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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六：珍惜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Liu Tao, January 17, 2007 @ 10:58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人数代的梦想 — 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中国将脱离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行列成为工业化国家。我国去年修正了GDP数据，将服务产业的产值进行了统计，计算到国民生产总值里，根据新修正的GDP总量我国在去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而根据日本经济起飞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经验来看，亚洲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或是1500美金冲到10000美金仅仅是15到20年间的事情，这当中不光是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财富积累，重要的一点是，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压低本国货币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比如美元）的汇率，以求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取得国际比较优势，促进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复到接近本国实际购买力的真实水平，货币升值的因素会加速地使亚洲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1700美金，而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隔10年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总量未来20年缓慢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在汇率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也将达到6000美金以上，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将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种汇率完全不变动的理论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考虑到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因素，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之前突破10000美金甚至是更高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人均产值突破10000美金，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数代人的强国梦想和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二 当中国的人均GDP跨越10000美金的重要数值之后，乘以中国在2025年时期的总人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甚至超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达到7200美金，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 097万亿美金（按实际汇率计算为2. 2248万亿美金 ），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 332万亿美金。如果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以这样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会更早地到来。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PPP，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将在未来15到20年接近和超越美国。尽管有人会对单纯的数据分析不感兴趣，或者是认为单纯的数量增长并不能带来高质量的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也不能说不重要。没有数量的积累、综合国力的提高哪里谈得上，没有量变哪来的质变。数量的增长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崛起当然离不开GDP的增长。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同等重要的，偏离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立有一席之地，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发言权，离开庞大的国民产值和国民财富的积累，怎么有可能？当然，离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也是不可行的，没有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模式，高能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也是不能长久的，经济增长的低质量也必将影响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量”和“质”其实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接近和赶超美国是国际经济政治的一件大事。1894年，正是中华民族倍受屈辱的一年，而美国经济总量也在这一年超过了大不列颠一跃成为世界龙头，到今年这样的领先地位已经持续了整整113年，无论是20世纪初的后起之秀工业化德国，还是后来的两极争霸的苏联，还是19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日本，虽然它们都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总产值上超过美国，苏联一度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在经济鼎盛年代其经济总量甚至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赶超美国的梦想都一一破灭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竞猜，谁是美国经济龙头位置的终结者。我们也将拭目以待，美国是否能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保持到第130年（1894-2024）。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改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我们正在改写世界历史。
三 随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崛起的舞台上展开，中国，这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将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历史变迁。按照中国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 %的农业人口正式转为城市居民，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被城市的经济和工业化增长所吸纳，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从2010到2020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可能更快。我国现在的城市居民约占总人口的40 %，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 %，（这其中只是按照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正式统计，而庞大的进城务工群体依然被计算在农村人口之内），所以即使按照现有的每年1 %的城市化速度，20年后我国的城市人口也将达到60 %或更高，而农村人口将低于40 %。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浪潮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将被现代的工业社会取代，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按照总量和份额计算，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将远远高于农业。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将改变这些居民的命运，也将改变他们下一代人的命运。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是欧美国家难以想象的，美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浪潮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最大一次城市化，但是跟21世纪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国城市化浪潮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城市化浪潮不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带来的经济加乘效应将是巨大的，因为新近迁入城市的居民将带来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将持续拉动中国的各项产业的发展（家居，住房，日用电器和消费品），也将成为潜在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建立大量的新兴中小城镇，在大城市附近将建立大量的卫星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将发生非常深远的变化。
