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讲于庄严寺夏令营
人物简介——
沈家桢，当代大实业家与科学家，出生于浙江杭州。
1938年，日寇攻占了中国一半国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中，抗日大军急需军用电话机，当时中国还没有生产军用电话机的能力，26岁的工程师沈家桢向国民政府提出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解决方案，获政府采纳并派他只身赴德主持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军用电话机生产线，他在欧洲遇到了希特勒发动的波兰闪击战，英法对德宣战，在身陷欧洲战火的情况下，年轻的沈家桢临危不惧，坚持把所有的图纸和设备经过装备了抗日军队六十个军，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战胜利后，沈家桢与众多上海交大校友在上海创办了“人人企业公司”，从事规模庞大的进出口业务，从美国和巴基斯坦进口粮食和麻布，低进平出，帮助成千上万缺粮少衣的同胞渡过了生死难关。他捐出自己的住房和金钱，在上海成立了民生实验所，帮助谢毓缙教授在中国首次研制成功白喉疫苗，挽救了数百万同胞的生命。
1952年，因内战损失了国内全部产业的沈家桢带着妻子儿女从香港绕道英国迁居美国，开始了他的新移民创业生涯。他以惊人的商业智慧，在纽约曼哈顿用2000美元的微小资本做成了1600万美元的货轮交易，创造了一个经营奇迹，50年过去了，他的这种经营手法仍然被美国企业界奉为经典。
沈家桢是经营高手，又是一位佛学造诣深厚的佛教居士，他运用佛教精神指导企业经营，从不把商场视作战场，而是视作利人利己的好地方。他提出的“赚钱＝转钱”的理论源自佛教教义，慈悲深厚，禅机灵巧，独具特色，开人心智。沈家桢修行了大半辈子，每天诵经数遍，经常打坐参禅，有时还要闭关。他对佛理知见甚明，出版过十多部佛学专著。
沈家桢的日常生活充满了隐士韵味，不住豪宅，不吃山珍海味，家里没有豪华摆设，常年穿着夹克衫，衣服洗得发了白，枕巾磨出了洞，开的是廉价的四轮驱动吉普车，吃的是粗茶淡饭，吃完饭还要和夫人把一张餐巾纸撕开用。给家人定下严格的规矩，离开房间必须随手关灯，电脑打印文件，用的是背面还能利用的废纸……。就是这样一个消费抠门儿的人，扶贫济困时却从不手抖，而且从来不要求受益者给予任何回报，还衷心感谢别人给了他捐献钱财的机会，甚至能把得过他5 万美元资助的人忘掉是谁。
各位法师、各位同修。昨晚想想学佛的经过，发觉有一点值得向各位提出报告：我现在的心态，是衷心感激这一生中，所有遇到过的法师、长者、大德、善知识、父母妻友。而特别要强调，我昨晚所发觉的一点，是我衷心感激所有见到过的男人女人，不论时间短长，即使仅是见过一面，笑过一笑，说过一句话，批评，赞叹，都对我的学佛，是有影响。甚至于不仅是人，一切有情，一猫一犬，只要有缘遇到，都和学佛有关。甚至于无情的众生，也不例外！
我举一个例。几年前，香港来了一位法师，我很惭愧，此刻连他的法名都想不起来。他送了我一串十八粒的黑色念佛珠。以后既没有通讯，也没再见面。可是，各位，我那时怎会想到，这黑色的宝石念珠，竟会是今天各位面对着的千年古观音的眼珠！
回忆我的学佛经过，我得报告：我母亲是极虔诚的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者。我的对观世音菩萨的恭敬信仰，可以说是渊源于我母亲。而在中年以前，凡遇到急难的时候，总是祈求观世音菩萨，也是得之母亲一直的熏导。
我到现在为止，佛经中缘最深的，一是楞严经，一是金刚经。楞严经是我第一本看到的佛经，也是我对佛法发生兴趣的开源。而这本佛经，则是我无意中在父亲的书架中抽到。我常想假定父亲不买佛经，不放在书架上，我什么时候才会有缘接触佛法呢？即此一事，我已应十分感激我的父亲。
一个人年纪大了，回忆起许多过去的事实，有时真觉得不可思议！十七岁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梦，因为讲过几次，至今还显得十分生动。而这个梦，经过六十多年的事实证明，简直像是我的自传的缩影。
