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里的玫瑰
月色如酒
跟上司请假，上司不是很高兴，问要几天，我答通知上说一天或一个案子。一天就是说没被选上或案子很短，一个案子就难说了，长者可达一个多月，象著名的ＯＪ辛普森一案。
我心里有些忐忑，早听说虽然当陪审员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没有一个雇主喜欢的，因为雇主依法要付全勤工资。有的雇主还让雇员编理由设法逃避。据说这也不难，只在遴选时表明一个偏激，不能出于公心的态度。
我特意上公司的内部网址上查了公司有关陪审员的政策，发现雇主付工资也不是无限制的，我的公司至多只付十天。如果庭审超过十天，我便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义务”陪审员了。
既然“忠孝不能两全”，我心里打定主意，看案子大小：如果是持续个把月的谋杀案，我必须退避三舍，舍“忠”全“孝”，让全家几十天喝西北风我可承受不起；但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我自然当仁不让。何乐而不为：给自己放两天假，尝试一下扮演上帝的快乐。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人生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体验。
在上法庭的前一天的下午五点过后，我打了那个指定电话。接到的是一个录音通知，通知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法院报到，就是说，我又“幸运”地通过了第二次计算机抽选。
法院大楼是灰色的，七层高。通过安全检测门，我和其他几百个预备陪审员被集中到七层的大厅。那大厅里居然还有个小小的早点部，出售甜面包圈，果酱饼，橙汁，牛奶等。我坐在硬木椅子上，一边吃着我的早点，一边看眼前的投影电视，上面正在放介绍陪审员的定义，职责，以及摘选过程的录像。之后，我们便被三，五十个地叫到各个楼层的审判厅去。从九点半等到十一点，我才听到我的名字，我正在后悔没带本小说来看。我们“义务”的时间价值给了“政府效率”最好的注解。
我们一行四十人来到四层的法庭Ｄ门前，我有种不祥的感觉，“４Ｄ”，听起来象“死定”，真真晦气。十人一排，我们坐满了旁听席。今天的法官是个浅褐色头发的中年女人，名叫朱丽。她向我们讲解了下面要进行的程序。显然在决定陪审员名单之前，还有两轮筛选，第一轮是普通问题（ＧＥＮＥＲＡＬ）回答，第二轮是特殊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问题回答。问题由已经坐在了前面的原告和被告及他们的律师提出。其中的一个高高瘦瘦，风度翩翩的老头（后来得知是被告）好生面善，在电视上常见，竟是好莱坞的肥皂剧笑星何德，我先生是他的忠实影迷。我开始激动起来：“应该是个很有趣的案子。”
通过第一轮“选拔赛”的问题，我感到这显见是个经济纠纷案，虽然详情不到正审时是不得而知的，但也最多两三天就能结案。我更来了情绪，有些跃跃欲试的劲头。
看起来原告是律师自己代表自己打这场官司，他最关心陪审团对这种做法的态度，我们中所有对此有保留意见的都“落选”了。我怀疑有些人为了逃避当陪审员而利用了这个机会，但这只有上帝晓得了。第一轮下来，我们只剩下了二十人。我开始紧张起来：已经过了五关，斩了六将，别再落个走麦城。虽然我的名字有些人念成“弃城”，我也名如其人，以保全身家性命为至上真理。在生活中我不以缴械逃跑为耻，反以为荣，虽然功败垂成也会让我顿足捶胸。
这最后一轮“竞选”着实不易，是一个一个地面谈（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很多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让人难堪。虽然我们之前都发誓要一切如实回答，一切保密，不出法庭之外，我心里还是不停地打鼓。第一个向我提问的是朱丽，她先问我她念我的姓念得对不对，我说：“差不多，这个姓的念法和写法是一致的，许多人想复杂了。不幸的是这不是我的姓，是我先生强塞给我的结婚礼物。”我的这个愚蠢的玩笑居然逗笑了何德和一些预备陪审员，虽然知道他们也许是出于礼貌，我还是对自己的幽默感有了点自信，于是紧张的神经开始舒缓下来。