四 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GDP主义增长模式将得到转变。我国在1978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的增长非常类似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到80年代时期的增长。不仅时间长度颇为接近，都是20年左右，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都很接近，那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估的货币汇率，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非常粗放，效率很低，而且发展的产业属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下游和末端，并不能代表世界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从正面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通过大量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出口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本和外汇储备，从而脱离了资本短缺的年代进入了资本相对富余的时期，而且跨国产业大量的群聚上述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也带动了研发企业的投资。当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大致完成后，由于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优势即廉价劳动力的逐步丧失，更由于大量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西方国家要求货币升值的压力随即而至。本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和本国货币的汇率上升，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迅速撤出上述国家和地区，投资到更加便宜的国家。日本在80年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四小龙在1990年代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中国在2000年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迄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表现都相当出色，在危机和挑战中，成功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大规模地投入研究、开发和高科技领域，通过内部管理和生产线的革新，通过技术变革，也通过勇敢地告别了传统产业，将国家的产业跨越到更高的阶段。当然，日本和四小龙也经历过相当一段阵痛时期，在这段时期，失业率有所上升，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国民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毕竟在乐观氛围里生活了那么多年，遭遇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到是头一次，但是日本和四小龙应该说是利用危机变成转机、利用挑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典范，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跨越到产业链条的中游甚至到中上游，日本更是冲到了产业阶梯的高端。中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也必将经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现在国际贸易的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都已经显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能否将借力使力，迎接挑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核心品牌技术和独立研发的国家，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总的说来，中国未来15年到20年这段时间，我称之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最重要时期，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真正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150年来中国一代一代杰出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强国目标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崛起、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是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式进行着。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大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完成，这注定了我们将共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我们面临的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面临着先辈从未有过的挑战。在面积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是第一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最终进入现代化社会，中国的经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先例。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既处在上升时期，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人均GDP1700美金冲到人均GDP10000美金，对于一个富有民族雄心的东亚民族来说并不一定是多大的难事，跟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港台新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跳跃，而是相应的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完善。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金后，就相应需要有与4000美金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制度和体制，没有完善的体制经济就很难实现跳跃式地增长，而且人均4000美金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见识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权力意识（特别是公民权意识）一定远远高于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社会发展一定会陷入瓶颈，社会冲突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人民对民权和法制社会的要求一定会高涨。同样当人均GDP进入10000美金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一定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更是要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上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社会依然用传统的权威治理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飞速进步的经济也在拉动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既可以在未来２０年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多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多冷静地考察历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来，将使我们有很大的受益。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有些类似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棋，从一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算赢，大家都知道有办法可以走到胜利的终点，但是一路上有很多障碍和陷阱，也有很多人为设计的圈套，走棋特别快的未必能赢，因为一旦走进一个陷阱里就可能按照规定要退后几步，倒霉的甚至要退回原点。有的人很倒霉，在离目标近在咫尺的地方因为跨步太多居然掉进大陷阱里，功亏一篑，必须退回原点重新来过，有的人在离终点很近的地方因为走的步数太少，怎么也达不到终点。只有恰到好处的步数才能保证顺利走到终点取得胜利。今天在中国国力大增、国家崛起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该以何种优先次序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改革议题。我们似乎也面临命运注定给我们的一场考验，上天给了我们很多有利条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最庞大的人口、最多的外汇储备、最奋进的国民、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飞速增加的综合国力），同时又给我们许多挑战和难题（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未完成、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我们虎视耽耽、祖国统一依然未完成），同时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可能又有一些我们不容易察觉的陷阱和弯路。