那是一九三零年，我梦见我在挤满了人的一个大圆顶的广厅中。这大批人中，最令人注目的是许多小孩子都结了红色的领带。各位，那时候根本没有后来所谓红卫兵的观念，也没有在任何书本照片中看到过这种红领带的孩子。在梦中，有人对我讲，这个地方正在革命，你得赶快离开。
这个大厅有三道门，梦中觉得都有人守着，但终于冲出了这三道门。外面是一条小河，我就躲到河边很高密的芦苇中。远远的看见有四个背掮着枪在追寻我的人。
隔了一段时候，我走出芦苇，听见河的那岸有人在叫我。那是一位中年的女士。她左臂挽着一个竹篮，篮里有一团淡黄色的绒线，她正在织绒线。各位，请记住这一点，因为下面我还会提到。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心中生起无法形容的舒适感受。她那慈悲、祥和、微笑的脸，竟令我舍不得将眼移开。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呢？我这边要好得多哩！”十分柔和的声音。
“我怎么过河呢？”因为我觉得这河太宽，没法跳过去。既不见有桥，左右也不见有船。忽然，我觉得这位女士即是我母亲常讲的观世音菩萨！
“你看！”我跟着她指的方向，看到河中涌出一连串的木桩，可以踏着过河。
当我踏着木桩过河时，看到有许多鸭子在混浊的河水中，以各种姿态戏水。忽然，这许多鸭子都变了裸体的婴孩，也一样的以各种姿态在游泳玩耍！我急急过河，也没有功夫去顾到这些婴孩。可是鸭子变成婴儿的这一个念头，始终忘不了。这个梦之后，我对鸭子就觉得吃不下口，一直没有再吃。
这时候我已经站在那女士的面前。她指着一个方向，很关心的对我说：“你看！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那是一望无际一片黄金色的麦田，麦浪起伏，远远的地平线上，太阳正放射着万道金光。这是一幅永不能忘怀的景色！
我是生长在杭州。小学、初中是在英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念书。我们得读圣经，得做礼拜。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教科学的老师。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彩色的眼睛模型来上课。他很生动地讲解了人眼的结构、功能、效力。最后，他说：“现在你们可以明白，眼睛只是一种工具！工具用得久了，或者用得不小心，它会旧、会破、会坏。正如我们的眼睛也会老，会有病，看的能力会逐渐减退！”
在听老师讲这个结论的时候，忽然心中闪起一个问题：“如果眼睛只是一种工具，那么谁是使用这工具的主人呢？”
在我读的教会学校里，有一位训导长，他也是牧师。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请教他。他是一位很慈祥的老师。所以我就将我心中的问题去请教他。
他听了之后，很安祥的对我说：“孩子啊！上帝造了您，给您眼睛，当然您是主人翁。还有什么人是用您的眼睛的主人呢！”
“慈父啊！（我们都称他为father）可是我又是什么呢？”
他没有正面的答复我这个问题，只叫我好好的去多念圣经。可是我在圣经中找不到答案！
各位！昨晚我整理一下我的学佛经过，觉得应该以父母的缘，十七岁的梦，及眼睛只是一种工具的这个发现，作为我学佛的第一阶段。而在这阶段中，“用这工具的主人翁是谁呀？”这个疑问，现在想想，实在是学佛的核心。希望各位能放在心中，也许即是这一句话，可以启发您本具的智能。
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智能人人本具，本来圆满。所以既不是可以求得，也不是任何人能够给您，要靠您自己启发。而您遇到的任何人，遇到的任何事，不论这个人、这件事，以您的心态认为是好是坏，都有可能启发您本具的智能。这种机会，要看您是否抓得住。
