天的审讯下来，我才发现事情并非我自己这些年来所想的那麽天真：可以说自我给那老友寄起了刊物，我们的邮件往来就一直受到安全局的检查，不过他们邮检后并未没收，而是照常放那些东西过去，让收件人和我都觉得平安无事，好放下长线钓大鱼，让我先给自己积攒旧帐，等我回西安探亲时再一起清算。现在他们总算等到了算帐的日子，所以先抄了那老友的家，拿那些东西来给我罗织罪名。包括我代爲投稿的另一友人，我寄给他登载他那篇文章的《北京之春》，也被他们从中截走。我想，这就是他们一开始便向我问起刘宾雁和胡平的原因。他们要我说的事情，其实他们本来已通过长期的拆信检查弄得很清楚了。
这“回访”一直拖到当天晚上，我被留在七楼的房间，有看守陪著过了夜。次日上午，弦便绷得更紧，爲首的科长拉下长脸，说我必须写出书面检讨，承认罪过，保证此后不再邮寄此类刊物，否则是不会放我回家的。我写了两三次都没能过关，归结起来，他们断然不能接受的有以下两点：一、我说“我是站在国外新闻自由和私人邮件受法律保护的立场上来理解我寄出此类刊物的做法的，它们在发件地并不违禁。”二、我一直坚持，他们早已“通过邮检获知”那老友收到刊物的详情，并不是直至抓我的前一天抄过那老友之家才发现我寄了那些东西。这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偷拆我寄给西安亲友的邮件，因此我有一种受到诱捕的感觉。第二天一天内，从科长到处长，多次轮流对我提出严厉警告，说我若不在书面交代材料上删去这两点，我还会在这里再关下去。那科长甚至以私下建议的口气告诫我说，他们就是邮检了我寄的东西，也符合安全法的规定，我可以在心里认爲他们那样做了，但不许白纸黑字直写出来。总而言之，只要我还这样写，他们的领导就绝对通不过。事态到次日下午果然升级，他们拿出预先填好的公文，向我宣布了依法“传唤”的通知，这样在１２小时内拘禁我便算合法。于是我在那里又过了一夜。黎明前的黑暗中，我突然被看守叫醒，朦胧中只见另一个陌生的国安局人员走上前来，在我被“传唤”的１２小时即将结束之前又向我正式宣布了“监视居住”的决定。据他口头传达，从这一刻起，我可以被审查最长达半年之久，而且食宿费用均需自理。我早已听说，如今的整人不比往昔，还新添了经济惩罚的手段，我害怕到最后被大敲一笔，故坚决没有签字同意那“监视居住”。但他们说，即使我不签字，此决定也照样生效。
因爲我一进入招待所就给家里打了电话，并让家人告知美国亲友我被拘留的消息，那边立即有了反应，且迅速闹到了高层，国安局回访我的行动随即受到了干预。现在来看，搞那些“传唤”、“监视居住”之类的手续，想必都属于他们的行动在受到干预后采取的防范措施了。第三天是周末，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在下午下班前结束我的事情，所以不断催促我另写材料。爲了争取早日回家，我只好给了他们往下走的台阶，最后删去了我一直坚持而他们绝不许保留的那两点辩护，同时被迫承认了他们一定要我承认的罪行：违犯了国家安全法上所谓“制作、散布和传阅危害国家安全读物”的条款。检讨终于通过，当天下午六点左右，他们宣布我的“监视居住”到此结束。
我满腹屈辱的心情回到了母亲家中，三天的宾馆囚禁扫尽了我回国探亲的兴致。我躺在床上一幕幕回想自己多灾多难的过去，从当学生时说了所谓的“反动言论”算起，直至“六四”中写了抗议的大字报差点被捕，几十年中，我这个身爲“老运动员”的人物不知面对审查和批判写过多少蒙混过关的检讨！如今已经定居美国，本可以不再和刀笔吏们打那些交道，却因了一缕断不尽的亲情乡情，眼睁睁入此危邦，又受了这中国式政法检讨的羞辱：爲获释而写下了他们强求我自诬的言词。几十年了，我们还在开口说话、提笔写字和不许你阅读什麽的问题上遭受限制、监视和惩罚，一个自视强大的党国总是在个人的自由表达上处处设防，和国人过不去。天真的读书人每一次欣喜地以爲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好转，才举手擡足欲有作爲，便发现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写检讨因此成了我这种人一再要救赎自己的功课。文革中我曾因“思想反动”罪判过劳教，后来虽获平反，多年来却留下了一个常做恶梦的后遗症：我总是梦见我又被捕，又进入劳改队开始服刑，然后在焦急中惊醒过来。