我知道，想入选陪审团，我必须表现出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态度，否则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能淘汰我的资格。我于是本著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尽量不偏不倚地回答问题。有两个问题我感觉可能对我有负面影响，一是我不可回避我婆家有三个亲戚是做律师的，二是我和我的信用卡公司有过债务争执。
那次跟运通卡（ＡＭＥＸ）的较劲是以我的折戢沉沙而告结束的，至今思之还让我痛心疾首。无奈我必须对法庭如实汇报，包括一切细节。
那还是若干年前，网络商业正方兴未艾，我也正对金银首饰神魂颠倒。我从一家叫ＳＨＯＰＴＩＬＬＤＲＯＰ的网站上给小姑买了个手镯作为圣诞礼物。收到时发现与网上照片大相径庭，还发现没有退货地址。我ＥＭＡＩＬ几十次要求退货，总是被告知印有退货地址的ＦＥＤＥＸ信封已发出给我，我只需耐性等待。我等不及，向他们要地址自行邮寄，又被告知他们公司政策不允许。
这样僵持不下一个多月，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个骗局。我打电话给运通卡消费者服务部，要求拒付。他们回答需要３０天调查时间。一个月后，运通来信，说我欠的钱是有根有据的，必须马上付清，并加上迟交费，＄５０涨到了＄１００。我气怒交加，虽说＄１００不是什么大数，但我有我的原则，我不能任人宰割，不蒸馒头我也要争口气。打电话，写信，上百回，毫无结果。我烦了，累了，我把那个手镯和投诉信一起寄去运通的消费者服务部信箱。我知道我在意气用事，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月后，一家代表运通的催债公司打电话给我，说我现欠运通＄３５０，我象当年的祥林嫂似的把那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又对他们翻腾了一遍。又几个月后，另一家催债公司打电话，说我的欠帐是＄５００，但我可以交＄２５０消帐，我恨恨：“简直是无赖！”于是我赌气不理。
两年后，在我为房子申请低息再贷款（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Ｅ）时，运通再次噩梦还魂。我先生又刚好生意场上铩羽，赋闲在家，我的信用此时至关重要。运通已飘升到＄９００的旧帐让我一愁莫展。权衡利弊，丢车保帅，我向运通投降了，一张＄９００的支票省了我每月上千的房屋贷款利息，这白旗是不得已插出来的。对我那些以省钱为天职的同胞们，我只有打落门牙肚里吞，胳膊折了藏在袖子里，不然他们非笑掉大牙不可。
一周后运通的来信竟让我哭笑不得，上面不是感谢，而是严责我逾期不付帐的卑劣行为，说即便如此，我的信用史上也将永远蒙上污点。真是癞蛤蟆落在脚面上，不咬人恶心人。杀人不过头点地，运通对我“这号人”大概是恨得牙长三尺了。对运通的敲诈勒索之能事，我也叹为观止了。
为了能入选陪审团，我得把个人情绪掩藏好，做出公正的姿态。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叙述我的故事，特别强调结果是各得其所的圆满。虽然心里暗暗咬牙切齿：“对运通当然是圆满，世上哪去放这样的高利贷？百分之千的利润。”
经过十几分钟的斟酌讨论，他们确定了陪审团的名单，我坐上了陪审团１２把交椅的第七把。朱丽宣布午饭后开庭。
法院大楼的第二层是食堂。在那里，我和一个叫戴卫的陪审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一旦当过陪审员，你就进了资料库，鬼使神差般，每一两年你都可能被抽上一回，而有些人却一辈子都轮不上。他曾被抽上一个大谋杀案，正在他开始新工作的当口，搞得他差点儿丢了饭碗。
开庭伊始，由原告律师史密斯介绍案子的由来和背景，再由被告律师作必要性补充。听完整个故事，我象泄了气的皮球，真有一种拂袖而去的冲动。
故事原委是这样的：两年前的夏天，何德从加州来本城看球赛，认识了莫非小姐，立刻坠入爱河。三个月后，他们订了婚。莫非小姐得到了一枚价值１５万美元的５克拉的巨型订婚戒指。何德还为未来新家在本城置下了豪宅。何德回加州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莫非“这个女人不简单”，石榴裙下男人如织。恼羞成怒之下，何德毅然解除了婚约。莫非小姐却舍不得那颗巨钻，于是何德告上了法庭。他委托了比尔和史密斯律师事务所代办。十一个月中付了八万多的律师费，何德还没见到那钻戒的影子。何德恼了，他辞掉了史密斯，最后的一万一的账单他也只付了九千，并附上一封信，“不服，告我！”何德启用了本地的另一家律师楼，它的效率和价钱成正比，只两个月，何德拿回了钻戒。虽然他为此花了二十八万，他认为每一分都用得其所。史密斯也应战何德那封信的挑衅，真的为这两千块起诉了。迄今为止，史密斯的诉讼费用已达五万元，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这也就是我们这十二个人相聚于此的原因。