我回忆学佛经过的第二阶段，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动荡的一个阶段。从高中、大学、订婚、抗战、被派去德国、世界大战爆发，一九四一年回国，结婚、去昆明参加创办电话制造厂。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回到上海，创办私人企业；然后一家六口（这时又添了传缙及馥儿）迁香港，往伦敦，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定居美国。这其间千变万化，艰苦惊恐，举不胜举。但现在想想，“用工具的主人翁是谁？”这个问题，却一直随着我的生活，在滋长扩大。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深信不但眼睛是工具，五官四肢，内脏头脑，这整个肉体，事实上没有一件不是工具。换句话说，父母所生的所谓我，只是给我的一套工具。这套工具，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好有差，会旧会老，要有病痛，在一刻不停的变，终至于会死亡消灭。楞严经中佛称之为“攀缘心”。而称真真的我为“识精元明”、“能生诸缘”、“元清净体”。但在这第二阶段，我对这文字上解释的真我，都还不够清楚，更不必谈有什么实证了！
在这千变万化的二十几年中，有三件事值得向各位报告。也许因缘偶合，有的会引您生起一些启发。
第一件是有关我这生学佛过程中遇到的重要人物居和如。和如的姊姊和我姊夫的三弟孙祥萌是夫妻，他们都住在上海。从未见过面。我去上海进交通大学的时候，曾因祥萌兄嫂的介绍，和和如见过二面，都是十分匆促，并没有谈过话。知道她父亲是中国银行总行的副经理，家教很严。
当我进入交大二年级的时候，被选为级长。有一次，我已安排了在星期六下午召开执行委员会。星期四的那天，当我从图书馆做了功课回到宿舍时，同学对我讲：“有一位居小姐已经来过三次电话，要请你回她电话。”将号码给了我。我一时还想不起居小姐是那一位，根本没想到她会打电话给我。
“这个星期六下午你愿不愿同我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个电影？我们二点钟在那边会面。”电话接通之后，一种轻松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心中立刻想到我有执行委员会开会啊！可是嘴竟不听我心（攀缘心）的指挥，说：“好啊！我们下午二时在大光明电影院会面。”
一见面，她就开口：“我最近织了一件绒线背心，想送给你，不晓得大小对不对？”那是一件淡黄色的绒线背心。突然，十七岁梦中观世音菩萨在织绒线的那个镜头，在心中一闪。以后的发展，各位也许已猜想得到。她和我在这世上圆满了五十年夫妻同修的缘。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地下防空室中。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资源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初，政府派我去德国，和原在求学的三位工程师共同筹备在中国兴建电话机制造厂。而我担任了和合作厂家西门子的连络人及负责采购必需的机器及工具。
在出国之前，我原想和居和如结了婚一同去德国，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柏林全市居民都发给了粮食券，高楼上也架起高射炮，情况看得出十分紧张。九月一日，德军入侵波兰。
我收到政府的一个急电，训令我自己决定今后行动。我考虑再三：留在战地有生命危险，又急想和和如早日结婚。可是电话厂的机器设备，虽已完全订购，但仅极少数交货起运；设计图样，也仅一小部份已由西门子交来。此时我若离开，不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抗战祖国的急需通讯设备，更将受到无可补救的缺乏。我不能走！
这天下午，我和那三位工程师在柏林中央火车站握别，一股强烈的凄凉孤独的感觉，笼罩了我全身。
