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和农奴主：云泥之别

农奴和农奴主：云泥之别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0日14:58 《人物》杂志

　　农奴和农奴主：云泥之别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

　　也是被领主占有。

　　就是河水变成牛奶，

　　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生命虽由父母所生，

　　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农奴”在西藏当地被称为“米色”，字面上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顾名思义，除去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僧侣集团和处于权力顶峰的达赖喇嘛之外，绝大多数的西藏人都是农奴。在西方学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关于“农奴”身份的定义：

　　西藏的农民，特别是在贵族和寺院的庄园里干活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农奴。一个佃农必须把他的大部分农产品交给地主，留下的仅够养活他自己和家人。他还必须向地主和所有过路的政府官员服徭役并提供物品。未经老爷的允许，佃户不得擅离他的土地。如要离去，需先呈上西藏人称之为的“离开庄园申请书”。通常这类申请是不会被批准的。

　　农奴被拴在庄园主手中，就像狗儿被拴在院子里，就像驴子被拴在磨盘旁，白天他们劳动，夜晚他们看家，即使有一天他们要婚嫁，要出家也必须经得主人的同意。

　　食，吃的是狗食；活，干的是驴活。

　　白天是人，夜晚是狗。

　　打完场，糌粑光。

　　奴仆的睡处，在梯子下面。

　　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就是农奴的后代，他回忆起童年的境遇时感慨万端：

　　我是四川省甘孜州的藏人，也就是现在康区的康巴人。我们家就是世代为农奴，农奴里面最底层的。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家没有房子，我们家住在哪儿呢？贵族宫殿里面厨房和大厅之间有个过道，那儿有一个盖的或垫的，这就是我们的家，两个姐姐，妈妈，加上我，四个人都睡在那儿。我妈妈和两个姐姐一生下来就是这家的仆人，一年四季给他们干活，给你点吃的，给你点穿的，其他一无所有，没有地，一寸土地都没有，更没有一片瓦让你住。我降生在牛棚里，早上出生，下午我妈妈就得去劳动，你是农奴就必须得干活。

　　而一个名叫马丽·塔林的西藏贵族阶级出生的女子记录下来的她在旧西藏的生活却是这样的：她的家里有20个左右的仆人(农奴)，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总有一个仆人背着她上下楼，只因为她“很懒”；家中有人患了病，就会请来英国医生为他们诊断，或者干脆去印度治疗；马丽和她的长辈一样对伺候自己的农奴很不信任，因此他们每天早晨从上了锁的仓库里取出只够一天的粮食发给仆人。

　　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堆曾于20世纪50年代到过拉萨以西300多公里的江孜帕拉庄园，庄园的主人帕拉汪秋夫妇已经到印度去了。管家拿着两皮口袋的钥匙，为他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神秘之门，眼前的景象让扎西旺堆惊呆了！“庄园就是庄园，太富有了。酒和吃的就装满了一间房子，威士忌、人头马等等非常多，各种外国的盒式糖果、盒式点心装满了整个屋子。穿的方面，不但有绸缎的、有氆氇的、有牛绒的面料，还有各种各样皮革做的服装，比如说猞猁皮、狐狸皮、羔羊皮、豹皮，有些皮子根本没见过，非常珍贵。房间里还有收音机、留声机……”

　　太阳照到的地方

　　是“三大领主”的地方，

　　水流到的地方

　　是“三大领主”的地方，

　　山影遮盖的地方

　　是“三大领主”的地方，

　　农奴祖祖辈辈

　　没有一块立脚的地方。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身无立锥之地的农奴和享尽荣华富贵的贵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加拿大人谭·戈伦夫在他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坦言：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绝不是‘令人羡慕的’。”



　　保守的寺院集团

　　20世纪的前50年，正是风云变幻、海立山奔的年代。公平地说，西藏也并非铁板一块，死水一潭，就像珠穆朗玛峰上千年不化的冰雪，对于世界局势的变迁全然无动于衷。

　　事实上，西藏内部期待变革的声音从来没有平息过，这些声音中也必然潜伏着几个让西藏成功转型以适应世界局势的转折点，可是，当势力强大的寺院集团面对传统与变革这样的选择时，他们永远站在了“最保守的主张”这一边。

　　寺院集团保守的作风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们需要保持西藏作为宗教领土的纯粹性，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在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他们引以为傲地流露出这种保守思想，信中说：

　　地球上的许多大国都已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可是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致力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宗教国家西藏。(这段时期摄政达扎牢牢地控制着西藏噶厦政府的权力，在英国政府的挑拨煽动下，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达扎企图将西藏作为独立的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才有了以上的言论。——作者注)

　　政教合一的政治系统保障了活佛和寺院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掌控，而农奴制度则是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经济剥削制度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以农奴为基础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使得政府把基本的权力下放给每个领主，这样一来政府在乡村既没有必要派驻警察，又无需派遣治安武装。从另一个侧面说，农奴制的存在也在不知不觉中，大肆地削弱了一种复杂而精细的政府机构在西藏存在的必要性。借着这样的便利，政府卸下了向俗官发放薪水同时又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寺院复合体的重担。所以当噶厦政权处于鼎盛时期，在一片相当于整个西欧面积大小，100万人居住的土地上，只游荡着区区四五百名僧俗官员，管理着它的日常事务。

　　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力量，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似乎像一群幼儿永远无法在糖果的分配上达成一致，致使寺院不断地寻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赠，同时也更加拥护庄园农奴制这种经济制度，以便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的存在又成为了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0年，达赖16岁。

　　1950年，国民党政府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中国，新的政府此刻在东方站了起来。

　　动荡不安的时局逼迫十四世达赖走上了执政者的位置。

　　这使我万分焦虑。我当时年仅16岁，佛法修习的结束期限未到，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经验，并且我已到了知道自己多么无知还必须努力学习的年龄，因此我首先声明，我年龄还小，尚不能担此重任，到18岁才能接受这项重托……我也明白护法神和活佛喇嘛提出这种请求的原因。每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所实行的摄政统治的漫长岁月，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我们的政教制度。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内部就存在着派系纷争的现象，从而导致了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衰退。我们已到了大多数人都亟欲避免承担责任而不愿接受职权的地步。现在，面临着遭受侵略的威胁，我们更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作为达赖喇嘛，我是受到雪域佛土的全体僧俗民众一致尊崇的唯一一人。

　　这是流亡中的达赖所撰回忆录中的一部分。文中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侵略的威胁”，反映的是多年后达赖的政治立场，而在当时，达赖的亲政的确是各方面政治力量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20年前在路上的两队人马终于在决定西藏前途命运的时刻碰面了。

　　与此同时，西藏正承受着来自英国、印度、美国等外国分裂势力的干扰与压力。

　　年轻的达赖和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的虔诚的信徒们将会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