我们既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实现民族宏图和远大目标，也有可能因为操之过急掉进陷阱，甚至让我们与近在咫尺的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目标擦肩而过，从而重新退回原点，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走棋太保守而贻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上天今天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的，机会中充满挑战，上升中充满陷阱，发展中充满着危机，复兴中充满圈套，现在棋交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手中了，真正的棋手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真心希望关心国家命运的国人能够理性智慧地集体思考，集中群体智慧来判断，我们怎样才能走得恰到好处，既不冒进让国家民族陷入险境，又不保守让我们错失改革良机，我们当前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什么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点、核心和关键，我们应该避开前进道路上什么样的陷阱和弯路。越是在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冷静理智地思考，更需要决策者冷静理智地抉择。因为这是我们必须下赢的一盘棋，它不同于我们玩的游戏棋，输了可以再玩第二次和第三次，而中国崛起的大棋事关国运，更需要我们的高度智慧。我们千万不要被后代子孙责骂为：“你们为什么在那样的大好形势下还把国家搞遭了，害得我们国家再次错失现代化良机……”我想，这其间我们最应担心的是政治改革进程，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改革道路上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有什么可以让中国上升的趋势逆转的话，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就是这么一个议题。所以作者在中国崛起策十三花了那么长的篇幅讲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思潮、主义和改革方案都必需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而不是倒过来国家的利益要去符合和适应某种思想和主义。今天中国的局面已经日益清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强国，甚至是世界超级大国的雏形已经形成，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会视中国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选目标，如果我们抓住未来15到20年的关键时期，就等于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搏，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大业，就等于抓住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强国之梦。日本人当年冒险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就有一种说法叫“百年国运相赌”，也就是说赢了就彻底扭转东亚中强日弱的千年局面甚至扭转世界局势，而这种赌博会影响100年中日国运的消长。今天中国崛起的局面当然不是赌博，因为中国发展的趋势让我们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机率相当高，我们需要的是稳健进步，更需要高度理智、精算和前瞻性，对前进道路上的制度改革进行精密设计和沙盘推演，因此这也是一种百年国运消长的关键时期，我称之为百年国运的联结，我们成功了，就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领袖、亚洲领袖, 进而可以争取成为世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没搞好，让国家重新陷入混乱甚至解体，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良机将再次痛失在我们手中，中国不仅作不了世界超级大国，也领导不了亚洲，甚至在东亚我们都无法取得第一的位置，当中国不幸陷入衰落和内乱之时，就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祸乱亚洲之日。因为中国的强大会让大家安份地接受北京领导下的亚洲和平新秩序，中国的弱小则会直接刺激一些不安分的亚洲民族妄想颠覆亚洲的千年秩序以浑水摸鱼。
所以我们应当用冷静的眼光和理性的精神去判断本阶段中国渐进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同时去完成与本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任务, 完成我们这一代人该作的事, 不冒进, 不极端, 尤其要做到不意识形态化, 不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加入到政策辩论中去, 不用极端的言词去煽动某些社会情绪以达到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 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本着一代人完成一代事的思想，把当前最该作的事情做好，为未来15到20年中国崛起之路打下好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在20年内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过去不敢想象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将一步步得到实现，中国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过去不能谈的题目都能进行理性讨论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如果中国现代化出现了逆转和动乱，那我们无论谈什么谈得天花乱坠都没有意义，在国家动乱中不仅培育不出真正的公民社会，也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更不会建立良好的法治社会，那就更谈不上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所以一些关于“全国普选”、“一党多党”的讨论都是作者不感兴趣的，因为作者觉得这样的讨论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更关键的是，作者觉得这样的讨论没有抓住中国当前的时代脉搏，没有把握住时代真正之急需，更没有联系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当前的中心任务。作者希望通过中国崛起策国内篇的探讨建立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较少地抽象地谈论激烈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比如所谓“民主和专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而是真正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谋取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实现，更多的“就事论事”，就具体议题为国家出谋划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医疗改革的弯路）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安定发展，那我们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谈如何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加强社会再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弱势群体阶层利益常常被损害和侵犯，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那我们就相应地讨论建立维权机制、促进公民社会等问题；比如说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那我们就讨论如何建立良好的司法体系、如何促进司法制度改革和司法独立的问题。总之，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无限上纲，更不要动不动就把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加入到讨论中来，逐渐用更多的理性、协商、温和与理智来为中国建立良好的制度尽一份力，同时逐步树立这么一种不急躁、不极端、不情绪化的温和的精神，不哗众取宠，不靠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引起别人注意，不靠极端的思想来赢得点击率，不用情绪的语言进行简单的宣泄，这一方面，有相同理想的国人真的可以一起共勉，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来树立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是多么微弱，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只要从每一个人作起，从我自身作起，这种理性的精神就会慢慢扩展开来。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树立真的需要一批有共同志向的国人共同去形塑它，共同去推广它，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期和百年国运联结时期，也同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多的时期，我可以理解网上一些人急燥的情绪化的发言，本来网络就是百家争鸣和畅所欲言的场所，但是当一些极端和激进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宣扬，就应该值得我们担忧了。因为一种社会非常流行的思想就会或多或少在该国的政治决策中反映出来，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激进的思想，就会部分影响国家的政策往某个方向发展。