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51

作者：京夫子

第七十八节 文革派利用毛泽东 

“走资派”利用毛泽东，文革派更利用毛泽东。

由于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层，重新获得毛泽东的重用，文革派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和权力恐惧。他们明白邓小平的后台就是周恩来、叶剑英。现在是周、邓、叶等一批元老派在利用毛泽东。文革派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嫡系传人，为甚幺就不能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压制右倾派的总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呢？

文革派的实际领袖是张春桥，不是江青。张春桥有理论，懂历史，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重用，形成了文革派系的中心。文革派的人马本来还包括华国锋、汪东兴、韦国清、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一大批实力派人马，可惜江青无头脑、无胸襟、无德行，只顾了颐指气使出风头，动辄点名批判这个、斥责那个，造成了内部的大分化。

幸而毛泽东并未忘记自己理论上的主攻方向。从一九七四年初春起，他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通过“评法批儒”，来反右倾、反复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信誉。毛泽东明白，文化大革命因林彪事件已信誉大损。他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不久就会有人大闹翻案，并全面复辟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

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自然对文革派大大有利。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又一次掀起了大批判的狂风恶浪。可是林彪也好，孔老二也罢，都已是死人，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中共历来的运动，都是借了死人整活人。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确实存在过法家、儒家的争论。但是古为今用，在中共的宣传机器的蛊惑煽动下，变成了：法家主张改革，反对保守；主张进步，反对倒退；主张砸烂旧的条条框框，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文革派就是今日的法家。而儒家则主张克己复礼，竭力维护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旧秩序；走资派就是儒家的代表了。今日最大的儒家就是周恩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这是毛泽东妄图最后一次排除周恩来这个权力游戏的赢家了。薄古厚今，古为今用，毛泽东又一次把中国历史庸俗化、实用化。实在是对历史文化的肆意歪曲和亵渎。

面对着文革派秉承伟大领袖的旨意发起的新一轮攻击，周恩来因癌症日益恶化而住进了医院。但已有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牢牢控制住了中央军委，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牢牢控制了国务院，但在党中央内，却只能与文革派维持着平分秋色的平衡局面。使周恩来、邓小平深深恐惧着的，是一旦毛泽东全力支持文革派，他们便随时可能失去已有的一切。

据传，是周恩来在医院里想出了一着妙棋：利用毛泽东身边的人，来改变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初衷，来动摇“伟大领袖”全面整肃“走资派”的决心。

当时，环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是一批年轻漂亮的女人。除了机要秘书张毓凤、外侄孙女王海蓉之外，英文教员是章含之，外事助理是唐闻生，文学朗读是卢荻。其中的王海蓉、章含之、唐闻生三位，平日最看不惯江青那种矫揉造作的左派，厌恶其喜怒无常的德性，而敬爱着平易近人的周恩来总理，同情着日理万机的邓小平。

一天，毛泽东看过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上来的两份简报，考虑着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混乱状况，以及晋东南地区、河北保定地区、浙江金华地区长年武斗不息、当地驻军多有介入的局面，便问了问王海蓉的意见。

王海蓉等人便坦率地地告知毛泽东，问题出在下边，根子却在中央，年初时候，江青同志就派人到部队去“烧荒”，号召继续造反；总理病重住进了医院，小平同志忙得焦头烂额，江青他们还不肯放过……总理说，国库已经亏空了，还不让抓经济，抓生产。但总理不让我们向你汇报，免得主席担忧，主席的健康比甚幺都重要……

毛泽东拉住外侄孙女王海蓉的手问：你说的他们都是谁呀！王海蓉不肯说。其实毛泽东心里有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位，有搞小圈子的倾向。王洪文工人出身，可不要卷进去呀。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分别找王震、陈云、李先念、王洪文等人来汇报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感到军心不稳，生产停滞，武斗不息，情况严重。“批林批孔”运动不宜再大张旗鼓地搞下去了。于是他发出了“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就在这时，江青跟美国女记者闹出了《红都女皇》一事，大量泄露了她和毛泽东的私生活，使得毛泽东十分震怒：这个女人，丢人丢在国内也就算了，竟然丢到国外去了，丢给美帝国主义去了！

一九七四年的九、十月间，毛泽东两次扶病出席政治局会议，严厉批判了自己的夫人江青搞上海帮，四人帮，不搞五湖四海、安定团结。毛泽东仿佛忘记了年初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自己发出的号召了：斗则进。不斗则退、则修、则垮。如今他转而念念不忘安定团结，顾全大局，不要搞分裂。

江青、张春桥也觉察出来，眼下毛泽东极端信任的，是在身边工作而又朝夕相处的王海蓉、章含之、唐闻生三人，便竭力进行拉拢。江青多次把王海蓉、唐闻生请到钓鱼台自己的住处谈心，由张春桥介绍全国各地右倾复辟、走资派重新上台，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受走资派迫害打击的情况。