回到西门子招待所，已晚上八时左右。一进卧室，即倒在床上，可是不能入眠。正似入睡时，又忽被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惊醒。匆匆的抓了一张毡子，走向指定的防空地下室。一到门口，可把我惊住了。所有已在防空室中的人，都已戴上了防毒面具，只有我没有！
我勉强挤到离门最远的屋角上坐了下来，觉得有很多人的眼睛都看着我。心中这时很明了，倘若毒气来袭，我将是唯一的死亡者。各位，一个人在面临生死绝望的关头，脑筋会特别敏锐，幼年时母亲对我讲的话，都记了起来，我赶紧念观世音菩萨。突然已好多年不想的一个问题，涌上心头，“谁是用这工具的主人翁呀？” 毒气可以使这套工具失其效用，可是用这套工具的主人翁呢？我又想起楞严经中佛不是说攀缘心是有生有灭，而本清净体则是一直来恒久不变，没有生死。那么，究竟谁是用这套工具的主人翁呢？还是攀缘心及本清净体都能用这套工具？我忽然又想起，为什么那天居和如打电话约我去看电影时，我心中在想：“不可以呀！我有执行会议呀！”而嘴里却说：“好啊！我们在电影院见面。”我正在沈入深思的时候，忽然觉得防空室中的人都在走动了，原来已是警报解除。走出室外，秋风一阵吹来，将我的沉思吹得烟消云散，依然故我，仍在柏林！
一九四一年春在德国任务已完，回到上海，结了婚，取道越南，到了昆明，参加创办电话制造厂。在中央电工厂的总经理恽震，第三厂（即电话厂）厂长黄君可领导之下，真是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都是重新做起，日夜忙碌。小夫妻一对，克勤克俭，既没有假期周末，又得常跑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我们住的一所小屋，曾一度中弹，全部被毁（包括和如送我的淡黄色绒线背心），所留下的，说来奇怪，只有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片，连玻璃面都没有碎（现在还挂在我的卧室里）。这样忙碌的生活，一直到抗战结束，一家四口（那时已添了二个女儿，梅儿、蕙儿），回到上海。
第三件事发生在上海的浴室中。
上海虽是一个大都市，但那时候还很少整个住宅装有热气设备的。一天，我去浴室洗澡，室内已先放了一盆烧红的炭。不知何故，我这次去洗澡，竟会忘了将浴室的门锁住。这间浴室在洗脸盆旁边有一扇小窗，当时也关着。
进去的时候并不觉得怎样。可是，正要踏进浴盆的时候，忽然失去了知觉（显是中了一氧化碳的毒）。可是奇怪的是我还能转过身来将小窗推开了一些，并且扶住洗脸盆，面对着镜子，而不跌倒。又竟慢慢的醒了过来。
后来家人对我讲：梅儿在浴室门口，说爸爸在做怪脸，又在用手拍腿。
我回忆分析这件事的经过：是梅儿正好此时走过浴室门口，无意中推开了一些浴门，我在失了知觉后又去推开了一些小窗，因此得有少数清鲜空气的流动，使我稍稍回复了一些知觉。因为在竭力念观世音菩萨求救，可是没能念出声音，只是嘴动及脸部的表情，所以梅儿说我在做怪脸；也因为我在想用手拍后脑以刺激神经，可是手提不起来，所以梅儿说爸爸在拍腿。
当时我看见镜子中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小人，欲进又退。心中在急：「这个小人就是我！不能让他离开呀！他走了，我就死了！」 这样进退了至少三次，终于走了前来。小人一消失，我已恢复了知觉，赶紧将门推开，梅儿那时已不在门外。
各位，这件事对我的学佛有相当影响。使我亲身体会到，人命随时可以终了，也即是这套工具随时可以破坏，真是差不得一点。什么人在想这个小人就是我？如果小人是我，那么在想的就不应该是我。究竟楞严经中佛说的攀缘心及本清净体的区别在那里？是什么力量使我失了知觉之后，还能转身去推窗，还能晓得要扶住洗脸盆，而不倒在炭盆上？ 这一阶段，现在回忆起来，应该称为我学佛的退转阶段，也说明我学佛基础的浮浅。在那一段时间中，既没有念经，也没有拜佛。令我想起那十七岁梦中的冲出三道关门！
