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会笑?白活了.
听说77,78,79级大学生里人才济济,人家比我们珍惜,比我们用功,比我们成功.但是他们当年能上大学是多亏了这位查先生力排众议.
恢复高考一晃三十年了.文革一晃四十余年了.反右一晃五十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晃快六十年了...
恢复高考三十年
■人物名片
查全性 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
1925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至1959年在前苏联电化学创始人A.H.弗罗姆院士指导下从事电极过程研究。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参与者之一。
1 突如其来的参会
我父亲查谦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武汉上的，1938年跟着武汉大学到四川乐山去了。父亲到那边不久就患了地方病，病得很厉害，后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先后到了重庆、上海、南京。1947年，武汉大学把我父亲从上海请回来，我也经过统考转学到武汉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1957年我到苏联进修过几年。回国后，仍然回到了武汉大学。
1977年7月底，学校领导（记得是蒋蒲和崔建瑞）通知我，让我八月初到北京开会。
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8月1日傍晚，我坐飞机来到了武汉。原武汉大学化学系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了我。此前，他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前不久，我看了刘道玉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高校代表15人的名单是刘道玉确定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与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之后我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教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
2 大部分教师对招生不满
由于一直在高校工作，对于大学实际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当时又有另外一个口号：“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这个口号本身可能没有大错，但是，把招生情况和这个口号合并起来，在教学中就变成了“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教育水平就非常低了。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因此，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造成多大的危害？
大家都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大都在知识圈。知识分子当时虽然不是敌人，但被称为“臭老九”。所以，知识分子子弟中能够上大学的就很少很少了。这一批人在自己的家里，以及在其周围的社会关系所接触到的一些青年，极少有上大学的。大家对于这个现象，也是很不满意的。
我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而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因此，大家对家属和亲友中青年人前途的关注也是不可避免的。
3 发言建议恢复高考
8月2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还是台湾厅不记得了）开幕。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以及复旦大学苏步青，南开大学杨石先，吉林大学唐敖庆等人，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则有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周培源、钱人元、邹承鲁、郝柏林等人，共有四十多人。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我们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我们头一天开始讨论起，邓小平就每天准时到会，并和大家一起离开。在五六天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小平同志都全程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但是很少插话。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在发言中，我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接着，我提出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小平同志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我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小平同志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
小平同志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果然，我的建议得到了几乎是所有人的赞成。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1977年年底，我的大儿子、女儿同时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了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了武大化学系。我家与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同住一楼，他家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我爱人张畹蕙（也是武大化学系教师）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致贺说，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
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口述：查全性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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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参与者的不同回忆
3月13日，《高考恢复三十年》系列个人史刊出第一期，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他听后表示同意。
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而查全性对此的回忆与刘道玉有所不同，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如下：“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