这恶梦多年来反复对我夜袭，犹如鬼魂附体，直至我举家移居美国，才从此断了它的纠缠。我以爲我彻底解脱了，谁知我又与它在西安遭遇，而且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说，初入那羁留宾馆我有点恍恍惚惚，不知是我又做起了恶梦，还是恶梦闯入了现实，抑或这世界本由恶梦构成。凡回来探亲观光的人，进入这生自己养自己的地方，想要感受的当然总是美好的东西，不幸我平白无故，又一次遭受衙门的横暴，像被剥光了衣服似的露出了一个孤立的人那软弱和无奈的私处。三天的拘留也连累、惊吓了家人，还给卸嗟木捎汛?戳瞬话玻?蠹叶寂挛以俅?氯ヒ钩っ味喽?谕馍?Γ?挤追状傥姨崆胺得馈Ｋ?曰袷秃竺辉谀盖咨肀咚欧疃嗑茫?揖痛颐Ω暮桨喾苫亓嗣拦??
凡是被抓过的回国者大概都在临放时领教过他们的叮嘱，他们要求你像收存胶卷一样把你的遭遇封在你守口如瓶的暗盒里，他们还会威胁你说，要是你胆敢向媒体公布什麽，等下次你再返回，还会有更大的麻烦，甚或你此后再也别想入境。这就是被“回访”之类的事骚扰过的人不啻数百成千，而出来后回到了言论自由的世界，愿意或敢于把经历公之于世的人少之又少的原因。那天临放我的时候，那处长发现我还是她的校友，遂以主人的姿态拉我去吃他们庆功的晚餐，我受到的款待使我感到讽刺：那规训与惩罚颇有游戏的味道，折腾的任务已经完成，面对曲终奏雅的盛宴，通过分享那犒劳的酒食，我觉得自己在他们清算我整治我的事情上沾上了与他们的共谋。真不愧碰上了商品经济的年代，连一场抓人放人的行动，都免不了以奢华的消费划下它腐败的句号。当然，杯酒间传递的资讯也很重要，比如，告知我回去后可要注意维护国安局人员的正面形象呀，这些事都应保密不得随便乱讲呀，而且人情味十足地奉劝，我母亲已上了年纪，再不回来，那最后一次的送终之道总是得尽的。种种提示加暗示，都是要让我认识到，只要我还想回来，可能发生的遭遇还来日方长呢。
我们都是萨特所说的存在中的人，谁硬谁软，谁强谁弱，是得在进入境遇，自己作出了选择，才显得出来的。你要弱时你就弱下去了，但你不甘弱时还可以再挺起来。我是受到了恐惧信号的抑制，返美后之所以沈默了将近一年，这当然和我对那隐隐的威胁怀有顾虑有一定的关系。但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说了这麽多的话，就是想能把事情的复杂性理出一个头绪。人和人对事情的感受及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一个人要在出与入的夹缝中穿越、闪避，他所面对的情况就要比仅仅膨胀在政治义愤中来得更复杂和个人化一些，那不只是一个敢不敢说的问题，其中还存在著个人是否有兴致诉说或一时间是否有能力把事情说清楚的问题。就拿我自己去年遭遇的事来说，我好长时间提不起劲诉说那段经历，实在是有太多的厌恶和荒诞充斥了那一事件的缘故。比如，亲友们好心的指责、规劝对我造成的心理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比国安局制造的恐怖更严重的成分。无论在西安或回到美国，周围都有些人──包括我妻子在内──嘲笑我自己花钱给人寄刊物的傻事，好像我无事生了非，自己把自己弄成一口菜给人家送上了门，好像是我愚蠢的多事给自己招惹了羞辱，好像我人身安全的受到侵犯咎在我不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记得我那时候被迫承认触犯了安全法，我曾无奈地质问过审问我的人：“我并没有组织暴动，没有盗窃国家军事机密或出卖经济情报，我不知道我怎样危害了国家安全。难道国家安全就如此脆弱，仅仅写了篇正面批评司法的文章，传阅了几本上边不许阅读的刊物，就会构成对它的危害！”我那讲理的争辩当然叫他们觉得可笑，但我现在还是要在此争辩说，他们可以认定我触犯了那小本本上空泛的条款，但我并没有危害国家的安全。那安全的帽子太大而无当，因爲到底是何种内容的刊物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以及它们怎样构成了危害，“安全法”上都没有确切的规定，我甚至可以说，那立法的用意本身就是要模糊严密的规定。这个政权的整个运作始终都在致力于掩盖真相和制造障碍，同时生産垃圾──物质与精神的垃圾，乃至人的垃圾，他们的安全就躲藏在由虚假和垃圾构成的障碍后面。