江青要求王、唐二人在毛泽东面前反映邓小平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的问题。王、唐二人当面虚作应对，可是她们于第二天就去到首都医院周恩来的病室报告了江青、张春桥的言行。

其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会议，决定全国四届人大以及国务院领导人选，筹务工作由周恩来、王洪文负责。周恩来因癌症作了手术，实际上是王洪文一人负责。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中旬，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单独飞往长沙，向住在韶山滴水洞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并趁机告了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御状，再趁机提出由江青或张春桥组阁的要求。

毛泽东是信任和爱护王洪文的，一直把王洪文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对自己的夫人江青却十分反感、厌恶。毛泽东告戒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你不要跟了她跑。你也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小宗派，搞小宗派是要摔跤的。

叶剑英听到王洪文到韶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过了几天，周恩来拖着病危之身躯，艰难万分地坐上飞机。周恩来到了长沙，去韶山滴水洞……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那十分消瘦的病泱泱的样子，毛泽东也动了恻隐之心。他才想起周恩来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近三十年来，对自己一直忠贞不二，对党鞠躬尽瘁……

这时，毛泽东不再感到周恩来是自己的威协，也不再忌恨周恩来，仿佛宿怨全消了。两人相谈甚洽，当即决定：周恩来仍做总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兼任军队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日常事务。

由于毛泽东的反复无常，患得患失，也由于周恩来广结善缘、颇得人心，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失去了在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组阁的机会。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一派获得重大胜利，占据了权力中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派，则暂时失势了，由全面功势转为全面守势。

其实毛泽东真正信赖并倚重着的，是另一股文革派实力人物：华国锋、汪东兴、韦国清、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最耐人寻味的是，王海蓉、唐闻生、章含之三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均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值得提到的是张毓凤作为毛泽东最亲近的人。倒有秉公处世的原则，政治上没有倒向任何一方。她一如既往，心中只有毛泽东，一切服从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初期，矮个子邓小平挟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重威，开始着手军队、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他大量起用自己的旧部属职掌党、政、军的要害部门。

他提出安定团结、全面整顿、提高生产的三项方针，力图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竟然忘记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间，毛泽东跟他的文学朗读人卢荻小姐谈起了古典小说《水浒传》和《红楼梦》。《水浒传》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教科书，他从小就羡慕书上描写的绿林豪杰们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传奇生活。

如今，他却极力赞扬《红楼梦》，称其为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书里有三十二条命案。他于三年前就号召全党的高级干部都要读《红楼梦》，要读五遍。还在政治局会议上问草莽英雄出身的许世友读了《红楼梦》没有？要读五遍才能懂。

这天，年老的毛泽东一边摩挲着卢荻小姐柔嫩的手一边说：《水浒传》艺术上不及《红楼梦》，写了一批大男子主义的英雄，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女人。孙二娘、一丈青也都是男性化的女人，只有个淫妇潘金莲还算是个女人。

毛泽东还说：《水浒传》露骨地描写了男女性事，西门庆跟潘金莲，杨雄的妻子跟秃头和尚，只有色，没有情。比之《红楼梦》差远了。你看《红楼梦》写贾宝玉自己的小娘秦可卿的那段乱伦情事，写得多幺的诗情画意？安排贾宝玉游太虚幻境，跟一个像秦可卿的仙子，似梦非梦地云雨一场，贯彻色空思想，色而不淫，真是妙笔。

毛泽东又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写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搞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被“主人”招安了。宋江跟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泽东的确是老了，却仍然充满性意识，且念念不忘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他用了左倾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水浒》。其实《水浒》是一部经历了时间考验、进入了世界文学宝库的辉煌巨著。毛泽东视它为反面教材，这真是蜀犬吠日、不自量力了。

毛泽东的文学朗读人卢荻颇有心计，她每天记录下毛的谈话。她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讲师，十分喜欢姚文元的文学评论文章。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卢荻将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呈送给姚文元看。

当日，姚文元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拥护毛的指示，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的评论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提议利用报刊重新开展对《水浒》的讨论。毛泽东阅信后，随即指示：同意。

于是借助毛泽东的批示，文革派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利用手中控制着的宣传舆论大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投降的运动。用宋江架空晁盖来譬谕、影射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利用毛泽东的又一次右倾指示，才渐渐抬头。他们便于当年的九月间，走出了一步关键性的“臭棋”，巧妙地安排毛泽东的亲侄儿毛远新，来到毛的身边工作，担任毛泽东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兄弟毛泽民的儿子，一九四Ｏ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毛远新三岁那年，父亲被反复无常的军阀盛世才杀害。母亲不久即改了嫁。他被送到延安，由江青扶养长大。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远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东北地区著名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一九七五年九月调来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已经当了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是新一代的“东北王”。