我最担心的是，中国转型时期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冲突被特定的群体用来宣传一种偏离现代化改革方向的理想主义的思想，甚至利用过去的一些明显负面的资源（如文革）来攻击今天的改革进程，一旦这种思想形成一种流行思潮，社会就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那样的话，连中国前进的方向都成了问题，中国恐怕又要陷入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而蹉跎岁月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批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的、真正能体察中国进步方向和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学人构筑成一个个认识论群体，为社会注入一份份理性、温和、中道和进步，要让理性渐进特别是向前发展而不是往后倒退的思想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社会政治现实中常有一种“淘汰温和”的定律，那就是温和的思想容易被淘汰，极端的思想容易走俏，因为言辞激烈、特立独行天然容易吸引别人的眼球，言辞越激烈、越极端，引起的争议和批评越大，就越容易受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越容易转化成个人利益；相反，言辞温和却容易被人认为没有奇异独特的立场，遵行中道却容易被人指责成为骑墙，辛辛苦苦讨论社会问题和提出方案却不如简单的漫骂和攻击来得容易和有气势。但是笔者始终秉承这么一个观念：中国现代化、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事大，个人的名气是小事，至于一个人能不能出名在笔者眼里是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彻底成功才是让笔者每日魂牵梦萦的根本问题。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与作者理念接近的国人，能够持之以恒地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渐进变革和温和理性注入动力，无论我们将来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位置上，我们都能作到这一点，哪怕我们一辈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人微言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让我们从自己身边作起，以自己的温和、理性与和平去影响我们身边的十个人，积少成多，积沙成石，让我们为中国的稳定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毕竟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是我们大多数人将来也要终老于此的故土，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难道还需要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吗，难道还需要有任何回报吗？
有点谈远了，回到正题。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未来20年和平崛起的黄金时期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中国崛起策十五已经谈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社会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崛起策一和五都已经谈到，还将用一策来谈），建立法治国家和透明的司法体系（这是中国当前最急需的中心任务，也是最难谈的问题，我将用一策来提出建言），稳步推广基层民主（笔者也将专门谈到这个议题），如果我们在未来20年将这四件核心的制度建设作好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性环境就得到根本保障，中国必将成为新兴世界超级大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将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将经历中国自汉唐以来的鼎盛时期。鉴于古代世界各地并不相连，汉唐的强盛也就是停留在中国本土的疆界里，而这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发生的，其给我们带来的荣耀将远远超过古代帝国时期。中华民族向上一登跃升为世界领袖的历史机遇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来临，我们既有集体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感觉，又会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在这个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作为今天的中国国民，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1月16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６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４篇文章。)
http://zhiqiang.org/blog/514.html
参阅: 中国崛起策.
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人数代的梦想 — 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中国将脱离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行列成为工业化国家。我国去年修正了GDP数据，将服务产业的产值进行了统计，计算到国民生产总值里，根据新修正的GDP总量我国在去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而根据日本经济起飞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经验来看，亚洲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或是1500美金冲到10000美金仅仅是15到20年间的事情，这当中不光是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财富积累，重要的一点是，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压低本国货币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比如美元）的汇率，以求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取得国际比较优势，促进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复到接近本国实际购买力的真实水平，货币升值的因素会加速地使亚洲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1700美金，而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隔10年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总量未来20年缓慢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在汇率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也将达到6000美金以上，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将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种汇率完全不变动的理论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考虑到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因素，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之前突破10000美金甚至是更高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人均产值突破10000美金，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数代人的强国梦想和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二 当中国的人均GDP跨越10000美金的重要数值之后，乘以中国在2025年时期的总人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甚至超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达到7200美金，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 097万亿美金（按实际汇率计算为2. 2248万亿美金 ），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 332万亿美金。如果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以这样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会更早地到来。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PPP，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将在未来15到20年接近和超越美国。尽管有人会对单纯的数据分析不感兴趣，或者是认为单纯的数量增长并不能带来高质量的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也不能说不重要。没有数量的积累、综合国力的提高哪里谈得上，没有量变哪来的质变。数量的增长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崛起当然离不开GDP的增长。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同等重要的，偏离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立有一席之地，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发言权，离开庞大的国民产值和国民财富的积累，怎么有可能？