这故事让我目瞪口呆：上帝啊，我们十二个人，放下工作，抛闪妻儿，以为来到这里一尽作为公民的至高崇尚的职责，却是用养家糊口的宝贵时间来陪这两个明显钱比理智多得多（Ｍ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ＡＮ ＳＥＮＣＥ）的疯子玩一把斗气争风的游戏。
史密斯义正词严地质问何德：“用２８万换回１５万，值吗？”“值！”何德斩钉截铁，“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你用５万讨两千的债，就值吗？”何德反唇相讥。“我要讨回的是公道。”史密斯回答。
我记得先生的二哥，ＤＣ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也曾说过这句话。一年前，他借大嫂律师楼之助胜诉了一家德国公司，搞得那家德国公司竟至破产。因此除了拉了一百万亏空，这个官司也没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经济效益。他当时就是讲了这句话。
我在心里叹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法律和公正体系最健全的美国，所谓原则，所谓真理，所谓公道，也都是富人的奢侈品，都是有价的。除了少了个“左右各打二十大板”的老爷，照样是“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公正”的“质量”取决于律师的伶牙俐齿和巧舌如簧。我自信我也有过原则，也寻求过真理，我更渴望公道，但我负担不起它们的价格。十几年在美国的摸爬滚打，生存是第一位的。对于运通的恶劣服务，我曾投诉过良好商业公署（ＢＥＴ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ＵＲＥＡＵ），但如泥牛入海；我也曾试过小型调解法庭，同样毫无结果。我没有能力，也不会丧心病狂到花一万律师费去讨＄９００的公道。所以在运通的咄咄淫威下，无论多么苦大仇深，我还是屈服了。我买不起真理和原则，就只有忍气吞声。
一下午的法庭听证是这么繁琐，冗长和无聊，我忘记了在发给我的笔记本上写要点，大瞪着眼睛却半睡半醒。看其他陪审员，也和我相差无几。我心里好笑：我们这些自己都享受不起“公正”的人，却要给别人“公正”，岂不笑煞人也。
虽然我有三个亲戚是律师，但我对律师却深恶痛绝，我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摇唇鼓舌，投机取巧的职业骗子。所以我心里已经先入为主的偏向何德了。而那一下午史密斯大律师的表现也让人失望和诧异。看上去他与何德年纪不过伯仲之间。作为被告的何德潇洒自然，而史密斯显得憔悴衰老不说，还有些语无伦次。他不断口误，有时不得不重复三遍，我疑惑他史大律师不过是扯大旗作虎皮，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临离开法院时，朱丽嘱咐我们回去不要与家人讨论此案，她恐怕别人的观点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准时到达，聚集在法庭旁边的陪审团会议室里一边喝咖啡，谈论案子，一边等候开庭。快两个小时了，才见朱丽露面。她说庭审暂停，因为史大律师心脏病复发，被紧急送去医院。无怪乎他昨天下午表现那么异常，不知道这场官司的最终结果会怎样，他只怕是赔了夫人还要折兵。朱丽和我们每个人握手告别。我在寻思是否回公司再上半天班。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朱丽的一封感谢信和一张＄５０的支票，那是两天的陪审员补贴。我又想起朱丽临别时说的一句话：“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ＡＮ ＹＯＵ ＡＦＦＯＲ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