他认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密战友，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为死不悔改的、正在走着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最危险的潜在敌手。

据说邓小平在获知毛远新的政治倾向后，曾经极力反对调毛远新进京，但毛泽东本人点了头，江青又跑去医院请求周恩来出面和稀泥，邓小平才没有阻拦成功。

骁勇好斗的矮个子邓小平再次遇上了政治上的克星。周恩来已经奄奄一息，再无力给他以必要的保护。加上他重返权力舞台之后，大量提拔重用亲信，日益显露出独断专行、排除异己的本性，跟文革派闹的水火不容，以致毛泽东再次对他起了疑心：

自己去世后，矮个子可能成为独揽大权、否定文革的大野心家，他的永不翻案的保证是假的，他是个爱讲谎话的人！难得他在关键时刻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难保他再来一次反戈一击！

一九七五年九月后的毛泽东，已经不便于行走。他不再离开自己的住处。他十分偏爱、器重自己的侄儿毛远新，认毛远新为毛家年轻有为的传人。毛泽东因一直病着，手已不能握笔，讲话口齿不清、语言含混。他对党中央政治局所作的一切指示，只得由毛远新、张毓凤记录下来，交毛本人核准后，再由毛远新去向政治局做传达。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亦由毛远新向毛泽东转呈。毛远新成了真正的“龙的传人”。

一时间，所有的政治局成员，包括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内，无不对三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子毛远新毕恭毕敬，极力奉献各自的笑容，以获取他的欢心。由于毛远新有着鲜明的文革激进派色彩，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情报，自然是大大不利于邓小平们。

十一月初，毛泽东开始就清华、北大的教育革命问题严厉斥责邓小平。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这无疑又一次敲响了邓小平的政治丧钟。文革派大员如获至宝，开始在全国上下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因癌症不治逝世。中共高层统治集团派系之间，又陷入新一轮的无情争斗的泥沼之中。左派和右派双方均磨刀霍霍，准备大打出手。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伟人，痛苦的辗转于病榻之上，头脑却十分清醒。

他决定采取平衡术，对左派、右派各打四十大板。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以上两项指示，均立即获得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文件，将上述两项指示公诸于世。

毛泽东的决定，看似不偏不倚、中间路线，实际上却是元老保守派的大挫败，激进文革派的大胜利，毛远新的大胜利。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被解除已经到手的党、政大权。而文革派则从未掌握过控制党、政、军的巨大权力。

此时刻，毛泽东发出了他最后的英明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于是以批判邓小平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立刻兴起。经历了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清醒者，痛恨中共高层的又一次狗咬狗的斗争，工人、农民、士兵则天天召开痛打落水狗的会议，声讨邓小平的“滔天罪行”。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 ——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均有军民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更酝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的初衷是广大民众对中共年复一年的政治运动的厌弃。却很快被中共元老派系们所利用，变为一场替邓小平鸣冤叫屈的抗议运动，变成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文革派的示威。

这场示威很快被华国锋联合文革派以革命的名义施以残酷镇压。四月五日凌晨，数万名手持棍棒的郊区民兵对天安门广场实行了血腥清理。据事后透露，不下千人被殴伤，数十人死亡。中共出动上百部消防车清洗广场上的血污。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同时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

第一个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是：《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毛远新初尝权力禁果，就表现出了他不凡的野心、胆识和魄力。他明白，不将邓小平这些对手关进牢笼，到手的果实也可能随时丢失。他曾经多次对伯父大人毛泽东建议，批准他从沈阳部队调来一个部机械化部队控制北京。毛泽东却让他去找主持军委的老上级陈锡联。陈锡联却临阵胆怯，去请示华国锋，华国锋却求稳怕乱，含糊其词。

毛远新急的跳脚骂娘。再次试图说服伯父大人直接下令调兵。而伯父大人却对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的负责人汪东兴十分放心：“从井岗山起就跟着我了，跟了几十年了，汪东兴是大忠臣，忠心耿耿”。

就在这时，邓小平这只久经风浪的政治老狐狸精，却趁着毛泽东久病卧床，对于军队的控制已有所松弛的时机，偷偷地溜出北京，跑到广州，被他的老朋友、老下级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保护了起来。

据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通过毛远新又力图说服毛泽东，下令广州军区将邓小平押解回北京。毛泽东犹豫了好些天。他又一次对矮个子动了恻隐之心，始终没有首肯。

毛泽东还下令汪东兴，要保住党中央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扣人。北京的驻军要严守纪律，不要被任何人利用。

毛泽东是清醒的，又是糊涂的。他不愿为了一个被剥夺了权力的邓小平，而过早地激起军队对抗的风险。他却也就断送了自己的夫人江青、侄儿毛远新及其战友们的前程。