当然，离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也是不可行的，没有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模式，高能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也是不能长久的，经济增长的低质量也必将影响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量”和“质”其实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接近和赶超美国是国际经济政治的一件大事。1894年，正是中华民族倍受屈辱的一年，而美国经济总量也在这一年超过了大不列颠一跃成为世界龙头，到今年这样的领先地位已经持续了整整113年，无论是20世纪初的后起之秀工业化德国，还是后来的两极争霸的苏联，还是19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日本，虽然它们都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总产值上超过美国，苏联一度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在经济鼎盛年代其经济总量甚至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赶超美国的梦想都一一破灭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竞猜，谁是美国经济龙头位置的终结者。我们也将拭目以待，美国是否能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保持到第130年（1894-2024）。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改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我们正在改写世界历史。
三 随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崛起的舞台上展开，中国，这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将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历史变迁。按照中国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 %的农业人口正式转为城市居民，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被城市的经济和工业化增长所吸纳，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从2010到2020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可能更快。我国现在的城市居民约占总人口的40 %，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 %，（这其中只是按照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正式统计，而庞大的进城务工群体依然被计算在农村人口之内），所以即使按照现有的每年1 %的城市化速度，20年后我国的城市人口也将达到60 %或更高，而农村人口将低于40 %。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浪潮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将被现代的工业社会取代，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按照总量和份额计算，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将远远高于农业。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将改变这些居民的命运，也将改变他们下一代人的命运。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是欧美国家难以想象的，美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浪潮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最大一次城市化，但是跟21世纪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国城市化浪潮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城市化浪潮不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带来的经济加乘效应将是巨大的，因为新近迁入城市的居民将带来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将持续拉动中国的各项产业的发展（家居，住房，日用电器和消费品），也将成为潜在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建立大量的新兴中小城镇，在大城市附近将建立大量的卫星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将发生非常深远的变化。
四 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GDP主义增长模式将得到转变。我国在1978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的增长非常类似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到80年代时期的增长。不仅时间长度颇为接近，都是20年左右，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都很接近，那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估的货币汇率，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非常粗放，效率很低，而且发展的产业属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下游和末端，并不能代表世界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从正面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通过大量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出口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本和外汇储备，从而脱离了资本短缺的年代进入了资本相对富余的时期，而且跨国产业大量的群聚上述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也带动了研发企业的投资。当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大致完成后，由于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优势即廉价劳动力的逐步丧失，更由于大量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西方国家要求货币升值的压力随即而至。本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和本国货币的汇率上升，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迅速撤出上述国家和地区，投资到更加便宜的国家。日本在80年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四小龙在1990年代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中国在2000年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迄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表现都相当出色，在危机和挑战中，成功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大规模地投入研究、开发和高科技领域，通过内部管理和生产线的革新，通过技术变革，也通过勇敢地告别了传统产业，将国家的产业跨越到更高的阶段。当然，日本和四小龙也经历过相当一段阵痛时期，在这段时期，失业率有所上升，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国民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毕竟在乐观氛围里生活了那么多年，遭遇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到是头一次，但是日本和四小龙应该说是利用危机变成转机、利用挑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典范，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跨越到产业链条的中游甚至到中上游，日本更是冲到了产业阶梯的高端。中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也必将经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现在国际贸易的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都已经显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能否将借力使力，迎接挑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核心品牌技术和独立研发的国家，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总的说来，中国未来15年到20年这段时间，我称之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最重要时期，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真正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150年来中国一代一代杰出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强国目标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崛起、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是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式进行着。