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女卫生员讲的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

1951年初，年仅15岁的卫生员王清珍跟随第三批入朝的志愿军某部踏上了友好邻邦朝鲜的领土，“过了桥那边是另一个世界：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四处都是燃烧的房屋和残墙断壁，硝烟弥漫，妻离子散的人们在痛苦中呻吟”。当时王清珍暗暗发誓，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为朝鲜仇！

　　战斗打响后，王清珍每次都要求上前线。

　　上甘岭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攻打上甘岭的主力部队是我军45师的134团和135团。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

　　1954年，作家林杉着手创作《上甘岭》剧本时，翻阅了王清珍的全部事迹材料，一个年仅17岁的少女，把伤病员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捂热、口对口地给伤员喂饭，甚至用口替异性排尿……林杉被王清珍的事迹打动了，他在剧本最后的页码上注明：卫生员王清珍就是王兰的原型。


　　针对近年来各地报刊关于“王兰”生活原型的报道一事，王清珍说：“上甘岭，无比残酷的大搏斗，造就了无比顽强的风流人物，不仅涌现了许多像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胡修道、牛保才、陈治国这样顶天立地的战斗英雄，而且也出现了许多默默奉献，同样惊天动地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这些医务人员中，有男同志有女同志，有原来搞医务工作的同志，也有过去没有搞过医务工作而投入战场救护的同志。她(他)们在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有的同志冒着猛烈的炮火，从战场上抢救下来一个又一个负伤的战友；有的同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坑道里一人护理几十个伤员；有的同志为了解决伤员的干渴，下山抢水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兰’的形象，不是创作者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又艺术地反映了生活。应该说，‘王兰’的形象，是对所有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医务工作者的艺术概括。

　　“在抗美援朝战场，在上甘岭阵地，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女卫生员，她们做得都很好，如吴炯、唐世敏、何成娟、高森、陈振安、吴世金、官义芝、陈德琳、夏柯琼等等，她们都是王兰的原型。”

　　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指导员借敌照明弹的光亮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

　　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用力投出一颗手雷。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这时战友们看到，黄继光忍着伤痛向机枪射孔不断移动，最后向前奋力一扑，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

　　当时在阵地上敌我处于激烈的争夺阶段，双方在枪炮与硝烟中进行着“拉锯”式的战斗，有时即使我方恢复了一些表面阵地，若在20分钟内筑不好工事，敌人还会反扑过来把阵地夺走。在这样的战斗态势下，卫生员要想将前方烈士的遗体运送回来是十分困难的，她们进行了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在黄继光牺牲三四天以后，抓住战斗中间的间歇机会，卫生所的三个女卫生员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娟和不知道名字的男战士一起，迅速接近敌人残破的碉堡，几个人努力从碉堡的机枪射孔上把黄继光烈士的遗体移开，并用最快的速度把黄继光的遗体运到了收容所坑道旁边的小松林子里，放在一棵松树下面。

　　在很低的温度下，黄继光烈士的遗体已经僵硬，看上去像是一尊大理石雕刻的塑像，双目圆睁，依旧透出一股英气，两手高举着，保持趴在地堡射孔上的姿势；左肩挎着黄挎包，右肩挎着弹孔斑斑的水壶和手电筒；胸腔已被子弹打烂，着弹点呈蜂窝状，肌肉被子弹带得翻了出来，形成一个很大的血洞；由于血液凝结的时间过长，加上天气寒冷，血衣紧紧粘在身上无法脱掉。卫生员们含着泪先将烈士脸上的血迹洗干净，用温水把血衣浸软，使衣服离开皮肤，王清珍再用剪刀一块块剪下来。有一位战地军事记者刚好在场，听说是战斗英雄黄继光的遗体，便让卫生员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娟、张向珍把遗体扶起来拍照。后来，这位给英雄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的记者在上甘岭战役中也牺牲了。

　　在给黄继光遗体穿新军服时，他那高高举起的双臂僵硬得怎么整也整不下来，怎么办？四个女卫生员和三个男同志共同想办法，用铁丝吊着四五个小汽油桶烧水，用烫热的毛巾持续敷到第三天，整个遗体都软和了，四肢也能扭动了，他们才给黄继光穿上崭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然后装进从祖国运来的棺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