在这第二阶段中，有二位善知识，我必须提出：一是第一次遇到我学佛过程中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张澄基。他那时在印度。我从昆明去印度时，特去拜望他。他那时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后来在美国再遇见他时所以会全心全意跟他学习佛法的主因。二是在香港认识了月溪法师，他是我第一位接近的中国法师。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不少“空性无限”、“真空妙有”的佛理，也懂得了一些参禅的法门。但对于我原有的疑问，似乎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启发。
初到美国，物质及精神上的生活，都很艰苦。我英语差得太远，常和美国人讲话时，看见对方眉头一皱，心里就生起惭愧难过的反应；风俗人情，又十分生疏。所以在贸易公司解散后，一度失业彷徨的期间，眼看着和如带着四个小孩（我们一直没有佣人），真是心疲力竭，耐苦耐劳，那种同心协力的热情，暗中常令我尝到酸痛爱怜的滋味！
那时，给我助力最多的是贸易公司纽约分公司经理陈棨元及魏重庆和原本是贸易公司的律师 H. L. White。一直到进入航运，向美国政府买到战后剩余物资的油轮，开始为台湾运从波斯湾至高雄的原油，生活方才安定下来。
五个星期住在纽约市的旅舍中，没有一次回家，同陈棨元、Mr. White，日日夜夜，和土耳其政府代表团，谈判接洽为土耳其购买及定造十五艘船只。及至这件业务达成，方才透了一口气，也奠定了我的航业基础。
我学佛过程的第三阶段，形式上要到一九六二年方才真真开始。可是我为什么跟各位叙述这一番在美创业艰苦的经过呢？因为这两者实在是息息相关，没有这一番艰苦，也不可能反映出日后张澄基让我在佛法中启发出本性的清净。
正是中国诗人所说的：不经一番寒澈骨 那得梅花扑鼻香
在这一阶段中，对我学佛最有影响的是二件事，也是二个人。这两位，现在都不在了！您说是观音使者，或者是善知识，都可以。总之，对我的学佛，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是一九六四年，我和棨元兄等经营的公司第一次决定发给红利。那时候对我们讲，是一笔很大的金额。 那天正好是我和和如结婚的二十三周年。我从公司回去，告诉她将有这笔收入时，两人都很高兴，小夫妻商量应该怎样去善用这笔钱。
我和和如都是受过基督教会学校的教育。她那时还没有表示对佛法有兴趣。而我则已认识了乐渡法师、张澄基、陈健民等一般佛教人士。平时当她和我讨论宗教信仰时，她常说：“您们啊！老是咬文嚼字，只会讲不会做。基督教虽然道理讲得不多但是办医院、办学校、孤儿院、老人院，做许多人们很需要的事。为什么佛教不做点这类的事呢？”我那时已稍稍懂得一点佛法，总劝她：“办医院、老人院、孤儿院这种的确都是好的，这种是所谓修人天福报。下世也许可以升天，也许更富更贵。但仍免不了堕落的可能，还是在六道之中。所以学佛，一定要修慧，那方是究竟解脱的正路。”
那天我们商量怎样运用这笔钱时，也涉及了宗教信仰。她还是主张修福，我还是主张修慧。可是她很聪明，她说：“好吧！修福、修慧既然都是好的，那末让我们来分工合作。您去修慧。您有了智能，将来可以将佛法讲给我听。我来修福，福报好，至少可以烧饭给您吃。”我记起佛教中有一个“罗汉托空钵”的故事。觉得她的话也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将那笔钱一分为二，每人一半。她的由她作主修福，我的用来修慧。
在这以前，我已因和如的朋友姜大嫂认识了初来美弘法的乐渡法师，已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美国佛教会。佛教会在纽约市北区租了一处公寓房子，办了一个佛堂，她很少去。但自从那天分工后，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做义工帮忙，烧饭洗扫，一切都做。我看在眼里，心中很觉得高兴。
大概在收到公司的钱不满二个月，有一个星期日，和如和我从美佛会出来，预备走到停车场去，忽然看见广告，有一座门面相当大的房子出售，原本是电话公司的办公厅。和如叫我将电话号码抄下来。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们不妨约个时间来看看，也许可以买下来给美佛会做寺址用。”