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大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完成，这注定了我们将共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我们面临的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面临着先辈从未有过的挑战。在面积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是第一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最终进入现代化社会，中国的经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先例。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既处在上升时期，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人均GDP1700美金冲到人均GDP10000美金，对于一个富有民族雄心的东亚民族来说并不一定是多大的难事，跟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港台新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跳跃，而是相应的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完善。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金后，就相应需要有与4000美金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制度和体制，没有完善的体制经济就很难实现跳跃式地增长，而且人均4000美金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见识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权力意识（特别是公民权意识）一定远远高于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社会发展一定会陷入瓶颈，社会冲突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人民对民权和法制社会的要求一定会高涨。同样当人均GDP进入10000美金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一定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更是要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上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社会依然用传统的权威治理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飞速进步的经济也在拉动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既可以在未来２０年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多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多冷静地考察历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来，将使我们有很大的受益。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有些类似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棋，从一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算赢，大家都知道有办法可以走到胜利的终点，但是一路上有很多障碍和陷阱，也有很多人为设计的圈套，走棋特别快的未必能赢，因为一旦走进一个陷阱里就可能按照规定要退后几步，倒霉的甚至要退回原点。有的人很倒霉，在离目标近在咫尺的地方因为跨步太多居然掉进大陷阱里，功亏一篑，必须退回原点重新来过，有的人在离终点很近的地方因为走的步数太少，怎么也达不到终点。只有恰到好处的步数才能保证顺利走到终点取得胜利。今天在中国国力大增、国家崛起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该以何种优先次序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改革议题。我们似乎也面临命运注定给我们的一场考验，上天给了我们很多有利条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最庞大的人口、最多的外汇储备、最奋进的国民、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飞速增加的综合国力），同时又给我们许多挑战和难题（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未完成、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我们虎视耽耽、祖国统一依然未完成），同时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可能又有一些我们不容易察觉的陷阱和弯路。我们既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实现民族宏图和远大目标，也有可能因为操之过急掉进陷阱，甚至让我们与近在咫尺的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目标擦肩而过，从而重新退回原点，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走棋太保守而贻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上天今天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的，机会中充满挑战，上升中充满陷阱，发展中充满着危机，复兴中充满圈套，现在棋交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手中了，真正的棋手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真心希望关心国家命运的国人能够理性智慧地集体思考，集中群体智慧来判断，我们怎样才能走得恰到好处，既不冒进让国家民族陷入险境，又不保守让我们错失改革良机，我们当前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什么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点、核心和关键，我们应该避开前进道路上什么样的陷阱和弯路。越是在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冷静理智地思考，更需要决策者冷静理智地抉择。因为这是我们必须下赢的一盘棋，它不同于我们玩的游戏棋，输了可以再玩第二次和第三次，而中国崛起的大棋事关国运，更需要我们的高度智慧。我们千万不要被后代子孙责骂为：“你们为什么在那样的大好形势下还把国家搞遭了，害得我们国家再次错失现代化良机……”我想，这其间我们最应担心的是政治改革进程，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改革道路上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有什么可以让中国上升的趋势逆转的话，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就是这么一个议题。所以作者在中国崛起策十三花了那么长的篇幅讲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思潮、主义和改革方案都必需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而不是倒过来国家的利益要去符合和适应某种思想和主义。今天中国的局面已经日益清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强国，甚至是世界超级大国的雏形已经形成，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会视中国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选目标，如果我们抓住未来15到20年的关键时期，就等于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搏，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大业，就等于抓住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强国之梦。日本人当年冒险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就有一种说法叫“百年国运相赌”，也就是说赢了就彻底扭转东亚中强日弱的千年局面甚至扭转世界局势，而这种赌博会影响100年中日国运的消长。今天中国崛起的局面当然不是赌博，因为中国发展的趋势让我们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机率相当高，我们需要的是稳健进步，更需要高度理智、精算和前瞻性，对前进道路上的制度改革进行精密设计和沙盘推演，因此这也是一种百年国运消长的关键时期，我称之为百年国运的联结，我们成功了，就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领袖、亚洲领袖, 进而可以争取成为世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没搞好，让国家重新陷入混乱甚至解体，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良机将再次痛失在我们手中，中国不仅作不了世界超级大国，也领导不了亚洲，甚至在东亚我们都无法取得第一的位置，当中国不幸陷入衰落和内乱之时，就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祸乱亚洲之日。因为中国的强大会让大家安份地接受北京领导下的亚洲和平新秩序，中国的弱小则会直接刺激一些不安分的亚洲民族妄想颠覆亚洲的千年秩序以浑水摸鱼。