所以，一切说出真相和排除垃圾的努力都会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但那威胁触及的只是宏伟的虚假，而非国家安全。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应该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肆意地践踏老百姓的安全，那才是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社会的安全本该由言论自由来维护，只有不敢面对真相的政府才会把它所统治的土地搞成不安全的国度。
所以，生活在不安全的国度内，渺小的个人便只能在恐惧的空气中苟且图安了，连读一本海外寄来的刊物都得付出那麽大的代价，你在那里还有什麽权利可言！就我的三天拘留而言，国安局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取得了威慑的效果，倒不是说我现在吓得不敢再寄出《北京之春》之类的刊物，而是那里已不再有可寄的物件，我也失去了以前的心情。因爲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已在事件中祸害了我的老友，我甚至能感到，受我牵连的人也对我生出怨意或起了戒心，释放之后，面对某些风闻此讯的西安熟人，他们的反应叫我觉得似乎我随时都可能给他们的安全造成危机。单纯的迫害可以激起你正面反抗的愤慨，但由于迫害而迫使人们普遍疏离你或纠正你的总氛围则有一种使你自我消解的腐蚀力量，它引起你爽然自失的心情，使你感到窝火，窝得你一肚子英雄气短的别扭。当你感到自己连累了别人的时候，或好心的劝阻者对你的顽固表示失望的时候，你就不自觉地淡下了那曾经坚持著要抗争下去的决心。去年圣诞新年间，我几乎没从西安收到什麽节日的问候或贺卡，那事件的发生使我的旧关系挂上了严霜，活活地在我和故乡故人的联系间砍了一刀。现在，我是从心情上永远地把那个生我长我的地方丢失了。这就是提起了那件事我便由不得産生的厌恶感和荒诞感。
我心中本来就缺乏加入媒体合唱的热情，我也没有在公开的诉苦中作秀出名的快感，所以我一直都没打算拿上个人遭遇的诉状去投奔新闻的操作。我担心诉苦被当戏听或当作戏唱会发出媚俗的气味，并非每一个人的受难经历都适合爲新闻热点充当定货。我有我的政治立场，我也要明确表示我的政治态度，但政治取向包容不了人性的全部价值，我们的心情、感受、记忆、所珍惜的人和物，都不是政治的表述概括得了和能述说清楚的。我是恐怕我控诉、抗议的调子落了俗套，以致歪曲、遗漏了我经历的酸涩和羞耻，所以反刍了这麽久，只是觉得隐约捉摸到了其中的原委和脉络，这才鼓起劲把一口闷气吐了出来。我是爲表白自己和清除心头的阴影而说的，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事件真相，引起他们的联想、省思，或给他们提供参考、教训而说的。特别是在近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一个个回去探亲或考察的学者都被狩猎似地套进法网，我觉得我有义务站出来说话。我不敢自诩这个人的一点声音就能有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只希望关心这一事态的公众自有公论.
从西安返美后，我从速加入了美国国籍。那恐怖加荒诞的经历已断了我的故国之念，我只能用改写的韦庄名句来表达我凄然的情怀：出国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啊！孟子说过：“爲渊驱鱼者，獭也；爲丛驱雀者，□也；爲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而在今天，爲世界驱华人者，危害个人安全之极权政府也。我们被迫地放弃了过去的情感财富也罢，只要还能自主地选择现在的安全就很不错了。那麽就让我们先安顿下来，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原载《民主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