“那里来的钱呢？”
“用修福的钱啊！”
“您不是说应该办医院、办学校、老人院、孤儿院吗？”
“这一点点钱，那里够办这类大规模的善事呢？美佛会现在的地方实在太小了！何况乐渡法师说，有三尊大佛像在香港定做，不久将运来。我们需要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多容纳一些人，使他们来了解佛法。”她还加了一句：“也使您可以有地方多修一点慧。”
这个电话公司的办公厅，就是现在的大觉寺。
所以和如修福修得很快，而我的修慧呢，可不容易，惭愧得很，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五年之后，方第一次在大觉寺用英语讲五眼 Five Eyes 。
第二件事是在我们的船公司正发展得轰轰烈烈，我事务繁忙的时候。张澄基（他那时已在宾州州立大学教佛学）说服我，跟他去在二所大学的修静场所教我佛法。一共三次，每次三个星期。和如也很鼓励我，支持我去。
我们得早上四点起身，我不准说话，可以用笔问问题。他说，他没有资格传法，但已经得到他师父贡噶喇嘛（那时已圆寂）的允许，代他传授，所以可以将所有他在西藏、西康学到的密宗法门讲给我听。他也教我中国的禅宗修法。
我得承认，这种机缘，也可以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可是我资质太差，有时听了似懂非懂，有时也容易忘记。每次学习回家，又不能依照习练，但我对于澄基兄的恩缘，永志不忘。他是我这生学佛过程中第二位影响最大的人！
当第三次完结的那天，他说：“您今天不必打坐，也不必念咒，要一念不生，在山中盲目的经行（即是走），不要认方向，不要想走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要担心迷路。下午再见。”
等我忽然再看到修静的那个场所时，大概已经是下午四时。走进厅内，看张澄基坐在那里，我也不去理会他，一直走到自己住的房间，在打坐的地方坐了下来。面前的矮桌上放着一部大般涅盘经。可能是我走了一天，已头昏目晕，觉得书上在那儿放光。忽然我注意到窗外在飘白雪（那时是四月），心中闪了一个念头──是贡噶师父来了。这时方才看到张澄基就站在我边上，向着我微笑。
各位，一直到后来，我方才听人讲，贡噶的西藏文意义即是白雪！
第二天一早，我仍不讲话，收拾了行李，下山去小铺子中吃早点，侍女给我看菜单，问我要点什么，我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还是一句话也不会讲，侍女以为我是哑巴。 那天我开车，在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开，心中好象还是一个念头都没有。张澄基坐在旁边，看着我说：“喂！家桢，开车得当心一点。”
“打三百棒”我对他一喝。
“打三百棒”他回了我一句。这一下，可将我打醒了，我就全副精神的慢慢开车回来。
一九六九年，船公司的总经理 Mr. White 忽然中风去世。我和棨元商量，决定将船公司出售。
一九七零年出卖成功，在经济上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但使我最高兴的，还是那天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和如时，她对我讲：“我们现在不要一个修慧，一个修福了，我们应该通力合作，两个人一起来福慧双修。”
庄严寺即是在这个“福慧双修”的原则下，推动出来。这一阶段，我修慧的代表作，应该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大学所讲的《观世音菩萨的证悟过程及修行方法》。