所以我们应当用冷静的眼光和理性的精神去判断本阶段中国渐进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同时去完成与本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任务, 完成我们这一代人该作的事, 不冒进, 不极端, 尤其要做到不意识形态化, 不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加入到政策辩论中去, 不用极端的言词去煽动某些社会情绪以达到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 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本着一代人完成一代事的思想，把当前最该作的事情做好，为未来15到20年中国崛起之路打下好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在20年内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过去不敢想象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将一步步得到实现，中国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过去不能谈的题目都能进行理性讨论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如果中国现代化出现了逆转和动乱，那我们无论谈什么谈得天花乱坠都没有意义，在国家动乱中不仅培育不出真正的公民社会，也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更不会建立良好的法治社会，那就更谈不上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所以一些关于“全国普选”、“一党多党”的讨论都是作者不感兴趣的，因为作者觉得这样的讨论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更关键的是，作者觉得这样的讨论没有抓住中国当前的时代脉搏，没有把握住时代真正之急需，更没有联系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当前的中心任务。作者希望通过中国崛起策国内篇的探讨建立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较少地抽象地谈论激烈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比如所谓“民主和专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而是真正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谋取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实现，更多的“就事论事”，就具体议题为国家出谋划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医疗改革的弯路）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安定发展，那我们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谈如何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加强社会再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弱势群体阶层利益常常被损害和侵犯，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那我们就相应地讨论建立维权机制、促进公民社会等问题；比如说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那我们就讨论如何建立良好的司法体系、如何促进司法制度改革和司法独立的问题。总之，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无限上纲，更不要动不动就把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加入到讨论中来，逐渐用更多的理性、协商、温和与理智来为中国建立良好的制度尽一份力，同时逐步树立这么一种不急躁、不极端、不情绪化的温和的精神，不哗众取宠，不靠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引起别人注意，不靠极端的思想来赢得点击率，不用情绪的语言进行简单的宣泄，这一方面，有相同理想的国人真的可以一起共勉，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来树立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是多么微弱，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只要从每一个人作起，从我自身作起，这种理性的精神就会慢慢扩展开来。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树立真的需要一批有共同志向的国人共同去形塑它，共同去推广它，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期和百年国运联结时期，也同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多的时期，我可以理解网上一些人急燥的情绪化的发言，本来网络就是百家争鸣和畅所欲言的场所，但是当一些极端和激进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宣扬，就应该值得我们担忧了。因为一种社会非常流行的思想就会或多或少在该国的政治决策中反映出来，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激进的思想，就会部分影响国家的政策往某个方向发展。我最担心的是，中国转型时期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冲突被特定的群体用来宣传一种偏离现代化改革方向的理想主义的思想，甚至利用过去的一些明显负面的资源（如文革）来攻击今天的改革进程，一旦这种思想形成一种流行思潮，社会就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那样的话，连中国前进的方向都成了问题，中国恐怕又要陷入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而蹉跎岁月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批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的、真正能体察中国进步方向和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学人构筑成一个个认识论群体，为社会注入一份份理性、温和、中道和进步，要让理性渐进特别是向前发展而不是往后倒退的思想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社会政治现实中常有一种“淘汰温和”的定律，那就是温和的思想容易被淘汰，极端的思想容易走俏，因为言辞激烈、特立独行天然容易吸引别人的眼球，言辞越激烈、越极端，引起的争议和批评越大，就越容易受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越容易转化成个人利益；相反，言辞温和却容易被人认为没有奇异独特的立场，遵行中道却容易被人指责成为骑墙，辛辛苦苦讨论社会问题和提出方案却不如简单的漫骂和攻击来得容易和有气势。但是笔者始终秉承这么一个观念：中国现代化、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事大，个人的名气是小事，至于一个人能不能出名在笔者眼里是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彻底成功才是让笔者每日魂牵梦萦的根本问题。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与作者理念接近的国人，能够持之以恒地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渐进变革和温和理性注入动力，无论我们将来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位置上，我们都能作到这一点，哪怕我们一辈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人微言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让我们从自己身边作起，以自己的温和、理性与和平去影响我们身边的十个人，积少成多，积沙成石，让我们为中国的稳定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毕竟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是我们大多数人将来也要终老于此的故土，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难道还需要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吗，难道还需要有任何回报吗？
有点谈远了，回到正题。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未来20年和平崛起的黄金时期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中国崛起策十五已经谈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社会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崛起策一和五都已经谈到，还将用一策来谈），建立法治国家和透明的司法体系（这是中国当前最急需的中心任务，也是最难谈的问题，我将用一策来提出建言），稳步推广基层民主（笔者也将专门谈到这个议题），如果我们在未来20年将这四件核心的制度建设作好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性环境就得到根本保障，中国必将成为新兴世界超级大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将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将经历中国自汉唐以来的鼎盛时期。鉴于古代世界各地并不相连，汉唐的强盛也就是停留在中国本土的疆界里，而这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发生的，其给我们带来的荣耀将远远超过古代帝国时期。中华民族向上一登跃升为世界领袖的历史机遇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来临，我们既有集体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感觉，又会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在这个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作为今天的中国国民，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1月16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６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４篇文章。)
http://zhiqiang.org/blog/514.html
参阅: 中国崛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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