我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我学佛的第四阶段，尚未终了。第四阶段是从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晚和如往生、八月四日一早我去佛堂发愿继续替她念金刚经开始，负责庄严寺大佛殿的建造、千年古观音的降临、写《金刚经的研究》，及电子佛典的推动，都是这阶段中的重要梦境，我还没有看到地平线上太阳放射着万道金光。十八岁时，曾在故乡绍兴，一个小山上的观音庙中，抽到一支签。那是我第一次在寺庙中见到慈容满面的观世音菩萨像。现在将这支签记在下面，祝各位身心愉快！
高危安可涉 平坦自延年
守道当逢泰 风云不偶然下面的内容从沈家桢博士在美国讲说《金刚经》的开示中摘出：
内人往生后数日，我收到加拿大冯培德居士（笔名冯冯）的快信，信中说他那几天一直在留意我内人的情形。他看到我去庄严寺讲课，也写出我课题的一部分。他说我内人的神识，是在清晨五点多的时候离开的。他看到我内人只有三十几岁的样子，穿着白色的衣服，双手合十，散发着金光，向上升去，金光顶端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也许冯冯所看到的景像我们无法了解，无法证实，但是，最起码内人在往生时没有痛苦，去得这么安详，这是学佛的人所希望的，也是一般人所希望的。十八年来，内人只是念《金刚经》，她并没有跟我讨论或研究过经义，可是她常提醒我要念《金刚经》。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很大的体悟，内人往生的情形，可以说和《阿弥陀经》所讲的有密切的关系。
沈家桢：让他们自己认识因与果
从纽约市驱车往北一个多小时，就接近肯特镇了。在一幢普通的两层小屋前，车子停住，当年在美利坚合众国航运界叱咤风云，驰骋自如，赚下天文数字钱财的沈家桢，就住在这里。
沈家桢在小客厅迎接我们。他衣着朴素，但满脸的真切笑容恰似心灵的印记，坦诚而平静。客厅四周堆满了书报材料，可见他没有与世隔绝。正准备采访，主人说已是中午， 先一起吃饭，“没有什么菜”。饭厅也很小，我们三人围着小圆桌而坐。黄米饭一碗，蔬菜两盘，豆制品一盘，清汤一碗而已。 回到客厅采访，笔者提了一个回顾沈老毕生事业的问题：“纵观你在美国的大半辈子，你觉得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沈：对美国国计民生来讲，西煤东运是一个成功。从此，美国东部的环保，美国西部的经济，都受益了。我本希望推动美国的佛教，但阻力很大，与企望相差很远，很不够。
笔者：你在美国弘扬佛教，对中国人为主，还是以美国人为主？
沈：主要对象是美国人，我主张在美国应有多种宗教让人选择。我之所以创办“世界宗教研究院”，而不是佛教研究所，就是这个道理。
笔者：你在基督教为主的国家，选择传播佛教，总有因缘和看法？
沈：我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现在还记得，12岁那年，母亲带我到浙江绍兴过浴佛节，让我把一块银元丢进功德箱，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佛教捐款。
笔者：当时，你在杭州，你夫人在上海，都是在基督教学校，可见你们从小就受西方宗教的熏陶。
沈：是的。两种宗教交替影响我。
笔者：请问，佛教的闭关，对你起什么作用？
沈：我曾闭关3次，每次21天。指导我的是张澄基教授。第一次，选定纽约州山区的汉密尔顿，在茂密树林之中找了间清静小屋，与外间完全隔绝，不许看电视，不许读书报，不许打电话，每天3顿饭有人送来，只许修行思考。
笔者：闭关前后，你对人生的态度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沈：懂得了佛理之后，我做事对人，常常为对方着想，不是只为自己着想。我做航运所以成功，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为工会着想，每造一艘新船，都请工会参与设计，并考虑工人在船上的福利。过去，工会每年都要发动罢工一次。我担任美国轮船公司总裁 10年，一次罢工都没有。为别人着想这个概念，佛教的道理就是因果，或者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